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用降级与全球震荡：美国模式如何持续

( 8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标准普尔调降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发表讲话。他表示，对美国决策者来说，美国目前面临的真正经济挑战是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长期财政的可持续性 )

超级大国的余温？

尽管标普下降美国3A信用评级在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但从全球资本市场来看，调级引发的恐慌似乎只持续了一天，随后很快就云开雾散。

8月8日，美国股市在遭遇调级之后开盘，道琼斯指数当天大跌5.55%，纳斯达克跌幅更是接近7%，全球其余主要市场也都遭遇了黑色星期一。8月9日，美联储发表了一份稳定市场情绪的公开声明，承诺至少在未来两年把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同时还表示，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了多种刺激经济的政策工具，在必要时将采取这些工具。这使得市场人士猜测第三轮量化宽松即将面世，美国股市迅速大幅反弹，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当日分别上涨4%和5%。

除了股市的迅速反弹，更让人意外的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竟然创出了近年来的新低。在标普调低美国信用评级之后，市场普遍预期投资者将会抛售美国国债，从而推高国债收益率，这将使得美国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据美国证券业和金融市场协会估计，评级下调将推高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0.7个百分点，导致美国债务融资成本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但事实并非如此，标普下调美国评级之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反而在8月9日走低至2.04%，创下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这显示美国国债不仅没有遭遇大规模抛售，反而吸引了更多的场外资金。

这也充分体现了目前国际投资者的无奈。标普下调美国评级后，全球市场都出现剧烈震荡，无论是股市还是大宗商品，都出现大幅下跌。覆巢之下，投资者并没有太多选择，除了黄金被视为最安全的避险品种之外，其次就是美国国债。目前黄金价格已经高达1800美元/盎司，如此高位之下其安全性也大打折扣，而美国信用虽然遭遇下调，但AA+仍然还是优质信用，偿还债务的可能性还是很高，加之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和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信用等级的轻微下调暂时还不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相比之下，其他国债市场的规模还不足以满足全球投资者的巨大需求，同时也面临信用等级下调的可能性，比如英国和法国也在为维护自己的AAA信用等级而努力。另外，此次下调美国信用级别的只是标普一家，其他两大评级机构穆迪和惠誉依然维持了美国的信用等级。美国债券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和持有人也有很大的关系，目前，美国社保基金和美联储是美国国债的两大持有人，二者合计持有30%以上的美国国债，其次是中国和日本，这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债权人，持有比例约为15%，其余是欧佩克组织、英国、俄罗斯和巴西等国家，以主权基金为主的债权人结构注定了美国国债不会在短期之内出现太大的波动。所以，在目前全球资本市场剧烈动荡之际，美国国债反而成为投资者的避险品种。

( 8月1日，美国国会就国债上限问题进行投票，并制定政府开支削减政策。图为国会议员们陆续入场 )

但这样的情形不会持续太久，美国国债在本轮动荡中显示出来的稳定性，更多仰仗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昔日的余温，全球投资者在美国经济衰落的背景下依然无奈选择美债，实际上是一种全球资源错配。

美债价格虽然暂时没有下跌，但美元在国际上的实际购买力一直在不断下降，所以这些持有美债的债权人尽管在账面上暂时没有出现损失，但实际购买力已经下降。中国目前拥有高达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存量，已经足以满足国际清算和维护外汇市场安全的需要，未来将会逐渐减少外汇储备的增量，以减轻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负面效应，作为美债的最大海外债权人，中国将来外汇储备减少，意味着美债的需求减少。另外，从更短期看，标普下调美国信用评级之后，由于一些对安全性要求极高的投资者如退休基金等对投资对象有很多硬性指标，比如只能投资AAA级债券，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后，美国国债已经不符合这些投资者的要求，势必会在今后遭遇强制卖出。而随着标普调级带来的短暂冲击被逐渐消化之后，全球资本市场将慢慢恢复正常，美债的避险功能也将随之下降，在经过美债上限谈判和标普下调评级的惊吓之后，全球投资者将会开始新一轮的资产组合，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安全的投资，减少美债资产将是大势所趋。

( 8月8日，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当日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6.7%，道琼斯指数下跌5.5% )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资本市场大跌，一度有很多投资者预期新兴市场可以和发达经济体脱钩，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偏于乐观，中国股市的跌幅甚至超过美国。其中的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很难有经济体能够独善其身。除此之外，这也和很多投资者预期美国经济将快速复苏有关，所以并没有大规模逃离美国资本市场。在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投资者发现美国经济不仅复苏乏力，而且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了国家主权信用，这一次，投资者对美国的信心将会大大动摇。相比之下，新兴经济体成为危机之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资本市场的表现却明显没有体现出实体经济的增长，这可能会对全球投资产生吸引力。以中国为例，但是中国股市在最近两年却持续低迷，2009年跌幅16%，今年前8月跌幅7%左右。如果从估值来看，上证指数的市盈率仅为15倍，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和2008年相比，这样的估值水平对于国际资本还是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债务泥潭越陷越深

( 8月10日，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在前一交易日微跌0.10%之后，继续大跌303.66点，收于5613.42点，跌幅达5.13%，这已经是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连续11个交易日下跌 )

一方面是财政收入增长乏力，一方面是财政支出无上限增长，美国未来还将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

美国目前的国债余额为14.29万亿美元，对应2010年的美国GDP14.62万亿美元，国债占GDP的比重已经逼近100%，如果按照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划定的60%的安全线来看，美国国债早就已经处于危险境地，只不过长期以来依靠其头号经济大国和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美国国债一直得以维持并透支其AAA级信用。不过，这种依靠发新债还旧债的做法已经和庞氏骗局无异，早晚都要有破灭的一天。

( 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在给中国经济再次带来震荡的同时，也可能是一次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 )

美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二者对美国财政的贡献率超过80%。这两大税收都是主要针对个人，在美国经济放缓，就业形势恶化的背景下，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都难以大幅增长，而对于以消费经济为主的美国，如果对民众加税又将抑制本已疲软的消费，即使在经济困难的2010年，奥巴马政府也依然延续了布什时期的减税政策，在去年年底大幅减税近9000亿美元，并且在近期依然呼吁延长对中产阶级的减税，所以，美国政府将来对民众加税的可能性极低，无论是针对富人还是中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意味着极大的风险。如果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不能大幅增长，美国的财政收入也就难以有实质性提升。除了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之外，美国财政收入的第三大来源是公司营业税，占比约为10%，但今天大部分美国企业的经营压力之大前所未有，指望公司营业税提升美国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奢望。

与财政收入艰难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政支出的无限增长。美国的财政支出主要分为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和利息支出。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保、医保和公共医疗补助，三者合计占比约40%，可自由支配支出主要是国防支出，占比约20%，是最大的单项支出，利息支出占比约7%。从这些主要财政支看，几乎每一项都属于刚性支出，可供调整的空间很小。社保、医保和公共医疗补助这些福利性开支是美国财政支出近年来增长最快的一类，构成了美国福利社会的基石，对于习惯了高福利的美国民众，由奢入俭的难度可想而知，在美国就业率不景气、民众收入降低的背景下，大幅消减社会福利随时可能酿成一场政治灾难。利息开支更是具有绝对的刚性，随着美国债务总额越来越大，加之将来还有融资成本上升的可能性，利息支出将成为美国财政越来越大的负担，而这一项开支更是难以控制和消减。作为最大的单项支出，国防开支似乎最有调整的余地，美国最新出台的债务上限法案也将重点集中于此，要求在10年内削减国防开支至少3500亿美元，成为美国减赤计划的重要部分。但美国超级军事大国的地位向来是维护其全球利益的重要保证，在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和超级军事大国之间，美国又将做出怎样艰难的平衡抉择？

8月12日，美国的减赤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债务上限谈判的妥协，在至少提高2.1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之后，美国将在未来10年内消减赤字2.1万亿美元。但对于一个一边表示要少花钱，一边却在伸手要更多钱的政府，减赤只是一种姿态，不会对美国债务困境有实质性改善，这也是为何美国尽管达成了债务上限谈判却依然遭遇了标普的评级下调的原因。在标普看来，美国两党达成的减赤方案不足以达到其所认为稳固美国政府中期债务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因此将美国国债的信用等级从AAA下调至AA+。

美国国债规模在过去10年快速飙升，很多人都归因于“9·11”之后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从美国国防开支来看，上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约为3%，过去10年上升至4%，这两场战争确实消耗了美国不少财力，但并不是造成美国国债困境的主要原因。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国防开支大概为3000亿美元，10年后虽然迅速膨胀至7000亿美元左右，但如果和高达14.3万亿美元的国债总额相比，国防开支显然还不是国债上涨的主要推手。

美国国债今天的困境，主要还是美国滥用其货币发行权造成的恶果，从短期来看给美国带来不少好处，但长期来看必将带来灾难性后果。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全球其他国家依然将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失去了黄金之锚的制约，美元进入了可以随意滥发的时代。巧合的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崛起，90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经济快速崛起，这两个贸易大国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后，需要为外汇储备寻找一个安全的投资品种，头号经济大国美国国债自然成为首选，日本和中国先后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债权人。

对于拥有全球印钞权的美国而言，自身需要大量的资金维持社保和国防等高额开支，刚好又有中国和日本对美债强大的外部需求，滥发国债的冲动也就难以遏制。在美国看来，债台高筑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既可以通过发新债还旧债来维持运转，又可以通过开动印钞机来稀释债务。但是，这就像庞氏骗局一样早晚有破灭的一天，当美国经济实体开始步入衰退，而债务比例还在迅速攀升，实体经济和债务平台的背道而驰，最终会撕开这一骗局。美国将近百年的AAA评级是维持美债运转无误的重要基石，而标准普尔的评级下调，让这块最重要的基石开始动摇。

除了拥有货币发行权这样的诱惑之外，美国国债困境的深层次原因还在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当自身经济增长不足以满足民众福利和国防军事的要求，举债是唯一的出路。观察美国国债过去20多年的数据不难发现，美国的国债真正恶化始于本世纪初，在上世纪末，美国国债总额从1990年的3.2万亿美元上升至2000年5.6万亿美元，10年间涨幅75%，而从2001年至今，美国国债总额从5.8万亿美元上升至14.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147%，几乎是上一个10年的两倍。

本世纪的第一个10年，美国经济发生了什么？200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写了一本著名的《非理性繁荣》，对于当时美国资本市场以科技网络股泡沫为代表的“新经济”提出了警告。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信息技术开始高速发展，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难得的“一高两低”（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的时代，科技网络股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纳斯达克指数从1998年10月的1300点上涨到2000年3月的5100点，不到两年时间内涨幅近3倍。很快，科技网络股的泡沫开始破灭，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因为无法实现盈利而先后倒闭，2001年9月，同样不到两年时间，纳斯达克指数从5100点跌回至1300多点。曾经被寄予很高期望的新经济跌落后，美国经济再次减速，并且失去了方向，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债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10年之后酿成了今天的美债危机。

不可避免的衰落

回顾美国经济过去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美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早就已经困难重重，只不过依靠其头号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种种特权，将衰落的时间表一次次延缓，美国经济今天的困境，只不过是一次迟来的爆发。

“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头号经济强国，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经济在全球化竞争中就已经开始显示出弱势，美国一次次试图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来应对全球化竞争，但无论是90年代的网络新经济，还是本世纪的房地产，都只是在短时间内拉动了经济增长，最终都以泡沫破灭收场。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登上巅峰，相比之下，美国经济却疲态尽显，汽车、钢铁等多个传统强项产业迅速衰败，日本取代了美国多年的汽车头号大国的地位。作为美国工业的骄傲和象征，美国钢铁业陷入大面积亏损和破产，就连高科技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市场地位也被日本所超越，在民用客机产业，美国的垄断地位也被欧洲空客公司所打破。

面对国际竞争力下降的困境，美国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在1985年和日本等国签订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大幅度升值，从而削弱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美国国内也做出了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最大的成果就是大力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美国的这些努力的确收到了很明显的效果，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后，日本经济在80年代达到了顶峰，90年代开始进入第一个“失去的十年”，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也看到了曙光，克林顿时期对互联网信息技术大规模投资，以此为代表的新经济迅速崛起，拉动了美国经济在90年代的增长，乐观的人士甚至一度以为，随着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将从此摆脱商业周期的困扰。

但这样的好时光并不长久，日本经济衰退后，中国加入了全球市场，崛起速度之快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日本。而在美国国内，新经济带来的美好时光仅仅停留在上世纪最后一个10年，进入21世纪之后，新经济泡沫很快破灭，美国经济再次失去了发展的方向。

这一次，房地产成为美国经济新的引擎，也为美国经济制造了又一个大泡沫。从2001到2003年，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联邦利率从6.5%下降至1%，低利率为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提供了发酵的土壤，加之华尔街在房贷市场制造出一系列复杂的衍生品种，美国房地产市场在短暂拉动美国经济之后，随着美国在2004年进入加息周期，房地产积聚了越来越多的风险，2007年泡沫开始破灭，引爆了美国历史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美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史，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最终不断被泡沫伤害的过程。美国传统的钢铁业和汽车业已经不可能重现辉煌，新经济和房地产也早已被证明是泡沫，美国下一个经济引擎又在何处？虽然美国还有苹果和谷歌这样的高科技公司，但这些公司并不足以支撑美国经济的全部。在过去30年里，美国经济遭遇困难时，还可以通过大规模举债或者一些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某些产业，在泡沫破灭前，至少还可以实现短暂的繁荣，但现在的美国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很小，继续大规模举债已经不太可能，利率也是降无可降，唯一的道路就是开动印钞机，启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但量化宽松就和美国过去几十年的举债行为一样，短期是美酒，长期是毒药。

美国为什么从70年代后期开始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并且一直找不到真实有力的经济引擎？除了德国、日本、中国、印度等这些国家先后崛起，成为美国在国际市场的有力竞争者，更主要的内因恐怕还是美国失去了从事实业生产的兴趣或者动力，主动成为一个产业空心化的国家。

由于美国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以及发行全球货币储备货币的特权，美国可以不用从事辛苦的实业生产，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除了军事工业、高新技术以及华尔街的金融服务业等重要领域，以及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之外，其他商品都可以从全球购买。而其他国家比如中国或日本，将商品出口到美国之后，获得的美元形成本国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的作用在于国际清算和维护外汇市场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在保留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还要负担起保值增值的责任，于是，这些外汇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又回到美国，形成美国的国债、“两房”债券之类的资产，美国再将这些钱投入到国防军事、社会保障、购买住房甚至日常消费。对美国人而言，既然有取之不尽的资金为我所用，过度消费的习惯也就愈演愈烈。美国人消费的资金再度从美国流出到其他国家，兑换成美国需要的商品，最后又通过美国债务回流到美国，然后周而复始地循环不止。

对美国而言，在这场游戏中的成本只是按期付清利息，但是由于美国可以无节制地滥发货币，利息成本也可以最大限度地被稀释，如果美国可以永远借新债还旧债，相当于可以永远不用偿还本金，只要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不动摇，美元霸权依然存在，这个游戏就可以一直运转下去。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乃至世界经济就是这么运转，在这场游戏中，美国当然是最大的赢家，自己只需要开动印钞机就可以得到全球的商品，但美国付出的代价就是产业空心化，在30多年里找不到实体经济的支撑，最终一次次被泡沫经济所伤。当美元霸权还在、债务经济模式还可以运转的时候，美国即使没有找到自己的经济引擎也还可以暂时维持，但是一旦美国失去了美元霸权的地位，实体经济空心化的美国就将不可避免地步入衰落。

美债如何影响中国？

美债危机对于中国至少存在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外汇储备可能缩水，二是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压力，三是出口萎缩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美国债券信用级别下调，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自然是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以及房地美和房利美等机构债的潜在损失。不过，由于美债信用降级后，国债收益率不升反降，中国持有的美债暂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损失。另外，如果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在短时间内不需要动用的话，账面上暂时的浮亏或者浮盈并没有那么重要。

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后，美联储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已经很高。对美国而言，在利率已经降无可降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价格工具已经失灵，只有通过数量扩张来变相降低利率，最终刺激企业和居民的需求，以此拉动经济复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已经推出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一是2008年11月至2010年6月，美联储先后购买了约1.35万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和其他各类抵押债券，第二轮是2010年11月至今年6月底，美联储购入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看来，这相当于降息75个基点。尽管美联储目前为止还没有对第三轮量化宽松做出公开表态，但由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疲软，市场对于QE3的预期已经很高。

对于中国而言，第三轮量化宽松除了意味着外汇储备在账面上继续缩水，更现实的挑战在于通胀压力。理论上而言，如果美元继续泛滥，可能导致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再次上涨，从而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不过，大宗商品的价格除了看美元的脸色，也和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有关，由于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危机导致世界经济的前景不明，国际石油价格在今年二季度就出现了大幅下跌，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从5月初的115美元一度跌至8月初的77美元，跌幅高达33%。所以，未来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如何，需要在美元泛滥和实体经济需求之间做出平衡，单纯的量化宽松还不足以决定大宗商品的走势。除了大宗商品之外，量化宽松可能导致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可能形成局部的资产价格泡沫甚至全面的通胀。

与外汇储备的缩水以及通胀压力上市相比，美债危机对中国更大的影响在于实体经济。过去几十年内，美国通过举债消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在债务危机的打压下，作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和欧洲都进入了新一轮的紧缩周期，中国出口市场的萎缩已经没有悬念。

对于中国而言，这也并非全是坏事，中国近年来积累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从国际上来看，经常被其他国家指责加剧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从中国自身来看，贸易顺差带来的巨大外汇储备，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管理办法，只能被动暴露于美债风险之下。而对于美国和欧洲等国出口的依赖，也加剧了中国自身经济的不平衡，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间的发展很不协调，导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越积越深。

出口萎缩带来的阵痛自然在所难免，但在客观上有助于加速中国经济转型，减少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度。事实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自2008年至今，中国的出口贸易一直没有重返危机之前的水平，但是GDP增速早在去年一季度就已经回升到11.9%的高速增长。在宏观调控下，今年上半年的GDP依然保持了9.6%的增长，其中进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实现。而这一次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在给中国经济再次带来震荡的同时，也是又一次倒逼中国经济转型的契机。

不过，虽然我国经济向消费转型是大势所趋，但转型无法在一夜之间完成，如果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对我国经济在短时间内形成强烈冲击，我国可能还是需要新一轮的刺激计划。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启动4万亿计划，重点投向了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之所以选择基础设施领域，很重要原因是我国原本对铁路等基础设施投入不足，长期存在历史欠账。如果要开始新一轮刺激计划，同样必须寻找到合适的刺激点，这样才不至于形成巨大的产能过剩，保障房、水利建设和战略新兴产业都有可能形成新的投资热点。

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关口

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衰也决定了其货币的命运沉浮。“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头号经济大国，美元也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取代了英镑，奠定了半个多世纪的霸权地位，如果美国陷入无可挽回的衰落，美元的霸权地位自然也会被慢慢消解。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一历史性的转变中，人民币可以做些什么？

与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相比，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显然落后太多。2010年，美国GDP总量为14.66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为6万亿美元，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保持8%左右的增速，美国经济保持2%～3%的增速，中国经济总量将在20年后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以及美国经济的复苏可能远远达不到3%左右的增速，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时间表还会更加提前。

对于人民币而言，20年之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主要货币显然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民币目前的国际化程度还太低，短短20年还无法完成这么大的转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即使美国经济衰落中国经济崛起，世界也很难再出现英国、美国这样的单一经济霸主，更为现实的格局是全球经济的多极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一国家的货币难以独自承担起全球储备货币的重担。尽管如此，但是人民币至少也应该加快国际化步伐，尽可能和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相对应。

金融危机后，我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还是明显加快了步伐，比如在香港设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十几个国家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国家和地区扩展到126个。尤其是今年一季度，中国对外贸易以人民币结算业务达到3603亿元，是去年全年业务量5063亿元的七成，是2010年同期的近20倍。从人民币结算业务占比看，今年一季度占比快速上升到7%，而在去年全年这一比例仅为2.5%。

成为贸易结算货币只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在这一点上，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显得相当遥远。2009年，美国启动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过强烈不满，并在当年G20峰会前夕提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想法。在美元持续贬值的背景下，超主权储备货币是一个不错的设想，但实际运作难度太大。相比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是一个现成的替代品。目前的特别提款权由一篮子货币组成，其中美元41.9%、欧元37.4%、英镑11.3%、日元9.4%。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每5年进行一次例行重新审查调整，上一次调整时间是2010年11月，当时美元和日元的权重被下调，欧元和英镑的权重比提升，下一次调整的时间将在2015年，对于人民币进入国际储备货币之列，加入特别提款权或许可以成为试水的第一步。

在过去很多年里，人民币国际化总是被视为一件风险重重的事情，但是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的过于谨慎，同样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困扰，随着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格局发生历史性巨变，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和收益也应该被重新审视。■（文 / 谢九） 经济泡沫经济学外汇储备国债如何美国美国国债持续新经济模式中国模式外汇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国债收益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