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西吉

我就要回美国了。这次回国，在宁夏待了10天。调研地点在海原。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过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大概“老外”没有中国人命硬。这儿其实只是太缺水，老乡春天栽下种子，四五月份若雨水不够，地里就不去管了。

周末，我从海原坐车去西吉，去见小银子的一个学生。车将到站的时候，我打电话给班长，告诉他我在西吉。“我也在啊！包辆车到三合来，快来！”这个北方汉子在电话的另一头说，我们相距不过100多里山路。

3年前，班长、小银子和胜春正要结束他们为期一年的乡村教师生涯，准备回城里的时候，我来到这里，看着他们收拾行囊，旁听他们的“最后一课”。大约是沾了他们的光，走的时候，孩子们对我这个路人也恋恋不舍。小银子告诉我，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知道有人在乎他们，而且这些人又碰巧来自孩子们想象中的山外面的世界，他们就觉得很幸福。

机缘巧合，3年后，我又回到这里。

我在县里的一家小饭馆请秋霞和她的表妹茸茸吃饭。茸茸的父亲在县里做建筑包工头，也还和工人一样干活。秋霞知道我要来，一大早就从山里出来，到县里投奔舅舅，然后拽着妹妹穿过大半个县城走到车站。我问她怎么不坐公交车，才一块钱。她说以为并不远，走走就到了。

我问秋霞家里的情况，爸爸的病是不是好了。她说：“好了，但是不出去干活了，主要靠我妈给乡里的小学做饭。姐姐工作了，在银川卖彩票。”我没细问下去。秋霞是小银子和胜春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考上了银川的高中，每月的伙食费不过百来元。农民最缺现金收入。这两年工资水平明显起来了，家里有人在外打工，经济上会宽裕不少。不过对秋霞而言，好日子似乎还没有来。自己还在上高中，要考大学，弟弟、妹妹又到了要上学的年纪了。

告别两个小姑娘，我包了辆车到三合。在三合，我认识了班长的学生继鹏。继鹏今年高考，考完语文后，班主任通知他，因为体检表没能输入系统，他的考试资格被取消了。继鹏和他的父母没有反抗。无奈之下，继鹏到银川打工，跟着师父给建筑外墙贴保温层，一天干10个钟头，挣80块钱，年中无休。听说他的老师要回三合，立马向工头请了3天假，奔上长途车。于是我们就认识了。

夜幕降临，这儿天黑，月亮能把人的影子照出来。隔壁姚老师拿来一只土鸡，我们几个围在煤炉旁，一边炖鸡，一边闲聊。话题是继鹏的未来。继鹏“高一”的时候成绩极好，三合第一。“高二”时三合中学撤掉了高中部，他转去县里念书，自信心颇受打击，不过考上大学应没问题。很明显，他还是想考，不过父母希望他学门技术，早点出来挣钱。

对山里娃而言，读高中似乎并不是非常有利的投资。

美国大学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回报这些年一直在涨，在中国，教育回报最高的似乎还是初中阶段（若说错了，学劳动经济学的同学请纠正）。农民知道让孩子读大学好，可是一来供不上，二来等不起，三来在不公平的招生制度下，名牌大学离山里娃越来越遥远。工资在涨，上大学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本地大学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农村家庭花这钱不得不小心翼翼。

“还是得念大学。”就着月亮下炖着老母鸡的夜晚，体育王老师对继鹏说，“读了大学可不一样。别看那些跑运输的、包矿的能挣不少钱，没念过书，在城里还是被人瞧不起，就回到村里，人家还是认大学生。”

王老师说得不错。3年后回来，西海固变化很大。路修得好多了，干部准是富起来了。普通人的境况呢？生活或许算不得惨淡。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不仅不惨淡，也许还充满希望。他们相信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打上去。只是，在他们向上打拼的时候，却发现“体制”在他们面对树起了一座高墙。他们被贴上“农民工”的标签，然后被拒于墙外。

许多念金融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毕业后想去挣一大笔钱，然后辞职做NGO。我钦佩他们的能力和理想，也希望他们快点挣够钱，这儿有很多事可以做。其实，在山里，一点点投入就能有很大的产出。比方说，我的一位老师在陕西农村做了一个随机实验，他发现，给9～12岁的孩子们每天吃一粒多元维生素片，5个月后，干预组孩子的营养状况和算术能力比控制组高出许多。

西部农村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足，明显长得矮小。50块钱一个月，可以给念初中的孩子交上伙食费；100块钱一个月，就可以给供养着高中生的农村家庭减轻不少负担。若能让孩子们每天喝上一包牛奶，也是善莫大焉。我知道支教队的同学一直在牵线做这些事，只是大学生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毕竟有限。

我希望秋霞和继鹏都能考上大学。大学教育尽管糟透了，但可以给他们一张入场券。跨过高墙底下半掩着的小门，另一个同样操蛋的世界将敞开在他们面前。这时候，至少他们能和其他人平等地对付这个操蛋的世界。■（文 / 徐阿懒） 大学西吉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