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越的梦想与资金黑洞

（文 / 丘濂）

( 11 月10 日，苏越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接受媒体采访 )

困境

从2008年，苏越已经频繁接到公安机关的调查电话和债主的催债电话——先是经侦处的公安找到他，要他解释那些盖着伪造奥组委公章的巡演合同是怎么回事。不久后，从2002年就持续向他提供借款的奥林天成商贸有限公司老总王宗年邀他面谈，追讨自己因6张苏越提供的虚假奥运巡演合约而投入的近8000万元资金。“当时苏越脸都绿了。他说钱一定还，他不能去坐牢，如果坐牢，他宁可自杀。”王宗年对本刊记者回忆。

这时候的苏越已经深陷在一个巨大的债务网络中。在2011年的法庭上。苏越因为利用虚假的奥运合同诈骗5700万触犯刑法，被判无期徒刑，但他所涉及的民事借款纠纷远远超过了这个数额。但这还不是他所欠债务的全部。王宗年向本刊记者出示的借条和收据显示，从2002年开始，苏越就向他借款1亿多元，偿还了5000多万元，还差5700万元。这还是不算利息的本金。在2008年11月6日最后一次见面时，面对王宗年的追讨，苏越再次向他借200万元，去运作一个担保公司的项目。

这个计划看起来是可以把苏越和他的公司拯救出困境的一个融资计划。在苏越给王宗年写下的还款承诺书中，他叙述了担保公司的运作过程：苏越已经买下一个名为北京森海担保公司的壳公司，现已找到新股东操作并入资3000万元人民币给北京森海担保有限公司增资至1亿元。“在2010年出台有金融牌照的担保公司之前，对担保公司的资质要求并不高。如果能增资到一定能力的担保公司，获得银行的信任，就可以自己的资本金从银行获得1∶5到1∶10的担保贷款额。这成为一些企业向自己关联企业进行贷款的融资平台。”一位在担保公司任职的总经理告诉本刊记者。也就是说，如果苏越对担保公司的增资完成，担保公司可以成为一个财务杠杆，帮助他获得几亿元的银行贷款，以弥补之前的财务黑洞。

这是一种新的资金游戏。从2000年后，苏越开始做一个大的文化企业的尝试以来，他一直在学习各种获取更多资金的方法。曾经在苏越公司担任行政总监兼运营副总监的王燕生告诉本刊记者：“他总爱和上市公司的老总聊天。”从民间投资，信托机构，到寻找股东，借高利贷，都是苏越曾经使用过的办法。这次，他和公司的同伴都对这个担保公司的项目寄予厚望。“如果再给他3个月的时间，他就能挺过这个难关。”王燕生对本刊记者说。

( 词作家甲丁 )

但在完成这个担保项目前，苏越必须要清理的一个障碍是利息。对一个已经没有任何抵押品和信用的公司，要获得资金的唯一办法是高额的利息。新股东投入1000万元的借款利息是10%——苏越必须先支付300万元利息，才能获得新股东的1000万元资金。这是一种民间借贷的“砍头期”的操作方法。一般只有在资金状况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借款人才会接受这种苛刻的条件。但苏越甚至连支付利息的钱都没有了，他告诉王宗年，他已经将妻子的100万元存款取了出来，还差200万元。如果王宗年能再帮他一把，顺利启动的担保公司将化解他所有的资金困境。他在承诺书中注明：本次借款愿用本人的按揭房作为担保。也就是说，如果算上在法庭上已经有的六次房产抵押，这是苏越将自己的房产做的第七次抵押。

作为一个著名音乐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苏越曾经多次证明过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的朋友们都认为他就是一个创作发动机。《黄土高坡》是国内流行乐坛刮西北风中的代表作，在电视大奖赛上，荣获前三名的歌手都选唱了这首歌。甚至在流行音乐的重地香港，他的歌曲是最早被认可的内地音乐。《血染的风采》获香港电台第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优秀国语歌曲奖。在从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他成为在音乐领域做艺人经纪的第一人。金牌经纪人王京花也曾经在苏越的公司工作，学习经纪人业务。“当他做这行业务时，华谊兄弟还是一个小公司。”王燕生对本刊记者说。直到他开始入主太湖传媒，联手国有企业，开始自己更庞大的一个梦想：做一个大的文化企业时，他的能力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挑战——分析市场的能力，专业的执行团队，还有庞大的资金来源。从2002年以来，苏越就开始陆续向民间借款，慢慢陷入了越来越深的短期高利借款的泥潭。

为了让他完成担保公司的项目，“我主动提出再给20万元”。王宗年对本刊记者说。这是他列出的接近两页纸的借款记录中的最后一笔——2008年11月6日，苏越再次向王宗年借款220万元。但这笔借款的结局和此前自2002年开始的一系列借款一样，苏越没有偿还，也没有用到担保公司的项目运作上，而是用去填补其他的经营亏空。

苏越的理想

苏越的资金困境或许来自他的理想——做一个大的文化企业，自己可以有自主权的企业。当他在做音乐人时，曾经因为缺乏自主权而被体制所困。

1987年，苏越离开北京去日本自费留学。他的好友、词作家甲丁还记得他临走的前夜，住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招待所，自己还在那里帮忙收拾行李。“苏越做出这个决定，我觉着有些可惜。当时《血染的风采》和《黄土高坡》才出来不久，苏越特别红。约他写歌的人很多，包括去写电影和电视剧的主题曲。”

在某种程度上，甲丁能够理解苏越的选择。“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做搞原创歌曲，有那种很单纯的理想，一定要写出一首让全世界华人都会唱的歌曲。许多玩音乐的去‘扒带子’来挣钱，他是不屑于做的。”甲丁对本刊记者回忆说，“苏越当时是中国录音录像出版社的音乐编辑，具体工作就是去编辑专辑，可以自己写歌去找合适的歌手来唱，也有的不是他的原创作品，但是符合专辑的主题，他需要确定谁来演唱和配乐，然后都收录进去。中录的体制太陈旧，他感到自己的才华发挥不出来。他曾经想为中录建立一个创作集群，是能和以郭峰为代表的东方影音出版社的创作集群相对峙的，但因为单位编制的问题，他的想法实现不了。在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演唱了《一无所有》后，苏越就想去促成中国摇滚的势力，希望能够在中录搭建一个发展摇滚乐的平台。音乐风格传统的中录也没有允许他这样做。等于他的理想和现实就不断地出现矛盾。于是他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为的是有一天能有自己的音像公司，自己能够定选题、定团队，不受限制。”

苏越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是作为内容创造者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80年代词曲创作者就是拿稿费，而且很低。有个笑话，‘十五的月亮十六元’，讲的就是石祥写的那首《十五的月亮》只有16元的稿酬。《血染的风采》那首歌，苏越拿到36元稿费，《黄土高坡》是78元。因此他没有什么积蓄，在日本需要勤工俭学，生活艰苦。”甲丁说。苏越在日本学习的是电子音乐专业。他曾经这样记述自己刚到日本初期一天的时间安排：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到一家商场打扫卫生，12点半再去一处办公楼打扫办公室，14点赶去学校补习日语，19点半去一家小饭店继续工作，收拾以及洗碗。那些盘子最小的一个手掌可以放3个，最大的直径有半米多，零点半下班，早不知道腰和腿是谁的了。回家复习一会儿功课，睡不了几小时，又要起来打工。“那时候苏越真是心地特别透明，一心就要通过学习干成事业。他没有野心去搞一个托拉斯式的集团，仅仅是想搞一个属于自己的音乐制作的团队。他从日本回来就做到这点了。”甲丁说。

由于在留学期间苏越有机会接触到国外演艺经纪的运作模式，1993年回国后，他在北京影音出版社担任社长，便开始尝试“企划人、经纪人、制作人三位一体”和“签约歌手加一体化发行、销售”的制作方式。“当时没有公司想到去经营艺人。同时期的国际声像艺术公司老板刘伟仁更偏重的是集中一批优秀的创作人才，将他们创作出来的作品卖钱，并没有签约歌手。苏越的做法是签约歌手、将歌手推向市场，通过歌手出唱片和演出挣来的钱去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苏越的想法比别人要超前。”直到今天，苏越的好友、晚会策划人朱海向本刊记者回忆起苏越，依然停留在那个时期的形象。“高枫、楚童、楚奇、黄格选、谢东、张恒、酒井法子……在那段时间，他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歌手。一直以来，他出去参加活动，人家都喊他‘苏老师’，而不是‘苏老板’，这说明他给所有人留下的是音乐人的印象。作为音乐人，他具有很多音乐人不可替代的才华，他可以创作，可以策划，也可以去搞教学培育新人。”

1995年，苏越主动离开了影音出版社，成立了万森文化有限公司（是2001年成立的红顶艺联文化发展公司前身）并担任经理。在这个阶段，他逐渐淡出演艺经纪，转而热衷投资拍摄影视剧。苏越当初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解释过自己的转型：“‘94新生代’带来了中国流行乐坛的第一次繁荣，然而1994、1995年是签约年，1996年却是解约年。签约不严谨以及歌手不认真履行合约的现象时有发生。歌手自我膨胀，认为别人拎着钱包去找他，他就找不到北了。1996年，北京音乐圈发起所有音乐制作人达成协议，谁也不互挖墙脚，但墨迹未干，第二天两家公司就为歌手打了起来，根本管不了。盗版唱片也愈发严重，连毒枭都改做盗版了。做毒品抓住要‘砍头’，做盗版顶多就是被罚没，我觉得内地音乐5年之内不会再有什么飞跃。”

而据甲丁观察，苏越选择转型并不是由于演艺经纪走不下去了。“因为唱片业真正繁荣只有80年代的一段时间。出现‘94新生代’时，就算某个歌手唱片大卖30万张，扣除制作和宣传成本，也不会赚很多钱，其实都是靠通过唱片来推红歌手，让歌手在演出市场来挣钱。这是苏越比较擅长的，所以继续原来的做法仍然可以发展下去。但此时苏越对自己的定位已经不是单纯的音乐人了，他要做一个成功的经营者，他也不再满足仅仅创作音乐、经营歌手这么简单。”

的确，苏越不久就表示他正在实施“打造文化产业链”的庞大计划。产业链的第一环节是教育基地。“中国歌手不是包装差，而是气质差。中国12亿人口，教应用艺术的学校太少。中国电台和电视台有两万家，每个台至少有10个栏目，每个栏目总得有一个主持人。可是广播学院一年只有几十个毕业生，供不应求。我们公司正在创办北京国际时代艺术学院，准备建立人才资源库。”苏越曾这样说。产业链第二环节是演艺制作中心，这也是产业链的核心。苏越曾经公司的行政总监兼运营副总监王燕生告诉本刊记者，这块业务包括艺人包装、演出以及晚会策划、电视栏目制作以及对影视剧的投资拍摄。最后一环是建立销售网络。苏越说，他计划在全国组建300家既能喝咖啡、上网，又能听唱片的休闲连锁店和1000家音像产品的租赁点。而实现苏越打造产业链梦想的公司，就是在2003年开始筹建的与无锡国联信托投资公司和无锡广播电视集团合股的无锡太湖传媒文化公司。

“苏越开始做太湖传媒后不久，我们曾在他家住处附近吃了顿饭。他给我讲了公司要怎么投资影视，怎么去发展文化产业，还有要做文化房地产。他也想将我吸收进他们公司。我和苏越的区别就在于我做事首先讲究稳，而他首先讲究的是做大。我相信他一直都是个眼光超前的战略家，但不敢说他的执行能力同样出色。”甲丁对本刊记者说。

电视剧：危险的产品

电视剧成为苏越公司的主打产品。因为“艺人是有思维的，今天在你这里干，明天就会跳到别处；电视栏目前期投入高，资金回收周期慢。因此有‘短平快’特点的电视剧投资就逐渐成为公司的主要业务”。王燕生对本刊记者说。

但和苏越熟悉的歌曲、晚会等娱乐产品相比，电视剧是个更危险的产品。一位负责电视剧采购的某电视台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电视剧的利润很高。50%算低的，100%很常见。电视剧制作又是完全开放的，大量的民间资金逐利进入到这个领域。但电视剧播出的主要平台却是由国家垄断控制的各地电视台，所以电视剧市场总是一个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话语权在播出方这边。”按照200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当年全年电视剧生产13840集，最终能够进入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的仅为3000集，能够在各个台所有时间段播出的是7000集，还有7000集左右没有着落。而这将近1.4万集的电视剧生产量只是在广电总局有登记的电视剧数量，还有一批电视剧未经报批就投入了拍摄。仅以一年未播出电视剧1万集，平均每集制作成本30万元计算，一年就意味着30亿元资金无法回收资本。

在这严峻的供需形势下，电视台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2006年的央视大退片就是一个例子。“当年古装片泛滥，央视有一轮针对古装片的退片潮。大部分已经有协议的古装剧被央视拒收，甚至签订了合同的也被撕毁。”一位央视电视剧制作中心的员工告诉本刊记者，绝大部分制作方只能接受这样在商业伦理上并不合理的变故。在庭审中，苏越提到无锡太湖传媒公司的资金断裂就始自2006年发生的中央电视台退片，说“当时我们占压的资金将近1个亿”。

如果被央视拒收，这些带子就很难再找到买家。电视剧的两个主要购买方——中央台和地方台并不兼容。“央视比较认可宏大的题材，而地方台喜欢对生活化题材有深入刻画的剧本，口味也较央视更加娱乐化和时尚化。因此对播出渠道的定位，决定了电视剧的内容。如果被央视退片的电视剧，再想卖给地方卫视去播出，就很困难了。”王燕生对本刊记者说。

王燕生向本刊记者感慨道，苏越身边一直都缺乏能够长期合作的、职业的制片人。“苏越和几乎公司里所有工作人员都是做演出出身的。一场节目下来开销要多少钱，我们心理很清楚这个开价是否合理。但是那个制片报上来的价格，车马费是多少，道具租借费用多少，苏越没有概念，毕竟拍的电视剧还是少。所以举个例子，人家报预算，成本是800万元，650万元其实就已经能完成制作了，剩下的150万元就被制片人当劳务费拿走了。”《大人物》这部戏的拍摄，曾经得到过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投资。总公司节目制作部副总经理、担任电视剧《大人物》制片人的贾晓晨也在合作中发现了苏越团队缺乏专业水准。“《大人物》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制作周期偏长，花钱也偏多，整个过程中已经呈现出不是很专业的东西。30集的戏如果是我们自己组织拍摄，一般是3个半月到4个月。这个戏拍摄时间是5个月。”

《金岸》就是这样一部因为内部缺乏专业水准以及外部市场风险而导致的废品。这部30集的连续剧，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华人修筑加州铁路的历史及旧金山华裔移民艰辛奋斗及融入美国社会的历程。王燕生告诉本刊记者：“这部戏改编自华裔作家严歌苓的小说。最早是央视从严歌苓那里高价购买的拍摄版权，但投资方中途出现变故，我们再以较便宜的价格从央视手中接盘。因此这是一个央视非常认可的题材。由于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比较慢，刚开始我们确定的导演去另外的剧组了，所以我们在开机前又临时更换了导演。这位导演做了一些剧情的修改，将对华人一代人创业史的描绘，改为对一个华人家庭创业史的着重刻画。而在拍摄的过程中，央视派出的责任编辑又和导演之间较少沟通。这样拍摄完成之后，就不符合央视的收购标准。许多场景需要重新拍摄，对白也要修。我们改了一半，资金就不够了。”而据一位看过片花的工作人员回忆，由于拍摄成本的压缩，整部剧在制作上显得粗糙，“本来是要在海外选景拍摄的，最后只是在国内布景，拍摄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失信融资伙伴

娱乐行业从银行融资是很难的，因为片子卖出的前景不固定，很少有作品能以版权融资。和其他实业相比，也没有固定资产做抵押。苏越早期的同行华谊兄弟公司创造出的一个新的融资例子——以导演的名声或者作品口碑融资，2006年向招商银行做版权抵押贷款5000万元拍《集结号》、2008年向北京银行打包贷款、2009年国字号的工商银行贷款，华谊在电影行业内最早赢得银行的信任，也为诸多后来者开创了全新的融资模式。

苏越也试图能通过片子的质量，打开融资渠道。即使是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他仍然试图在内容制作上亲力亲为。曾经在2009年和他谈过剧本合作的于贝（化名）告诉本刊记者：“10集的剧本，还是电子版的，他不到一周时间就看完了。”在拍摄《大人物》期间，贾晓晨也见证了他对工作的认真：“整个的制作过程中，苏越多次到片场去看拍摄进程，也提出过他的想法和意见，显示出十分认真的工作态度。”

但在电视剧领域，苏越却没能复制他在歌曲界的辉煌。他的文人个性被认为是一个原因。“他是艺术家，喜欢那种生活的真实感，但有时候可能与市场规律并不相符。”于贝对本刊记者说，“我记得是2009年3月8日，我们在昆仑饭店和他讨论一个剧本，是以一个智障小孩作为主角。”苏越对这个本子非常喜欢，立刻表示愿意投资500万元，“但电视是一种视觉艺术，这样的主角是难以讨好市场的。后来这个剧本找了新的投资方，第一件事就是修改了剧情，将原定主角改为第二主角”。

将公司上市或许是苏越寻找的一个解决资金困局的办法。王燕生告诉本刊记者，苏越一直在努力将企业上市，但对于绝大部分缺少资金、经营乏力的企业来说，上市更像是海市蜃楼——这是更广阔、更便利的低成本融资平台，但通往这个平台的道路却需要用大量资金铺垫。

“上市首先要做大资金流量，2006年，我们在资金很紧张的情况下，同时开拍了3部片子，步子迈得太大了。”王燕生对本刊记者说。而且，在此后融资的过程中，苏越表现出的对借款诚信的极端漠视，让曾经的合作方提起来仍然忿忿不平：“我们不认为苏越是做电视剧亏了才不还钱，或者像媒体上说的央视退片，导致资金链断裂，他才去诈骗。苏越有很好的人脉资源，他的项目大都是好项目，除《金岸》外全都在电视台播出了。一般来说，电视剧在电视台播了就一定赚钱，他怎么会亏呢？他是因为披着著名艺术家的外衣，到处借钱不还，引发了许多民事诉讼，但都成功地钻法律空子，使所有原告都奈他个人不何，尝到了大甜头，最后收不住了，一不小心就跨越了民事与刑事的边界。”一位曾经与苏越有过合作的影视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

这位负责人所在的影视公司在2006年和苏越联合投资了《大人物》。一开始约定固定回报：无锡太湖传媒承诺确保投资公司的成本回收以及15%的年投资回报率。“15%投资回报率并不高，我们看中的是我们的电视台能拿到《大人物》的首轮播映权。如果该剧热播，就能给台里带来丰厚的广告收益。”这位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

事实证明《大人物》的确是个优质项目。2007年11月8日，《大人物》在该台某频道首播，其收视率在当年该频道全年播出的电视剧中列居第三名。

然而苏越并没有准时归还投资款。“2008年整整一年我们都在追苏越还钱。没想到，给他打电话，他不接；给他发信息，他不回。偶尔接一次电话，无非是大吐一番苦水，然后承诺等他的一些款项一到就立即还钱。”这位负责人说。2009年春节前，这家影视公司负责人和律师去北京找苏越追讨欠款，“他当面承认《大人物》这个项目是赢利的，但却以无锡太湖传媒‘经营不善，已负债1.5亿元’为由’，依旧拒绝还钱”。

2009年7月，在苏越一再拖延还款的情况下，这家影视公司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并获得胜诉。“但这个判决一直都无法执行。我们给法院执行庭提供过无锡太湖的几个账号，结果都是空的。”这位负责人说。这也被认为是苏越有恶意圈钱的主观故意的明证。苏越旗下有一系列并不执行实际业务的公司。2008年，当苏越以经营不善拒绝还款的同时，还找代办公司注册了太湖晟辉。“他这是为了继续用民事的方法再忽悠钱。如果太湖晟辉赚了钱，仍旧可以不还给我们。因为欠我们钱的是太湖传媒，不是太湖晟辉，这是不同的主体。就算晟辉做得风生水起，他也可以一分钱不还给我们。他可以以后搞无数的公司，太湖永远，太湖光辉，太湖苏越”……

由于苏越的一再失信，他失去了专业领域内的资金合作伙伴，苏越只能转向要求高利的行业外民间资金——这类资金对一部作品的艺术性并不感兴趣，也没有渠道通过投资这类产品获得任何其他的收益，因此绝少考虑成为一部影视剧的投资方共担风险，维系苏越和他们经济关系的唯一砝码就是高额的利息。

破灭

虽然一直处于资金困境中，但一位在2009年曾经和苏越谈过合作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苏越仍然保持着“上流社会的范儿，他们过着优渥的生活，租住在凯宾斯基附近一个只租不卖的公寓，300多平方米的套间，月租6万元。苏越的爱人安雯说，我们是追着阳光睡觉，阳光到哪个屋，我们就去哪个屋睡觉。”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没有发现他在资金上的窘境。甲丁记得：“2009年我们见过一次，是在一个流行音乐的研讨会上。他当时的样子还是很踌躇满志。到后期，所有人对苏越的了解都是零。我们关系那么好，在项目合作上都没找过我，大家都会觉得奇怪，这是他的策略吧，不能找明白人一起。他凑齐30个哥们儿，每个人给他出100万元，以他原来的朋友圈子，会有人给他出的。可是他都没有和我们说过。”

苏越一直孤独地在应付他的困境。甚至这一点让王宗年都有些奇怪，“他没有团队，到哪里都一个人。在我这里借款，几百万元的现金，都是一个人搬上车去”。即使是他公司的员工也看不出他的处境。王燕生说，直到公司收到传票，他们才知道公司的资金链出问题了。

但直到最后，苏越还没有放弃自己重振公司的梦想。2008年，他的一部戏以1600万元卖给了央视，本来承诺还给王宗年，但他即刻转入了自己的佳华制作公司。《金岸》是他最后的梦想。从王宗年处借到了最后一笔用于支付担保公司利息的钱，被他转给了世纪伙伴文化传媒公司，用做《金岸》的后期制作。

那位曾经与苏越有过合作的影视公司负责人对本刊记者说：“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仅我们一个城市，苏越就忽悠了2000多万元！我们这里有一家做实业的债主当初为了防止苏越把公司做成空壳而不还钱，合同是借钱给苏越个人1000万元。他现在是追讨苏越的个人财产，但是据说苏越现在也没有个人财产了。在我们这里他还忽悠了一家市级电视台的钱，本金大概500万元。2009年，就我们那天在无锡市滨湖区法院开庭的同时，该电视台因为《金岸》而被欠钱的民事官司就在旁边一个屋子开庭。”■

（实习记者付晓英、乌兰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黑洞梦想苏越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