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的谋杀

( 油画《刺杀马拉》 )

19世纪的英国散文家德昆西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谋杀，一种优雅的艺术》。他说：“谋杀同雕塑、绘画、宝石、凹雕一样，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这种状若冷漠的态度让许多怀有正义感的人愤怒，可是从19世纪到现在，人们对谋杀这件事的兴趣并没有减退。每年依然有许多小说、电视剧、电影热衷于谋杀题材，这是为什么呢？

大多数人喜欢谋杀，只限于某一程度，并不想对这个行为了解更多。对谋杀行为越了解的人，对这件事越提不起兴趣。这清楚地解释了我们的疑问，即：对谋杀的爱好和对谋杀行为的爱好不是一回事。大多数作家和导演喜欢在他们的作品里表现谋杀，只是因为这是一种极好的智力游戏，并且一般人在日常生活里绝无可能去了解这件事情。这和《加勒比海盗》拥有许多“粉丝”的道理是一样的，这些人都向往海盗的自由自在，但从来不会把杰克船长和索马里海盗联系在一起。一旦触摸到日常经验，“谋杀”和“海盗”都会立刻失去魅力。许多日本推理小说家的做法证明了这一点，流行的“密室杀人”直接挑战日常世界的逻辑，凶手通过一系列手段，使被害人被杀的证据全部指向被害人所处封闭的空间内。没有第二个人，而被害人又不是自杀。谋杀行为的残酷性和杀人的动机都被抽象化，“如何做到”成了一个大谜语。侦探最后总能够找到凶手，说明侦探小说家都信奉一个道理，即不管布局如何精密，相较于神，人类终究是一种有限的生物，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是无法达到完美的。阿根廷作家吉列尔莫·马丁内斯在《牛津迷案》里说，完美犯罪不是那些没有被侦破的无头案，而是找错了凶手的案件：一个叫格林的医生想杀妻子，用绝对科学的态度事无巨细地在日记里总结了14种不同的方法，想研究出警察无法找出痕迹的手段。有一天晚上医生的妻子发现了日记，在扭打中妻子自卫把丈夫刺死，陪审团判妻子无罪。此后妻子迅速而低调地改嫁给了一位古代绘画的临摹师。在她去世多年后，几个研究笔迹学的学生发现，日记本上的字迹并非医生所写，而是几可乱真的伪造。

有些文学评论家非常不喜欢这种游戏，桃洛赛·赛伊尔斯在《犯罪选集》第一卷的前言中说，侦探小说永远也达不到文学造诣的最高水平，因为它是一种“遁世文学”，独立于日常经验之外，不是“言志文学”。雷蒙德·钱德勒对此颇为不屑。沿袭这样的观点，《麦克白》和《罪与罚》虽然也主要以谋杀为题材，但对于谜并没有兴趣，人们对这两部作品的喜爱和对《莫格街谋杀案》是不一样的。在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谋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极端状态，情感和思想都在这种状态下急剧翻腾，如果说这种状态不属于日常世界，那也是因为它们是从日常经验中千百倍地提纯出来的。麦克白和拉斯科尼尔科夫证明，杀死自己的同类绝不是一个有趣的智力游戏，尽管凶手做了很充分的准备，这一行为依然会对凶手的情感产生强烈的刺激。麦克白夫人因为潜意识里的罪恶感得了不停洗手的强迫症，拉斯科尼尔科夫发烧不止，不停地说胡话。罪行的后果会很快到来，德昆西在《麦克白中的敲门场景》里写道：“当谋杀行为结束时，当黑暗的状态达到完满的境地时，它就会像天空中华丽的彩虹一样突然消失。我们听见了敲门声，通过声音的方式让人们感知谋杀带来的后果已经开始了，人性从魔性中退却出来了，生命的气息又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又回来了，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生活停滞的可怕间隙。”通过谋杀行为，凶手对自我感到陌生，伴有恶心的反应，从这个角度来看，受害者通过自己的死亡也谋杀了凶手。麦克白说：“拇指的刺痛告诉我，邪恶的东西向我走来，打开来吧，门锁，不管来敲门的是谁。”这和《罪与罚》里拉斯科尼尔科夫最后的选择是一样的，当他向索尼娅忏悔了之后，觉得如释重负。

最早关注谋杀的文学作品可能来自于神话和巫术。英国学者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研究了意大利的一个神话：“内米的圣林中有一棵大树，无论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可看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影，在它周围独自徘徊。他是个祭司，又是个谋杀者。他手持一柄出鞘的宝剑，不停地巡视着四周，像是在时刻提防着敌人的袭击，而他要搜寻的那个人迟早总要杀死他并取代他的祭司职位。这就是这儿圣殿的规定：一个祭司职位的候补者只有杀死祭司以后才能接替祭司的职位，直到他自己又被另一个更强或更狡诈的人杀死为止。”在这个传说里，被杀死的祭司成为新祭司的祭品。这是一种鼓励人们挑战君主的机制。弗雷泽认为这种弑君模式可能在人类文明起源时期具有普遍性。弗洛伊德在1913年出版的《图腾与禁忌》里也谈到了谋杀，他设想，在原始社会里，存在着一个专制的父亲，他占有所有的女性，却驱逐已长大的儿子们，迫使他们禁欲。终于儿子们一同回来，杀死父亲并吞食了他。这就是俄狄浦斯神话的社会原型。图腾制即是这一过程留下来的仪式。图腾代表着专制的父亲，人们既恨他、怕他，又爱戴他。儿子们尽管希望拥有所有的妇女，但谁也没有父亲那样的超人力量，为了不致在混战中同归于尽，他们便制定了禁止乱伦的法律。这样，人类的第一个社会契约从原始部落中产生了，这就是文明的开端。

弗洛伊德关于谋杀的学说遭到了教会的激烈反对。在《圣经》文本里，很早就出现了基督教世界里第一起谋杀案（《创世记》4:1-12），亚当和夏娃的长子该隐杀了自己的兄弟亚伯，耶和华便判他“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亚伯拉罕从命献子，与弗洛伊德的主张完全相反，“亚伯拉罕”即意为“众人之父”，也是犹太民族的祖先。犹太人命运起于一个听从神谕打算谋杀自己孩子的父亲，听起来像是一个隐喻。谋杀的动机似乎决定了应该如何判决。但大多数时候，人类社会对于谋杀的判决都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汉谟拉比法典》是人类第一部系统的刑法典，其中就规定杀人应得死刑。

( 《牛津迷案》 )

最初的谋杀没有任何诗意。附着在这个词上的意义都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产生的。而谋杀的动机千奇百怪。韦绚《刘宾客嘉话录》）载，宋之问谋杀侄子刘希夷，就是为了抄两句诗：“苦爱此两句，知其未示人，恳乞，许而不与。之问怒，以土袋压杀之。”聚斯金德的《香水》里，畸人格雷诺耶为了提取香味，谋杀了26个少女。更离奇的是一起和康德有关的案子，一个杀手本来要杀这位哲学家，但临时改变意见杀了一个小孩。德昆西的解释是，杀手觉得杀一个年迈、无趣又忧郁的形而上学人士获得的感觉和体验太少了，康德的生活已经很像一个木乃伊了，为什么还要杀他呢？奥威尔在《英国式谋杀的衰落》里还为一个杀人犯辩护：“他犯谋杀罪是因为在他看来这比起被察觉通奸来似乎是不那么丢人，对他的事业不那么有害，有了这种背景，这桩罪行就可以有戏剧的甚至悲剧的气质，使它令人难忘，并且对被害者和凶手都感到同情。”■

(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

（文 / 陆晶靖） 文学作为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