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新太平洋共同体”

( 美国驻菲律宾北部的克拉克和苏比克军事基地的士兵与当地居民（摄于1987年）。至1992年底，美军从菲律宾全部撤出 )

“由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挑战，美国政坛上有些人叫我们不要重新部署，而是掉头回家。他们寻求减少我们的国外参与，主张优先解决紧迫的国内问题。”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近日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11月刊发表了署名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她这样评论自己听到的异议，“这些冲动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受到误导的。那些说我们不能再继续参与全球事务的人完全是本末倒置——不参与的后果远非我们所能承受。”她说，“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

这样的外交政策对希拉里来说并不陌生。1992年，克林顿在“冷战”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中获胜后，7月就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发表政策演说，宣布“现在是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时候了”。当时的美国同样处于经济泥潭中，美国佩特森经济研究学会访问学者艾伦·弗罗斯特曾在1977～1981年担任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于1993～1995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他告诉本刊记者：“在1992年的选举中，美国经济是克林顿总统竞选时的核心问题。他积极推动地区与全球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利用亚太地区经济的超高速发展动力也就成为他特别迫切的首要任务。”

亚太地区的价值由此被重新认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在1991～1994年世界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仍保持了年均7.7%的经济增长，大大超过了同期发展中国家年均4%和发达国家年均3%的增长水平。20世纪60年代初，亚太地区在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比重只有21%，到90年代已达40%。

弗罗斯特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打开亚太市场，克林顿政府完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建设，着手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推动亚太经合组织论坛提升到峰会水平。在“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的框架下，1992年后，美国迫使日本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电信市场，并在农产品和其他进出口贸易方面做出让步。1999年底，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达258亿美元，美国最大的30家跨国公司已有20多家在中国投资175个项目，在各国对华投资中名列前茅，超过日本和欧盟。

克林顿政府制定了美国开拓10个“新兴大市场”的战略，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分别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1994年2月，克林顿宣布解除对越南实施了长达19年之久的贸易禁运，并于次年正式建交。美国企业界开始向越南大举进军。到1999年，美国同亚太经合组织的贸易额高达11321.42亿美元，同年，美国在亚洲的投资已高达780亿美元。

( 1998年美菲签订《访问部队协定》后，联合军事演习成为常例。2003年9月14日，准备参加美菲军演的美国军舰驶入苏比克湾 )

扩展经济机会要以军事投入为保证，克林顿政府由此加强了对亚太安全网络的调整和拓展。

美国兰德公司1993年时的一份战略研究报告认为，决定美国亚太战略的因素主要有5个：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的衰落在政治军事方面的后果；日本作为全球经济技术强国的发展趋势；经济在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首要地位；亚洲“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经济走向以及美国地区联盟关系的重新组合。尽管当时华盛顿认为，在2015年前亚太地区不会出现苏联那样的战略对手，也不会出现能够打败美军的地区大国或国家联盟，克林顿政府还是在亚太安全战略上重提“均势”概念。但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丹尼尔·特文宁告诉本刊记者：“在‘冷战’后，美国与大多数盟友的关系都得到了加强，同时，美国也积极发展了一些拥有共同利益的新兴安全伙伴。”

( 在与越南建交5年后，克林顿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问越南的美国总统。图为克林顿在2000年访越期间和女儿在越南街头购物 )

“对朝鲜威胁和中国崛起的担忧促使了日美联盟的重生。美国的目标是让日本在联盟范围内成为一支正规力量，能够负担起地区和全球安全的重任。”特文宁说。1995年2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声称维持和加强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并再次强调不允许贸易摩擦破坏美日同盟。克林顿次年4月对日本的访问被认为是“战后日美关系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谈”，双方重新界定了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含义，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日分别达成了《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美日共同开发研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协议、《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相关法案，完成了对同盟关系的再定义。最显著的变化是：日美安保条约由一国型变为地区型，由防御型变为进攻型，日本本身也由从属者变成配合者。美澳和美新等其他同盟关系也大致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亚太地区的任何问题都难以仅仅依靠一到两个国家解决。”弗罗斯特说。克林顿政府在亚太安全问题上打出了多边牌。1994年7月，东盟地区论坛正式成立，逐渐成为亚太地区参加国家最多、影响最大的多边安全对话场所。虽然东盟地区论坛尚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但美国依然把它视为整合东南亚资源的重要渠道。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0年发布的《2015年的安全趋势》中明确指出，2015年东亚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在近年南海问题升温时，美国一直坚持东盟地区论坛应当是讨论南海问题的最佳场所。

东盟在整个美国亚太版图中的显著位置其实并不是克林顿时期的创新之举。1989年2月，老布什入主白宫不久便首先出访亚太，提出建立“新太平洋伙伴关系”。1991年时任国务卿贝克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提出建立呈“扇形结构”的“太平洋共同体”的战略构想，其核心是：以美国为基地，向西辐射；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向北是美韩联盟，向南是东盟，再向南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这几个联盟关系为扇骨，以亚太经济合作为扇面，把共同体各国联在一起。老布什当时的设想是，逐步将这一结构推向中国、俄罗斯等国，最终将这些国家纳入共同体内。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副教授胜间田弘告诉本刊记者：“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利益是保持贸易路线畅通，也就是保持航道交通的安全，促使亚洲地区民主化等政治目标固然重要，但前提是贸易。”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盟地区处于无可替代的位置：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又处于亚洲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作为两大洲间的“十字路口”，不仅是通向亚洲、非洲、欧洲以及大洋之间海上航行的必经之地，也是南北美洲与东亚国家之间物资交流、航运的枢纽。在联合国秘书处列举的8个重要的国际海峡中，有5个位于东盟地区，其中最为重要的马六甲海峡的船只通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从安全意义上看，这里也是美国军队在南太平洋和中东地区之间转移的必经之路。美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可把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安全防务链接驳起来，甚至进一步延伸到印度洋，以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包括日、韩、东盟在内的“亚洲战略联盟”。

克林顿政府的策略获得了成功。进人90年代以来，美国在东盟的投资不断增加，2000年开始超过日本成为东盟的最大投资者，2001年美国在东盟的投资额达31.5亿美元，美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量也在逐年上升，2001年东盟成为美国第三大海外市场。虽然东盟各国对美国的地区存在感到疑虑，但也逐渐产生了松动。在菲律宾，在1991～1992年底，美国归还了全部6个军事基地。1998年2月，美菲两国正式签署《访问部队协定》，恢复了以联合军事演习和军舰访问为基本内容的双边军事交往。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2000年访美期间，美国政府同意帮助菲律宾海陆空三军实现现代化，并计划3年内向菲提供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非律宾则同意美在其孤岛秘密兴建后勤基地，同意美军在紧急状态下使用菲北部的克拉克和苏比克军事基地。1999年，美国与新加坡达成军事准入协议，允许美国航母从2000年起使用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美国还与马来西亚达成了“开放天空”协议，与文莱达成了“允许美军舰队进入辖区”协议，并多次与泰国和越南就泰国南暹罗湾和越南金兰湾的军事基地进行磋商。

在克林顿离任的2000年底，美国已经逐步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三层联盟的网络：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核心同盟；与传统军事同盟菲律宾和泰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恢复和加强；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东盟核心国家的安全合作也已经展开。2001年3月，美国国防部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对布什新政府面对的全球局势做出了如此评价：欧洲和西半球“基本处于和平状态”，俄罗斯不再对北约构成“大规模常规军事威胁”，亚太正在成为一个“有大规模军事竞赛的地区”，对美国更具“挑战性”。美应将全球地缘战略活动重点转向亚太，以从“孟加拉湾到日本的东亚滨海区”为战略重点，尤其要在西南亚和东北亚两个“特定地区”保持优势。但很快，“9·11”爆发了。■

（文 / 徐菁菁） 太平洋东盟共同体共同体东南亚国家联盟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