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的历史现场

( 1916年10月，李大钊（前排中坐者）与宪法公言社同人合影 )

白帽西服。这是北大同仁记忆陈独秀最鲜明的形象符号。

1919年6月11日，现藏北京档案馆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记录：晚七时，陈独秀受友人之邀，到浣花春四川饭馆聚餐。晚餐后，约八时，陈独秀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于是潜入第五层屋顶花园，那里既无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时，恰好四层正放露天电影，陈独秀趁此机会，将大把传单投向楼下……这天，新世界游艺场密探甚多。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警署及步军统领衙门都安排了众密探。“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反复上下楼之际，已被跟踪，传单刚出，陈即被捕。

新世界人多，公众场合捕人，得当心，“一名侦探脱下自己灰色大褂，将白帽西服陈独秀罩住，押往外右五区警署”——检索档案的研究者梅佳，看来对“白帽西服”也印象深刻。

这次被捕，对陈独秀意味着什么？

陈独秀之变

(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他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号 )

陈独秀被捕，当然是重大新闻。尤其在“五四”这一特殊时期，它迅速成为议题。

当时正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对北洋政府的代表许世英颇为厉声：“你们做了‘好事’（逮捕陈独秀），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据说许世英回应：“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声援并营救陈独秀，从目前史料看，当时确为一时潮流。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亦在他编辑的《湘江评论》上撰文《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创刊号 )

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但细观下来，唯有这次（第二次）最为戏剧也最为显赫，描述也颇多。后世读史者回到历史现场，仍稍有疑惑，陈独秀的动机是什么？

陈独秀所散传单，系他所撰《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逐驱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从传单内容看，这些内容大体也是“五四”时期学生一般要求，只是陈要求免职者稍多几位而已。

( 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二月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法国人民推翻了路易·菲利浦的君主政体，共和国宣告成立 )

按五四运动的进程，6月2日至4日，确系北洋政府逮捕学生之高潮。陈独秀记录6月3日：“端午节的后一日，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独秀文存》）只是，6月5日，上海罢工罢市消息传来，北京军警即已完全撤离，不再干预学生任何事情。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记录北京街头：“学生的故事是好笑的，尤其滑稽的是星期五（6月6日），学生手持旗子，欢呼喊叫着，列队游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干扰。”顷刻之间，从逮捕到“保护”，北洋政府态度变化巨大。稍后，6月9日，北洋政府接受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辞职，并于次日公布，接近完全妥协。

学生已悉数释放，曹汝霖等人也被去职，陈独秀传单里的直接要求似乎达成。这个时候，仍选择行动。或者我们对此行动的理解，应从作用于学生运动的价值，转向陈独秀本人。

(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

这一时期，陈独秀写了不少类似现今微博一样的百字左右的文字，刊发于《每周评论》，其中有一则后来被广泛引用：“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8日）”3天后，陈独秀果然被捕。后来陈独秀出狱，李大钊写了首情绪激烈的诗以示欢迎，亦借用监狱与研究室概念：“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你；因为你拥护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这次被捕经历，于陈独秀当时的朋友们而言，洞若观火：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只谈思想，不谈政治的《新青年》主导者陈独秀，由此迅速变为职业革命家。

只是，当时倾力营救陈独秀的胡适，不认为变化只发生此刻，而是稍前。

( 1919年，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巴黎和会 )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多月，陈独秀失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中国各时期出版的陈独秀传记，对这一事件，并不讳言。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朱文华所著《陈独秀传》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陈独秀），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以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这当然是传统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策略。只是，曾力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校长汤尔和、北大教授沈尹默，此刻亦要求北大校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后来蔡元培坚持，才保留陈独秀教授之职，“并由校方给假一年”。但此时，陈独秀事实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对北大这一决定，胡适极为愤怒：“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在胡适看来，这一变故才是陈独秀转变的关键。“独秀因此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注：决定撤销陈独秀学长会议）。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 美国白宫办公桌前的威尔逊总统（摄于1913年） )

无论起因是撤销学长，还是被捕，可以确定的是，1919年，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之变。

李大钊的世界观

( 1917年7月，段祺瑞的部队在北京街头歇息 )

3个月后，陈独秀终于出狱。旋即接到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邀请筹办西南大学，陈独秀接受邀请南下。陈独秀离京去沪，又转向武汉做了几场演讲，演讲过于轰动，武汉警方迅速将情报报至北洋政府。并且，“对于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去武汉”。此时陈独秀还处于“监视居住”状态，不可随便离家。略有意外的是，陈独秀未从武汉直接去广州，而是返回北京，北京警员接获消息，严阵以待，准备再捕。

李大钊获闻消息，赶到火车站将陈独秀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躲避。1920年2月，《新青年》的编辑同仁高一涵记录：“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北京）……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同志雇了一辆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身换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同志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同志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露出南方人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圣彼得堡，列宁在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宣布苏维埃政权的建 )

也是根据高一涵的这个说法，此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遂成建党起源。只是，后来党史研究者对此说颇为慎重。理由是日本的研究者石川祯浩所考证：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逃离北京的过程。而李大钊与陈独秀两人并无此说法。

逃离北京，确如一个象征，意味着陈独秀与过去的更接近自由主义的思想说再见了。而这个时候，李大钊已经完成他那篇具有历史价值的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乃至中国共产党建立，当然绕不开李大钊。

(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该书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李汉俊校译 )

虽然比陈独秀要小整10岁，但在处事与性格上，两人却是与年纪相反。时人评价：在处理问题的方法上，李大钊注重调和，力求全面稳妥，陈独秀则喜欢辨别是非黑白，弃取分明，甚至爱走极端；在性格上，陈独秀激烈果断，李大钊平和温厚。

与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激烈行动，甚至以身投狱不同，细索这一期间李大钊的表现，他不仅没有直接的参与行动，而且著文为“五四”鼓与呼都没有。《李大钊传》的作者朱志敏疑问说：“是他担任图书馆主任工作难于脱身吗？那总不至于影响到他多写几篇参与斗争的文章吧！”从结果看，这个时候，李大钊正在完成他这篇2.6万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方式与线路传入中国，李大钊是最好的研究对象。

在那本极被中国党史研究者重视，并广泛引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考证说：1917年爆发了俄国革命，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日渐尖锐，使社会主义再次唤起人们的瞩目。到了1919年，马克思主义终于得到青年们的热切关注：被誉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最准确释本的考茨基著、高界素之译《马克思资本论解说》，第一版两万册即刻被抢购一空，其后连续再版达十几次；河上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第一册售出12万册，第二册售出8万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学说到取得有关俄国革命和其领导人动向的信息，以至于摸索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态，都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可说是世界性‘思想链条’的一环。”

在李大钊写作他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前，北京《晨报》记者陈溥贤即在《马克思研究》专栏里，开始翻译连载主要是日本河上肇的有关马克思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又迅速被《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新青年》反复转载。陈溥贤与李大钊同一时期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当然有彼此相互影响的一面。

这当然只可论为环境因素，问题是为什么是李大钊会敏感并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学说？当时新文化运动核心议题之一是比较东西方文明，东西之间，断然两分，或取东方或取西方文明，是当年论战的焦点。可否有第三条道路，即非对立的中间之道？这是李大钊思考的问题。有趣的是，曾任美国驻华大使，此刻被聘为北洋政府法律顾问的芮恩施认为：俄罗斯文明足以在东西文明之间担当起媒介之任。《李大钊传》作者朱志敏认为：李大钊接受了这一观点，将目光投向了俄罗斯。这当然是李大钊的个性因素。在他看来：就地理位置而言，俄国位于欧亚接壤之处，故其文明兼有东西两种文明的特质。综合起来看，亚洲人长于宗教，其政治为神权政治；欧洲人长于政治，其发展演变的结果，创造了近代自由民主国家。俄国国民既接近亚洲人的尊奉神权和独裁君主的思想，也有接近欧洲人的向往人民权利的思想。从而，人道、自由观念“深中乎人心”。

同样留学日本，亦精通日文的李大钊，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潮涌起之际，结合他过去对东西文明思考并特别注重俄国的倾向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毫无意外。研究者指称：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资料来源同样是日本河上肇及其杂志《社会问题研究》。1919年夏天，也即五四运动最激荡的时刻过后，7月，李大钊离开北京去往昌黎小住，开始写作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较为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并于当年9月开始分两期刊发于《新青年》杂志。

也正在写作此文同时，李大钊与胡适展开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中颇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论战。这当然可视为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注释。对这场论战，精彩的描述来自《中国近代史》的作者徐中约：表面上，争论以胡适占上风而结束。然而，这却是空洞的胜利，因为年轻人当中讨论“主义”成为时尚，甚至胡适本人也经常提到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实验主义等。一位风趣的批评家这样描述胡适和实验主义者：“你们应当放弃所有‘主义’来接受我们的‘主义’，因为根据我们的‘主义’，没有‘主义’应当被看做金科玉律。”而李大钊却是坚定认为：“‘主义’在社会改造中起着与航海定向一样的必要功能。”

显然，1919年，尤其是五四运动是个分水岭——历史学家们基本由此断代。新兴力量兴起，陈独秀开始了思想之变，而李大钊相对完整地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

外省青年毛泽东

对于1919年，当时长住北京的日本牧师清水安三有个极具洞见的观察：“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一曰游行。”如果说全球思潮，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例，中国是“思想链环”中的一环。那么，以北京、上海为枢纽接受的这些思潮，如何在中国内地传播呢？

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时，毛泽东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非常有趣的是，在此记录下，斯诺还加了一个自己的注释：当时现代报纸在中国仍是个新鲜事物，许多人，特别是当官的对之极为厌恶。

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来到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死了；到了长沙，进了第一师范读书，《新青年》自然也是毛泽东的读物之一。1917年，毛泽东所写《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刊发。这年在与蔡和森一次夜谈里，毛泽东论及陈独秀：“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现代媒介，迅速将全球思潮传播到中国各主要城市。这是古老中国所未曾有过的现象，而且，这还不是一种单线条的思想传递，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也创办自己主编的杂志《湘江评论》。稍后胡适在其编辑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其所写《介绍新出版物》：“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个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民众大联合》正是毛泽东所撰。思想在现代媒介里，传播、反馈、互动然后激荡，与传统传播路径判然有别。

猛增的报纸与杂志当然是现代思想传播最重要的方式，但细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播、信仰者的形成，尤其是团队的建构以及迅速采取行动，更重要的途径仍是人际传播，以及由此构成的人际网络。

1918年底，毛泽东为送自己的同学去法国留学，来到北京。他的老师杨昌济将之推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毛泽东成为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每月薪金8元”，而当时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虽此，毛泽东跟诺斯说，“（8元）工资不低”。回忆这段岁月，毛泽东跟斯诺津津乐道的是他此际认识的北大人，“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还有邵飘萍，他对我帮助特别大。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注：实情是组建了“新中国党”，自任党魁）；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显然，这只是对景仰人物的近距离接触，属于浅层的人际网络。

1919年底，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这时日益病重的杨昌济致信当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推荐毛泽东和蔡和森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而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后来的研究者似乎对章士钊的重视不足，而在毛泽东早期的回忆里，此人分量甚重。1901年，陈独秀在安徽安庆发表反清演说，被通缉，逃到南京，结识了章士钊。稍后他们两人，加上蔡元培还在上海一个秘密小组学习制造炸弹的技术，彼此因此秘密活动，关系日深。再后，章士钊在日本创办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杂志《甲寅》，正在日本的陈独秀当然是重要撰稿人；正是这份杂志，李大钊、高一涵、李剑农等因阅读及撰稿，而成为一个有意思的小团队。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过去的人际网络随之转移北大，陈独秀成为文科学长、章士钊成为教授并兼图书馆馆长——他后来将此位置让给李大钊。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到此做助理员。显然，就此网络而言，民国名士章士钊至少是核心的介质人物。

第一次北京之行，毛泽东建立了自己的浅层人际网络；第二次进京，有老师杨昌济先生的竭力推荐——这是最重要的信用让渡，毛泽东有机会真正进入陈独秀、李大钊的人际网络。这自是重大收获。比较已经相当丰富的毛泽东早期材料，第一次北京之行，虽则是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助理员，但彼此关系确凿记录只有一条：去天安门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而再度进京，情况大变。解放前夕，在西柏坡，毛泽东很深情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也就是第二次进京期间，毛泽东自述阅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北大圈子，不仅向毛泽东开放，接纳了他，而且将他引为重要的同路人。

1920年5月——这是一个重要时间，毛泽东离京，如同第一次离京去上海然后折返长沙一样，这次他再度去上海拜会陈独秀。毛泽东后来回忆：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所读的马克思主义书刊，而陈的言论思想很让他折服，他说：“在我的生活中，这是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于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属于自己的人际网络，早在1918年4月，以毛泽东为干事（随后主持）的新民学会即在湖南成立。学会的早期成员：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李维汉、周世钊……对应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名录，这些人中多数名列其中。1920年底，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接到留法的蔡和森的信件，蔡和森直接写道：“（我们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巴黎和会，情绪跌宕

思想传播当然是我们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之途的重要方式，但是它解决不了这样的疑问：从李大钊1919年夏天完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仅仅两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即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思想到行动，是断然不同的质变，两年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完成蜕变？解决这一疑问，我们需从静态的思想传递，进入动态的历史现场。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英、法、美、意、日等国组成的协约国，打败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组成的另一方同盟国。大战结束前6天，北洋政府对德奥宣战案，终于在国会众、参两院通过。中国虽未出一兵一卒，也跻身战胜国之列。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何尝有过“胜绩”？此次胜利，虽有侥幸，但却同样激荡人心。

全国各处都有热烈真诚的庆祝，北京大游行以太和殿为集中地——18年前，这里也是庆祝“胜利”的地方，只不过当时是八国联军因战胜义和团而庆祝，予中国人正是耻辱。当时清政府还为被中国士兵杀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立碑，现在情形反过来，中国是战胜国，而德国却是战败国了。克林德碑也被迅速改造，正面铭文重新刻上“正义战胜强权”，而背面则以拉丁文刻为“维护正义之纪念”。历史学家周策纵评论：“全国普遍的感觉是，所有的国耻都会永远跟着这块北京人惯称的‘石头牌坊’的纪念碑而消失。”

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兴奋，是基于大战结束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宣言”，即“十四点”议和条件：废除秘密签订外交条约；公海航行自由；除却经济障碍，使利益普及于爱和平诸国；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德国在欧洲强占的土地应退回以及组织国际联合会，对大小各国同等保障其政治独立与土地完整的权利……按此宣言，对应于中国现实，周策纵解释说：“（中国人）假定德国自1898年以来占有的中国土地和所有权都会归还给中国。并且在大战期间在日本威胁下所签订的中日条约和协定会在紧接着的巴黎和会里重新调整。”直接而言：取消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即先被德国所占、继被日本所夺山东应归还中国。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期待。

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新知识分子对此极其乐观。比如蔡元培即将此次胜利论为“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军国主义”；而李大钊的演讲更直接：“庶民的胜利。”

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满怀热诚的期待，与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谈判者，未必完全步调一致。中国代表团的构成即充分表明了当时中国分裂的政治结构，5个全权代表——陆徵祥（外交总长）、王正廷（南方领导人之一，广州参议院副议长，南方政府派驻美国代表）、顾维均（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利时公使，后来被伍朝枢接替。伍是南方代表，是伍廷芳的儿子）。代表团除了陆徵祥从国内出发，经日本赴法外，其他都直接由国外赴会。问题恰恰出在由国内出发的陆徵祥，一箱中国代表团的文件，在运往巴黎途中，经过日本东京时遗失——更多人怀疑是被偷走了。同时，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总代表陆徵祥在东京和日本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密谈两小时之久，“约略谈及胶州问题”。和会尚未开始，不祥信息即已传来。

谈判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简而言之，日本方面出具了两份极有杀伤力的文件，证明他们仍然有权控制山东尤其胶州。其一，日本出具1917年与英、法、意三国签订的秘密协定，保证战争结束后“援助日本要求割让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之领土权”。如此一来，中国所赖以为支援的美国，变得被动并且孤立无援。其二，更麻烦的是，北洋政府和日本秘密商谈借款（西原借款），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的1918年9月25日，将山东省境内建设的济（南）顺（德）与高（密）徐（州）铁路作为借款的抵押品。——据说这一秘密协定，到巴黎和会公开时，甚至连有些中国全权代表都从来不知道。中国谈判极端被动。先前中国谈判的策略是说明：中日新约（“二十一条”）在日本胁迫下签订，自当废除。但日本方面引用此密约，说明：1918年关于铁路的合同和有关山东问题的换文，是在中国参战以后签订的，所以说不能说是受了胁迫。

后世读史者，细看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史，日本时时处处谋我领土，其工于算计，每读每叹。有此外寇，中国现代化之艰难，自是痛苦难言。最后终须一战而定胜负。

中国人为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公理论”而折服，自然期待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践行诺言，“保障（中国）其政治独立与土地完整的权利”……结果在日本方面精心的攻势之下，威尔逊退让了。王芸生的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记录当时谈判文件，威尔逊质问中国代表：“1918年9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巴黎和会的结果，德国在山东所有的利益都转让给日本。

从战胜国的极端兴奋，到巴黎和会的重大失败，半年时间，中国民众情绪犹如过山车，由最高点迅速跌至最低谷。反对签订《巴黎条约》——五四运动由此诞生。

威尔逊理想和诺言的失败，极其反对美国对日本妥协的芮恩施有此洞见：“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中国人信任美国，信任威尔逊总统宣布过的原则，他的话传播到中国最远的地方。正因为如此，那些控制巴黎和会的老头们的决定，使中国人民有着更强烈的失望和惊醒。……自从美国参战以来，大家就有胜利的信心，相信所有的牺牲和痛苦，都会使战后国际活动建立起正义的原则。在这种原则之下，人类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和更安全。现在所有的希望却都给粉碎了。”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在学生罢课说明书里更清晰地表示了中国人的失望：“全世界本来都倾听威尔逊的话语，像是先知的声音，它使弱者强壮，使挣扎的人有勇气。威尔逊曾告诉过他们，在战后缔结的条约里，像中国这种不好黩武的国家，会有机会不受阻碍地发展他们的文化、工业和文明。他告诉他们不会承认秘密盟约和在威胁下秘签的协定。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

美国尤其是威尔逊的失败，徐中约评论说：“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国家失去了信任，并且发觉很难将西方同时看成为导师和压迫者。”新思潮不可避免有了历史的机会。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亲见亲历这一运动并深切感受民众情绪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他们会如何观察、思考，并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向呢？

苏俄废约，新的机会

历史充满着偶然与意外，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一直倾心学习的西方，尤其是美国深深失望之际，新的昭示迅速填补这一巨大的空虚。

1919年7月25日，中国方面拒绝巴黎和会签字一个月后，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列奥·P.加拉罕发出《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又称“加拉罕宣言”），称：愿援助中国人民脱离外族压迫，以往俄国与中国、日本及同盟国所订密约，概行作废，放弃帝俄在中国夺得的权利，中东铁路及租让所得的林矿产业，无条件交还中国，放弃庚子赔款、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愿与中国解决帝俄与日本及协约国所做的一切不公事件。中国人民如欲免除巴黎和会所给予朝鲜第二、印度第二的命运，唯有接受苏俄的提议，彼此恢复友好，合力奋斗。

对比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抗争及其失败，苏维埃政府的放弃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这一宣言，不啻极端意外之喜。

奇怪的是，载有这项宣言的电报在传送过程中竟被延误了8个月，1920年3月才到达北京。3月25日，上海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最早刊发了这一宣言；4月3日，北京的《晨报》对此做了全文报道。随即中国各报迅速刊发“加拉罕宣言”。当时在华的外国新闻媒体声明他们无法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性；而北洋政府也拒绝与之谈判，在给各省督军的电报里，宣称：不能正式接受此项建议，是因为该电报可能是伪造的。——当然，很难指责北洋政府的愚顽，刚刚经历巴黎和会打击的政府当局，犹豫与迟疑，当可理解与同情。

西方新闻界的怀疑，来自所谓“内在证据”的矛盾。“加拉罕宣言”讲：“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这与沙俄并未合法地获取整个满洲这个事实不符。换言之，宣言过于慷慨了。后来发现，1920年6月在中国出版的“加拉罕宣言”的英译本中有一段关于向中国归还中东铁路的文字，而这未见于在莫斯科发表的文本。一些苏俄官员指责说，此段是由译者或其他人植入以将问题搞乱……周策纵在其经典的《五四运动史》里说：“列强阻挠中苏谈判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立苏维埃共和国。同时通过向德国妥协的方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加拉罕发出对华宣言之际，苏维埃共和国尚未完全控制俄国全境，与白俄之战仍在继续。如此格局，当是北洋政府怀疑宣言真实的重要因素。但北洋政府仍有极愚蠢之处。中国参加“一战”，条件是拒付庚子赔款，事实上北洋政府当局已有相当时间未向俄罗斯支付这一赔款了，但沙俄被推翻3年多，沙俄已无法维持其在华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大批人员的开支了。此时，北洋政府却开始向北京的旧俄公使馆支付赔款。这些赔款又迅速被用于与苏维埃政府对抗的组织手中。

经历过巴黎和会以及五四运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知晓加拉罕这一宣言后，“对照日本的二十一条和向中国施加的其他压力，对照西方强权加给中国的特权与歧视，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去热烈欢迎这个提议”。更为意外的是，“北洋政府依旧承认这个丧失了自己的政府的俄国使馆，并向他们支付赔款，却拒绝同愿意无条件放弃在华一切租界和特权的苏维埃政府进行谈判”。周策纵称：“在中国民众看来，这当然是荒唐无稽的。”

五四运动之后，新的社会舆情再起，越演越烈，而且，看上去这是令人乐观的未来。

加拉罕的宣言刊布，周策纵记录当时：“中国新闻界及包括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的各种团体，都回应以强烈的感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不但给知识分子，而且给工商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者在通常条件下是不会受共产主义者的行为的鼓动的。全体国会成员，不论其政治信仰如何，也都加入了这种狂热。这样，在五四运动后期，1920年春季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以往更关注苏维埃联邦。尽管仍有一些群体对苏维埃持敌视态度，但亲苏势头正在高涨。”“加拉罕宣言”以及北洋政府的冷淡与拒绝，反而越发制造了苏维埃的吸引力，并使之具有了戏剧性的张力。

对西方列强强烈失望的情绪尚未散去，苏维埃政权释放善意的“加拉罕宣言”到来，历史学家徐中约分析：“社会主义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能够提供摒弃‘中国昔日传统和西方目前统治’的实践思想。此外，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目标还没有在西欧和美国出现，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将可以在思想上领先于资本主义。这一微妙的心理满足感，来自与西方打交道时的普遍失落感及为克服这种情绪的内在欲望，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特别具有吸引力。”

据此来看胡适对陈独秀“左”倾转变的分析，仅仅一年不到，陈的转向，至少被“加拉罕宣言”所制造的大势证明正确。

“加拉罕宣言”在中国报纸刊布之际，俄共特使魏金斯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发来到中国，他当时公开的身份是一名记者。在北京与李大钊见面之后，手持李大钊的介绍信，当年5月，魏金斯基来到上海，拜会陈独秀。正在此时，毛泽东从北京也来到上海拜访陈独秀。这次见面，毛泽东说，“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稍后，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建党事宜，仲甫（陈独秀）正在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无可逆转。

历史是个连续性的演进，只是叙述者的自行裁剪使其断裂。巴黎和会与“加拉罕宣言”当然有后续结果——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屈意日本，结果引发美国国内舆论不满，参议院拒不批准《凡尔赛和约》，于是有了1921年解决巴黎和会不当措置的华盛顿会议。此次会议，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签字：中国收回胶州湾及海关权，胶济铁路于15年内分期付款赎回，沿线日军定期撤退，济顺、高徐铁路借款权让与国际银行团。历史学家郭廷以评论：“中国不无所得，山东问题总算有了解决办法，关税稍有改进，九国公约亦不失为均势之下的一种保障。”1924年，中俄协定亦正式签订，双方恢复邦交，条约里基本包含“加拉罕宣言”里的内容。但之后，徐廷以记录：“究之实际，苏俄不惟未完全遵照对华宣言，且于协定本身多方破坏，援助容共后的国民党……与‘东三省自治政府’签订关于中东铁路的沈阳协定，等于承认张作霖的政权。与日本签订建交协定，承认1905年的日俄和约仍然有效。”历史，不简单。

剧烈的结构性冲突

后世读史者，如果不克制现代思想之影响而进入历史现场，难以接近并理解历史真相究竟如何；但是，读史人比之历史中人，稍显幸运之处则是，在足够长的时间线索里，有条件将当事人彼时彼刻信息碎片拼集成型，并以历史演变的结果而重新审视曾经事实的价值。如此而为，当然挑战智力与情怀。只是，非此，又何以从历史现场而寻得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如前述情势种种，已无疑问。真问题是，这样一个弱小的政党，何以生存并壮大？1921年的历史现场里，有答案吗？

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公理战胜强权”的逻辑下，却失去山东，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是一个后来被反复研究并传播的历史时刻，历史在此转折——只是这一时刻在后置叙事里太过强大，那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参战以及参战过程如何？同样的历史现场，却被遗忘。那么，与五四运动、“加拉罕宣言”这两种一时浪潮性事件对应，潮头下的中国北洋政治“海底”结构又是怎样呢？失去观察，那个历史现场将是破碎的现场。

1916年6月6日，按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所言：袁世凯这匹参加障碍赛马会的夺标马，在试图跳越帝制这道高栅栏时，意外而“及时地”死去了。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组织内阁出任总理。初期，段祺瑞并无意完全倾向日本，段积极寻找靠近美国，与芝加哥银行进行500万美元借款的秘密谈判，但美国对华政策服从于当时的“一战”压力，无意资助中国，美国之途于段而言，已经不通。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届，寺内正毅出任总理大臣，寺内对华政策一改其前任所秉“威压”、“排挤”，极力鼓吹中日两国的“亲善”与“提携”。

日本对华政策之变，须从日本国内经济形势的角度观察。来新夏等所著《北洋军阀史》分析：寺内内阁执政时期，日本的经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等原因而呈现极旺盛的景象，国内工商业发展迅速，对外贸易也连年出现巨额顺差……资本大量过剩，必然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至1917年2月，日本56种主要商品中已有30多种日见腾贵。基于稳定国内局势和维护大财阀利益的考虑，日本政府必须寻找和开辟广阔的海外投资市场。资源丰富，国力羸弱，地理位置又邻近的中国，自然成了最适宜之投资地。——史称日本的“菊分根”政策，即为此种背景。

中国中央政府，自清末以来，全系举债维系。以这一时期为例，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北洋政府的收入约7000万元，连应付外债2400万元在内必需的支出共约1亿元，不敷3000万元。欧洲正在打仗，美国亦无意资助中国，此际，日本资本的出路，自然是段祺瑞的机会。由此，段祺瑞被日本套牢，一味亲日。以西原龟三牵线中日双方而达成的贷款，即所谓“西原借款”即达1.45亿日元。

尚在袁世凯谋划恢复帝制时期，日本即与英、法、俄、意达成谅解，四国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太平洋及东亚权利，日本负责促成中国参战。之后，日本与四国达成密约，接管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利益，即后来巴黎和会时，日本方面所出具第一份关键证据。日本的贷款，前提条件，自然是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一战”，段祺瑞当然有意加入，一则参战，庚子赔款的德、奥部分可自然取消；再则，其他各国赔款亦可缓付，这对窘迫的中央财政，不无裨益。何况参战还有日本的大量贷款。

日本促中国参战的阴谋，当时并未揭晓。因而，段祺瑞之所想，这当系正常的外交事务。只是，中国格局，所有外交全系内政。是否参战，成为当时所有政争的核心线索。

以1913年孙中山的“二战革命”为肇始，尤其是在袁世凯恢复帝制，南方举兵反抗，当时中国事实上分为南北两个政府。如何统一，当时有三种思路：武力统一、和平统一以及联省自治最终统一。段祺瑞持武力统一之道。与如何统一中国相对应，对段内阁更重要的问题是参战——其间逻辑是：若参战，即有日本贷款，有贷款则可有钱用兵，“统一中国”。当时只有段祺瑞与梁启超参战态度坚决，其他政治人物尤其是南方政治人物当然反对。看上去似乎反对参战颇有声势，但客观分析，中国参战程序走到国会投票的最后关口，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说：“假使北洋军阀不用过激手段，参战案当然可以平安通过，因为国会里面持反对态度的，本只有极‘左’翼的丙辰俱乐部一派，研究系自然赞成，政学系派和益友社派也是赞成的。”段祺瑞不放心，想一举拿下，效仿当年袁世凯选举总统的惯伎，用甚为流氓的威胁手段。“众议院开会时，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共约3000人，由陆军部人员指挥，包围众议院驱辱议员多人，并声言必俟参战案通过才解散。众议院因此愤激，停止会议。”段祺瑞弄巧成拙，不能收拾。

由参战引发的一系列事端，这一轮结果是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随后辫帅张勋率兵入京复辟，之后段祺瑞“保卫共和”粉碎复辟再获权柄……段祺瑞“接受教训”再造国会，以自己的安福系人马把持，参战案终获通过。但是，中国南北战争也因此箭在弦上。

那段历史之混乱，权势人物更迭之频繁，不静心深究，难知究竟。中国由清末而来的结构性矛盾，至此，冲突最剧。简言之，没有统一的中国，且不说进入现代化轨道，国家图存亦为困难；而一统中国，又须强有力的集权中央；但是，中央财政已经枯竭，只是维系运转也须举借外债，而借外债，又可能带来国家倾覆与灭亡。如此往复，遂成死结。

在此结构性的矛盾之下，再来观察段祺瑞的“一战”参战案的政治操作，又是进入死循环。共和制度1912年开始运行，其制度的基本内核，即为分权与制衡。总统府、国务院与国会彼此的制权，当然是现代国家的良性政治制度，只是挣扎在生存边缘的中国现实，与这套制度之间的磨合，甚生乱相。“一战”参战案，便是这种结构性矛盾最具标本意义的案例。它具体的表现是，力争集权中央并一统中国的当权者如段祺瑞与制衡方无休止的政争。冲突之下，当国者所用手段日趋“传统中国”方式，现代政治制度已经被中国方式改写。段祺瑞为对抗制衡，保证自己政令畅通而再造的安福系国会——因为有日本贷款作财力支持，每个议员每月领安福系津贴300元（相当当时大学教授的每月薪资），重要选举投票时则另外津贴，比如选徐世昌为总统，每张赞成票5000元；选曹锟为副总统，每张赞成票3000元……共和制度运行至此，制衡与反制衡，结构性冲突已臻极端，结果政治极度糜烂。

这当然是更真实的历史现场，只是它常常被后世研究者轻轻放下而不置一词。如此极端格局，其现实表象则为：官民分裂、朝野分裂，权力集团内部更是分裂——政府的控制能力极度低下。在这种背景之下，其社会大势又是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联为一体，全球性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中国流行以及中国共产党诞生，外部约束，接近于无。

以战止争，民国逻辑

此种结构性冲突，若取政治运作一层观察，何以解决？

1920年5月，一个极有意思的时间，俄共特使魏金斯基来到上海，毛泽东也来到上海……历史的结果已经明确，最终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此刻正在酝酿建立之中。而此刻，南北之战已转化为北洋军阀内部的直皖战争，由政争而战争，这一历史现场所包含的历史逻辑，失去观察，无法理解中国历史后来的演进。

南北中国，如段祺瑞取武力一统的策略，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观察，湖南与四川两省是南北之争的枢纽。北军据此可攻击南军，而南军据此可为屏障。在毛泽东两次进京之间，他个人在湖南最为重要的活动，则是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按毛泽东的自述，当时他只是在从事“教育工作和舆论鼓吹”，而他所主编的《湘江评论》却被张敬尧蛮横封禁。在1919年底的驱张运动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记录：“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成为这场驱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在长沙各校总罢课一天，派出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广州、上海等处请愿联络。”毛泽东率领的是赴京请愿团。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湖南的地理因素，以及毛泽东的这次经历，对此后中国共产党发展之影响，不可小觑。

张敬尧被驱，事出何端？简言，段祺瑞的北军攻击南军，以吴佩孚最为骁勇，段祺瑞忌惮吴系曹锟人马（所谓直系），于是派出张敬尧督湘（张属段所控制的皖系），以图牵制。只是张敬尧督湘，作恶多端，一时之间，“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虽有战功，却未有实权，驻扎湖南衡阳的吴佩孚通电宣称，应改武力统一为和平统一，“罢战主和”。军人干政，古今严禁，只是吴佩孚的此次通电，还属于“政策”选择层面，即仍在当权者的政争范畴。随后的发展出乎意料，直系皖系各陈兵数十万，于北京南部准备决战。这就是史称的“直皖战争”。

中国政治格局由此战争而根本逆转。吴佩孚的通电指责段祺瑞亲日卖国，“认贼作父……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这是吴佩孚利用现代传媒工具，并鼓动社会情绪的极有效的一种政治动员手段。整个战争动员过程，情势极有利于吴佩孚。但是，站在历史的此刻去观察曾经的彼时，政争最终由战争而定胜负的“民国逻辑”，亦由此而诞生。这当然令人扼腕。

历史学家陈志让先生梳理北洋军阀史，“军阀”一词，随直皖之战，而开始成为媒体描述此战以及后来各次战争之定语。这词精准。两年后，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的吴佩孚与奉系的张作霖，也迅速借用这一有力量的概括，彼此都指责对方是“军阀”。如果说，此前的南北战争，尚含有统一中国的正当意义与价值；那么，至此直皖战争，已纯属军阀混战了。先前的结构性矛盾，政治解决之途，已至末路，最终方案，唯剩战争。“以战止（政）争”，政治即军事，无武装无政治，民国进入新的结构关系之中。

衡阳的吴佩孚班师北上，张敬尧“目送而去”，随之湘军进攻张敬尧军队，张被武力驱逐出湖南。而仅仅5天时间的直皖战争，段祺瑞兵败如山倒，民国政坛再无此人位置。

1920年的直皖战争，那个历史现场，重构了中国政治格局。陈志让所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记录了一个有趣故事：1925年冯玉祥在天台山休息的时候，汪精卫和吴稚晖去看他，谈起打倒帝国主义。冯玉祥不懂，他问：“人家欺凌吾国，我们反抗它，这是应该的。但是何必还要进而替人家打倒皇帝呢？”——陈志让感叹：“这已经是五四运动6年以后的事。那6年之中，学生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把执政的军—绅政权的领袖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已经从自省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了反帝的民族主义。”

外部环境既有巴黎和会之耻辱，也有“加拉罕宣言”之鼓荡；内部政治则因是否参加“一战”而形成毫无意义，因政争而战争的混战——此例一开，直皖战争之后，直奉战争登场，一次不够还打两次。海面是浪潮，海底亦澎湃。如此复杂的历史现场，最终演化出的结果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自直皖战争爆发，迅速成为压倒性的中国共识与思潮。

细部现场

1921年的历史现场，各种内外部压迫性环境齐集，共和的制度设计与中国的不适应性，已经以极端而尖锐的方式逐一呈现，决定后来中国如何一统的各种要素，均已渐次展开。

也许进入政治运作的细部，我们会对那个历史现场有更深入的理解。比如军人干政已经恶劣，那么，制衡内阁的国会如何运转？这个细部的观察，不妨以梁启超为例证。

1912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受袁世凯之邀，回国进入袁政府内阁。当时梁自己希望出任财政总长，未果；后来进入“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司法总长。从戊戌变法算起，书生梁启超议政14年，终获实际行政的机会。他自是观察民国政治运作的好样本。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反对，并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真正名动天下，成为名实相符的舆论领袖。而且，蔡锷起兵云南，甚得助于梁氏的幕后支持。

袁世凯称帝而亡，梁启超得以回归政府，并获得他真正想要的权力位置，出任政府财政总长。这一时期，进入我们前面讨论的段祺瑞弄权时期。

段祺瑞政府当时的核心矛盾，仍一如袁世凯时期，是国务院与国会之间的矛盾。段祺瑞最后妥协，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旧国会，随后又因“一战”参战案而与国会闹翻；张勋复辟被段祺瑞粉碎，段祺瑞重获权柄，这个时候，还要不要恢复与段祺瑞作梗的旧国会？自是关键。段祺瑞自然不乐意复活旧国会，只是他尚未有此倡议，梁启超与他的“研究系”即已窥破其欲，率先提出新国会主张：“中华民国既经一度之复辟推倒，即成已死蜕化过去之中国民国；现在复生之中华民国，乃段祺瑞手造之中华民国，非复从前之中华民国，是旧国会断无恢复之理。况旧国会不良，由于国会组织法不善，倘不先组织一种过渡机关，将国会组织法修改，仍用旧法选举新国会，未有不蹈旧国会覆辙者。”比较当时各种意见，梁启超还真不失“意见领袖”风范，说得铿锵有力。但是，政治中人，谁不精明，虽然未必能有梁启超能言善辩，但看通梁氏算计者自然大有人在。平定张勋复辟后的新内阁，梁启超“研究系”三人入阁——梁任财政总长，汤化龙任内务总长，林长民任司法总长。有此基础，如果国会重造，梁氏之“研究系”——梁启超公开表示：“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北洋军阀史》解释：实现所谓“政党政治”，亦即意味操纵国会，左右政局。

民国初创，有宋教仁精心营造国民党所控制的国会——即所谓“旧国会”，在尝试操纵政局过程中，一直与内阁形成制衡。此际，梁启超也想仿效先贤，达到控制国会进而左右政局之目的。政治中人，有此理想，自是当然，无可指责。只是，私利动机之外，梁氏此举将国会生存之基础一举瓦解。历史学家李剑农先生一言道破：“（梁启超）研究系勾通军阀以威胁本身所托命的机关，借以制服敌党，尤为越出政治常轨的举动。”所以，我们观察北洋时期政治之腐败，不可单单只注意军人干政，文人败德，在制度中瓦解制度，为害更甚。

既然新国会重张，各方势力力争上游多获位置，自是必然。《北洋军阀史》描述当时代理总统冯国璋，“拿出40万元私款，交给研究系用作竞选经费”。但是，段祺瑞及其属僚，如何可能让梁氏控制国会？他们的手段直接明确，明码实价：给钱！——安福系由此诞生。此次国会选举结果，参众议员共选出472名，安福系擒获330席，成为唯一能够左右国会的多数党；研究系只获取20席，绝对惨败。此次国会选举，是梁启超及其研究系力倡而成，结局如此，也算报应。——“威胁本身所托命的机关”，机关既受胁，梁氏出局亦必然。选举结束，梁启超提交辞呈，获准。历史学家郭廷以评论：“梁有政治抱负，五年来两度入阁，一见卖于袁世凯，再失欢于段祺瑞，国民党恶之尤深，梁于政治虽仍不忘情，已不能有所作为。”

1920年，5天时间，直皖战争结束。清算之下，由安福系把持的新国会，当然作鸟兽散。两年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一宣言希望“好人”过问政治，实现一个“好政府”。极有意思的是，8天后，梁启超等通电，赞成恢复旧国会——这个国会当年的瓦解，正是梁氏鼓吹所致。政治对人之塑造，此为极端一例。共和制度中甚为关键的一环——国会，内外压力之下，从内部被瓦解了，其生存的合法性基础，已经丧失。

1911年，辛亥革命，清室灭亡。10年时间，共和制度于传统结构性矛盾解决，未见缓和，反而迅速演化出“以战止（政）争”的民国逻辑；其政治运作，即以细部观察，合法性基础业已瓦解。真实的中国内部历史现场，竟如此不堪。

谁将可能一统中国，并领导未来中国图存、自强并复兴？

后来

1921年7月23日，来自全国的13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些充满理想与激情的年轻的共产党员们，将会如何拯救这个国家？

陈独秀因为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无法离开而没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但他仍被选为党的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因为对国民党一味退让，1927年中共在武汉举行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没能进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陈独秀传》称：“至此，陈独秀事实上被撤销党的总书记之职，他的中共政治领袖的生涯也正式宣告结束。”

李大钊同样未能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927年被捕，就义。

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们而言，后人尝试复原的历史现场，就是他们当年生活的现实。问题只是，他们能否通过现场洞悉规律。这段历史，在后世读史者看来，或许我们未必认真探究过湖南作为曾经南北之战的枢纽价值，以及驱逐张敬尧的经历对毛泽东的真实影响。这一经历，相信毛泽东对北洋时期中国的认识，其深度将远远超过曾经的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与北大教授李大钊。也就在陈独秀中共政治领袖生涯宣告结束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论断，随后简化成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不正是军事即政治的“民国逻辑”？

距中共“一大”召开24年后，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有了携手共建新的中国的可能性。在美国的深度介入下，国共两党就国家权力的再分配进行了和平谈判，细研这一谈判及其破裂，历史学家邓野在其《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里论述：“和平谈判，从本质上讲，这是双方武力的对比所产生的政治现象，也就是说，和谈本身就是武力的派生物。然而，和谈的本质却又在于制止武力、取消武力，这样便产生了一个头足倒置的关系：以武力的派生物——和谈，反过来剥夺这个派生物赖以存在的依据——武力。这种倒置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实际活动中，必然构成一个解不开、走不出的怪圈。”民国中人，其实逃不出民国逻辑的制约。蒋介石最后的选择，仍然是“以战止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完成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并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复兴。■

（所需资料得到实习记者张冉的帮助）（文 / 李鸿谷） 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北大北洋军阀史梁启超北洋政府现场陈独秀李大钊段祺瑞湘江评论美国政治日本国会历史政治巴黎和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日本政治一战1921日本中国新青年历史主义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