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里

( 象雄文化艺术节上阿里原生态舞蹈表演 )

到天边去

5年前第一次到阿里，是从拉萨开出的车在茫茫荒原上颠簸了10天之后。能够抵达已经是一种天赐，札达县城边被雨水冲垮的一座桥刚刚修好，据说很多车都已经困在里面一个月了。我们在札达也不敢多待，第一天傍晚就迫不及待去追赶古格的夕阳，近乎贪婪地看它被一点点染上金黄，又一点点黯淡下去，回过神来已经一片漆黑，脚下是河道干涸后形成的千万条沟壑，再也找不到回村子的路。没有灯光，没有手机信号，只有古格的黑色残影悬在上方，仿佛被抛在了时间的荒原里。

就在几年前，偏远还是阿里难以逾越的障碍。路上的故事数不胜数，其中一个说是在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想向古格所在的地区收税，派了一名藏兵前往观察，藏兵走了一些日子就返回去，“再不能往前走了，那里的天和地已经连在一起了，我的叉子枪划着天空嘁里喀啦地响”。官兵一听，不得了了，真到天边了，遂中止收税。

真实的经历还要精彩。1964年，刚参加工作的李佳俊被派到阿里去做记者，取道从黑河经安东达到阿里的公路。他对我说，这条黑阿公路1957年就宣布建成通车，但所谓的路“实际上不过是用几部敢于闯荡的汽车轮子在草原和大山中轧出来的时隐时现的辙印”，最大的问题是夏天有水不能过。李佳俊回忆中，那次在尼玛河中心熄火了，除了几位女同志，大家都脱掉裤子和鞋袜，赤条条地跳进水里推车，忙了3个多小时，待把车子推上岸，浑身都哆哆嗦嗦地颤抖。当然去阿里还有另外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是从拉萨经日喀则、拉孜、仲巴方向，现在的南线，但当时在巴嘎附近有1000多藏兵经常从尼泊尔边境过来骚扰，这条路不到万不得已不走。另一条是新藏公路，沿途有新疆军区兵站驻扎，可以食宿，当时去阿里唯一算得上是“路”的，只是每年11月到来年5月大雪封山。

现任阿里地区文物局局长的李兴国从小就知道，阿里特别远，父亲常年从他们家所在的新疆叶城到阿里跑运输，来回就是一个月。父亲总是指着远处一座高耸的雪山对他说：“看到没有，从这条零公里的公路开始，一直往南走，过了那道雪山，山那边就是阿里了。”越是神秘，越是向往，李兴国1985年也沿着这条新藏公路来到阿里。从叶城出发，要跨越重重关卡。先是过了库地大坂、麻扎大坂后的十八弯。有关十八弯有很多笑话，有一个是说师傅在前，徒弟在后，一会儿师傅发现徒弟的车竟然跑到前面去了，怎么回事？徒弟说：不好意思，我翻车了，直接到了山下的弯道上，又不敢跟你说。李兴国所了解的真实故事是，司机发现前面有个轮胎在跑，加速去追，到跟前停下车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轮胎掉了！十八弯过了黑卡大坂就是“死人沟”，大雪封山的时候，老司机凭山头的印象走，短短20公里要走上一天。在这里，99%的车都会辨不清路面，掉进沟里当“团长”。一个冬天的夜里3点多，李兴国他们的东风大卡车也在这里掉了下去，别人都不敢下车，他仗着年轻，跟着司机就去车下挖雪，挖完发现手里的铁锨怎么也扔不掉了，原来手指头冻得伸不直了，他以为10个手指要被截掉了，这种事在当时时有发生。之后的界山大坂则以5800米的高海拔著称，10个人中会有10个有高原反应。再过多玛沟，经日土，到达地区所在地狮泉河，李兴国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每次说起这段路总是泪花闪烁。

( 阿里噶尔县扎达布日寺 )

这一次来阿里却出乎我们意料。依旧是沿拉萨到阿里1800公里南线进入，得益于去年从日土县城到阿里再到拉孜的219国道贯通，当初的畏途已经缩短到两天。天边的阿里终于不再遥远。而且阿里到拉萨的航班也已经开通一年，回拉萨时，我们幸运地搭乘了一次高原航班。说幸运一点也不夸张，因为120座的飞机，在这个季节只能载重30人左右。前一天下午我们就去售票窗口等票，但被告知仅有的十几张票已经售完，剩下的要起飞前去机场碰运气了。最终乘客多少主要看温度和风速，一般来说气温每增加一度，飞机要减重500公斤，按照一个人加行李100公斤计算，就要减少5个人。这些捉摸不定的变量在起飞前半小时才被锁定，我们终于搭上飞机。

“阿里飞机载量主要受制于备降机场的距离。”主持阿里机场修建的西藏民航局副局长胡金法告诉我，飞机自带航油要满足第二备降机场的需求，西藏机场分布密度不高，备降机场航距远，条件复杂，因此飞机航油携带重量大，占用了乘客的载重量。胡金法说，阿里机场的特殊性还在于，机场所在的噶尔昆莎地处喜马拉雅山脉与冈底斯山脉围成的山谷地带，起降航路上均有高山障碍物，飞机起降只能在蜿蜒的山谷中绕行。高原上白天升温迅速，海拔高，会导致飞行性能双重衰减，飞机只能利用上午起降。再加上阿里天气复杂多变，每年8级以上大风时间累计120天，机场全年累计适航时间不足平原机场的一半。无论如何，高原机场吸引了比往年多得多的游客来到阿里，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是，因为备降机场距离不同，从拉萨到阿里的航班可以坐60人，但只有30人可以坐飞机回到拉萨，来的人越多，压力越大。

( 阿里的牧民 )

飞来的城镇

见到狮泉河的第一眼，不免有些失望。这个雄踞高原中心的城市看上去和内地小镇没什么区别，房屋低矮，树木稀疏，只是更干燥荒凉，犹如火星。当地人唯一津津乐道的标志物是北面山坡上几个“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砌字，已经入选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一个笔画就有9米长，一个字有小学操场那么大”。

(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参加塔尔钦萨嘎达瓦节 )

“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但它是在4300米海拔的高原上用几十年新长出来的城镇。”李佳俊对我说，高海拔意味着什么，来这里才体会到。没有路，没有电，没有能源，没有蔬菜，人少，树少，甚至连鸟都不会飞过来。“日本科考队来到这里说，以前以为4000米就是生命线，4000米以上都是没有人类生存的，到了阿里才发现，4000米甚至6000米以上都有人生存。”

狮泉河，最初只是冈底斯山北麓一条河流的名字，属印度河上游支流。我们翻阅史料发现，80多年前，作为发现印度河最初之源的西方第一人斯文·赫定，曾经雇用过当地一位向导、租8只驮羊、备足够用一星期的马料，带着几位仆从，攀上狮泉河最初面世的山顶，看4条泉脉如何从一块平坦的岩板下发出，合成最初的溪流。阿里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米玛次仁告诉我，他当年去探访过这座位于革吉境内的河流源头，对面的山像一个狮子头，水像从狮子嘴里流出来，流经戈壁滩时从地面上消失，之后又从地下钻出来到现在的狮泉河镇，再经扎西岗流向印度洋。

人注定沿着河走。阿里地区分工委一开始设在噶尔昆莎，继承了17世纪甘丹才旺驱逐了拉达克人之后的临时驻地。李佳俊经历了这一时期，他说，由于阿里高原特殊的自然、气候、地质条件，一向缺乏常规化石类能源的煤和石油，也缺乏传统燃料的薪柴，烧柴就烧驻地周围的红柳，这种植物根系极发达，又耐烧。红柳总有烧完的时候，加之噶尔春夏雨季翻浆严重，房屋易倒塌，公路又为噶尔河所隔，上世纪60年代初便议论搬迁之事。李佳俊跟随当时的阿里分工委书记刘少稚，以及地委办公室主任李德普，乘坐一辆北京吉普，带上望远镜和军用地图，周游各方寻找新址，选定现在的狮泉河镇——有山有水，拥有东西长40公里、南北宽10公里、面积400平方公里的大平坝，是新藏公路、黑阿公路汇合点。最吸引眼球的是，它所在的80公里滩地上，密密生长着一片熟悉的红柳。“那是一片红柳海啊，站在大卡车上的两车人相互望不见！一年变三种颜色，冬天是黑色，六月里开白花，秋天则是红灿灿的，那时候阿里的歌里都唱‘再摘一枝六月的红柳花，献给远方来的客人……’”

在沙漠地区待久了的人谁也不舍得砍这样的红柳海，但一年四季要烧柴怎么办呢？刘少稚就规定，在新建房子前面画线，线外2米的红柳一律不能砍，同时各方寻找替代能源。李佳俊1965年曾见证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新疆自治区副主席铁木尔到阿里来，看到沿途那么多湖泊，开玩笑地对阿里专员丹巴嘉措说：“你们这么多湖泊，给我两个吧。”丹巴嘉措回应：“好啊，你先给我两个煤矿。”李兴国说，阿里先是烧牛羊粪，但是搜集困难，又破坏环境；然后在门士乡发现了煤矿，着实兴奋了一阵子，但开采后发现产量低、煤质差；随后只能从新疆调运液化气和焦炭，价格比内地还翻一番，一吨焦炭1100元，只能勉强供冬天使用。特别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最初按800人设计的狮泉河镇开始成倍地膨胀，能源问题更加迫切。

没有能源，更没有电，没有通讯。李佳俊说，那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信。漫长的冬天过去，邮车到来的日子是久违的节日。全城居民纷纷爬上城墙和房顶，引颈遥望着西北方的公路尽头，看见远山脚下升起一溜尘烟，拖出了一个长长的尾巴，房顶墙头上的人们立刻欢呼雀跃起来：“来啦！来啦！”

能源一寻十几年，这期间只得继续依靠烧红柳解决饥寒温饱问题。烧饭也成问题，只能烧报纸，一份全年的报纸正好够烧熟一顿饭。到了李兴国来阿里的80年代后期，由于植被破坏，土壤保水土能力差，每年春夏之交雪山融水使狮泉河洪水曲线显著上升，而冬季的风沙更加凶猛，让人睁不开眼睛。

阿里的能源问题，直到高原城市的一大优势被发掘出来才算初步解决。这里的年日照时数为3446小时，超过了素有“日光城”之称的拉萨，1985年，阿里开始大力推广太阳能采暖房，凡新建公民建筑除仓库外，一律按太阳房规格设计。当年冬季的测试数据显示：室外零下25摄氏度，室内9摄氏度，室内外最大温差达35摄氏度。同一时期，阿里利用本地畜牧业资源和矿产资源搞活了经济，又开始试验光电，使阿里这个中国西南端的偏远地区，就这一意义来讲，成为最荒僻的也是最先进的一个典范。

2006年，滋养了这座高原新城的狮泉河水终于改变了这里没有常规能源的状况。总装机容量6400千瓦的狮泉河水电站建成，虽然和内地水电站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使得全镇彻底告别了黑暗，甚至还建起了一座电影院。

失去的红柳风景也在渐渐回到狮泉河。1990年末开始，狮泉河盆地开始实施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工程，进行大规模的红柳林人工种植，目前已经进行到三期工程，总面积是1.8万多亩，种植红柳、沙棘等284万株，种披碱草等将近800亩。阿里人都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这些红柳，尽管它们还不及小臂粗。

传承

8月初，韩兴刚又发动汽车，从北京一直开到阿里。他这次要来札达寻访一段失传已久的旋律，是一种古代六弦琴弹奏出的。这些年阿里家家户户也有了CD机，会弹这种琴的人越来越少了。他20年前在底雅听到过，“旋律有点像峡谷，让人一下子就联想到阿里的自然景观——低低的前奏，转几个弯突然高上去，像是遇到了一座山峰”。自从1982年随新疆兵团来到阿里，韩兴刚在阿里已经20多年，几年前去了北京宋庄画画，但每年夏天总要回来一趟。

“一到阿里，世界开始完全不同，从荒芜变成彩色，连土地都有很重很沉的色彩，紫色、绿色、红色，色彩的饱和度极高。山也是，近处的山是红色，更远处是紫色，再远处就是蓝色。云因为颜色深，反差大，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质，而不是浮云。”韩兴刚说，在贫瘠的现实生活之外，阿里的历史馈赠格外丰盛，这让他20年来一直牵绊其中：一类信息来自远古，是单纯的，未受太多干扰；另一类信息来自自然，是实时的，有冲击力的。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阿里的不可移动文物增加到466处，包括古格、托林寺、科迦寺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7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3600处可移动文物。阿里地区文物局局长李兴国对我说，阿里文物等级高，分布集中，是他们这些“文物护法神”的责任和情感所系。

以古格来说，1985和1997年先后两次对它进行过抢救性保护。近年来札达县降雨量增多，以土石结构为主的遗址受损较大，房屋漏雨墙体开裂，山体塌陷，文物安全面临威胁。我们这一次去古格的时候，这里正在进行最大的一次整体维修保护工程，几个大殿正按照“修旧如旧”原则，采用西藏建筑中传统的阿嘎土和边玛草等原料进行屋顶和围墙修复。李兴国说，工程总投资5743.91万元，远远超过前两次的维修投入80万和180万元，不再只是抢救性的，而是包括本体维修、山体加固、壁画修复和保护。

游客增多，文物保护遇到更多挑战。比如阿里代表性的洞窟壁画，开始出现空谷、起鼓、酥碱等壁画“癌症”，这一次从敦煌研究院请来专家来“会诊”。李兴国解释，人一多，千年洞窟内温度和湿度平衡被打破，由于水蒸气密度大，聚集在洞窟和佛殿下方，所以跟人等高的地方壁画损毁特别明显。

其他遗址的保护难度更大。“阿里文物线长，面广，但地区34.5万平方公里面积，人口只有9万多，每4平方公里才1个人！很多寺庙、洞窟、墓地都暴露在外，保护起来很不容易，现在有很多文物、遗迹实际上是由当地村民组成的看护队在看护。”李兴国说。

更多浩如烟海的历史信息藏在民间，韩兴刚十几年前就开始寻访和破译。“最早注意到佛经，被引向各种神系关系，神穿戴什么、住什么宫殿、有什么武功，感觉昏天黑地，误入歧途。后来进入各种地名传说就有意思了，比如一块石头，说它往4个方向撒播种子，每个方向产什么粮食，酿什么酒，唱什么歌，就可以将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舞蹈、歌词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反映出地方性格。”但这几年老故事越来越少，韩兴刚曾经寻访的80岁老人一个个都不在了。不过他相信，就像他经年累月临摹壁画可以猜出残缺墙面里的信息一样，阿里的历史就像种子，不可能一下子就没有了，如果有心寻找，它还可以沿着一个思想隧道再走回来。■（文 / 贾冬婷） 阿里李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