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小镇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省城工作，母亲在秦岭脚下的一个小镇上工作。在我只有几个月大时，就被长期放置在关中农村的姨妈家，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来到了妈妈工作的小镇上。位于秦岭北麓的这个小镇，真正的主人其实是一座大厂。大厂从秦岭的山坡上迤逦而下，一座宽宽的大门将所有与生产有关的活动拦在南面。从厂大门向北，一条六车道的笔直马路就是小镇的全部了。80年代初期，我初到小镇的时候，正是大厂最红火的年代，那种景象和电影上、课本里的美好生活一模一样：宽阔的马路以沉稳端庄的松树为隔离带分出上行和下行，马路的两边是哨兵似的有着粗壮树干和巨伞般树冠的法国梧桐；马路以东是村庄、菜地和麦田，西边则是苏式的家属楼、商店、学校和幼儿园，而最南端是一面大照壁，上面是红色的美术字——“毛泽东思想万岁！”再往南的话，马路就没了法桐作仪仗队，又窄了一多半，一里一外，差别就很明显了。一到上班时间，整个镇子就会响彻《东方红》的乐曲，宽阔的马路上黑压压的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行进的自行车，极其壮观。

因了这大厂，小镇有了电厂、仪表厂、针织厂、火车站、电影院、商店、邮局……众星捧月般地，小镇空前繁荣起来。作为学生，我对于小镇的了解，是从学校开始的。小镇有镇中学，大厂有子弟中学。按说“子校”只招大厂的子弟，但小镇上有“卫星作用”的其他单位，都想方设法地让自己的子弟挤进了“子校”，久而久之，这两所中学的招生就基本以学生是否吃商品粮为分野标准了。我不是大厂子弟，却有幸就读大厂的“子校”。那是一所多么好的学校啊！硬件设施好，教师队伍强，最可贵的是，有那么浓厚的学习风气。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厂职工们，给自己的后代们从小就灌输了“学习知识、奔向五湖四海”的远大理想，所以，“子校”的大多数学生们都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好学生。在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子校”的高考成绩竟然超过了县一中，从此威名更盛。因为上学，我们得以结交大厂的子弟，学会了标准的普通话，见识到东南西北的风俗。我们也到大厂职工澡堂洗澡，到大厂的职工医院看病，同时也替大厂的子弟们“走后门”——节前买葱、无票买糖、买《少林寺》的电影票。初中毕业时，大厂的技校到学校招生，招走的基本上是那些成绩出众的厂外子弟，对这些人来说，能早早成为大厂的一员，端上大厂的“铁饭碗”，就已经是人生最大的目标和幸福了。聪慧的弟弟是考上技校的那部分佼佼者之一，而愚笨一些的如我之辈则因为考不上技校而只好硬着头皮读高中，却因祸得福，竟然考上了大学。由此可见，人生的机缘巧合，真是没有公平可言。

我考上大学时，父亲调到县城工作，母亲办了病退，父母终于在县城安了家。于是除了弟弟，我们都离开了小镇。就在这疏远过程中，大厂和小镇一道在衰落。先是个别分厂不生产了，工人下岗回家，接着，下岗就像控制不住的细菌一样蔓延开来，最终，还在生产的分厂只剩下一两个了。也是大厂职工的弟媳是个悲观的人，她不断地向我们传播着厂里将要完全没有生产任务的小道消息，但值得庆幸的是，那种可怕的事情至今还没有真的发生。厂里或多或少总是有生产任务，职工的收入始终不增长，但还是能按时发放，可终究是风光不再了啊。

隔两三年，回一次小镇，每回一次，就要慨叹一番变化。先是电厂喧宾夺主，一举超过大厂成了小镇最富庶的单位，接着其他的“卫星”单位相继陨落了：电影院拆了，建成了商品房；商店还在，只是换了经营的主人；粮店早就没了，不过邮局还在，就是除了卖手机、收电话费外，不肯再发展其他不赚钱的业务，竟然连订阅报刊、杂志这样的业务也不再提供——学校被教育局勒令不许给学生订阅学习资料后，小侄女就无法看到《语文报》和《作文通讯》了……学校交给了地方，结果教师流失、生源流失；六车道的马路也交给了镇上，结果镇上一接手，先把那些生长了几十年的法国梧桐树悉数连根挖了，理由是为了拓宽道路。拓宽后的道路两边是自由市场，卖菜的、卖水果的小商贩代替了那些美丽的法桐，在马路两边一字排开。挖掉了法桐，直如挖去了小镇的精气神；没有了法桐的小镇，马路再宽，也只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城乡结合部，一如任何一个关中小镇。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暗自决定将小镇当做自己的故乡，毕竟那是让我拥有美好成长记忆的地方，但自从挖去了那些美丽的法桐，小镇彻底变成了其他的地方——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遥远。不久前，弟弟在小镇上分了一套新房，紧锣密鼓地开始装修，妈妈专程赶去帮忙，于是“小长假”期间，我又一次回到了小镇。弟弟的新房就在马路的南端，紧挨着厂门口。从原来立着照壁的地方起，走到新房的位置，费时20多分钟。没了法桐的马路潦草宽阔，除了卖东西的商贩外，人很少。路西家属区原来的苏式三层楼都被新楼取代了，所幸没有高层，只是我再也找不到我最敬重的小学老师的家了。站在弟弟家的窗口，妈妈一一指给我看：“那是开水房，那是二商店……”这些名词终于让我清楚了自己所在的方位，但那些名词所对应的景象，却陌生得不可思议。■

（文 / 刘晓） 故乡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