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袭法官案：两代人的申诉和怨恨的生长

( 瘫痪17年的王树文不想给儿子添麻烦，几年前和妻子段巧云搬回了老房子里 )

枪击案

王树文已经在床上躺了17年。被打伤后，他被取掉了右边的两根肋骨，切除了一小片肺叶，更严重的是下半身瘫痪，腿和脚都瘦得不成样子。由于屁股和大腿上都生了褥疮，现在只能趴在床上，跟人说话双肘撑在枕头上，侧过脑袋，长期以来，右边的肩胛骨明显高耸着。炕很硬，铺的是一层塑料布，不够舒服，但免除了因为大小便失禁需要频繁换洗被褥的麻烦。

1994年2月28日，农历正月十九，王树文的厄运降临在夜幕开始笼罩的19时许，此时王树文夫妇和二儿子王滨正围在桌旁吃饭。院外驶来一辆带警灯的吉普车，王树文“放下碗筷，拉开西边的后门就往外走”。年根儿，七八个伙计和王树文因在面粉厂里玩骰子，被抓赌的警察发现并带回派出所，虽然“打百分、提溜提溜骰子，村里人平时没事都玩，一把一块两块的玩得又不大”，但每人还是被处以2000元罚款，过完年要交清罚款。这天白天，龙家店派出所所长李贺田来催交罚款无果，晚间警车再次造访，王树文打算从后门溜出去躲一躲。

“我刚出后门，枪就响了。”虽然已过去很多年，但向本刊记者回忆起当时情景，王树文立刻抽咽起来，声音颤抖，无法自持。王树文说，一听枪声自己就吓坏了，糊里糊涂地就往东边玉米地里跑，反而离那两个人越来越近。“没跑多远，又听到一声枪响，我脚底下被蹦了一下，鞋好像也掉了。”王树文在前头跑，李贺田在后头紧追，最后王树文瘫倒在东边邻居王树平家东北方向大约50米的一处沙堆上。“他拽着我的领子打我啊！”王树文趴在枕头上回忆时，不住地掉泪。李贺田从后面追了上来，用枪抵他的后背，“一瞬间那感觉就像插进了一根烧红的叉子”。

子弹打在了王树文的左背部，穿过了胸椎骨，打穿了右边的肺叶，从身体右侧穿出。此时王树平正在附近，听到枪声和嘈杂声，看到两人一前一后趴在了沙堆上。前头的人被击倒之后，他走上近前，看到竟是王树文。那辆用来收缴罚款的警车很快驶过来，除了司机，与李贺田一起来的还有当时的镇党委书记赵义平、副镇长周春芳。当晚，三人到王家庄派出所指导员董尚武家喝酒，王树文家紧邻的205国道是回来的必经之路，他们决定顺道追缴罚款，并做了提前布置，周春芳和李贺田埋伏在屋后，赵义平和司机把车停在前门。

( 王树平站在王树文被枪击的地方回忆当时的情景 )

此时王树文已经不省人事。王树平背着他到了医院，王树文一直在县第二医院住到9月2日，在他出院时，县公安局已经和王树文妻子段巧云达成了协议，由李贺田一次性赔偿王家17万元，包括王树文出院后的治疗、误工、致残生活补助等费用，王家至此不再追究李贺田的责任。在当时，17万元绝对不是个小数字，说到那时的选择，段巧云也泣不成声：“当时病房里的病友跟我说，公安局给你钱，你就接着，你老爷们儿还要看病。当时县医院也跟我说，这病县医院治不了，要上北京治，公安局说，要派车送我们去北京治病我才答应。”在段巧云看来，能拿到钱给丈夫治病比什么都重要，而钱的代价是答应不再与李贺田及公安局对簿公堂。王树文出院后，公安局送他们去北京治病的允诺没了下文。农村妇女段巧云始终没能带丈夫进京治病，最终，王树文瘫痪了。

1994年8月4日，昌黎县人民法院对李贺田做出刑事判决：李贺田在执行职务中，违反规定动用手枪，在距离被害人很近的情况下，也没有采取保险措施，造成手枪走火，致受害人王树文终身残疾的严重后果，行为构成了过失重伤罪，但因其主动投案自首，并赔偿了17万元，因而免受刑事处分。

( 王强的高中同学对他那时优秀的理科成绩记忆犹新 )

王家人的情绪随后随着王树文的病情趋于稳定开始逐渐爆发。王树文始终认为李贺田是故意的。尤其是王树文的三姐王玉霞听到别人的传言，亲自跑到县里的看守所看到李贺田还在继续当警察后，王家人更难以平静。1998年，王树文以自己当初并没有委托段巧云进行调解为由，向昌黎县法院提出申诉，法院出示了相关的委托手续，驳回了申诉。之后王树文又以“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调解程序违法”为由，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同样被驳回。王树文并不懂得如何善用法律，直到他的大儿子王强找律师进行咨询后，王家人在2005年向昌黎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昌黎县公安局赔偿原告166万余元，结果同样被法院驳回，驳回的依据是2002年8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致人伤亡构成犯罪的赔偿诉讼程序问题的批复》第二条，在此批复公布以前，即2002年8月之前发生的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已做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处理，受害人或其亲属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王家人仍不服判决，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结果同样可想而知。在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之后，省高院审查认为原裁定驳回起诉并无不当，应予维持原裁定。

兄弟的选择

( 因为同意了17万元的赔偿协议，段巧云一直忍受着家人的埋怨 )

王树文是个能耐人，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候，就骑自行车到处卖鸡蛋，有时候还从石门买了3副小磨，骑车拉到玉关老山沟里去卖，六七块钱进货，一出手价格就能翻番。后来王树文帮岳父的面粉厂推销面粉，“买卖越绕越宽”，昌黎县黄金海岸附近的几个工地全都买王树文的面粉，有时候一天就能卖200多袋。

1988年，王家在老房子西边盖了新房。“政府批了6间房的地，我为了盖大点，盖了5间。”向本刊记者回忆至此，王树文才渐渐从悲痛中走出，“盖房时候，来回的人都看，当时我是第一家盖那样好的房子，椽子、柃木都比别人家的粗。而且我没借钱，盖完房手里多少还能剩点，盖房子花了1.8万元。”盖房的时候，王强的弟弟王滨读小学三年级，新房子让他兴奋不已。房子盖完没两年，王树文又和村里其他两人合伙开了自己的面粉厂，这又是村里的头一遭。王树文负责生产和业务，“从四五十里地外拉红麦，每次来六七辆车，还有从山东拉来的白小麦，两种掺和到一起磨，一年每个人能分2万多元”。

( 多年来，段巧云对王树文一直细心照料 )

“至少不自卑。”王滨评价那时的生活。其实兄弟俩的童年时光堪称幸福，两人在村里口碑不错，不爱闹事，尤其是哥哥王强，学习成绩出众，其中数学成绩最好，四年级还代表过县里去秦皇岛市参加奥林匹克竞赛。王树文卖面粉经常去外地，每次一回家，“两个儿子左手搂一个，右边搂一个，爷仨坐在炕头上”的情景成了王树文至今都难忘的温馨回忆。而出事后，类似的场景又令他痛彻心扉：“做完手术醒来，第一眼就看到两个儿子左一个右一个趴在病床两边哭。”

王树文出事后，两个儿子的前程由此发生转向。王滨回忆道：“我爸回家说，让我们两个辍学一个，我们俩都没说话，因为我们成绩都还可以，我爸说那就谁先考上大学谁就去上，另一个留下。我心想那肯定是我留下了。”大哥王强正值初三，原本非常有希望考上重点中学县一中，因为家里的事，他最后没能考取。

( 打伤王树文的李贺田 )

王强和低一级的王滨先后进入较为普通的县第七中学，王树文觉得也不错，离家近，省钱。兄弟俩渐渐成熟起来，两人的性格也逐渐有了差异。王强稳重，有点内向，王滨机灵，特别会来事。王树文说老大憨，老二奸。

1997年王强参加高考，获得了全校应届生的第一名。因为分数估得太低，最后比填报的河北师范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高出了七八十分，王强被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

( 王强的妻子张玉凤希望能等到丈夫回来 )

第二年，王滨高考落榜。按照当初的约定，王滨应该在家守着父亲，但王滨有点受不了。“看着父亲那样心里很难受，我待不下去，而且在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在家待了几个月后，他决定参军，他对母亲段巧云说，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否则一辈子都出不去。王树文想，不过是两年时间，出去闯闯也是好事，于是应允了。

在石家庄上学的王强给家里打来电话，王树文告诉他王滨参军走了，“王强当时就哭了，他说，爸，当初咋说的，你咋还让他走了”。结果，“大二”下学期开学没多久，王强被学校的老师领回了家。王树文回忆：“老师说，你儿子不考试，学校给他办了肄业证，让他退学。”王树文说，王强这是主动选择回来照顾家。

( 王强结婚时的照片 )

申诉与积郁

王树文夫妇原本跟儿子、媳妇一起住在西头的新房里，过了几年，他决定和段巧云搬回到老房子里，既怕拖累了王强夫妇，也怕久病床前遭到儿子嫌弃。王强被捕后，妻子张玉凤带着10岁的儿子毛毛（化名）总回娘家去住，王家买了一条大黑狗在新房看家，有生人进门，它会狂吠不已。本刊记者看到，王强夫妇的房间落满灰尘，屋子简陋，时钟不知何时停在了8点45分，房间里最显眼的是两口子结婚时的两张婚纱照，化了浓妆的新娘和现实中的张玉凤差别很大。32岁的张玉凤个子小小，短发，黑瘦，穿一件迷彩短袖衫，从背后看很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她人老实，结婚后，王家七八亩的庄稼地几乎全靠她一人照料。张玉凤是县城的人，结婚以前从来没做过农活，种地的技术都是婆婆段巧云手把手教的。结婚的时候张玉凤的母亲给了她一个金戒指，戴着松，要在戒指后面缠上红绳才能戴得住，现在手指早已粗得戴不进去了。

张玉凤向本刊记者回忆她2001年与王强的第一次见面：“一见他，眼睛都放光，他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而且有文化，不爱说话，挺斯文的。但他后来跟我说，当时觉得我人挺老实的，就这么凑合着吧！”两人在相亲见面后进展顺利，王强当时在跑运输，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到张玉凤家住一两天再走。恋爱谈了3个月，段巧云上门提亲，当时的行情是结婚给8000元到1万元，因为两人没有订婚，王家给的聘礼比别人要高，1.2万元，张玉凤一家觉得很满意。婚后一年，儿子诞生。

在与张玉凤谈恋爱之前，王强曾经和同村另一个女孩在一起，那个女孩很漂亮。

在王滨的记忆里，大哥刚回来时性格还比较开朗。王强回来先是在二舅的面粉厂帮忙，后来想去跑运输。“我比别人不差，我儿子也不能比别人差。”王树文表现出要强的一面，从包括17万元赔偿金在内的家底中拿出10万多元给儿子买了辆拖拉机，加上办各种手续的钱，一共花了12.5万元。王强开着这辆拖拉机往天津等地的工地上送沙子，王树文说，五六天的买卖，一算账，能赚1000多元。有了赚钱的营生，王强和同村的女孩摆了喜宴，并没有领结婚证，但这段实际上的婚姻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虽然第一次婚姻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但王强和张玉凤的结合仍旧是被当成“二婚”看待的。

从现在看来，王强在与张玉凤结婚前后，生活发生了重大变故，情绪变化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凸显。

王强雇了司机帮他跑运输，出了一次车祸，撞了人，赔偿了将近3万元。这对王强打击很大，车祸后他卖掉了拖拉机。王强虽然选择了回家照顾父母，但实际上经常三天两头不在家，王树文夫妇这些年其实一直没间断到各处上访，但他们从来都小心翼翼，不想让兄弟俩参与。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早晨段巧云会推着轮椅，把王树文送到县政法委或县法院示威，晚上再去把他接回来，两人一直都是令当地政府头疼的上访钉子户。工作没了，王强在家的时间多起来，有一次段巧云给王树文洗裤子，正好被王强看到。一盆染红的血水，这显然对王强刺激很大，王强又一次大哭起来，随着他对父母上访情况的了解加深，王强接过了向上级申诉的接力棒。

与张玉凤结婚后，王强变得沉默。“结婚以前还带我出去玩，结了婚就哪都不带我去了。”张玉凤说。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王强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每一两个月都带着材料去石家庄、秦皇岛两三回，申诉结果成了他对待张玉凤的晴雨表。张玉凤说：“有时候回来拉了个脸，问他什么都不说，跟他吵也不行，逗乐也不行。有时候回来也会很高兴，跟我说，去的时候有一大堆人等着登记呢，有的人排了半天队也没见到人，结果他很幸运把材料交上去了。”

在小文的记忆里，王强最初对申诉很有信心。那时小文在秦皇岛上班，王强有时候一周要来好几次，每次都住在小文家里。“那时他非常乐观，他自己买了很多法律书读，他说国家赔偿法对他非常有利。”王强的希望并没有如期实现，这加重了他的忧郁。张玉凤说，王强的烟瘾越来越大，刚结婚的时候每天半盒，后来变成了每天一盒半，常常早晨一睁眼就要点一根烟，晚上夫妻俩躺下，王强总是瞅着房顶，两三点都不睡，“也不说话，眼睛不是到处转，就是呆着不动”。

张玉凤对王强申诉的事情知之甚少，她说：“有时我下地回来，找不到他，给他打电话他时常关机，很多事我都得问我公公才知道。”在家里，和王强交流最多的是王树文，在上访、申诉的事情上，父子关系又始终微妙。看着王强眼神渐渐发直，王树文说他感到害怕：“我跟他说，儿子，别去上访了，我见过上访得神经病的，爸怕你出事。他也不吱声，他从来不跟我犟嘴。”王树文说，王强进屋看到自己在炕上趴着，顿时就没话了，在外面申诉的困难，在家从来不提。有时王强会把委屈跟同村的堂哥王艳宝倾诉。王艳宝说，王强有时会说，去法院申诉受了很多委屈，说起父母对他的唠叨，有时他说着说着就开始掉眼泪。王强在父亲面前的情绪爆发仅有一次。那时张玉凤还有孕在身，那天回了娘家，突然就接到家里电话，说王强出事了，进了医院。王强用菜刀砍断了左手的手指，经过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指头。说起这些，王树文再次哭起来，他回忆说，王强也不知道从哪回来，一进门就对趴在床上的他说：“还有啥活头啊，儿子陪着你死了吧！他把菜刀举起来，我急得喊他，让他停下，他砍下来人就倒在地上，血都滋到我枕头上了。”

王强的报复

王滨参军后，考上了军校，军校毕业后留在海军部队，当上了部队干部。每次回家，兄弟二人的差距都在对比中拉大。王滨说他第一次见到张玉凤，心里一惊：“我哥怎么找一个这样的，挺替我哥不甘，怎么说小伙儿长得这么帅，我哥可能为家里考虑多一点。”

但王家都认为张玉凤是个称职的媳妇。王树文说，这几年王强挣的钱，他媳妇从来就没看见过，王强总是给王树文买吃的，买烟抽，王强奶奶在世的时候，每到过年王强都不忘给奶奶拉一吨蜂窝煤，家里的日常开支，主要都是靠媳妇种地和在工厂打工的收入。王滨知道哥哥一直把精力放在申诉上，由于两人当初的选择各异，王滨从没跟哥哥讨论过这事，他有时会跟母亲段巧云交流，他的观点是，“事情已经这样了，我爸的身体也不能好。现在的社会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勤奋努力一点，也能生活得很好”。

王强在事业上一直不顺，有时会在工地上做临时工，一来没力气，干不了重活，二来和同事处不好关系，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开铲车的活，后来因为同事矛盾调到了库管的岗位，月工资一下从1200元缩减到800元。他的好朋友李贺军告诉本刊记者，王强有一次到唐山来找他，看有什么事可做。“我们有个同学在秦皇岛卖酒，干得不错，他也想卖，希望我能给他提供点客户，但卖酒的手续不好办，最后也没弄成。”王强也曾和同学、同村的长辈聊天，希望能获得一些赚钱的启发，李贺军说：“没工作，他生活压力挺大的，我们聚会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一直赚不到什么钱。”最后，王强在2009年花了8000多元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拉客，这是昌黎县城里最普遍的一种公共交通工具。开局不错，张玉凤说，3个月就赚回了买车的钱。为了多赚一些，王强半夜12点到火车站去接客人，李贺军说，王强曾跟他说，在那挺受欺负的，王强曾经两次被客人抢了钱。那之后，就买了把弹簧刀装在身上防身。

日子似乎渐渐步入了正轨。王强的申诉材料都放在一个黄色的旅行包里，平时旅行包放在立柜顶上，王强去法院的次数渐渐变少，旅行包上落满了尘土。2010年7月2日，张玉凤照常去工厂上班，临走前做了土豆和米饭，放在锅里留给王强起来吃。中午回来，张玉凤看到王强的三轮车停在院子里，一进屋，发现旅行包从立柜顶移到了椅子上，张玉凤知道，王强又去法院了。她给王强打了电话，通了，没人接，下午她回娘家接在县城上学的儿子，等再回来，警察已经在王树文家里了。

海港区分局二中队的民警告诉王家人，王强在秦皇岛中级人民法院里，捅伤了李丽等4名法官。王强对这几名法官并不陌生，来申诉时，他曾接触过行政庭的李丽等人。王强在审讯中说，2005年夏天他到河北省高院信访部门上访，高院行政庭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案子走行政赔偿诉讼程序难度大，打行政诉讼的目的，只是想确定昌黎县公安局的行为是违法的，应该直接走国家赔偿确认程序，因为个人执行公务中使用枪支违法，以前的判决只是针对个人的判决，但这也意味着昌黎县公安局是违法的，因此只需要到秦皇岛市中院请求中院认定昌黎县公安局是否违法就可以。省高院给的答复并不权威，但却给了王强希望，每一次他回到秦皇岛中院，得到的解释都是：王树文的事情发生在《国家赔偿法》出台以前，并不适用该法律，案子已经二审结束，并被省高院驳回申诉，没有理由再给予受理。王强在审讯中说：“我反复求她，她也不同意看材料，我觉得她很不耐烦，我说啥她也不听，我觉得她根本就没把老百姓的事当事办，我也没地方说理，我就产生了用刀教训她的想法。”

2010年11月21日，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对王强提起公诉，检察院认定，王强在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审判员李丽的办公室内，因未达到其要求而产生不满情绪，遂用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向李丽腹部、颈部、背部连捅十余刀，后又在三楼楼道内将阻拦他的秦皇岛中级人民法院的杨树森、王新忠、宋继范扎伤。经鉴定，李丽、王新忠的损伤程度已构成重伤，杨树森、宋继范损伤程度构成轻伤。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6月27日做出一审判决，王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一位熟悉本案的律师说，王家及代理律师都认为一审的罪责认定过重，王强已提出上诉。

王树文说着又哭起来：“如果是故意伤害罪，我能够接受。”案发后，他非常想去看看几位受伤的法官，希望能够取得谅解。“我准备了1000块钱，给两个受重伤的法官每人500，结果公安局硬是不让我去，只让我媳妇和儿媳妇去。”两个承受着家庭苦难的农村妇女到了医院，但最终还是未能见到伤者。■

（文 / 吴丽玮） 申诉张玉凤怨恨生长王强法官两代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