伊朗的想象与现实

（文 / 蒲实）

( 贝赫沙赫尔雅赫凯什村村民茹黑蕾家，几家伊朗人在这里聚会。这座土房子有上百年的历史，每到新年都会涂抹一层新泥 )

门内的世界

黄薇的晚装店开在德黑兰帕斯达兰（Pasdaran，意为“伊斯兰革命卫队”）大街的商业中心。店面不大，服装都是她在中国的服装厂设计的。吊带、低胸、束腰、大群摆的晚礼服，色彩艳丽，坠着亮晶晶的彩珠或金属片，此外还有短小齐腰的女士小西服和半截裙。黄薇翻开她的服装设计图，这些年，她摸索着伊朗人的趣味。“开始进的素雅的或纯色的晚装，根本卖不出去。伊朗人喜欢鲜艳的花纹、细碎的花纹和星星点点的装饰。也许，只要看看他们华丽细密的波斯地毯和清真寺里色彩斑斓的细碎瓷砖，就能找到他们的审美基因。”商店角落里扔着一个模特架，穿低胸无袖黄色晚礼服。黄薇说，这本是放在橱窗里的，但风化警察刚来过，说这件裙子不合规定，就暂时拿进来了。说“暂时”，是因为当下伊斯兰圣日阿舒拉节将至。风化警察说：“等过了这风头再摆出来。”

这些服装瞬间颠覆了我对伊朗的最初印象：满街裹着头巾、把曲线深埋在一袭黑色长袍里的神秘女人。在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法规定，女人着装，须遮头发，上衣过臀，下装不露腿。男女之间，表面上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授受不亲。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酒吧、舞厅、俱乐部这些“导致腐败和堕落”的娱乐场所在伊朗被全面禁止，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把非宗教的音乐视为靡靡之音（虽然他的这个意见不是教令和法律）。在我的想象里，伊朗的夜晚，必定在严肃的寂静中早早入眠。

这晚，晚装店里生意不错。一小会儿，一位带孩子的伊朗妈妈买了一套时装，一位波斯女孩买了件紧身的针织高领无袖小背心。年底，不是伊朗节庆或婚礼集中的时节，我们没赶上晚装销售的旺季。黄薇的伊朗丈夫60多岁，已经退休，在店里帮她收钱。伊朗人付账很有意思。收钱的人经常客气地说：“这是送给你的礼物。”坚持不收钱，付账的人则硬要给钱，推让一番，才交钱交货。可能只有东方人才不会误解这种有点繁文缛节的礼貌。听说过一个笑话，曾有美国人在伊朗买衣服，如此推来让去两个回合，他当了真，谢过，拿东西走人，10多分钟后，被警察逮住。当然是店家报的警。

黄薇的晚装店向我透露着伊朗人私人生活的秘密，这个世界与我所看到的公共空间存在着距离。后来，我在德黑兰街头看到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精致时尚服装店，它们让我确信存在着另一个藏在门内的隐秘世界。黄薇是第一个为我推开这扇门的人。10多年前，她作为中国城建的地铁工程师来到德黑兰，此后再未离开——她嫁给伊朗人，热爱伊朗人，说波斯语，加入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伊朗人。

( 位于德黑兰的自由塔建于1971 年，是末代国王巴列维为纪念波斯帝国2500 年所建。8 年后，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王朝覆灭 )

每周四晚上八九点钟，她打点好晚装店，回家收拾一番，伊朗的周末开始了。夜22点过后，她和丈夫驱车，前往其小姑在德黑兰郊区的别墅。小姑做时装高级定制，在德黑兰的富裕人群中生意红火。此时的德黑兰，璀璨通明，临街商店的橱窗都为黑夜留着灯。行进在车流中，透过车窗，见不到成群结队的男人或女人出去应酬或聚会。在伊朗男人身边的副驾驶座位上，几乎清一色坐着他们的妻子，身后坐着孩子们。夜22点，这正是伊朗小家庭汇聚成大家庭，出行，在家里、公园、山腰和公路边野餐的时间。

大约凌晨，他们到达小姑的别墅，家人基本都来了。花园里种满了玫瑰，这是伊朗最常见，也是伊朗人最喜爱的花。室内，小姑张罗着打牌；室外，孩子们荡秋千、捉迷藏，嬉戏追逐，大人们在草坪上铺开野餐的地毯。煤气罐上随时煮着本地产的果园牌（Golestan）红茶或英国进口的艾哈迈德茶，每人面前放一个小巧带盖的小糖罐和一杯琥珀色的热腾腾的茶，先含几颗糖，再啜几口茶，还可以悠然地抽上一支水烟，闲聊就能毫不乏味地持续到深夜两三点。喝茶是伊朗人生活中的一道风景线。我的经历是，凡逢聚会，无论聚会大小长短，在城市还是农村，富裕还是贫穷，主人必然会上一圈茶，数次斟满。波斯帝国悠久的茶文化并未因为政权变更而中断和改变，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人仍能以茶代酒，快乐似神仙。

( 黄薇（右）位于德黑兰帕斯达兰大街的服装店 )

80多岁的婆婆要是也来了，黄薇是不敢脱下头巾的，免得老人家不高兴。她的婆婆很虔诚，平日总穿黑色长袍。按照伊斯兰教法，女人的头发不能让“外男人”看到，非直系亲属和丈夫以外的男人都是“外男人”。婆婆常会问她：“我给你的那两本《古兰经》看了吗？”黄薇只能说，阅读起来有些困难。国王时代，巴列维推行全面西化和世俗化，这位老人根本不愿出门。要是必须出门，看到街上的女孩不戴头巾、穿着暴露，她时常回家掩面哭泣，哀叹世风日下。她当然是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的热忱拥护者。她的大女儿也很虔诚，头巾长袍形影相随，在学校教《古兰经》。

黄薇的丈夫却很怀旧。他早年留学英国，1979年，父亲叫他回来帮助打理家族生意，不久发生了革命，就再未回英国。他说话声音很轻，从容不迫，眼神总有些忧郁。黄薇陪我们去库姆那天，他很不情愿，并拿起剪刀，剪掉了黄薇随手抓起的公司便笺纸右角的电话号码，说：“不要让那些毛拉（伊斯兰教士）找到我们。”有一天，我们一起在德黑兰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晚饭。他对我说，伊朗人不像过去那样开心了。我环顾四周，餐厅的氛围很热烈，女人们也打扮得格外漂亮，各种颜色花饰的头巾被她们戴成了漂亮的头饰，或恰到好处地露出烫染过的刘海，或垂落在盘起的发髻上。我问，难道现在他们不开心吗？他说：“这只是少有的开心的时候。”小姑的伯伯和他一样。伯伯在巴列维时代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却无法融入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社会，郁郁寡欢，终生未娶。黄薇家的人都记得，他曾整日沉默着坐在祖上传下的水晶灯店里，躲在角落里看书，过着隐士的生活，写了几本关于伊斯兰教的书，后来穿着浴袍孤独地死于家中，直到被建筑工人发现。

( 新婚的穆吉塔巴和他的妻子在贝赫沙赫尔的家中 )

私下里，他们不爱谈政治，相反，他们总是想与政治撇清关系。他们会聊小姑伯伯的遗产纠纷，会聊东家长西家短，会为某个亲戚家子女的订婚派对请柬没发到自己手里而斤斤计较。大部分时候，伊朗人安然置身于政治之外。伊斯兰革命刚胜利的时候，被占领的美国大使馆门口很快摆了卖煮鸡蛋的小摊，摊贩们喊的口号是：“打倒美国！吃个鸡蛋！”两伊战争的时候，南边打着仗，北边的德黑兰家庭照样关上门开派对，夜夜笙歌。但这并不代表，当需要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候，伊朗人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实际上，黄薇家有着清晰的阵营划分。德黑兰有一句广为流传的笑话：“过去，我们公开喝酒，私下里祈祷。现在，我们公开祈祷，私下里喝酒。”其实，颠倒乾坤的变革力量，都萌生于伊朗人家门背后那隐秘的私人世界。

后来，在里海边的小城贝赫沙赫尔（位于马赞德兰省），我终于有幸看到了伊朗人穿晚礼服的样子。在新婚的穆吉塔巴家，他妻子邀请我看他们刚刚举行的婚礼的录像，当然，是躲开屋里的所有男人看的。婚礼那天，她穿着洁白的婚纱，做了个漂亮的发型，并且把它展示出来。不过，整个婚礼，男嘉宾与女嘉宾都待在各自的沙龙里，男嘉宾是看不到新娘的。女嘉宾这边，女人们一排排围坐，身着晚装的女人们走到前面的地毯上，随着波斯鼓的鼓点和节奏欢快的伊朗歌曲跳起舞。每个伊朗人都是天生的歌者与舞者，她们的腰肢和手腕柔软灵活，很擅长那种有点像印度舞的舞蹈。在17世纪的波斯彩绘里，你常能看到弹奏塔尔（类似琵琶的波斯乐器）、吹奏笛子和唢呐、敲击波斯鼓的女子乐队。在伊朗的这些天，在任何一个伊朗人的车里和家里，我从未缺少伊朗音乐的陪伴，而任何一个伊朗人，只要音乐响起，身体就会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虽然伊斯兰教法反对音乐与舞蹈，但波斯民族的天性却在门背后的世界里被保护得完好无损。

( 库姆伊斯兰科学与文化学院内，毛拉们在听教育部副部长助理马赫穆迪博士介绍新书《穆斯林的崛起》 )

每当我在德黑兰拥堵的交通中感受伊朗人的驾驶风格，总暗暗捏一把汗，将自己的命运交由真主来裁决。所有人都加速行驶，所有人都毫不退缩，所有人都不断地变换车道，抓住每一个机会见缝插针，车与车擦肩而过，不给可能的紧急情况留任何余地。德黑兰的车祸死亡率居世界之首。它也许正是伊朗人性格的隐喻：奔放，即兴，个人主义，无拘无束，变幻莫测。在贝赫沙赫尔，我们从村庄下山时遇上大雪，险些封山。与我们同行的一群伊朗人推着小面包车在积雪的山路上走了很远，才终于发动起来，一回到车里，立即歌声飞扬，众人拍手起舞庆祝。下到山脚，很多伊朗家庭已开车上来观雪，居然在冰天雪地里摆桌野餐、喝茶。车过之处，伊朗人无不以跳舞相迎，或扔来雪球表示友好，所有人都欢庆起来。我无法不被伊朗深深吸引，它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活力与魔力，令我眩晕，令我困惑，令我惊喜，令我感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22条规定，保护家庭的神圣性，保护个人的“荣誉、生活、权利、家庭和工作”不受外来侵犯。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曾在革命初期说道：“如果你偶然错误地闯入私宅或工作的私人场所，发现那里有腐败的武器或工具，或者离经叛道的物品，比如毒品，你没有权利将这些信息告诉给别人。你没有权利逮捕或殴打房子里的居民和房东，因为这超越了神的范围。”伊斯兰教法保护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不受侵犯和干扰。虽然在实践中，伊朗人的私人空间时而会受审查和干扰，但它从未遭破坏。什叶伊斯兰的纯洁性与波斯的感性奔放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伊朗人的双重身份。而这，赋予现政权更大的合法性。

( 什叶派圣城库姆的马尔苏玛清真寺，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本·穆萨·利达的妹妹马尔苏玛葬于此 )

寻找伊斯兰

初到什叶派圣城库姆，伊朗人哈桑姆已经等候了1个多小时。我伸出手，想和他握手，他立即把手背到了身后。上了他的车，他对我说：“对不起，在街上握手不太好。这是库姆。”库姆就像一座封闭的城堡，如果没有当地人的邀请，完全无法接近。很幸运，德黑兰大学政治系的教授阿里雷扎·萨德拉正好要来库姆，他与毛拉（伊斯兰教教士）拉克扎伊博士是很好的朋友，经常会面。这才有了我们的库姆之行。

( 贝赫沙赫尔山上的雅赫凯什村艾木让（中）家，相框里的年轻人是他的儿子默罕默德·瑞赞，18 岁时死于两伊战争 )

清晨7点半，库姆的街道上行走着许多戴着黑色或白色头巾、身着长袍的毛拉。他们的身影映衬着小街旁年代久远、颜色灰暗的泥巴墙旧房子，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巴列维时代，库姆荒凉地偏居于卡维尔沙漠边，庇护着被边缘化的宗教阶层。那时，它仅仅是什叶派的精神圣地，毛拉们待在清真寺里，只关心与真主有关的事。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让库姆成为德黑兰之外的另一政治中心，伊朗最重要的政治、宗教领袖基本都出身于库姆的神学院。大量的捐赠和天课，以及雄厚的宗教慈善基金，让库姆变得富有起来，催生了上百个宗教研究机构，宗教学者的人数也翻了倍。而库姆与德黑兰地理上的临近，更方便了宗教阶层参与和监督国家事务。不少大阿亚图拉（教阶的最高级别）在德黑兰和库姆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很多人则像萨德拉一样，在德黑兰与库姆之间来回跑。萨德拉告诉我：“德黑兰的国家政治问题，凡与伊斯兰有关，都需要来库姆请教。”

此时，拉克扎伊博士主持的讨论会已经进行了半小时。我们进入伊斯兰科学与文化学院三楼的会议室，十几位戴着白头巾的毛拉围坐一圈，手里都拿着一份文件。这天，他们的话题，是即将在全国大学里开设伊朗政治研究专业，录取、学制和课程都先在宗教学者中讨论。正是早餐时间。侍者给每人端上一份大饼和一块干奶酪，沏上一杯热茶，边吃边讨论。实际上，我慢慢发现，库姆并不总是一本正经地板着脸的：在私下里，宗教人士非常直率，在座的所有人都说得兴致勃勃。有人说，首先要找出现在的伊朗社会存在什么问题，再针对性地设置课程；有人说，法律专业不应作为主要课程；还有人说，原本读理工科的人，比如工程、数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都应可以来读这个专业。发言人说完，其他人再表达自己对发言的意见。这种常见的、非正式的“圆桌会议”，与什叶主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有关：什叶主义鼓励和强调辩论，鼓励宗教人士发展已有的《古兰经》解释。在什叶派看来，真理越争论越明晰，只是绝大多数时候，这种争论是私下的、不公开的。

( 贝赫沙赫尔雅赫凯什村的村民正在烤制伊朗人的传统美食烤肉 )

也许，只有理解了什叶主义的这种方式，才不会误解伊朗国内各派（常被媒体称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目前正在进行的言辞激烈的争论。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直言批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虽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但在库姆的宗教圈，却仍拥有崇高的地位。他们所有的争论，都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现体制。

会议进行到9点，教育部部长助理玛赫穆迪博士带着一行人走进来。玛赫穆迪也是一位毛拉，他刚出了一本书，叫《穆斯林的崛起》，待会儿，他会在学院的大讲堂介绍自己的新书。我们去旁听的时候，他正在分析国际国内局势。他说，Twitter和Facebook正以每分钟几百万次转载的速度传播信息（在德黑兰，摄影师穆斯塔法告诉我，很多年轻人都“翻墙”上Facebook），我们也要充分利用这种现代科技手段，传播伊斯兰。在玛赫穆迪看来，穆巴拉克政府的倒台和卡扎菲的悲惨结局都说明，向美国、西方投怀送抱，抛弃伊斯兰的价值观，最终都没有好下场，最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崛起了。他还认为，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几百万人正失业、挨饿，社会动荡。在我旁边的听众席上，黑色长袍里的女人们正认真地记笔记。

( 贝赫沙赫尔雅赫凯什村的雪后景象 )

萨拉德将我们带到另一个办公室，房间里还有几位穿牛仔裤或西装的人，竟然都是毛拉。穿不穿长袍、裹不裹头巾，是他们自己决定的事。一坐下，又是一人一杯茶，闲聊开始了。库姆的毛拉们以博学为荣，以著书立传、传道授业为职。他们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专长，比如，工程师、科学家和政治家。一位毛拉告诉我，他们不仅要学习《古兰经》和先贤们的思想，还要学习《圣经》和西方政治哲学，并遵循先知向东方学习的教诲，学习中国的道教、佛教、儒家学说，乃至毛泽东思想。萨拉德给我们一份学院的出版物名单。所有著述都是在论述伊斯兰政治，从伊斯兰司法、伊斯兰教政党到伊斯兰权利、伊斯兰民主和伊斯兰人权，所有西方政治中的概念，库姆的毛拉们都有自己的解释。一位蓄着漂亮胡子、头裹白头巾的毛拉告诉我：“伊斯兰并非西方所说的那样，在伊朗被政治化了。伊斯兰教本来就有它的政治诉求，这也是‘政治伊斯兰’一词的来历。”

伊斯兰教不仅是哲学和宗教，它涉世极强，对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了细致规定。萨拉德给我拿来沙发上坐着的那位穿牛仔裤、打扮得很精神的年轻毛拉刚出版的书——《伊斯兰女权主义》。在座的人看到了我脸上掠过的惊讶。年轻的毛拉解释道：“在伊朗，女性享有优先权利，地位很高，实际上，女性更加认可伊斯兰革命的成果。”我沉默。萨拉德接过来说：“在伊朗，女人可以参加选举和参政。伊朗议会实际的180多个席位中，有44位女人。我同年级的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在德黑兰大学的同事，马尔齐亚·瓦希德－达斯特杰尔迪博士，她是一位科学家和教授，现在正担任卫生部部长。”我承认，伊斯兰世界中，伊朗女人是朵铿锵玫瑰。伊朗并没有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女性禁忌，比如开车、选举、独自去餐馆等，我甚至在德黑兰的地铁里看见过张贴的女高考状元头像，邂逅过从事各行各业的伊朗女人，但我仍然无法摆脱头巾所投下的先见和偏见。我问，为什么女人必须戴头巾？一位毛拉告诉我：“其实这是对女性的保护。”我问：“为什么不可以让她们自己来选择呢？也许，对有些人来说，这种保护是多余的。”毛拉们在课堂里所受的最多的训练，就是说服人们接受伊斯兰的教义。果然，他一点不生气，从容地回答：“选择信还是不信，是她的自由。如果她自己选择了信奉伊斯兰教，那么她为什么不应该接受伊斯兰教的规定呢？”

( 伊朗城市设拉子附近的波斯波利斯遗址 )

“那她也得接受一个男人娶四个老婆吗？”在座的所有毛拉都叽里呱啦说开了。归结起来，他们的意思是，《古兰经》里这么写，实际上是想限制男人不要娶太多的老婆，四个是上限；婚姻对于女人来说，是一种保护，所以也是让男人帮助更多的女人。在现代伊朗的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人娶四个老婆。“一个就够你受啦。”毛拉们开起了玩笑。“何况，《古兰经》规定，娶第二个老婆要经过第一个老婆的同意。现在还有哪个老婆会同意娶第二个的？这条规定没什么可操作性。”听一位接触过许多上层毛拉的记者说过，其实，在库姆，开玩笑，是毛拉们本真的一面。后来，我从好几个普通伊朗人那里得知，在伊朗，男女之间婚前一定要签署一个协议。这个协议由双方的父母来商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男方需要赠送多少金币给女方。这种伊朗金币，现在500美元一枚，通常情况下，200枚是最低限额。这笔钱无需支付，而是在今后的婚姻生活中，如果女方认为有必要，即可要求男方兑现这笔钱，并且受到法律保护。这个婚前协议，还包括对女方离婚权和工作权的规定。

说话间，拉克扎伊博士带着两位虔诚的女人走进来。她们都在库姆的宗教学院里教《古兰经》，刚刚来学院，与拉克扎伊讨论社会公平的问题。她们接过了未完的话题。其中一位叫萨法兹扎迪，她给我讲了个故事：“在库姆，有两个女孩，是发小，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其中一个人的丈夫在两伊战争中牺牲了，另一个女孩就向自己的丈夫提出，把她娶过来，这样她的朋友生活就有了保障。”我担心这个故事是个宣教模板。但在里海边的村庄里，一个伊朗女孩告诉我，她的叔叔丧了妻，就去妻子的家里提亲，要娶她的妹妹，他认为，这样是帮助和告慰亡妻。也是在后来，当我听到伊朗人讲述的秘密的性、爱情和婚姻故事，我才明白，一个民族的文化，自有它的合理之处，我们自以为是的尺度，不可度量世间的一切。

( 热爱中国武功和中国文化的电影演员贾法里 )

另一位年长一些的女人——安索妮，给我放了一段她手机里的视频。那是去年哈梅内伊访问库姆时，她在巴斯基（伊斯兰武装民兵）集会上的演讲。她对我说：“看，那天，我穿着查朵（长袍），在我们的最高领袖面前，我没有任何拘束和紧张，不担心任何人会对我看这看那。”录像里，她激情澎湃地歌颂哈梅内伊是黑暗中的一盏灯，欢迎人们加入巴斯基。她说，民兵支持现政府，是政府的强大后盾和支柱；决心坚持伊斯兰的信仰，不做坏事。那一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库姆停留了10多天，他希望在2009年的大选风波后，获得高层宗教人士的支持。当时，在遵循什叶主义传统的库姆，阿亚图拉与大阿亚图拉们发出了批评和异见的声音。当我问在座的几位毛拉，那次大选他们的选票投给了谁，我感到了他们瞬间的犹豫，但立刻，他们又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选择——大部分人选了温和改革派领袖穆萨维。但他们告诉我，我只有到伊朗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和成百上千个村庄去看看，才能够了解，伊朗社会在本质上是保守的。

库姆之所以为圣地，重要原因是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本·穆萨·利达的妹妹法蒂玛·马尔苏玛病故并葬于此。幸好有哈桑姆的陪同，否则不是穆斯林的我们根本无法进入马尔苏玛清真寺。我披上印花的查朵，穿过宽阔的广场，钻进清真寺。在女人的这一边，我看到，这里全然是一个聚会、打发时光和祈祷的公共场所。女人们或在读经祈祷，或者带着孩子在这里午餐，或者睡觉、聊天。清真寺是伊朗最重要的社会网络和政治动员场所。当年，流亡法国的霍梅尼，就是通过清真寺网络来传播他的录音的。两伊战争期间，也正是在清真寺，教士们获得了信徒们大量的战争款捐赠，包括许多金银珠宝。在近期的两次大选中，内贾德也是通过清真寺的星期五祈祷，来号召伊朗人给他投票的。

当走到里面安放着马尔苏玛墓的银窗前时，我惊呆了：那些从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各地赶来朝觐的人，在陵墓前哀恸地哭泣，争先恐后深情地抚摸窗棂，并用抚摸过窗棂的手触摸自己的脸，脸上流着热切的泪水。哈桑姆告诉我，她们通常来这里，许下一个愿望，或者求子求孙，或者求富贵平安，或者求女儿出嫁。我想起了中国的寺庙。

有一天，在贝赫沙赫尔的穆吉塔巴家，他的一大家亲戚聚在一起，丰盛的晚餐刚刚摆上地。穆吉塔巴的哥哥突然问我们：“你们信什么教？”我说，我们不信教。他惊愕地问：“那你们死后怎么办？”我们说：“什么都没有了，回到大自然。”他张大了嘴，觉得不可思议：“天哪！生命就这么弹指一挥间？！”伊朗人贾法里来过北京三次。在北京的时候，他住妻子妹妹家，在八宝山。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后海出来，时间已晚。他说：“不知道能否打得到车了，不知道为什么，北京的司机都不愿去那儿。中国人不喜欢墓地吗?”我反问，难道伊朗人喜欢?他说，是啊，伊朗人觉得，墓地是他们逝去的爱的人灵魂居住的地方，是个温馨的地方。

如何看待死亡，是终极的世界观。在里海边的村庄里，我们看到了成片的两伊战争烈士公墓。两伊战争时期，伊朗的战士们从教士举着的《古兰经》下穿过，佩戴着霍梅尼的相片和天堂的钥匙，战死沙场。他们认为自己是殉道者，为伊斯兰而战死，在天堂获得永生。他们很多都来自农村。直至今天，在伊朗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其成员仍主要来自贫困地区，主要是农村或城市平民。我问村里人，怎么看这些烈士。他们说：“我们热爱他们。”我们去拜访一位烈士家庭，父亲端出儿子的遗像，我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骄傲的。那是一张充满稚气的脸，当年才17岁。1988年，在伊拉克的圣城卡尔巴拉，他所在的队伍与20辆伊拉克坦克相遇，最后成为碎片，连尸骨也没有。在他死后，老两口又有了几个子女。我还没来得及问老妈妈，她后不后悔让儿子去参战，她已说道：“我不后悔让他去参战，他就像黑暗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依稀觉得，这句话有点耳熟。年迈的老爸爸是巴斯基，每天都在村里的清真寺参加巴斯基的祷告和聚会。我走进那家安放在村舍里的简陋清真寺，墙上悬挂着村里烈士们的头像，在郁金香的簇拥中。同时，还有伊玛目侯赛因·本·阿里的画像，1000多年前，他以伊斯兰的名义起义，反抗暴君统治，并在与叶吉德的军队交战中牺牲。当年参加两伊战争的伊朗战士们，都把自己想象成侯赛因那样的伟大殉道者。

那天，下起了大雪，我们在村里的泥泞路上摔得七零八落。唯有修给烈士们的墓地，有着宽大的清真寺穹隆，是村里最像样的漂亮建筑。在这位烈士没有一件家具的家中，我们在地毯上席地而坐。20多年过去，两位老人每个月仍有500美元的烈士补助，来自由最高领袖直接掌管的伊斯兰教的慈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财力雄厚。虽然这笔钱对养育7个子女的家庭来说杯水车薪。但他们的7个子女，也都享受到了优先上大学的待遇。我问老父亲，如果伊朗和美国打起来，他会怎么做？他说：“我们全家的男人都要上战场，为伊斯兰而战。”

东方与西方

如果不是雅斯格克哈尼教授与门卫的反复沟通，我们根本无法进入把守极为严密的德黑兰大学。在伊朗的政治生活中，德黑兰大学有着特殊地位。每个礼拜五，伊朗的国家领导人都会在这里做星期五祷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是这里的常客。更为特殊的是，2010年，德黑兰大学的核物理教授、核能专家阿里－穆罕默迪，在德黑兰北部的住所附近，被捆绑在一辆摩托车上的遥控炸弹炸死。伊斯兰共和国的命运裹挟着德黑兰大学，深深地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中。

我们踩着梧桐树的落叶，踏上法学院有些苍老的石梯，穿过狭长的走廊，找到雅斯格克哈尼教授的办公室。这位德黑兰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拎着公文包，夹着长长的风衣，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所领导的这个研究中心，在巴列维时代，曾是国王的外长们频繁造访的地方，那时候，美国和西方文明研究曾是重中之重。现在，情况当然巨变。教授领着我们去他引以为豪的资料室参观，指着一位在窗户边的阳光下读书的伊朗年轻人对我们说：“看，他在学习中文。”年轻人站起来，用普通话告诉我们：“我想去中国看看！”与伊朗外交同步，德黑兰大学的国际研究全面东转，俄罗斯及中、日、韩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也成为学者们的频繁访问地。

波斯帝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自古以来既交汇东西方文化，又数次被外来文明所征服或侵犯。今天，伊朗人在每天3至5次的祈祷中，用的都是阿拉伯语，而不是波斯语。但波斯民族极有韧性，他们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民族认同，怀揣帝国复兴的梦想。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曾在革命初期说过，伊斯兰的伊朗要走一条既非东方，又非西方的独特道路。32年前，美国卡特政府依照与霍梅尼在巴黎达成的密约，说服伊朗军队不发动针对霍梅尼的政变，并将巴列维“像一只死耗子一样”扔出了伊朗。但霍梅尼并未领情。1979年，霍梅尼在库姆市发表演说，称“美国在伊朗的统治是我们一切不幸的根源”。他支持德黑兰学生占领美国大使馆、扣押66名使馆人员的行为，并在国内掀起反美浪潮。借着这“第二次革命”，他清除了革命初期统一在伊斯兰大旗下的其他各派世俗革命力量，巩固了以保守的伊斯兰上层教士集团为核心的新生伊斯兰共和国。代价是：美国及其所领导的西方国家，对伊朗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制裁。在传统上西方势力渗透很深的中东地区，伊朗特立独行，以誓要自给自足的姿态，抵抗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大潮。在德黑兰的大街上，美国车绝迹，最多的品牌是法国标志与韩国现代。伊朗有自己的国产汽车品牌，比如与法国合资生产的Khodro和与韩国、德国合资生产的Sapia。欧洲政治家曾试图与美国外交政策保持距离，寻求与伊朗的商业合作。但最近几年来，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升温和美国对伊朗越来越紧的制裁捆绑，欧洲国家在伊朗的商业空间正在压缩。像梅赛德斯-奔驰这样的德国公司，出于对投资安全的考虑，正在减少对伊朗的投资。

“美伊交恶所留下的外国势力真空，被亚洲所填补。”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每个伊朗人在和我们的交谈中，都会说这样一句话：“我们身上的东西，从头到脚，99%都是你们中国制造。”在很多场合，伊朗人都爱在吃饭的时候问我同样一个问题：“你们中国，是怎么解决13亿人的吃饭问题和就业问题的？”在贝赫沙赫尔，有几位穿着时尚的大学生与我们同行，他们学习工程专业。他们的长辈开玩笑地对我们说：“把他们带到中国去吧！在这儿他们找不到工作。”在德黑兰，我们遇到了痴迷中国武功的武术教练和电影演员贾法里。他在伊朗有众多的学生和追随者，我们的整个行程，得到了他遍布各地的伊朗朋友的热情帮助。他们向往中国，渴望学习中文，以“师傅”为尊称，向我们询问关于“乾坤”和道教的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地筹资拍武打片，其中的一部正在格鲁吉亚上映。贾法里告诉我：“我不喜欢美国，它没有历史感，完全是现代性的国家。我喜欢中国，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地方。”但伊朗人对依附任何一国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有时，他们强烈的独立诉求甚至带着些自大的想象。曾参与德黑兰地铁建设的黄薇告诉我：“地铁站的落成典礼上，官方只字不提中国，而以自主建成了地铁为豪。”

生活在迪拜的伊朗女孩欧杜兹曾告诉我：“我们伊朗人和你们中国人很像。”她的父亲在深圳做生意，而迪拜是许多伊朗商人绕过西方制裁的自由贸易市场。“伊朗的父母，孩子长到30多岁了，眼睛还是盯着孩子的。在迪拜10多年来，我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开奔驰，用欧美品牌的化妆品，但我从未忘记我是个伊朗人。在我们迪拜的家里，悬挂着波斯细密画，铺着波斯地毯，摆放着波斯波利斯的雕像。我说波斯语，读波斯诗词，我想念德黑兰。我们和你们一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明。”

伊朗人对西方抱着复杂而矛盾的心情。现在年龄在60岁左右的伊朗人，都无法忘怀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在物质上的辉煌。一位60多岁的中产阶级工程师告诉我：“那时候，伊朗航空是世界上少有的几家拥有波音747的公司，那是我们的骄傲，而今天，伊航已经成了避之不及的危险象征。那时候，伊朗的护照在上百个国家免签。年轻时，我曾驾着车，穿越格鲁吉亚、东欧直到奥地利和德国。而今天，在很多国家的海关，我总是成为人群中被唯一留下来再检查的人，因为我持的是伊朗护照。”1979年，也正是很多这样的城市中产阶级，坚定地支持霍梅尼。雅斯格克哈尼告诉我：“我们欣赏美国的科学技术文明，但拒绝西方文化。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或许有很多进步之处，但那是在美国的授意下进行的以美国模式为样本的改革，它是以牺牲什叶传统为代价的改革。”伊朗人追求精神和文化的独立，并为此付出了另一种代价。民族的自豪感与历史的伤痛，在伊斯兰革命领袖那里，表达得极为强烈。他们曾认为，伊朗的政治伊斯兰模式，将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指明方向，摆脱受西方毒化、剥削与主宰的屈辱。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的多年交恶，使伊朗在外交、经济和文化上备受国际社会的孤立，被排斥在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之外。矛盾的另一面是：驻德黑兰的新华社记者何光海告诉我，今天，在伊朗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合作中，伊方往往坚持要用欧美的技术和设备，为此，双方总是要扯很久的皮。

雅斯格克哈尼教授六十来岁。“我曾是伊斯兰革命的一分子。伊斯兰革命时，我支持霍梅尼。在我的英语课上，我让学生阅读反对巴列维的文章和霍梅尼的言论。”他以一种复杂的心情，面色凝重地说，“两伊战争，我去做战地翻译。我目睹了苏联、以色列、美国及其盟友、整个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都在帮助伊拉克打伊朗，更多国家则对伊拉克入侵伊朗保持沉默。那是一场国际战争，是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反对伊朗一国的战争。伊朗在国际上完全孤立。这让伊朗人明白，我们谁也无法依靠，除了我们自己。”

在德黑兰，我们拜访了一位律师事务所的国际法律师，马赫穆德。他为很多想进入伊朗市场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公司做过咨询。他装潢豪华的办公室里，玻璃窗上装饰着波斯波利斯的人像画。他是一个精明的伊朗商人，抓了一把名片给我说：“要有中国人向你询问伊朗的情况，就把我的名片给他。”他的时间在伦敦和德黑兰之间分配，在伦敦，他在英国大学里任教，并且也有一家法律咨询公司。但后来，他只保留了德黑兰这一家。他说：“在伊朗做生意，比在英国好赚钱，市场竞争没那么激烈，税收也远远低于伦敦。”

他问我，有没有注意到德黑兰北部与南部的差异。当然。南部城区的中下阶层破旧平房，与北部靠山的花园里的深宅对比鲜明。我所住的德黑兰北部的NAFT（石油）区，全是独门独院的私家小楼，自家设计、风格各异。德黑兰北部的房价，可与纽约一比。富裕的伊朗人很多常年在欧美国家和德黑兰之间往返，他们有些人持有美国或欧洲国家护照，但还是更愿意生活在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并未打断伊朗的私有制，富人的财富代代积累传承。在霍梅尼46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时常变化，但有件事情他的立场一直很坚定：保护私有财产。他曾写道，伊斯兰“保护私有财产”，“从而能够反抗在本质上威胁着个人财产权的独裁者”。他说，真主赐予人类私有财产，因此，没有任何世俗权力有资格干涉私有财产。这也是为什么，富有的巴扎商人集团和中产阶级，当年都是伊斯兰革命支柱力量的原因。也正因如此，曾随霍梅尼的法航专机来到伊朗，并在伊朗生活过20多年的《纽约时报》记者伊莱恩·希奥里诺曾判断：什叶派传统中的民主因素与伊朗正在进行的代议制政府的民主实验，以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中产阶级共和国，都决定了伊朗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具潜力的美国伙伴，而这一点，还未被美国所理解。

但霍梅尼也把伊斯兰与社会公正等同起来。他曾赞颂受到压迫的、赤脚的和棚户区的穷人，谴责压迫者、富有者和贪婪的王室及其外国庇护人。这样，最高领袖的追随者，就分为两派。以“战斗教会”为代表的民粹主义激进保守派教士，更多地体恤和关注穷人。他们把另一派，温和的中间道路派教士，称为亲美派和资本主义教士。最高领袖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一直维持着两派之间的平衡。

从拉夫桑贾尼总统时代到哈塔米总统时代，有一种务实的改革派观点声音清晰：美国事关伊朗的经济繁荣和能否融入世界经济，政治不应影响商业关系。这个时候，伊朗与美国之间还存在共同利益：共同的敌人萨达姆政权和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两任伊朗总统都曾试图改善美伊关系。拉夫桑贾尼曾悄悄与美国的石油公司签订过数万亿美元的石油协议，但被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坚决取消。克林顿当时采取的是“双重遏制”策略，同时遏制伊拉克和伊朗。哈塔米总统曾暗示，文化交流是打破美伊不信任的方式，但美国的注意力被克林顿性丑闻所吸引后，伊朗问题根本不排在白宫议程的前列。与此同时，伊朗的保守势力发起反攻：他们是哈梅内伊身边的保守教士，反对改革的巴扎商人，以及经济实力雄厚的伊斯兰基金会。

2005年，内贾德的当选，标志着强硬保守派在伊朗政坛掌权。这时候，美国的反恐战争消灭掉了伊朗的劲敌萨达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位急剧上升，与美国直接对峙。在小布什的第二任内，主张和伊朗对抗的强硬派官员占了上风，伊核问题也成为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焦点。在伊朗国内，内贾德以其卑微的出身和对普通民众民生的关注，赢得了城市平民和乡村边远地区下层民众的选票。更重要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都是内贾德的支持者。2009年，内贾德战胜呼声很高的穆萨维连任，并得到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支持。此后，伊朗爆发了民众游行的选举风波。这是伊朗一直存在的政见分歧的爆发，但伊朗社会的保守力量在较量中占据了上峰。

“伊朗社会与政治从来都是很多势力之间力量的较量。”马赫穆德告诉我。他向我赞叹中国的“韬光养晦”政策，并说：“我看到你们的领导人在处理人民币汇率之类的很多问题上，精湛地维持着与美国的平衡关系。”作为商人，他说：“伊朗应该在美国与中国间寻求利益最大化，这样，我们在与你们中国石油公司的谈判中，就会有更多的筹码。”这也是我接触到的许多伊朗人共同的想法。马赫穆德随即又有些怅然地自我反驳道：“但我们不像你们中国那样大。我不知道，如果是伊朗，能不能像中国那样，保持与美国关系的平衡。我们伊朗人绝对不可能接受沙特那样的局面。”

伊朗将如何定义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马赫穆德最后说：“伊朗不可预测，就像我们的总统内贾德一样，不可预测。”这也是留给我的波斯之谜。■ 想象现实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