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博物馆：农民工自己的声音

( 打工博物馆所在的皮村有许多中小工厂，工人的宿舍就建在工厂院子里或门口 )

打工博物馆

从繁华忙碌的北京CBD一路往东，穿过森林一般的各色楼盘，穿过嘈杂纷乱的建材市场，穿过城市摊大饼发展的临界线，成片成片的瓦砾残墙，穿过所剩无几的庄稼农田，皮村就静悄悄地出现在眼前。进村有两条路，一条是狭长纵深的商业街，全村生活所需的市场、超市、小饭馆依次开在小路两侧，一条是工厂街，长方形的仓库和厂房一栋挨着一栋。工厂街的尽头就是打工博物馆，它湮没在周边搭建杂乱的院落和仓库中，只有房顶上飘扬的红旗子作为醒目的标识。站在博物馆门口不用抬头就可以感知到这座城市的节奏：每隔一两分钟首都机场的起降飞机轰鸣着飞过低空，博物馆里展示的正是维持这个庞大都市正常运转的基础力量，他们是搭造写字楼的建筑工人，是你家门口的保安，是送水工，是小吃摊贩，是你熟悉的陌生人。走进博物馆就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走进了他们的喜怒哀乐。

博物馆的排序并不是按照惯常的时间顺序，而是与打工相关的重大事件为时间坐标的打工编年史。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沿海地区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大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打工潮。外出务工证是最早与打工相关的证件，捐助者刘青献是村里外出务工的先行者。他要先到村委会开证明，再到乡政府盖章，然后去县劳务公司交钱找工作，一路下来才能领到这张1995年开具的外出务工证。而随着外出务工的人越来越多，这种行政层级的方式已经不是主流，打工者的主要证件也从户籍所在地的务工证变成了打工城市的暂住证。展台里摆放着全国各地颜色不一的暂住证，还有文字来特别说明各地办暂住证的手续费。如果没有第一批暂住证捐助人王德志的解释，很难理解它们对于农民工的含义。“在北京办暂住证1个月是15块钱，对打工者来讲挺多的。我有钱的时候就多办几个月的，没钱的时候就办1个月或者不办。”王德志告诉本刊记者，他许多年都处于跟联防队员斗智斗勇的状态，或者让房东把自己锁在家里，或者在巷子里跟警察和联防队员捉迷藏。有一次刚出理发店就被抓了起来，因为房东出面才被放。“我就想办一个在京暂住1年以上5年以下的橙色B证来证明自己是良民。但是，我从前的暂住证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法证明持续居住，所以当时没有办下来。直到收容遣送政策发生了变化，我才拿到了橙色的B证。”

工资条和工作证也被郑重地装裱陈列，每一组工作条和工作证都是捐助者几年时间的生活轨迹。深圳的吕先淼觉得展示的物品还不足以表达清楚自己的生活，他在工作证的旁边用撕了一半的白纸写下自己的简介和工厂介绍：河南人，在锅炉厂烧锅炉，每月工资700块，比深圳关外的最低工资750块钱要低，三班倒，吃得很差劲，但是没办法也要吃。各种拖欠工资的欠条和假币也夹杂在工资条和工作证的展览里，就像现实中一样是打工者生活的一部分。61岁的姚清华捐出的是他十几年北京打工生活的照片和讨薪文件，涉及东西南北各处耳熟能详的工地、楼盘，几乎是北京发展的缩影。

另外两个展厅以妇女和儿童为主题，这又是另外的世界。打工妹们捐出的是自己在美容院的粉色工作服、精油炉、全套的美甲工具和修脚工具、用稿纸手写的厚厚几本打工日记和每月通过邮局寄回老家500元钱的汇款凭证。刚刚离开北京的山东大姐把自己摊煎饼的工具留了下来，她年轻时有当诗人的梦想，可是迫于生计，只能坐在煎饼车边看书。儿子考上了高中距离妈妈年轻时的梦想近了一步，她也离开了谋生之地回家全力照顾考生。儿童展厅里则是出生在农村，长期生活在城里的小朋友们的内心世界。从最初公立学校为了同本地学生相区别而专门印着“借读部”字样的校服，到数个打工子弟小学五颜六色的校服陈列，城市中越来越多的空间来容纳这些新居民。而小朋友们也用朴拙的线条和五彩的画笔给观众们展示爸爸卖菜的工作、梦想中给爷爷盖的好房子和自己不希望被看做乡下人的愿望。

( 各种工作证、工资条、暂住证等以打工大事件为时间坐标构成了30年打工编年史。图为打工博物馆发起人之一王德志 )

走到博物馆最里面是打工者聚集区搜集的照片和家庭故事构成了打工者生活空间的装置艺术。深圳横岗街道组成了一个基层色素工人摄影队，拍摄和收集了200多张照片。照片墙的正中是一幅横岗街道的地图，黄色线框里是商业区，外面是工厂区，从工厂区走到商业区只有15分钟的路程，摄影队的工人们就在这15分钟的距离里生活，除了工厂就是出租房和工人宿舍，找不到可以坐下来休息的椅子，唯一的人民公园相距很远。宿舍通常都是8个床位，上下铺、两个灯管和一个电扇吊中间，行李都堆在床下。东西多了容易招老鼠和蟑螂，没有放私人物品的柜子，只能买密码箱放在自己的床上。照片和照片之间贴着许多彩色的小纸条，都是收集到的工人们关于改善居住环境的小渴望：“可以是单层床”，“不要那么多蟑螂”，“有电视、有碟机、有插座”，“男士不要轻易进女生宿舍”，“房间人少一点”。照片墙的旁边是工人出租屋的样板间和用废弃纸盒和雪糕棍制作的宿舍模型。

打工文艺青年

( 工友之家在村里建了几个图书角，打工者和孩子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到这里借书 )

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是打工群体里面的精英，他的父母都是林场工人，自己毕业于安阳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教育专业，本来在开封市的一所中学里做一名音乐老师。“我总觉得这辈子不能就这样过了，心里有一股劲儿，我想好好教音乐课，带着吉他给学生们唱歌。可是校长不同意，他非要照着死板的教学大纲讲。”上了一年班，孙恒就辞了公立学校的老师职位，先是跑到北京西站广场当搬运工，然后就是在全国到处流浪来寻找自己的人生方向。他以在各地的学校、地铁、地下通道里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和卖磁带维持生活。“我的身边都是摆地摊、卖东西的小贩，城管来了一起跑，城管走了再一起回来，时间长了我们就成了朋友，他们给我讲他们的生活，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孙恒告诉本刊记者，因为这些朋友，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原来他只抒发自己内心的小情怀，现在唱的是现实的生活。

结束流浪生活回到北京，孙恒似乎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些规划。“我开始去北大、清华和人大听各种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课，特别是‘三农’问题的讲座。我不想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而是想走上街头从别人的生活中寻找自己。”在一次明园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的讲座里，孙恒非常激动，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说：“我当堂就举手报名，说我曾经是音乐老师，我愿意去打工学校当志愿者教孩子们唱歌。”

( 同心实验学校是打工艺术团用7.5万元版税建立的打工子弟小学，现在幼儿园和小学共有500多名学生 )

志愿者的生活很清贫，每月只有400块钱的补贴，可是孙恒却乐在其中，除了教课，他还参加许多公益活动。2001年冬天，北师大的一个学生社团邀请孙恒一起去天津的工地上演出。“那个工棚是一个四面透风的大屋，上下两层住了50个人，又冷味道又难闻，我们没有像样的设备，就是往那儿一坐，开始唱歌和说心里话。这种感觉跟看电视里的演出完全不一样，穷人进不起剧场，但是也要有穷人的快乐。”从天津回来他就有了组建艺术团的想法。

同样爱好文艺的打工仔是王德志，他18岁从内蒙古兴安盟到北京，寻找改善家里生活条件的办法。“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打工，我就想上春晚说相声，那时候我家一年的收入才1500块钱，我偷了700块钱找到中央电视台，以为提前两个月来，准备准备就能上春晚。”那时候春晚距离没有任何专业训练的王德志还很远很远，为了生活，他只能在北京城里到处打零工，业余时间拜师学相声。“我当时每天早上都要和搭档到木樨地桥下头练习，然后再去水站送水，也总找机会去演出，就这样认识了孙恒。”王德志告诉本刊记者，练着练着明星梦就幻灭了，认识到自己只是泛泛打工者的一员，心态平和了。他认同孙恒组建打工艺术团的想法，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

( “工友之家”是打工者组织起来解决自己问题的公益组织 )

“有一个慈善机构愿意资助我们，但是只能给两个人的工资，我们的骨干有七八个人，大家就搬到一起开始过集体生活。”王德志说。除了核心成员，还有外围的志愿者，“每次吹笛子的人平时就是在街上卖笛子维生的，包括我的相声搭档都有其他的工作，毕竟都要挣钱养活自己，但是只要有演出，他们都会来参加”。

孙恒带着乐队创作打工歌曲，曾经当过广告销售员的王德志负责寻找演出的场地。“2002年、2003年是劳资矛盾突出的时候，虽然只是演节目工厂都很谨慎，怕外面力量的介入，而且许多工厂都是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利润，因此也不愿意给工人休闲娱乐的机会。工地上好一些，因为层层转包比较乱，有时候一个包工头就能做主演或者不演。”王德志只能靠一个工地一个工地的劝说和翻黄页挨个工厂打电话寻找演出机会。

( 打工博物馆发起人孙恒 )

第一场演出是在北航旁边的一个工地，艺术团特意打出了“天下打工是一家”的横幅，设备很简陋，只有两把吉他、一只口琴和两只破旧的音箱，演出以自己创作的歌曲《打工打工最光荣》开始，唱的都是打工者的心里话。当唱到《团结一心讨工钱》时，工人们激动得都站了起来，跟着艺术团打节拍。“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办法，只有横下一心跟他干。”孙恒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工头也坐不住了，马上上台阻止他们继续唱，还把艺术团轰了出去。从这以后，讨工钱这首歌成了压轴演唱的告别曲。艺术团的演出在打工群体里很受欢迎，孙恒说，饭店下班晚，有一次他们的演出只能从23点开始，劳累一天的服务员们兴致很高，演出结束也没有离开的意思，他们就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唱，唱了一夜。2004年夏天，草台班子一样的打工艺术团被京文唱片发现，当时有打工经历的老板许钟民愿意为他们出一张《天下打工是一家》的专辑，收录《团结一心讨工钱》、《打工子弟之歌》等在演出里很受欢迎的歌曲。“签售会的时候，许多来买磁带的都是生活拮据、平时省吃俭用的普通打工者。虽然当时唱片市场已经不太好，但是我们那张专辑的销量也算可以。”

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

文艺演出带给打工者的是一个半小时的快乐，而热闹后要面对的是现实中的问题，欠薪、工伤、孩子上学。“我们演出结束后，总有工友留下来跟我们说他们的困难，如果是欠薪的个案，我们就作为第三方去找工头谈判解决，实在不行就找媒体或者律师。可是其他的问题或者群体性的问题我们就帮不上忙了。”孙恒告诉本刊记者，《天下打工是一家》的专辑得了7.5万元钱的版税，这样一笔巨款要慎重使用，想来想去艺术团一致同意办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我们做的不是慈善，慈善是有钱人的游戏，我们是自己解决自己的困难。”

他们找遍了北京周边，最后在皮村找到了一家废弃工厂愿意租给他们做校舍。“我们把原来不能用的房子全都拆掉了，然后志愿者和家长再盖新房子，整个夏天都在忙着修房子、平整操场，保证秋天开学。”孙恒说，第一年学校招了6个班，后来又逐渐增加了幼儿园。“我们的学校没有外来资助，只能依靠学生学费来运转，可是贫困的孩子太多了，每学期600块钱的学费经常都不能一次交齐。”在打工博物馆的儿童展厅，还专门陈列了打工子弟学校的贫困生调查单，依靠打零工的父母收入非常脆弱，一旦生病甚至骑车摔伤了腿，家里的生活就立刻失去保障。因为城市扩张而拆迁，周边子弟学校的学生也来皮村上学，原有的教室容纳不下，去年暑假借了30万元盖了两层8间的新教室，现在才还上15万元，这让孙恒的学校更加捉襟见肘。虽然条件艰苦，艺术团还是尽力给孩子们好的教育，本地孩子的乐趣他们也想方设法让自己学校的孩子体会得到。他们组织了绘画兴趣小组和摄影兴趣小组，还办了一本叫做《流动的心声》的儿童杂志，里面刊登孩子们的作文、绘画作品，还要请大学生志愿者做知心姐姐同孩子们交流。在“六一”儿童节前，他们还办了新公民儿童艺术节，邀请500多个孩子到皮村来演出和看节目。

因为办了学校，艺术团也在这个打工者聚集的村庄扎下根来，他们注册了工友之家的公益组织，从文艺演出扩展到其他领域。“学者或者其他公益组织终归还是外来的帮助，我们本身就是打工者，我们更知道打工者需要什么。”艺术团开了8家连锁的二手商店，把收集的二手服装以几块钱的价格卖给工友们。“最开始我们是在演出结束后赠送，可是往往就造成哄抢，两双鞋被4个人拿走了，有些人抢了没有用，真正需要的人却抢不着。”王德志告诉本刊记者，为了物尽其用，也为了解决这种公益活动的成本，艺术团想出了这种二手店的办法帮助工友们降低生活成本。“每年大学军训后，我们就到各个大学去收迷彩服，对学生们来说，这些衣服只用这么一次，可是对于工友来说却是耐用的工作服，买一套要几十块钱，我们收来的都是八九成新，只要几块钱。”王德志说，二手商店很受欢迎，有的工友已经搬到平谷去了都会在假日回到皮村买衣服。虽然在刚过完年的淡季商店赔了五六千块钱，可是上个月营业额有4万块钱。这是工友之家维持运转的重要收入来源。

每一个二手商店也是工友之家的一个活动基地，除了售卖商品还有图书角和法律宣传页。工友之家做的务工指南非常详细，在工友维权信息里，列出了劳动合同的注意事项、试用期、经济补偿金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注意事项，加班工资、非全日制用工、工伤事故、社会保险的条款，还画出了劳动仲裁流程表，贴出民事仲裁申请书和民事诉状格式的模板。在务工常用信息里还列出了务工常用证件和各种不必要的费用。

花4万块钱建成的打工博物馆是工友之家最新的基地。“我们对漂泊的打工生活、经济危机、高高在上的世界有一种被压抑，想述说的欲望。”打工博物馆是一个发出声音的方式。除了这个固定展览，孙恒每年都会做不同主题的展板巡回展出。他告诉本刊记者，今年的巡回展板已经去过了西班牙和德国，现在应该在玻利维亚，下一站是美国。博物馆之外，还同时建了一个球幕顶的工友影院，每个周末影院里都会免费放电影，有老电影也有城里最新上映的大片。外面的空地上，每晚工厂下班之后都会放音乐，爱玩的年轻人都喜欢聚集在这里跳舞和交朋友。虽然整个皮村不是农民建造的逼仄出租房就是工厂盖得火柴盒般简易宿舍，但是深藏小巷子里的博物馆却给了漂泊者一方温暖的乐园。

被国家领导人接见过、还曾出国演出的孙恒自尊心非常强，工友之家的项目都有知名机构的支持，可是每一问到其中之一或者提到著名的专家，孙恒总是以轻描淡写地“我们还跟许多机构合作呢”来强调工友之家的独立性和主导性。也因为此，他正在做一个务工辞典的项目，他认为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词语，在工人中征集替换这种词语的新词儿，然后再向全社会呼吁和推广。“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我们不种地，我们是城市里的劳动者。”孙恒其实是想用各种方法为工友们争取到城市中的平等地位，就像工友影院和跳舞广场上娱乐的权利，就像收集的展品里务工者的心声，就像打工博物馆里最醒目的标语“尊重劳动，尊重劳动的价值，这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道德”。■

（文 / 杨璐） 自己博物馆农民工打工孙恒声音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