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兰：神山脚下的现世生活

( 普兰县科迦寺前藏族妇女展示科迦服饰 )

村与寺庙

我们来的这天恰好是藏历六月初四，这一日被佛教徒尊为神圣的初转法轮日，释迦牟尼成佛后，在这天初次宣讲了苦、集、灭、道四谛。科迦寺里人头攒动，远近牧区的一家老小，在普兰做生意的尼泊尔人，从印度来朝圣的香客纷纷赶来。每个人都一副恭顺模样，捧着哈达排队走到佛像面前，让寺里的小喇嘛帮着把哈达披到佛祖身上，接着谦卑地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有的用头轻轻地撞击佛像脚下的石壁数次，有的全身伏地，额头轻叩地面。

庙里最年长的喇嘛扎巴加增领颂着经文，其他喇嘛跟着节奏忽快忽慢地吟诵。扎巴加增不时放下手中的金刚杵，拿起鼓槌朝身后的一面大鼓“咚”地一击，紧接着其他僧人或拿起法号，或抖动着铃铛，唱几句难以理解的唱词。庙堂被大大小小的酥油灯照亮了大半，附近村里的老年人拎着酥油壶，蹒跚着给每只晃动的银盏里加一点酥油。旁边的人告诉我，他们一定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带着酥油、青稞、糌粑过来，祈祷能够心想事成。寺庙悬挂起多幅收藏了上百年的珍贵唐卡，一起高悬的还有各种护法动物的标本，一条“蟒蛇”张着尖嘴呼啸着直冲过来，棕熊、老虎、雪豹、孔雀等动物也都表情惊悚。

科迦寺建于996年，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最初，科迦村以寺为中心建造，先有科迦寺后有科迦村，村因寺而得名。寺里的住持洛桑告诉我，很早以前，此地名叫杰玛塘，意思是“尊贵的石头”，当地人都知道此地有种很贵重的石头，但始终都未找到。在村东头有个名为赤丹寺的喇嘛寺，寺里有一老一小两个喇嘛。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小喇嘛总会发现孔雀河岸边一片空旷地带有什么东西闪闪发光，后来师徒二人来到发光的地方，老师傅转了一圈，指着路上的一块巨石说：“阿弥陀佛，这就是我佛赐予人们的灵石阿莫黎噶。它在这里出现，表示这里将出现珍贵的供品和神圣的经堂。”这是关于科迦寺地点的传说，这块灵石现在也被深深镶嵌在佛像的底座里面。

而科迦寺的建成是在吐蕃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的第三代子孙科热时期，关于该寺中名气最大的文殊菩萨雕像，传说更为神奇。洛桑告诉我，当时此地来了7名印度云游僧宣扬佛法，将要离开时，给国王留下一大皮袋东西，说如果过了3年他们还不回来，这些东西就归国王所有了。3年过后，云游僧杳无音信，国王打开皮袋一看，里面是七大包银子。惊奇的国王请教大师如何处置，大师说这是财神瞻巴拉赐予的非凡妙果，不能占为己有，应行善积德，作为造福于众生的供品精心服侍。国王依照神意和大师指教，聘请了尼泊尔的著名工匠阿夏大玛和克什米尔工匠汪古拉，在中尼边界的谢噶尔仓林用这7包银子制造一尊世间罕见的文殊菩萨像。3年造完后，国王又请仁钦桑布大师为菩萨开光，在运回的途中经过杰玛塘，车子突然被石头卡住了，这时忽然听到文殊菩萨开金口说道：“吾依附于此地，扎根于此地。”原来地上那块石头正是小喇嘛发现的阿莫黎噶灵石。这时国王喜出望外，就在此地修建了科迦寺，意思就是“依附于此地，扎根于此地”。

( 普兰县贤柏林寺 )

科迦寺是与扎达的托林寺齐名的千年古寺，佛教后弘期开山祖师之一的仁钦桑布主持修建了该寺。后弘期古印度佛教大师阿底峡入藏的第一站就是科迦寺，如同当今，从普兰口岸斜尔瓦山口入境，尼泊尔人、印度人或者其他各国游客，进入西藏，第一站也可到达科迦寺。在普兰境内，除了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周围的寺庙，科迦寺似乎是唯一一个被虔诚信徒信奉的寺庙。除了几座知名的佛像，香火旺盛也与该寺保存完好有关。洛桑告诉我，在“文革”期间，寺里虽然遭受了一定的破坏，但因为当时是作为红卫兵的住所，所以损失稍小。洛桑的父亲原来是该寺的活佛，“文革”中被迫还俗结婚。洛桑13岁出家，曾经在日喀则的萨迦寺进修了一年，除了学习佛经，还学习了很多现代知识，能够流利地使用汉语、藏语、尼泊尔语等。他是我在普兰这几天遇见的汉语最好的本地人。

“这几天特别忙，特别特别忙。”洛桑既要在堂上和众僧人一起念经，又要不时地跑出去监督日夜赶工的施工队伍。这几天，他正忙着整修寺庙的外围，一是建一条完整的转经筒线路，二是修整外围的道路，为此他跑到外地去拉沙子，跟施工队反复交涉施工图的样式，有时还要跟县政府打交道，抱怨政府对施工的限制太多，给村民朝拜造成了诸多不便。回归到现实，对于周围的老百姓来说，科迦寺不仅是他们精神上的皈依之所，更是生活中强大的支持。这当然离不开住持洛桑的精明能干。在外见过世面的洛桑，接手科迦寺住持的工作之后，破天荒地开了一个旅游商店，这令他十分满意，也给寺庙带来了很多收入。旅游商店很简单，寺庙大门右手边的一间10平方米小屋，只有在游客多的时候才开门营业，商品包括一些唐卡的复印品、开了光的佛珠佛像、金属器皿等等。洛桑对自己的先知先觉相当得意，他告诉我，虽然很多外国人也来这游览，但长久以来附近都没有商店，这让他赚了不少钱，直到最近，村民才在旁边开了小卖部。与村委会相比，科迦寺富裕得多。寺里有一辆拉货的东风车和一辆拉游客的越野车，除了帮村里做做事外，有时越野车也出去接旅游团的生意。“绕着圣湖转一圈，油钱700元，租车费5000到6000元。”洛桑说，受到县政府的照顾，每年寺里能接5个旅游团，这给寺里增加了2万多元的收入。有了钱的寺庙能给村里提供更多的帮助，洛桑说，香火钱不能乱用，只能用来改造寺院、修整佛像，他们每年要从其他的收入中拿出2万块钱买藏药，分发给附近的村民，甚至直到两三年前，科迦村还没有自己的卫生所，寺里的老喇嘛强久益西是一位藏医，常年承担着为村里看病的任务。除此之外，寺庙也不时拿出钱来资助穷人，帮助村委会购买一些发电的柴油等等。

( 科迦寺住持洛桑 )

孤独的守望者

与科迦寺相比，被毁之前的贤柏林寺的体量要大很多。这个建于17世纪初，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时期的大型寺庙，曾傲居达拉喀山顶俯瞰四周，但在“文革”中破坏殆尽。如今虽在住持格桑旺布的奔走下，寺庙的一部分得到了修复，但远离村庄、路途不便，寺庙还是少有人问津。

( 普兰县吉让村有机器设备，于是村里人开始洗沙、做建筑用预制材料 )

据藏族史书《青史》，贤柏林寺是民族英雄甘丹才旺的封赏寺。史书《颇罗鼐传》记载，1675年，拉达克军队气势汹汹地吞并了阿里，并对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十分仇视。鉴于这种情况，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召见了在扎什伦布寺出家的蒙古王室出身的骁勇将军甘丹才旺，亲手授予他护身符、护法神幢，并恩惠有加，命他前去阿里消灭侵略军，收复失地。战争中拉达克军节节败退，甘丹才旺收回了阿里，但战争双方都死伤无数。为了减轻罪孽，甘丹才旺决定建一座寺庙。历史上，在仁钦桑布护送阿底峡入藏的路途中，阿底峡曾观望着达拉喀的山势，感叹道，多像老虎的身形，应该在这里建一个寺庙。于是甘丹才旺选择了这里建寺，贤柏林的意思就是“得到死者的宽恕”。

58岁的格桑旺布人很敦厚。六月初四、初五两天，寺里总共收到了1000多元的香火钱，他打发寺里另一个年轻的小喇嘛下山，给那些修复寺庙的村民结算工资。同去的翻译说明我的来意，他眼神里流露出善意和一丝感激，虽然听不懂汉语，但无论谁说话他都会侧着头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就深陷在回忆之中。格桑的一生都连接着贤柏林寺。在他出生的那个年代，能够送家里的男孩到寺里当喇嘛是整个家族的荣耀，但因为想来的人太多，政府设了挑选的限制门槛，其中一条就是如果家中已有两个男孩，那么第三个男孩无需经过挑选，可以直接批准成为喇嘛。于是格桑在娘胎里就被家里人寄予了出家为僧的希望。“虽然出了家，但小时候一直想回家。虽然离家很近，但即使回家一小时也要向寺里请假。”

( 阿里噶尔县一处夏季牧场帐篷中，两岁的格桑梅朵和父母在一起 )

格桑说，每个新来的小喇嘛都会跟着师傅再取一个新的名字，他的师傅叫格桑，因此他名字也是以格桑开头。9岁的时候格桑正式出家，在寺庙里他第一次开始学习知识，首先是从藏语30个字母的读音开始学起。大部头的佛经都是通过老师口头传授，即使不懂也要背下来，然后再慢慢理解。老师代替了父母，小喇嘛不听话还要挨老师的打。格桑说，时间久了，心灵得到了净化，反而想待在寺里了。“家里人特别多，有22个人，家里地多，牛羊也多，我一直在念书，不会干农活，也不想回家干农活。”

当年寺庙的影响已经不复存在，100多个僧人，现在只剩下2个。格桑决意守在寺里，希望能修复寺庙，2002年，通过楚果寺活佛洛桑山丹嘉措申请到15万元，修复工程才得以开始。“一点一点地争取经费，老百姓愿意出力，就拿钱出来修，没人愿意出力，这钱就先攒着。”目前修复的只是中间一个殿，爬着陡峭的台阶上去，两旁规模宏大的殿堂仍旧沉睡在废墟之中。殿里陈设简单，没有科迦寺里尊贵的菩萨雕像，有的只是洛桑当年保存的多尊大大小小的佛像，还有一些是村民捐来的。我们参观完毕，洛桑就把大门从里面锁好，在两边巡视了一圈才从侧门出来。他说现在最怕的就是有人盗窃，除了格桑和年轻的小喇嘛，寺里只有两个寄养的孩子，因为身体不好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寺里与格桑一起生活。

( 普兰边贸市场的尼泊尔商人迪布克·辛波拉 )

古贡寺也在陡峭的山顶，在古代这都是出于军事防御方面的考量，现在却成了香客朝拜的一大阻碍。古贡寺与普兰最著名的诺桑王子飞天的传说密不可分。相传很久以前，当地有一个名为俄登巴的国家，在英俊贤明的诺桑王子治理下，国家井然有序，这引起了另一个国家日登巴的国王的嫉妒，于是两国爆发了战争。诺桑王子出征期间，他的爱妃、天上的仙女云卓拉姆被其他妃嫔陷害，无奈云卓拉姆只能重飞天空。诺桑王子班师回朝后不禁大怒，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追到天宫与爱妃相会，最终将她迎回人间，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古贡寺有一个直达峰顶，露出天空的岩洞，相传当年云卓拉姆和诺桑王子就是先后从这里飞天的。普兰人一直以此地是诺桑王子的故乡为傲。

漫长边境的初级市场

( 古贡寺住持索朗平措 )

街上偶尔慢慢走过三五个戴着毛线帽子、眼窝深陷的尼泊尔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虽然也信仰宗教，但来普兰做生意、谋生活第一，对宗教的虔诚，自然不比那些专程来神山圣湖朝圣的香客。

普兰县位于阿里地区南部，喜马拉雅山南侧的峡谷地带，下辖一镇两乡，分别为普兰镇、巴嘎乡和霍尔乡。位于最南边的普兰镇是县政府所在地，也是直接与尼泊尔、印度交界的地区，翻过喜马拉雅山和冈底斯山，往东是尼泊尔的高山密林，往西是温润富庶的恒河平原。古时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的分支，可直达南亚、西亚及欧洲进行经济文化交往，南亚盛产的麝香，通过普兰进入我国中原地带，这条路因此又被称为“麝香之路”。1952年，普兰口岸正式开放，但于1962年被迫关闭，直至1992年才恢复开放。这一口岸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沿边开放口岸，目前有很多尼泊尔人、印度人在此经商贸易。

( 普兰县多油村的村民 )

普兰县去年财政收入只有460万元，其中旅游收入13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收入180万元，其余基本是商业贸易活动的税收所得。县域只有1.25万平方公里，边境线却长达414.75公里，长度超过了西藏全境边境线的1/10。普兰如何发展？除了神山圣湖的旅游开发，所有人给出的不二选择都是建设口岸、发展边贸。

县委书记黑树林是从陕西来的援藏干部，他向我们介绍，在这群山环绕的边境线上，共有21处可以通行的山口，斜尔瓦是最重要的通道。斜尔瓦在科迦村，位于普兰县东南，与尼泊尔相邻，两国边民可以在边境线两侧各30公里范围内自由往来。除了官方组织的印度香客团从强拉山口进入外，第三国的游客只能从斜尔瓦进入。

斜尔瓦边防站位于孔雀河北岸，穿过河床上一条仅能两人并行的铁索桥，对岸就是尼泊尔边境的尤萨村。很难想象，这条只能依靠“人背马驮”的狭窄通道竟然承载了整个普兰边贸的出入境货运任务。通过这条铁索桥，主要依靠的是畜力。斜尔瓦哨所外，几个尼泊尔人坐在地上，正将身前散落着的一大堆盐巴分装在麻布小袋里，这样可以方便羊群的运输。

严格说来，尤萨村只能算一个临时的村小组。除了村长嘎玛家的房子刷了天蓝色的油漆外，其他房子都是石头垒起来的。在河滩边一处较为平整的碎石滩上，用白色的油漆工工整整圈出一块七八平方米的长方形区域，这竟然是一个简陋的直升机停机坪！偶尔有一些乘坐直升机的欧美游客，会选择从这个通道进入普兰，朝拜冈仁波齐和玛旁雍错。嘎玛告诉我，这里原来只是一个临时居民点，随着对中国的贸易增长，人多了，才有了村子。2002年之前，冬天走得一个人都不剩，之后才逐渐有人在此长期留守，不过现在也只有十几户，包括他在内，大多数人只有在夏天贸易频繁的时候才会搬过来住。他在这开了家茶馆，还有一辆小轿车和两辆皮卡，平时没事的时候跑跑运输。嘎玛的老婆是斜尔瓦村的村民，不过这种跨国的婚姻并不罕见，两国的边民都是藏族人，语言和风俗习惯相差无几，嘎玛的3个孩子都在普兰县上中学，平时由岳母家人照料。冬天，嘎玛翻过南边的娜热山，那边海拔一下子低了很多，家里有三四十亩田地，种着大麦、小麦、油菜子、青稞等等，在普兰进口的大米、面粉、胶鞋、饮料、毛衣可以顺道拿回老家去卖，销路很好，他的妻子则会回到斜尔瓦村的娘家，照顾上学的孩子。

早在17世纪初，中、印、尼三国边民就在普兰边境的主要山口设立了固定的贸易点。曾位于县城西郊达拉喀山山坡上的市场被叫做“唐嘎市场”，正上方的山顶上就是贤柏林寺。这一片断壁残垣里，还留存着彼时活跃的边贸市场的影子。用泥巴砌成的侧墙坍塌了大半，当年商人们自带帐篷，正是利用两侧尖顶的侧墙，搭起了临时铺位。达拉喀山的山腰上有许多洞穴，大大小小连成了片，据说这里曾是几百年前来中国做生意的印度、尼泊尔商人的住所，由于尼泊尔人占绝大多数，所以这些洞穴被称为“尼泊尔大厦”。随着河水的不断冲刷，洞穴的位置逐渐抬升，并且垂直着悬在半空，看着让人心有余悸，但几十年前，不少云游至此的僧人和信徒还曾把这里当做修行的场所。

2003年后，边贸市场搬到了县城中心地带。虽然头上挂的是“普兰唐卡国际贸易市场”的大招牌，但县长卫东介绍道，在这个市场里，尼泊尔商人有300多人，印度有24人，其他的都是中国的经商者。在几家店铺里，我们看到商品多是颜色暗淡的围巾、用草纸和麻绳包裹的红糖，以及看着不怎么有食欲的小零食，印度香水和本该销往国外市场的欧美护肤品被摆在商店内显眼的位置。有些店铺销售一些印度产的铜器还较为花哨，烟灰缸、小碗、大果盘等等，看起来略微有些情趣。迪布克算是这里汉语最好的尼泊尔商人，他每年6月来普兰做生意，一直待到10月左右再返回尼泊尔，走的时候还要在中国买羊毛、羊绒、羊肉、毛毯、裤子、胶鞋等货物一起运回去接着卖。“尼泊尔人有心理作用，总觉得这些东西还是中国的好。”他扳着指头跟我比画着，“我的爸爸、爷爷、爷爷的爷爷……都来这里做生意，算下来也有几百年了。”

政府渴望将口岸边贸活动做大，首先是在斜尔瓦建一条中尼友谊大桥，改善依靠畜力的原始运输方式，同时还将扩大规模，复兴老县城里的唐嘎市场，他们的目标很远大。

面对宏大的目标，基本停留在本地贸易和初级贸易阶段的边贸市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除了尼泊尔人青睐的商品外，此处也是本地人购买各种日用百货的首选场所。县长卫东告诉我，虽然市场上以中国商人为主，但做得好的本地生意人也不过四五人，跟外地人相比，本地人基本没什么优势，因为这些日用百货全部是从拉萨，或者青海、甘肃等地进来的。甘肃天水天安县的商人付孝平几年前看到同村很多人来做生意，也加入进来，现在仅天水天安、甘谷两县的商人就有27人。从兰州或西安坐火车到拉萨，再坐20多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抵达普兰。每年来普兰，带来的货物“从头到脚，从帽子到鞋，再加上各种副食、零食”，一应俱全。货物到了拉萨后，四五个人拼一辆大货车，平摊三四万元的运输费用。“有时生意好，一年下来赚个1万多块，有时连本钱也回不来，只能来年再挣。”尼泊尔人喜欢喝沱牌酒，每次买酒，尼泊尔人都会用一个大塑料桶把沱牌酒一瓶一瓶地倒进去，方便用畜力翻山越岭地运回国内，这种酒在尼泊尔据说非常畅销。

丹增多吉被县政府称为本地杰出的“企业家”，他从开小商店起家，后来又开始跑旅游运输，算是本地人中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一位，同时他每年还拿出几万元资助贫困学生，这几年始终没有间断。1988年，丹增在村里开了证明，向信用社借了1000块钱，跑到商店批发点杂货，拿到唐嘎市场上卖给印度人。5年以后还清了借款，逐渐摸清了市场，自己开了商店，卖胶鞋、头巾、沱牌酒和茅台酒等等。印度和尼泊尔人不能去牧区那么远的地方，但又很喜欢中国的羊毛和羊肉，丹增算了算账，买现成的羊毛和羊肉不如直接买羊划算。一只羊30块，买回来找人杀，羊毛、羊肉分开卖给外国人，最后一共能赚60块。丹增在拉萨、广州、成都等地进货，2002年他看到成都的药材市场火爆，了解到很多药材都是从边境收上来的，他把样品带回来，问尼泊尔人有没有。“给他们一个样品，我自己留一个，到时候可以对比着看，以免被骗。”有时丹增也自己到尼泊尔去收药材，但阿里地区没有大使馆，办护照要去拉萨，办好后只能从樟木口岸出关，相当麻烦。在这个较为初级的市场上，丹增显然是有商业头脑的商人。边贸市场上一部分土地属于吉让村委会所有，村委会盖了200多间土木结构的商品房，把出租权分给村民。有的房间由两三户共同享有，出租的权利由这两三家每年轮换获得。丹增的商店就有3个房东，租房的时候，他担心不同的房东会把房子租给不同的人，一开始就想到了要签合同。这至少在当时是市场上绝无仅有的，合同签得极为初级，合同没有签订具体的年限，只是笼统地说签到市场搬迁为止，合同里也没有约定房租，每年靠双方协商来订。

过境放牧背后的现实

与霍尔乡、巴嘎乡的纯牧区不同，普兰镇以农业为主，少数农民在山间放养些牲畜。普兰镇被群山环绕，中间的空地大多种了庄稼，草场实在有限，冬天，牧民把牲畜赶到霍尔冬季草场，夏季他们的普遍做法是到尼泊尔放牧。

“历史上，尼泊尔人就为了做中国人的生意，让我们过去放牧。”当地人笑称。牧民过境去放牧，看起来似乎也非常简单。细德村村民桑丹多吉家里养了30多头牦牛，100多头羊，每年4月把牲畜赶到山的那一边去，“那边的草绿绿的，像我们的田一样”。把牲畜赶到了位置，人便回来了，来回一趟只要两三天时间。桑丹告诉我，牲口都是抱团的，自己不会走丢，而尼泊尔人和普兰人一直都很友好，放牧牲畜很安全。“在我父亲那个年代，尼泊尔人要盐巴，村里人就背着盐，放在山口就回来了。尼泊尔人把盐搬回家，看到盐袋子上写着，‘谁谁谁，需要几袋印度香米’，又会把米拉到山口放下，我们的人再过去取。”

除了桑丹这样的牧民，那些家里饲养少量牲畜用来种地的村民也需要去放牧，这往往由村里统一组织起来，派几个人一起送到尼泊尔去。江白顿珠就是科迦村承担这一职责的人，每年天气转暖，他就赶着全村130多户人家的牲畜过境放牧，在那里他要负责挤奶、打酥油茶，甚至帮母牛接生牛犊，到了藏历七月，再将牲畜赶回来，向各家收取一些管理的费用。离家几个月之后，江白顿珠在村里的生活十分逍遥，村民说他顿顿离不开酒，整日都醉醺醺的，只有早晨起床时是清醒的。

高原上天气变化莫测，九、十月份就有可能飘起大雪。这是桑丹最不愿看到的，“一下雪，路就封了”。4年前，9月初下了场大雪，村里组织了100多个人，穿着棉衣和大头鞋，戴着眼镜、手套，带着汽油、喷灯和食物去接两个过境放牧的村民。“人不多的话，雪塌下来人就死了，我们这些人里面，还包括一个医生。那年放牧的草场上雪没过了膝盖，路上有些地方雪都没过了头顶。去之前大家就商量好，牲口实在赶不回来就放弃，把人带回来就行。”桑丹说，“一路上都在拿铁锹打雪。山上根本没有躲雪的地方，如果不熟悉地形还会迷失在山里，所以人必须得多。”路上没有落脚的地方，村民摸索到河岸边的石头上，点着喷灯，将雪融化，这样人才可以站立，他们围在那里干吃方便面。

过境放牧所呈现的现实是，普兰脆弱的自然环境和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普兰县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黄金储量在300吨以上，铜矿储量也相当丰富，但考虑到采矿业对生态的影响，几年前县里就关停了所有的矿业企业。虽然普兰被称为“阿里的江南”，但县城唯一一条主干道两侧稀稀疏疏的柳树已经是这一称号最为显著的诠释了，而这些树木也是在1976年种植成功后才长成如今的规模。孔雀河孕育了普兰人民，它源自普兰的于莎山口，向东南方向奔泻，当它穿过普兰全境后，最终流向印度境内，浇灌着南亚次大陆的万顷良田。孔雀河穿过纳木纳尼大峡谷以后，水势稍见平缓，拐了一个弯后，冲刷出几块支离破碎的小平原，同时，赤德河、樟杰河也把该地变成了一个十字形的河叉口，普兰县城就坐落在这个河叉口上。但即使是在夏季，普兰县城里也不时会停电，尤其是在晚上。修建在孔雀河上游，装机容量500千瓦的水电站是全县发电的主力。流经全县的孔雀河是季节性河流，加之雪山融水裹挟着淤泥沙石，很容易造成水电站故障。今年夏季的流量并不是很大，目前发电量最高在360千瓦，到了冬天有时只有160千瓦，停电在所难免。与县城相比，下辖的村庄情况反倒好得多。以科迦村的斜尔瓦作业组为例，该组紧邻着边境，地势高，恰好在雪山下水资源最丰富的山腰地带，组上建有一个55千瓦的小型水电站，但这个最初只有6户人家，现在也不过增加到23户的村小组日耗电量只有18千瓦时，剩余的电量引到距离该组最近的科迦作业组，94户人家，再加上科迦寺，完全可以应对孔雀河水电站停电带来的不便，科迦作业组的村民家里，白炽灯的电来自斜尔瓦电站，电视连的是孔雀河上发来的电。

目前筹建的2000千瓦装机容量的二级水电站预计将在3年后完工。阿里地区地广人稀，与普兰县距离最近的扎达县也有320公里的路程，线路长，长途输电成本太高。普兰县的规划是将水电和光电结合起来，在居住较为分散、用电量少的地区架设独立的太阳能电站。与水电供应同样紧迫的任务是全县的饮水、排水系统工程。普兰县至今没有修建地下的排水沟渠系统，甚至在普兰县政府三层小楼里也没办法上厕所，只能尴尬地走到院子对面简陋的茅草房里解决。

与传统的缓慢告别

在8月3日举行的阿里地区象雄文化旅游节上，普兰县民间艺术团获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名，这让团长次仁玛松了口气。普兰县在整个阿里地区最先成立了专业的民间艺术团，艺术团里有男女各8名舞蹈演员，以及男女各1名歌唱演员，年龄大多在17～22岁，学历要求在初中以上。本来对身高还有一些要求，但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于是身高这一条就放开了，但学历上始终没松。“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出去的，学历太低可不行。”次仁玛有点遗憾地告诉我，这次比赛本来还准备了一个小品，叫《我要上学》，最后还是决定拿掉了。“内容好得很，但演员总是背台词，根本演不出来。初中毕业之后没再继续读书的文化水平都不高，汉语差得很，反应也慢。”这些少男少女都是农民家的孩子，没接受过专业训练，每年选拔演员，村小组向上报名，次仁玛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挑出不错的苗子来，五六月种完青稞之后，选入艺术团的演员们有了时间可以集中起来参加排练。参赛的舞蹈是由次仁玛在各村采风回来之后改编的，基本的动作还是锅庄舞的形式。普兰也有历史悠久的玄舞，次仁玛虽然会跳，但没有精深的研究，普兰县文化局参赛的要求是跳出本地的特色，于是她把精力都放在那些老百姓平时也会跳的普兰欢快舞蹈上。

那些代表着普兰悠远历史的民情风俗正逐渐走向式微。特色鲜明、饰满珠宝的传统科迦服饰，平日里早已没人穿着，甚至是盛装打扮的节日，也没人再会想到它。据说，普兰县里保存完好的科迦服饰现在只有7套，现在唯一穿着的目的就是展示给好奇的外来人看。科迦服饰有相当丰富的配饰，一串串的珊瑚、玛瑙、绿松石挂在脖子上，镶着各种绚烂宝石的披挂件扎在头顶，拴在颈上，披在肩上，结结实实全都绑在身上重得要命。穿着这样的衣服让村民感到厌倦，于是他们不耐烦地向游客要200元才肯把这一身行头换上。节日里，村民更喜欢身着轻便的普通藏装，佩戴着珍珠、红珊瑚、绿松石串成的耳饰和项链，唱着流行歌曲，聚在草坪上跳热闹的舞蹈。科迦村以前有走婚的传统，男女双方结婚之后并不住在一起，而是分别住在自己家里，只是有时会到对方家里短暂居住。这么做的原因一个是为了减少家里劳动力的损失，另一个是为了防止小两口搬出去分走家里的土地。如今的年轻人里，已经难觅这样的走婚一族，与他们和历史传统的距离相比，普兰人的生活跟内地普通农村里更为接近。

普兰县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只有8899人，加上一些流动人口，不过万人。在这个偏于一隅的边陲之地，边贸市场的发展带动了这个原始农耕社会的缓慢演进。普兰镇每个村都根据自身特色办了集体小企业，多油村村民擅长盖房子，于是他们成立了施工队；细德村村民有做糌粑的传统手艺，于是他们有了糌粑厂；吉让村有机器设备，于是村里人开始洗沙、做预制板。这些集体小企业将村民凝聚起来，满足的都是本地人增收致富的需求。

多吉欧珠是吉让村第一个搞蔬菜大棚的人，在他之前普兰是没有人种蔬菜的。2003年，时任吉让村团支部书记的多吉看到吉让村旁边的虾苍山上原本一片很好的草场，因为无人管理日渐荒废，于是向县农牧局打报告，要到了6万元的资金支持，带着村民修水渠，种草围栏，很快恢复了植被。县政府看他有种植的潜质，鼓励他进行蔬菜大棚的种植试验。多吉向我回忆刚刚开始做时的艰辛：“地里都是石头，全部要用推土机才能推干净。”刚开始他试验了6个大棚，种了西瓜、西红柿、大白菜、西葫芦、青椒和黄瓜。2005年，没什么收成。是年底，他去拉萨参加农科院的蔬菜种植培训，这才搞清楚了应该如何调节温度，什么时候通风，什么时候密闭。一个月培训之后，他带回了4种西红柿种子、5种青椒种子、6种大白菜种子、2种茄子种子，还有空心菜、韭菜、四季豆、莲花白、油菜等等，一共40多种蔬菜种子。把种子试了个遍，选择效益最好的种上。在他的带领下，吉让村村民种的大棚蔬菜完全供应了县小学、县政府的食堂，有时也会送菜到霍尔、巴嘎两乡的牧区去。普兰县吃的蔬菜都是只施有机肥料的绿色食品，多吉的大棚外面，堆着一大堆羊粪。与其他地方不同，在普兰施化肥并不便宜，化肥从拉萨运过来的成本很高，倒不如用本地牲畜的粪便来得容易。

在与传统缓慢告别的同时，依赖自然的粗放生产方式一直并未衰落——这是高原不易更改的现实。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大多数人对贸易活动的需求还依然停留在原始冲动的阶段。以斜尔瓦村的木材交易为例，有紧邻边境的优势在，经常有尼泊尔人赶着牲畜，驮着木材来村里叫卖。斜尔瓦村小组组长罗布次仁告诉我，和尼泊尔人做木材生意，物物交换或使用现金都可以，“他们需要大米、面粉、饮料、衣服，一袋面粉可以换4根九方木”。木头的消费基本上仅限于附近的村民，“很少卖到其他乡，路太远”。尼泊尔人拉来一批木头，斜尔瓦村的村民先与之交易，一袋面粉进价大概六七十元，如果附近村民需要木头，斜尔瓦人再以每根九方木27元左右的价格卖出。■（文 / 吴丽玮） 生活山脚下现世普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