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村庄：上岸渔民的生存

( 傍晚，高公岛的渔民们忙着整理渔网，为第二天赶早潮做准备 )

土地，无以依傍

如果没有那一两个在外打工、赶巧正回家休假、会说普通话的年轻村民，外地人与向洋大队的老人交流起来会十分困难。

一条水泥马路穿过整个村子，两旁低矮寒酸的农舍紧密地排列着，其中大多数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政府为了安置上岸渔民，组织盖的石头房子。从渔民上岸开始，村里的土地就一直捉襟见肘，一没钱，二没地方，人民公社时期形成的集体聚落形态始终未被打散。因为住得实在太近，谁家有什么消息很快就会传遍全村，不一会儿，我们造访的徐广太老大爷家就进来七八个老人。老人们坐在院子里，有的摇着蒲扇纳凉，有的摆弄着竹片，有一下没一下地编织着渔网，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本地方言，连蒙带猜也只能听个半懂。

这些老人年少时都是浮家泛宅的渔家，一家一条船，漂流在鱼虾丰沛的善后河上，“船到哪儿，家就到哪儿”。善后河一直向东绵延，最后汇入黄海，是一条水面平静的淡水河，渔民们保持着日出而息、日落而作的规律生活。徐广太今年76岁，年轻时是个经验丰富的渔夫，20多岁的时候被调配到连云港捕鱼。“家里有兄妹4人，长大之后一条船上住不下了，就安排去北面打工，把鱼卖给水山公社，讨个生活，刮风下雨，逢年过节才回家住。”

1958年，宿迁的沭阳县、连云港的灌云县和灌南县的渔民组成渔民协会，此后在当地水产局的领导下结成了渔业社，是一个事业单位。1968年，渔业社的渔民响应国家号召，从船上走上陆地定居，包括徐广太家在内，一共38户人家定居在南海以西22公里的地方，组成了渔业社向洋大队，每家按照人口数，每个大人分2亩地，每个小孩分1亩地，所有人还都被登记成为城镇人口。

( 我们造访的消息在密集排列的村庄里迅速传开，徐广太（穿白上衣者）家很快聚拢来七八位老人 )

在计划经济时代，土地问题似乎并未被过多触及。由于每个人都是城镇户口，无论土地的收成如何，每个月二三十斤的供应粮、几两供应油，让向洋大队成为附近村民的羡慕对象。徐广太向我们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粮食0.12元/斤，社里按照0.15元/斤的价格把30斤粮食的钱发给我们，菜籽油1元/斤，按照2元/斤的价格给，买完粮食和油，多余的钱还能买菜和水果。”徐广太说，当时渔民们都不会种地，政府安排在此地当兵的朱广超来大队教大家种。

向洋大队紧邻善后河上的东陬山河闸，在没有水闸控制水量以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滩涂，海水泛滥时，苦涩的咸水就会倒灌进善后河里，方圆几十公里都会被海水漫过。向洋大队分到的土地，全部是海水浸淫过的盐碱地，地上疯长的除了芦苇，就是杂草。“开始种的是棉花和小麦，长得很矮，没有收成，一直开垦了四五年才渐渐有点起色。”徐广太向我们回忆道，“村里没有灌溉渠，田地高，从河里提水又不方便，基本上种地就是靠天吃饭，如果天旱一点，一亩地就产十几斤粮食，有时候连收割的必要也没有了，直接放把火烧了就算了。”

( 在当地服兵役的朱广超曾教第一批上岸渔民如何种田 )

让这种人地矛盾凸显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他经济收入的相继萎缩。在计划经济时代，渔业社实行的是“捕、种、养”三结合的劳动方式，渔民按照这种思路被分成3组，他们所擅长的捕鱼和水产养殖依然是劳动的重头戏，政府为渔业社提供了120马力、80马力的大型机械船，徐广太等10个捕鱼好手被安排去海上进行远洋捕捞，善后河上围圈起来进行鱼塘养殖的工作也开展得如火如荼。改革开放后，这种集体组织的劳作方式灰飞烟灭，而善后河因为受到工农业废水的污染，河里的鱼虾骤减，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在善后河捕鱼已经不能再称为一种维持生计的手段了。而此时第一代上岸渔民正渐渐老去。大队里人口在不断增加，但渔业社早已没有土地可分配，原本引以为豪的城市户口现在却成为村民生活的最大羁绊。渔业社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并非集体所有，村民每年要上缴每亩80元的土地承包费，大队村民的情绪在取消了农村土地的农业税之后被激化。“别人都不用交钱，为什么我们还要交？”大队的老人们不满地嚷道，声调越来越高。他们的子女为了生计早已奔赴各处打工，在田地里忙碌的都是一些步履蹒跚的身影。

重返海洋

( 村民杨长祖到村后的善后河里挑水。污浊的河水要先用明矾澄清才能勉强使用 )

一些还掌握着捕鱼本领的村民选择了重操旧业。连云港高公岛的洋山码头上聚集着渔业社30多户渔民，另一些人选择了去更远的天津港、崇明岛捕鱼。

我们到的时候，48岁的孙占华和妻子张学红刚刚打鱼回来。孙占华的头发被海风结结实实地吹塑了一番，向后整齐地背了过去，张学红则认真洗漱了一把，还精致地描上了眼线。早晨5点两人就为了赶早潮出了门，今天因为海上风浪大，不到下午一点两人就开船回来上了岸。孙占华连说自己今天亏了，“一天柴油要100块，捕的鱼不到200块，今天是冒险出海的，明天不去了，等天气好了再说”。

孙占华十六七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孙学兵一起在善后河捕鱼。1986年，他招工到了连云港市新浦区的航运公司，在货运轮船上当水手，后来单位垮了，回家开始种棉花，“家里有3个孩子，生活不够”。1999年，他跟着同乡到了高公岛，决定在这里操起老本行。

洋山码头上密密麻麻地停靠着几十艘捕鱼船。孙占华指着一条船上的简易房屋说，以前，他们也是像那样住在船上，后来孩子大了住不开，就搬到岸上租了房子住。孙占华前年买了新船，花了3万块钱，大概能用5年。每年7～9月是休渔期，孙占华的船只能在距岸边5公里以内的范围内活动，再往远走，就是被承包的海蟹、海蛎子养殖场了。“逮鱼是冒险投资，很可能你今天下了网，明天连网都不见了。这跟内河不一样，在海上水是流动的，网子下去一两个小时根本什么都没有，一般都是24小时不拉网，今天把网子放下去，如果晚上天气好，就去收一趟，如果天气不好，就第二天天亮再去收。”孙占华说，每个月，涨潮都分为大兴潮和小兴潮，分别15天，大兴潮时，潮水来得快。“现在就是大兴潮，但天气不好，风太大了，渔网上下抖得厉害，不好捞鱼。”

50岁出头的周希和9岁就跟着父亲上了船，被高公岛上渔业社的同乡称为“老前辈”。“我们本来是内湖的渔民，船不行，技术也不行，到了海上只能去近海捕捞，如果走得远一点，就得几条船结伴出行。”周希和告诉我们。渔业社在高公岛打鱼的渔民大多在码头岸边租了房子，我们到的这天，七八个要好的渔民正聚在饭店里喝酒吃菜。草鱼、墨斗鱼、花蛤、皮皮虾、螃蟹、海螺、海蛎子，全都是村民自己从海里捞上来的，拿到饭店里让厨师简单加工就可以了。渔民们习惯了海上风雨中的呼喊，平时说话嗓门都很大，几个人推杯换盏，大呼小叫好不热闹。他们告诉我们，早晨因为开工早，天凉的时候都会在出发前喝上几两白酒捂捂身子，每个人的酒量都很好。

周希和的小儿子今年考上了大连海事大学，前几天他刚刚送儿子去上学，大连是他在陆地上去过的最远的地方。“报志愿的时候我跟他说，咱们家祖上八代都是打鱼的，除了打鱼我们什么都不会，你就学渔业管理吧，他听了我的建议。”周希和觉得小儿子非常争气。与其他村民比，那时候还在大队住的周希和家显得更为贫寒。“因为我们60年代之后很久都没有上岸，既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子，跟社里说了很久，才搭了个简易房子，房顶上还要铺上塑料布。”周希和说。2000年，他跟着别人一起到高公岛来打鱼。“打鱼人不养老不养小。”周希和感叹道，“60岁以上的老人，体力不行，无法出海，只能靠子女养活。”周希和的二女儿告诉我们，小弟读了大学，一家人心里就踏实多了。“我爸跟我说，反正你们三姐妹都已经出嫁了，有你们老公养你们，等我老了打不动鱼了，你们每人每月哪怕给我100块钱也就行了。我爸就想跟周围村里的老人一样，能拿到个低保，每月多600块，他和我妈的生活也就够用了。”

曾经的集体归属感

从前赖以生存的是水，现在所能依靠的只有土地。这些上岸后开始耕作的第一代渔民，面对无法改变的土地稀缺的现实，渴望能和其他农民享受同样社保待遇的渴望尤其强烈。这原本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却因为社民们特殊的身份一直遭遇尴尬。

上岸曾是徐广太特别高兴的一件事：“觉得有集体特好，有干部带头，生产队召集大家干活。”当时，无论是捕鱼、养殖还是种田，全都是由国家投资进行生产。“以前捕鱼担风险。上岸后社里组织我们养殖海带，结果品种没选好，被海浪冲跑了，但因为是集体生产，对我们没有丝毫影响。”徐广太说，虽然打工分、发买供应粮的工资比以前的收入少了很多，但跟以前当“个体户”比，他还是很享受这种心里踏实的感觉。

在公社里，徐广太分在了捕鱼组。“以前我们买不起大船，无法到海上捕鱼。公社的时候，国家提供了大型机械船，组织我们10户人家，每家出一个渔民到海上捕捞。我们都没有远洋捕捞的经验，还专门聘请了燕尾港一个技术高超的渔民当船老大。”在徐广太记忆里，他们向南最远到达上海东100公里，最北到达青岛以北100公里。“那时候捕得最多的鱼是马革鱼，每次能捕1万多斤，甚至2万斤。这鱼现在值钱，每斤能卖十几块，那时候便宜得只有几毛钱一斤。”

徐广太说，住在船上时，虽然也几乎天天上岸，但无非就是把当天的鱼虾卖到集市上去，除此之外，另一个目的就是看病。过去渔家的孩子们，没有哪个是上过学的。上岸后，家长们很高兴孩子可以念书，没想到政府还专门为了方便这些渔家子弟上学，在大队附近新建了一所向洋小学和一所向洋中学，大队上的孩子在这可以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高中毕业。

1958年成立渔民协会的时候，这个渔民组织就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社民黄兆能向我们回忆，当时的办公地点在灌云县城里的东门河附近。“那时协会有很大一片房产，前后有20多间房，门前还有一片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大礼堂，每个月参加渔业协会的373户渔民都会在大礼堂开大会。办公的房子都是我们老一辈亲自盖的，在东门河里摸石头上来，一块一块垒起来的。”

毁誉参半薛亮松

薛亮松是现任渔业社主任。我们到了向洋大队，他的亲戚打电话通知他，他在电话里说，他正发烧，在输液，不想接受采访。没想到电话挂了没过3分钟，他又打过来说，他现在就从灌云县城赶过来，40分钟后就到。

薛亮松心情复杂。向洋大队一个外出打工的年轻女孩向江苏省内媒体爆料，大队被报道为一个靠接雨水生活的无人问津的无名村，这让薛亮松非常不满。但另一方面，他又渴望有媒体来报道，用关注换来让他头痛不已的诸多问题得到解决。

目前对村民来说，在无法扩展的土地上过多纠缠已经意义不大了。在村里留守的老人们没有其他生计的来源，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获得一份低保，另一个是有干净的水源。媒体报道向洋大队靠接雨水生活并不是空穴来风，村里至今没能通上自来水，村民平时都是挑着扁担到善后河里挑水生活。穿过村后一片玉米地就到了善后河边，村民杨长祖从一处水浅的地方进去，扒拉开两边横生的芦苇，舀满了两桶脏兮兮的河水。杨长祖家有一口大水缸，用水前，先要在水里撒上明矾，让污物沉到水里，稍微澄清后水才能使用。现在几乎家家户户都在使用饮水机，徐广太说：“3块钱一桶，只能喝水时用，不然谁用得起！”

这两件事情，薛亮松至今都没做到。薛亮松是向洋大队本地人，初中毕业后，从1979年开始在洋桥的对虾场养对虾，养了3年，调到渔业社做办事员，后来又调到灌云县渔政做检查员，给渔民办捕捞证。2002年，他开始担任渔业社主任。“以前的主任都是外地调来的，没有一个能干得下去。我是本地人，我说话他们不好意思反驳。”“自来水的事情我一直都在张罗。向洋大队离其他村都比较远，地下岩石多，又不好打深井。2007年好不容易联系了东陬山水厂，同意给我们供水，但水厂引水过来要经过烧香河、善后河两条河，社里只能拿出3万元来，其他的钱需要老百姓自筹，当时有一半人不愿意交钱，事就没办成。今年7月鲁河乡新建了电厂，这次距离只有3公里，主管道11万元的费用已经解决了，现在入户的管道、水表需要460元，要老百姓自己掏钱。我已经跟人家签了合同，但不知道这次他们会不会连这个钱也不想交。”村民对于自来水收费的不满有他们认为的道理。与向洋大队同属渔业社的向海大队，两队距离3公里，但生活条件却差异很大。向海大队四五年前就通了自来水，全村的灌溉渠也运转良好，庄稼绿油油的一眼看不到边。向海大队的自来水就没让村民出钱。大队队长黄启中是个能干的年轻人，以前在外面搞养殖挣了不少钱，现在留在村里当队长。他的一个朋友开了自来水厂，他去渔业社把队里以前交过的土地承包费要了回来，1万多元就将自来水入户了，“水费也很便宜，一年80块，随便用”。

不便当面说，但向洋大队村民都在私下里对薛亮松多有议论。虽然一再声明，不是每户人家都符合申请低保的条件，但拗不过村民总是拿周围村民户户拿低保来说事。顶着压力的薛亮松为了安抚村民的情绪，把所有人名单都报到上面。“最后能不能批下来我就做不了主了，但至少不会再留下口实。”薛亮松说，今年实行了属地管理的政策，大队的低保户名单才有机会可以上报。“向洋大队的户口在连云港洋桥边防派出所，大队不是一个行政村，但又没有居委会，不能算村民，说是事业单位但也没人管理。”

让薛亮松委屈的是自己做的实事总是不被村民提及。“2004年我在向洋大队搞了电灌站，同时还复垦了208亩土地，之后渠道进水，年年都组织维修。我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住在向洋大队，我怎么可能不尽力去做事呢！现在渔业社一分钱都没有，没钱怎么办事！”薛亮松说，从去年开始，向洋大队的村民拒绝再上缴土地的承包费，但薛亮松也没有丝毫办法。向海大队因为灌溉的条件已经具备，全大队的田地都改种了水稻，能获得国家补贴，补贴的金额从前年的每亩20元，涨到了今年每亩101.5元，除去每亩要交的80元承包费，略有盈余，什么都是最差的向洋大队显然觉得不满。

虽然村民对生活现状极其不满意，但他们承认这并不能都怪薛亮松，“他只是一个传达的人，能不能办事还得看上面的意思”。最让村民不满的是上一任的渔业社主任。那时由社民用一块一块石头垒起来的社办公室被这位主任稀里糊涂地转手卖掉，社里的地产也莫名其妙地没了，于是渔业社的财产就只剩农民上缴的数量有限的土地承包费了。这个曾经在渔民上岸之后给予极大组织温暖的渔业社，如今不但土崩瓦解，还成为社民们争取自身权益的最大桎梏。■

（文 / 吴丽玮） 上岸捕鱼生存村庄失落渔民码头三农渔民渔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