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磨一剑，顾长卫的《最爱》

开片就是那个又癫又呆的大嘴（王宝强饰）拿个烂喇叭朝村里人喊：“有新药治热病了！”他时刻喜欢拿着这喇叭说话，后来却说，自己和手上的喇叭一样，快没电了，说完就摘了簇嫩黄的花别在耳畔，还是憨憨地笑。粮库大婶（蒋雯丽饰）为了几粒粮食还在和花脸猪打架，被猪顶着满街疯跑，可据说是打着打着，人就过去了。老汉（孙海英饰）着魔似的要找回那个记了一辈子秘密的红本本，刚躺下，捏本本的手就松了，这里“人命如树叶，说落就落了”。倒也有人生龙活虎，比如贩血“致富”的赵齐全（濮存昕饰），刚给自己的儿子做了冥亲，又跑到父亲跟前讲“远大钱程”，“我没法让人人都生在苏杭，但我能让人人都葬在天堂”。

短短90分钟，却要写众生百态，自然会用笔极简，可偏这些于爱情主线看似“次要”的人物，更让人看得五味杂陈。何况，罕有这般“大腕儿云集”都演起小人物，不止“露脸”，无不倾力奉上自己的演技。

于是，首映的观众见面会上，众明星都自嘲是鲜亮亮的绿叶之一。导演顾长卫心怀感激，对台下的观众解释，簇簇绿叶的精彩恰是《最爱》的看点；片长所限，还有更多宝贵的“绿叶”，剪了10个月，直到最后才忍痛割爱——“是让这部电影接近伟大过程中的遗憾。”

三联生活周刊：《孔雀》、《立春》，你都在刻画那种因过分理想主义而与现实格格不入的人物，无论极有个性的姐姐，还是不甘平庸的王彩玲，到如今的《最爱》，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顾长卫：从前我之所以改行做导演，因为我想用电影作品寻找自我缺失的存在。比如我曾经觉得自己是很缺少理想的人，所以一度吸引我的正是那份理想主义在当下时代里、坚硬现实里的弥足珍贵。《最爱》确实不同，我想表达的就不只是理想本身，更多的是现实层面的内容。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正经历着国家迅速的发展、变化、成长，当人的理想、梦想被煽动、被鼓舞的时候，欲望也常常会同时被调动，这其中也包含着某种膨胀、不安，这是我拍这个电影的初衷。

( 电影《最爱》剧照 )

三联生活周刊：女主角商琴琴就是为了一瓶洗发水去卖血而染病，男主角赵得意得病后却还惦记自己的媳妇不能改嫁，天天画正字儿记她有多少天没有来看自己。这样两个人爱的火花，与其说是精神世界的沟通，不如说是纯粹的肉欲的吸引。在我看来，《最爱》里的人物都有些随波逐流，又无选择的粗糙质感，就像是大嘴傻乎乎拿喇叭说悄悄话，粮库大婶总嚼着手里的一把米，迥然不同于你之前作品中那些清高孤傲的角色。你为何转而被这样的人物吸引？

顾长卫：确实，比如郭富城，在别的电影里常常很帅很完美，但在《最爱》里，我就希望他像生活中特别普通的人，不是富翁，也不是英雄，遇到难关，他也会悄悄地溜了，看到美女又赶紧地凑上去。开始他没勇气陪琴琴殉情，口头禅是活一天是一天。我放低人物，是想把他们还原到最根本的人的前提下，而后在最无遮蔽的人的存在中，看到很本真的情感爆发。比如最后琴琴先走了，他却能那么残忍地拿刀砍自己的腿。我是希望人物都能有一个台阶，从不是那么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被动地活着，到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的取舍。而之所以仔细去描绘这个过程，因为我希望观众是在和我一起花时间，尝试着用心去认识和理解这些我们可能平时会不屑驻目的生命，感受到其中的质感，找到灰暗背后那光明灿烂的一面。我不希望这部电影里的每个人都是洋娃娃，我觉得那绝不是有质感的生活。我想告诉观众，他们看似卑微、普通，但存在着如此美丽、鲜活的一面。并且我觉得，越是这样的人物，越与我们的时代紧密相连。尤其是在经济迅速发展、资本积累初期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挑战。来自日新月异的环境的挑战，来自人与人之间的挑战，来自自己内心的挑战。在这个过程中，人有时候会受伤，有时候会付出代价，可能一身不堪，但假如我们不怀有成见，就会发现，其实每一个生命都还是很独特的存在。

三联生活周刊：可是电影最后还是以爱情片的形式呈现出来，你不担心影片中这么多“大腕儿”抢了故事主线人物的风头么？

顾长卫：我本来就希望能有一些人物形象呈现银幕上，因为我想建构的是一个鲜活的时代、社会，所以我想拍的恰恰是这样的“群像”。每一个人物的出场，都会那么抢眼，那么亮闪，我觉得很合适我的主题——每一个生命都是美丽的，都是有其独特意义和价值的。就像是如今很多观众觉得这个片子还太短了，甚至期待更多的内容。比如说，有没有看到被删减的部分，我觉得很高兴，因为这就像是听到很好听的音乐，你就会想知道更多，听一段打动了内心的故事，就会希望听到它的前史和后传，我觉得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对《最爱》的肯定。当然，如今的版本是为了能有更多的观众走进电影院，起码能够看到这部电影。

( 电影《最爱》剧照 )

三联生活周刊：无论讲述爱情或者时代有很多种方式，为什么执意选择艾滋病这样敏感，甚至被避之而不及的故事为前提，又为什么把故事背景设计成那样闭塞而偏远的小山村？

顾长卫：我最初看到这个故事时，打动我的其实并不是艾滋病这个事，而是人，是这些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面临死亡的人们。绝境之下人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状态，都是很有力量的。就像是后来《最爱》里也始终用“热病”代替了艾滋病，我是有意想淡化艾滋病、艾滋病村这个背景。我觉得事实上这些人所面临的困境，其实我们在现实中也不遥远。“非典”、“甲流”，甚至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些问号前的人之百态，在我看来恰是日常的、现实的，值得每个人思考。

至于选择远离都市、大山深处的闭塞村庄，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反而觉得它跟我们的生活和都市，有着那么多的联系。甚至我始终都把它看成一个时尚的寓言化的存在，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千丝万缕紧密联系的一个环境。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电影里，人物群像也好，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也好，都是无比沉重的故事。但实际上，看这部电影的过程里，观众的笑声不断，自始至终有非常机智的幽默贯穿，确实很好地调节了节奏和观影的感受。但拿这样的人群和故事开玩笑，会不会也是两难的选择？

顾长卫：我确实有意不要太悲。人世间的事，本来大多数都太不容易了，我不想再加把伤感浓墨重彩，反而想传达更乐观一点、更勇敢一点的信息，让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也能感觉到生命其实可以这般强韧。再有，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悲喜总要交加在一起，不可能彻底分离。有失落，才有欢笑，因为有分离，才会有思念。我们每个人，每天面对的事情，难免有时候会愤怒、会焦灼，但在这种过程中，如果能用这样轻松一点的态度去看问题，也许它的意义就会不同。

其实这也是在“磨”这个电影的几年过程中，对我自己而言的一次成长，是我自身发觉到一种更成熟地看世界的态度。一样的挑战和困难，无论是被肯定还是被漠视、被拒绝，都应该坚持住根本的豁达。那些幽默实际是在试着分享这种心情，也在和观众一起探讨，该怎么样看待每天的日子，怎么样去举手投足。假如说有苦难，又该如何去放大其中的点滴欢乐，让有价值的瞬间成为生命中更长久的记忆。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导演，你怎么处理在这样一个特殊题材的处理中，导演自身的摆位和态度问题，比如如何体现对于特殊人群的尊重？

顾长卫：事实上，蒋雯丽从2003年就参加了“预防艾滋病公益宣传员”的工作，我也就间接获得了不少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和知识。比如中国官方的艾滋病统计数据是感染人口70万，但实际接受治疗的人数不足一半。另外35万人是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他们无法面对生病的事实，也无视治疗的过程，原因就是担心来自正常人群的歧视、恐惧、偏见，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基本的生存的权利。完全不治疗的话，艾滋病发病到死亡可能只有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但如果借助现在的所谓“鸡尾酒疗法”，并且合理规范用药，那么艾滋病人群达到社会的平均寿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么，艾滋病几乎就会等同于糖尿病、高血压等等常见的慢性病，唯一区别就在于根深蒂固的偏见。比如我们当时有意邀请到3位特殊成员（艾滋病感染者）加入剧组，一起完成这部电影的拍摄，剧组内就有4个工作人员即刻选择了退出。一方面我深深理解他们，另一方面我觉得这么一部故事片对很多问题还是说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又同时套拍了一部关于艾滋病本身的纪录片《在一起》，这个剧组每个人都是演员，每天的行为——在一起工作、生活、居住就是纪录片的内容，如今也和《最爱》同步在影院里上映。我想达到的目的是传递正确的防控知识，也明确这样的信念：任何感染者都是无辜的，要在社会上彻底改变“谈艾色变”的局面。我想，治疗也好，关爱也好，都需要以这个前提作为保障。■

（实习生方婷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 / 李东然） 顾长卫艾滋病四年磨一剑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