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国家叙事

埃及金字塔顶端的游客（摄于1930年）

编译◎蒲实

埃及的革命及一系列变动，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是阿拉伯年轻人（超过1.8亿人不到35岁，其中4500万人在埃及）对他们从上一代人那里所继承的社会政治遗产的拒绝。纵观阿拉伯世界，阿拉伯年轻人忍受着糟糕的教育、医疗和交通，高失业率、黯淡的就业市场和惨淡的未来。政治上，几乎所有的现代阿拉伯国家都未能建立起大部分人民所支持的国家叙事和合法结构，因此加剧了集体的失败感。

200年来，埃及的4个历史实验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社会政治格局。19世纪上半叶，在魅力型军事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的领导下，埃及曾尝试建立一个地区性的帝国。穆罕默德·阿里试图征服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疆域）。英国跑来援助奥斯曼帝国，迫使埃及从这些领土撤出，这一军事主义、扩张主义的政治工程失败了。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埃及经历了一项自由主义的实验。它高举立宪君主制、代理制议会制度、多党政治的大旗，开创了活跃的文化氛围，在这一时期，埃及的文学、电影、戏剧和音乐高度繁荣。但这项实验却造就了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一边是精英和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另一边是人口数量巨大的其余人。“二战”中，埃及是主战场之一，战争给埃及经济带来了严峻的经济压力，造成了埃及社会深重的经济上的痛苦。

第三次实验是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那是一项自下而上的政治工程，数百万埃及人（和阿拉伯人）给予它巨大的支持，因而赋予它合法性，使得它成为人民意志的体现——从被历史遗忘的深渊迈向历史的辉煌。但纳赛尔没能使它成为一项综合性的、发展性的工程：它仍然是一个围绕着“英雄”成就的、高度人格化的政治工程，未能建立起可以将这一政治抱负持续下去的可行体制。1967年屈辱的军事失败，以色列消灭了埃及空军的3/4，占领埃及东北部的西奈，实际上终结了纳赛尔的工程。

过去35年中，埃及扭转了方向，放弃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自下而上的道路，转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可或缺的同盟，完全拥抱了资本主义。两者都被证明是不足的：埃及人从来都对这一地区美国治下的和平没有好感；埃及的社会经济结构演变为以垄断、腐败和裙带关系为中心的经济网络，使这个体制和这个政权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最终，折磨着大多数民众的严酷的经济现实让现状无以为继。

4500万不到35岁的埃及年轻人起来反抗了。这一代人想创造完全不同的未来，让国家摆脱已忍受多年的失败的遗产。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两大宏观的叙事正在展开。第一个是伊斯兰复兴运动。尽管伊斯兰运动的很多组织都是建立在极端保守的和阿拉伯抵抗主义原则之上的，但过去20年中，这一运动内部最有影响力的力量已经超越了这些原则。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认识到，如果他们要赢得埃及中产阶级的统治授权，他们得有包容性的政治框架，而不是一味地伊斯兰化。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其他的伊斯兰主义者，已不再留恋于伊斯兰国家，而接受了现代国家的观念。他们接受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一视同仁的国家公民观，并逐渐把伊斯兰法的主张当做保护伞，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强权命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埃及的伊斯兰运动已经在进步的、更加富有包容性的政治话语下统一起来。极端保守主义的组织仍然占据埃及（和阿拉伯）的政治伊斯兰主义的中心地位，有很大的影响力。

另一大叙述是埃及的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埃及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有名，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埃及第一次遭遇现代欧洲文化的时候。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埃及（后来还有黎巴嫩、北美和伊拉克）经历了活跃的文化和艺术浪潮所推动的社会转型，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在相对自由和国际化的开罗和亚历山大包容的社会氛围中共同生活，资本主义的开放经济得到推广。20世纪50年代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终结了阿拉伯的自由主义实验，自由主义逐渐退居政治舞台的边缘。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埃及社会不再那么自由、宽容和开放，但自由主义的实验留给社会发展处于上升期的进步时代深深的乡愁。今天，埃及的自由主义运动试图继承这一遗产，在此基础上解决埃及社会现在的问题。这一运动希望跳过过去半个世纪的失败，将中产阶级对20世纪前半叶那一鼓舞人心的实验的怀念变为现实。

伊斯兰运动内部（它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关系，以及伊斯兰运动与世俗自由主义的关系，将是埃及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我们很可能看到这些活跃的政治行为转移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最终取得胜利的政治话语将是国家叙事的，而不是宗教的，同时又不会激怒虔诚、保守的埃及社会敏感的神经。但这一过程不会是坦途。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和宪法结构上，将会发生重大的政治对抗。新一代的埃及年轻人还会要求在中东确立埃及新的地位。100年来，泛阿拉伯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鼓舞着上千万阿拉伯人在地区流动。但阿拉伯民族主义失败后，阿拉伯世界在美国治下显得驯服温顺。唯有两个试图瓜分美国影响力的力量：将自己定义为反对西方利益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治下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民主国家。但它们都无法唤起年轻的埃及人（以及阿拉伯人）。伊朗所凭借的什叶派思想和文化心理、观念在埃及和大部分阿拉伯世界都很难引起共鸣。土耳其的社会发展模式，其军队的独特角色和70年来在严格世俗主义的凯末尔体制下生存的伊斯兰主义者，都是土耳其独一无二的，不可在别处复制。

我们很有可能在今年看到相互矛盾的阿拉伯世界观的出现。建立在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复杂关系之上的阿拉伯君主制，将试图维持现状。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埃及的新政权必将发展和支持新的国际关系定位，以符合上千万年轻埃及人的愿望和抱负。我们将看到新形式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它不会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具有对抗性，但对现存的地区秩序具有破坏力。与传统的阿拉伯国家相比，埃及的政治工程将具有非常不同的目标和战略。这一地区的非阿拉伯力量——伊朗、土耳其、以色列和美国，都将对必将变为现实的、互相冲突的思想施加影响，从而增加其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正缓慢而稳步上升的中国和俄罗斯，也将在这一进程中扮演角色。

在未来几年塑造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和外部动力将是21世纪第二个10年最重要的故事。埃及将在这些力量中处于中心的前沿。■

（文 / 塔雷克·奥斯曼） 伊斯兰文化阿拉伯叙事穆斯林政治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国家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