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的时代并未终结

( 索罗斯出席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 )

1992年9月8日，欧洲各国的央行行长在巴塞尔的集会上，德意志联邦银行行长施莱辛格公开宣布，德国不会调整自己的货币政策来保证欧洲各国间汇率的稳定，他对欧洲各国货币之间的固定关系没有信心。他特别提到，意大利里拉不是很健全的货币。乔治·索罗斯当时就坐在听众席里，他很想确切知道，德国对欧洲统一到底有多少兴趣。施莱辛格的演讲结束后，索罗斯走上去问他，如何看待欧洲货币同盟？施莱辛格回答说，他喜欢欧洲货币的概念，但不喜欢“欧洲货币联盟”这个名字，他更喜欢它叫马克。索罗斯后来回忆：我心领神会。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德国马克的稳定，它正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如果其他经济体无法消化这个目标，那它们的货币就应该贬值。“他的话鼓励我们做空意大利里拉，事实上，里拉在很短时间内就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他的话也指出英镑亦岌岌可危，而我们做空里拉所得的利润，让我们在狙击英镑上有冒险的实力。”

会后，索罗斯立即给纽约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kenmiller）打电话，对他说，里拉将贬值。德鲁肯米勒当时正做空英镑，他增加了赌注，做空里拉。1988年起，天才德鲁肯米勒已开始负责索罗斯量子基金的主要投资，柏林墙倒塌所创造的市场机会让他业绩辉煌。德鲁肯米勒是索罗斯理想的继承人，他发现，德国中央银行为抑制通胀，必将提高马克利率；而英国的房贷利率是浮动的，一旦英国提高利率来保护英镑的地位，英国家庭马上就会被房贷劫掠，衰退中的英国经济将遭受消费锐减的进一步打击。于是，他在1990年前就以15亿美元买进马克，卖出英镑。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时期对外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高级研究员，曾在《经济学人》工作了13年、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编委的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他的《富可敌国：对冲基金和新精英的诞生》一书中写道：“记者们继续把量子基金的成功归功于索罗斯，部分是因为索罗斯没有纠正他们的错误，部分是因为德鲁肯米勒不喜欢处于聚光灯下，而索罗斯喜欢。”

当时索罗斯与德鲁肯米勒的分析是：英国央行仅有220亿英镑的储备，也就是大约440亿美元，市场上目前只有英格兰银行和其他支持英镑的中央银行会买进英镑。一旦英格兰银行用光了储备，它只能让英镑贬值。因此，只需要借到足够的钱，就能打败英格兰银行。英国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并未意识到危机将至，他信心百倍地宣布，英国将借72.5亿英镑，也就是140亿美元来捍卫英镑，当天，英镑应声升值。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对此却表示，“我们都乐了。我们正打算卖这么多”。索罗斯当即抛售了价值70亿美元的英镑。1992年9月16日，英国政府决定把利率提高两个百分点，但这一立场已无法维持。当晚，诺曼·拉蒙特面容憔悴地出现在镜头前，沉重地说：“今天是一个极度困难、极度动荡的一天。巨大的资金流持续地扰乱欧洲汇率机制的运作……政府决定，只有结束我们在欧洲汇率机制中的成员国身份，才能保障英国的最佳利益。”他宣告了英镑崩溃。在这个“黑色星期三”，量子基金赢得了10亿美元。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对本刊记者说：“索罗斯终结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那一协议确认了政府对汇率的影响和控制。”“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没有人想象过市场中的个人会战胜强大的中央银行。但80年代中期后，跨境的资金流动大大增加，增强了对冲基金的战斗力，权力的天平开始偏移。1992年8月，老布什政府曾指挥18个中央银行购买美元，但货币市场里的大量个人资本让央行们解决美元预算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索罗斯由此一举成名。按照美国记者和传记作家罗伯特·斯莱特的说法，其他人也在英镑贬值上大赚一笔，但没有被报道。卡克斯顿公司（Caxton Corporation）的布鲁斯·科夫纳和琼斯投资（Jones Investments）的保罗·都铎·琼斯其实也是大赢家，估计分别赚了3亿美元和2.5亿美元。拥有大量外汇操作的美国大银行，也从中大发其财，特别是花旗、摩根大通和美国纽约化学银行。1992年的第三季度，美国银行在货币交易上的收益比它们正常的季度多收益8亿多美元。但唯有索罗斯被世界所熟知，媒体蜂拥而至。英国公民把索罗斯视为从“愚蠢的政府”那里赚钱的“民间英雄”。罗伯特·斯莱特写道：“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行事都极为低调，唯有索罗斯对名声感到满足，这位从纳粹魔掌下逃生的匈牙利犹太人渴望得到难以捉摸的尊重。索罗斯的神话不断出炉，他突然具备了左右市场的精神领袖的力量，人们很容易相信，索罗斯正在幕后操纵某只股票。”一位证券研究员曾说：“今天，让别人上当的方法，就是当你看见迅速变化的时候，你就说这是因为索罗斯在买入，如果市场相信是索罗斯在买入，那么就会有所反应。真是一言定乾坤。”

1997年，索罗斯对亚洲货币的猛烈攻击不过是历史重演。根据索罗斯基金操盘手罗德尼·琼斯（Rodney Jones）的回忆，1996年，泰国股市低迷，房地产市场泡沫堆积，外资不断涌入，银行短期外债高筑。索罗斯用6个月建立起泰铢的沽空仓位，直到1997年1月，才联合其他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大肆抛售泰铢，泰铢汇率直线下跌。泰国央行动用约120亿美元吸纳泰铢，控制资本，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离岸投机者，并大幅提高利率，使泰铢汇率暂时保持稳定。6月份，对冲基金再度向泰铢发起冲击，泰国央行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用尽，泰国央行只能被迫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重挫20%。8月5日，泰铢崩溃。同时，对冲基金还对菲律宾比索、马来西亚林吉特，印尼盾和新加坡元发起冲击，最后，东南亚货币一一失守。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如此向本刊评论：“索罗斯综合了对经济的理解、政治情报和无畏的勇气。他能发现，哪个国家正在执行难以为继的经济政策，敢于下大注赌这个国家会发生突然的变化。”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经理加里·格莱德斯坦曾说：“索罗斯有很多知识分子朋友，在全世界有广泛的联络网络。他会走进办公室说：‘我对A国很感兴趣，给X打个电话。’……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索罗斯一直获得遍布世界各地的独立顾问的协助。你去看看他的通讯录就能明白。”

( 1997年7月13日，泰国暹罗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在更新外币汇率。从7月初开始，泰铢汇率持续下跌 )

索罗斯由此成为对冲基金全盛时代的符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多年的著名金融记者罗格·罗文施泰恩（Roger Lowenstein）著有《华尔街终结》和《天才坠落》两书。他告诉本刊记者：“40年前，随着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货币开始自由浮动，中央银行开始通过印发货币来满足选民的短期需求，我们因此重复着一个又一个资产泡沫。这些自由浮动的货币需要永久不断的资本注入，这就给了投资者流动性。最终，这些国家不得不付出发展的代价来换取投机者的一时兴致。像索罗斯这样的对冲基金交易者，正是对这种情势的回应。”

其实，早在1979年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在纽约的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起诉了索罗斯，指控他违反了《联邦证券法》有关的反操纵条款。最终，对于SEC的指控，索罗斯不置可否，他签署了《同意判决书》，并赔偿了100万美元勾销了此宗诉讼。当近80高龄的索罗斯于今年7月26日宣布退休时，很多人认为，是美国的监管新政——新出台的多德－弗兰克法案，迫使他做出这个决定。今年6月底，SEC通过了将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基金纳入监管的提案，要求资产在1.5亿美元或有15个客户以上的基金管理公司必须向SEC登记，并公布有关投资者和职员、管理资产规模、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及基金顾问服务等活动信息，以便监管。去年，58岁的德鲁肯米勒和72岁的对冲基金经理卡尔·伊坎（Carl Ikahn）都关闭了对外部投资者的资产管理业务。人们认为，隐私是对冲基金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作为家族机构运作，就无需理会SEC的监管。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告诉本刊记者：“其实，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影响被夸大了。该法案给小型对冲基金和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增加了监管，但对中型的对冲基金来说，它几乎不起作用。索罗斯、德鲁肯米勒和伊坎退还基金的真实原因是，他们都已经老了，他们又老又有钱，不再需要靠管理他人的钱来赚钱了，他们已经厌倦了。”

( 斯坦利·德鲁肯米勒 )

或许，2000年，索罗斯宣布他将结束宏观交易员职业生涯的时候，他已经厌倦了。40年前，他梦想成为卡尔·波普那样的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天赋却在赚钱上。多年来，他不时发表哲学论文，宣扬他“开放社会”的思想，并以巨资实践这一思想，但他的显赫名声却首先来自于他的金融成就。人们所熟知的，是他的“反射理论”：波普尔曾指出，人类认知是有限的，我们只能接近真相，我们的认识也是真相的一部分。索罗斯由此认为，我们无法理解上市公司的所有细节，市场也无法实现均衡，投资者凭着接近真相的猜想做出决定。因此，重要的是市场上的人如何决策，而不是市场本身怎么样——对牛市的猜想会推高股价，上市公司因此能廉价募集更多的资本，从而表现得更好，进而进一步推高股价；反之亦然。索罗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察觉到这个循环过程的转折点。

“事实上，对冲基金行业依然处于新旧不断更新的状态：一些旧基金关门了，新基金又开张了。这是一个高度动态和充满创造力的行业，它依旧生机勃勃。”塞巴斯蒂安·马拉比对本刊记者说。罗格·罗文施泰恩如此告诉本刊：“对冲基金行业没有多大的改变。发生变化的是，世界正期待着一个新货币构架的出现。”■

（文 / 蒲实） 终结银行英镑汇率并未美元英镑时代索罗斯外汇货币对冲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