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数据历史学家”

( 10月10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左）与托马斯·萨金特出席新闻发布会 )

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同样在明尼苏达大学完成了自己的大部分研究，目前一同在普林斯顿大学授课，多年的同窗好友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又一同分享了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尽管履历如此相似，两位经济学家的研究路径却大相径庭。萨金特致力于研究反映经济活动的复杂模型，使用这些模型研究经济结果在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结构调整下的变化。但西姆斯怀疑这样的模型研究方法，他只专注于对经济数据的直接分析。“我们俩总有一大堆持续不断的争论，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许多问题上争执不休，不过我已经开始慢慢让他认识到他早期立场的错误。”在普林斯顿学生眼中不苟言笑的西姆斯在获得诺奖后破天荒地说起了俏皮话。至于他们为何会同时获奖，“都是和数据有关”。萨金特教授解释说，“我们基本上算是数据历史学家”。

对于萨金特来说，这是一份迟到的奖励。上世纪70年代，萨金特与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就一起开创了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学派，他撰写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动态宏观理论》现在是西方经济学课程的标准教材。早在16年前，同侪卢卡斯就因为“倡导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克鲁赛尔这样解释萨金特的“大器晚成”：“奖项和政治没有关系，也不跟随当下潮流，只注重研究贡献。我们的评估非常彻底，有可能花好几年，因此从研究完成到颁奖，常有时间落差。”

萨金特的关注点则不是经济周期理论。他曾经用林肯的一句名言解释理性预期：“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在他看来，由于人们能够通过历史所提供的知识和信息对未来做出判断，即使市场有时候会发生一些变化，也可以事先通过计算该事件发生的概率分布，选出最优的行动方案。1973年，萨金特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他在文中指出：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里，中央银行希望降低失业率时必须降低利率，鼓励消费者消费和公司投资，这可以刺激供需，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最终，这种做法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中央银行可以再次通过协调利率放缓经济发展。根据萨金特的理论，消费者和公司都知道低利率会在未来造成高通胀。因此，工人们会要求高工资，投资人将要求高回报，这实际上会削弱银行政策的效果。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的滞胀困境中，萨金特的“理性预期”是对政府们奉行已久的凯恩斯主义的颠覆：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拟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刺激经济发展效果微乎其微。政府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候，公众和市场就会提前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抵消了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这种颠覆性的理论极大推动了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美联储前政策顾问马尔文·古德弗兰德曾评价说：“理性预期方法论的生命力将比当今任何经济模型都更长久，它是一种根本的、合理的构想。”

尽管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各自独立且存在许多分歧，但是他们的学术成就却是互有影响的。萨金特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向西姆斯致敬，表示他的很多知识都学自西姆斯。

西姆斯创立了名为“向量自回归”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如何受到经济政策的改变和影响。在他看来，经济永远处于一系列短期“基本变动”中：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率下降，经济政策制定者调节利率等等。但是，传统经济模型总是惯于将因果分隔开来。西姆斯提出了类似的问题：通过膨胀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究竟谁是因果？他使用统计学的方式研究这些变动的潜在变化，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之一是：利率的上涨会对整体经济产出迅速造成消极影响，但它对消费价格的调节要到一年半以后才能显现出来。中央银行的决策制定者们由此可以运用西姆斯的成果考虑制定未来的经济政策。对于政治决策者来说，这意味着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方案的时候，要考虑到政策实施期间存在社会风险。

毫无疑问，萨金特和西姆斯的研究都为政府应对实际的经济生活提供了帮助。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评委会称，他们获奖原因是研究“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今天，他们所获得的成果已成为实际宏观分析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分析工具。”从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一直未能走出经济低迷的状态。全世界都在关注欧美政府将拿出何种政策削减债务，稳定欧元，创造就业机会。聚光灯下的萨金特和西姆斯自然成为人们追问的焦点。

任职于纽约大学的萨金特在这个秋季学期正好在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特地为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与媒体的问答环节中，两位教授并没有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对答如流。大多数时候，面对记者提问，他们都面面相觑，一脸无奈，引起全场哄笑。

“有关美国财政赤字，这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西姆斯说，“这需要很多的思考、大量的数据和研究分析。你别期望从我们这得到太多的答案。”然后他便话筒推给了萨金特。“我以为你会问关于欧元的问题。”萨金特说。“那欧元会怎么样？”记者非常配合地接过来问道。萨金特又把话筒推给身边的西姆斯，带着调侃的语气说：“你觉得呢？”

关于美国经济复苏疲软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西姆斯赞同目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做法：制定长期财政政策以减缓短期财政赤字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美联储运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是一个“好主意”，“我相信有80%的经济学界人士会同意美联储的这一做法”。不过，他承认这是教科书上的做法，目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经济学经典理论在现实中能够奏效。

萨金特说，美国财政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因为美国公共财政涉及方方面面，而公众形成的预期也纷繁复杂，“即将发生的事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期”。

在欧元区债务问题上，两位经济学家在这一观点上达成了一致。西姆斯认为，欧元如果想继续存在下去，欧元区就需要一个更为集中的财政体系，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欧元区各国寻找到共同承担欧元区债务以及连接各国财政当局与欧洲央行的办法。但令他感到悲观的是：这样的办法目前看不到前景。萨金特提示说，在美国建国初期宪法还未颁布之前，美国当时的13个州各自有自己的征税权和发行货币权，联邦财政体系十分薄弱，各个州财政赤字严重，最终是联邦政府接管全部债务，并逐渐形成更为集中的联邦财政体系。

针对那些希望他们给出解决目前世界经济难题良方的要求，西姆斯坦承，他的研究并不能给当下的金融混乱带来简便的解决之道，因为目前的经济问题非常复杂，还在不断发展，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迅速解决这些经济问题，解决当下问题也并不是诺奖的追求方向。正如1992年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所说，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其研究对象和种种定义，而在其研究方法。

“我没有任何简单的答案。”西姆斯说，“但是，我认为，我已经运用过的和汤姆（指萨金特）发展的方法，是找到解决这些混乱的核心。”■

（文 / 徐菁菁） 数据经济历史学家萨金特我们理性预期国外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