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沈

老沈今年84岁了。老沈大名沈德钧，国字脸，偏瘦，白眉迎风，贴墙耳，面皮黄，蓄微须，说起话来音不高，但气足，他也炫耀过自个儿的肺叶子好，要是祖师爷赏饭的话，他就不会拉琴喽，早学戏去了。这话我是信的，老沈要有条好嗓儿，绝对是个好角儿。

老沈是地道的北京人，喝豆汁吃焦圈儿长大的，北京的小吃很多，但老沈小时候其实没吃过多少。怎么了？穷人吃饭为肚子，富人吃饭才为舌头。棒子面窝头？造化！一串糖葫芦？过节啊！一碗稀粥，一小碟咸菜丝儿有了。关上门，看见屋前还有几百来块煤，窖里码着大白菜，灶上油瓶还有一多半，还要怎么样啊？日子总是紧巴巴的。肚子里的油水本来就没多少，还总被水冲淡，这是他爸爸说的，水饱总比饿强。他家兄弟姐妹五个，他行四，算小的，可抢起窝头来哪管你大你小啊！老三抢老二的窝头，塞嘴里一通乱嚼乱咽的事是常有的，孩子的哭声、妈妈的骂声就这样不定时地搅和在一起，而门外糖葫芦的叫卖声依然。我相信像老沈这年纪的一多半北京人的童年是被那一串串糖葫芦连缀起来的，他们的童年可以分为两段，一是期待糖葫芦的日子，一是享受糖葫芦的日子，尽管前者比后者要长得多，但他们却依然长久地、未失耐心地等待着那串山楂冰塔。

对于童年，老沈有两件事记忆最深。一件是他6岁那年，爹妈去了乡下，到饭点，二姐正端了饭菜出来，就这会儿，三儿和老五争闹起来，一推，“咚”的一声，窝头滚了满地，粘了灰，“哇”的一下，几个小的全哭出了声，痴望着地上的窝头。大哥把窝头一个个捡起来，在衣角上蹭了蹭又吹了吹，干净的都塞在了弟弟妹妹的嘴里，脏的都塞进了自己的嘴里。窝头混着灰土拌着眼泪咽下去了，我问老沈是不是很难吃，他却告诉我说，他这辈子再没吃过那么香的窝头了。还有一件，到年底了，家家贴了春联福字，早晨鞭炮声就不绝于耳，而他们家却什么动静也没有，老沈知道二百响的愿望今年是要落空了，更糟的是家里连过冬的煤都只有十来块儿了。爹蹲在门前，烟灰越积越多，过了好久，他起身，磕了一下烟锅就出去了。到黄昏，他才回来了，还拉回了半车煤。可刚进屋，老沈他们才发现爹的脑门磕肿了，后来他们才知道爹去借了钱买了煤，整整拉了半天才到家，半天！老沈对我说起这个的时候也在抽烟，他抽的是纸烟，可隔着烟雾我还是看见了他眼里的光，他告诉我：“那是大半车煤啊，一头驴才拉多少斤啊。”

老沈学拉胡琴是他8岁的时候，师傅姓周，胡琴拉得好。见师傅的第一天，老沈穿了新的千层底布鞋，新的小褂儿，见了师傅还没说句话，爹妈就让他一个劲儿地磕头。磕完了，师傅抖了抖长衫端坐了下来，左手端着水烟壶，右手捻着纸媒子，轻吸了一口，从烟雾中冒出一句：“入了我的门就记得两句话，第一，胡琴就是命，和谁气都不能和胡琴气，第二修行在个人。记着了吗？好好学，啊！将来是棒子面粥还是白面馒头全得靠你自己。”

谁都知道学徒是不好当的，晨昏定晌、春夏秋冬都得练，练得好没奖赏，练得不好尝板子，甚至还要连坐，梨园行里叫打通堂。老沈小时候也没少挨打，有时候是拉得手酸走了音，有时候是帮贪吃的师兄弟“背黑锅”。终于，熬到19岁了，师傅老了，驼了，老沈却高了，壮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胡琴也拉得好起来了，师傅说他火候足了。就这样，经师傅说和，进了一个大班儿，最开始包银不多，活儿却不少，后来总算是有了机会，班主看上了这个琴拉得好的小伙子。

22岁那年，老沈结了亲，姑娘比他大一岁，不算漂亮，心却善，慢慢地，他也有了儿女，儿女们却不用抢窝头吃了。到了1949年后，他进了国家团，工资有了保障，可让他打心眼儿里高兴的是不会有人叫他“下九流”了，他可以大方地告诉别人自己是“公家人”了。

三年灾害那阵，他也挨了饿，十年大乱那阵，他也被斗过，琴折了，脸出血了，但日子还得过，哪儿有过不了的火焰山啊。就这样，马路上的广告牌换了一次又一次，京剧团里的新戏变成了老戏，老沈也终于老了。他没事儿的时候喜欢拎着胡琴逛公园，那儿有好多戏迷，借个马扎，一坐下，立马能拉起来，在公园里常常一待就是半天。一抬头，哟，11点了，还了人家马扎，收了胡琴，又哼着调儿奔菜场，看见嫩黄瓜鲜韭菜，付了钱还得和摊主穷逗几句再回家。

日子总是那样过着，豆汁儿，稀粥，咸菜丝儿，几十年过去了，都还没有变。我问他怕老吗，他说，看见戏台上的人吗，演小生的，就是岁数再大也得演出那十五六岁的劲儿；演老生的，就是岁数再小也得学着样儿老态龙钟，什么老不老怕不怕的，自己想演什么就好好地来，锣鼓点一起，胡琴一拉，潇潇洒洒、荡气回肠地来一回，咱哪，没白活就行。■（文 / 杨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