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的种子

( 1926年，清华大学赴美留学生70多人在太平洋远航中的邮轮上合影 )

时间，大约是1911年的某个夏日。北京城外，西直门到海淀的石板路上，清脆的铜铃声和嘚嘚的蹄声中，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正骑着驴子迤逦而行。

那些迎面而来，驮着干鲜果品进城贩卖的乡农，或许会对两人那当时在北京西郊仍不多见的衣着投以惊异的眼光。但要不了几年，海淀的贫妇乞儿就会对如此打扮的人司空见惯，并且机灵地凑向前去，滔滔不绝地说着别处所听不见的恭维之辞——“先生，您将来做校长。”

这两个人的目的地，是距北京城20里外成府村东北的一处本已废弃多年的园子。本地土著管这儿叫“小五爷园”，因这400多亩地，原是道光皇帝赏给第五个儿子奕琮的赐园。可惜，他的儿子载漪在1900年庚子之变中，于园内聚义和团民设坛举事。最终的结果，载漪被发配新疆，永不叙用，而园子，也被内务府收回，不过十年光景，因无人打理，便已围墙残破，户牖不存，只余园中桑树山茶，对着那块咸丰皇帝手书的“清华赐园”的匾额，寂寞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倘或花木有灵，恐怕万万不会想到，命运的流转轮回，让这座因庚子而废的园子，又会因庚子而兴。仅仅是又一个10年之后，这里便会成为生活在满是“令人呕吐的臭味和不堪入目的街景”的老北京城内的学生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如果一位高等美国人旅行到北平，觉得北京饭店的抽水马桶不行，上西郊去，一定可以满意而归。那儿什么都齐全：邮政局，电报局，银行，使皮鞋脚变成猫脚的软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厕所……南方大学生做梦都想不到的。那巍峨的屋子啊，简直是——有皇宫般庄严，而比皇宫舒服，有洋房的各式优点，而比洋房美丽。”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有人这般带着点酸意的调侃。而早在这之前的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

“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 1947年，时逢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校友和来宾在“宴会厅”（体育馆）聚餐 )

清华之立

促成这一改变的源起，是一笔为数“一千零七十八万五千二百八十六元一角二分”美元的款子。

( 清华大学传统游戏——打驴球（摄于1948年） )

庚子之变后，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为担保，向英、美、日、俄、法、德、意、奥八国赔款白银4.5亿两（约合3亿美元）。其中美国分到的赔款占全部的7.4%，共为美元“二千四百四十四万又七百七十八元八角一分”。

台湾学者苏云峰在翻检从上世纪70年代起陆续解密的美国政府档案时发现，事实上，早在条约签订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s）和订约全权代表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便已清楚，美国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5万美元，余下的1278.5万多美元，“原属过多”。

( 清华大学图书馆外景（摄于1953年） )

第一个发现其中猫腻的中国人，是时任驻美公使的梁诚。1905年1月，当与海·约翰交涉庚款赔付细节问题时，海·约翰无心之中透露了庚款超索的真相。梁诚当机立断，不再纠缠于以何种方式给付赔款的细枝末节，转为向海·约翰请求退还超收的庚款。身为1875年留美幼童的梁诚更想出了一个既可获得美方之欢迎，也可为中国造就无穷人才的方案。在当年4月10日致外务部的信中，梁诚写道：

“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或生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之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矣。”

( 周诒春1913年出任清华学校校长（摄于1914年） )

然而，梁诚的方案却并未能得到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北洋大臣袁世凯的支持。在袁看来，这笔钱应当“用以整饬路矿，作为举办学务之成本，即以所获余利分别振兴学校”。尽管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联合会议就已经通过了将超收庚款退还中国的议案，而担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也在答谢公文中表示“体会新近贵国总统希望鼓励我国学生赴美入学校及求高深学问之诚意……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但直到这年底，袁世凯派特使唐绍仪出访华盛顿时，仍试图交涉以庚款为抵押借款开办银行。一如既往，美方显然对这个方案毫无兴趣。唐绍仪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坚持派遣留学原议，否则退款之事将拖延无望。

两种主张背后的两种力量，长达数年的角力之后，以光绪、慈禧的去世画上一个句点。1908年11月，溥仪登基，载沣摄政，袁世凯被解职。以庚款用于教育的阻碍不复存在。1909年，宣统元年，外务部和学部于7月10日会奏，在北京设“游美学务处”，附设“游美肄业馆”，以周自齐为学务处督办，唐国安、范源濂为会办。两个半月后，外务部上奏折“拟建游美肄业馆恳恩赏清华园”：

( 1947年，清华大学室内游泳池修复后投入使用。图为启用仪式上的跳水表演 )

“查有西直门外成府东北清华园旧址一区，方广约四百余亩，尚存房屋数十间，卉木萧疏，泉流映带，清爽高旷，于卫生最为合宜，且与京张铁道路线仅有半里，往来亦称利便，以之建筑讲堂、操场、办事室、图书馆、教习寓庐、学生斋舍，庶几藏修游息各得其宜。”

两天之后，奏折得到批准。设在史家胡同里的游美学务处，紧锣密鼓地招考头两批留美学生，并在几乎未经任何培训的情况下匆匆派遣至美国的同时，几十里外的清华园内，开始大兴土木，“将围墙先行修建，然后将各项工程次第举办”。

通往海淀的垂柳官道上，两名骑驴人中，较为年长的那一个，便于这前后初次光顾清华园。

他叫颜惠庆，1909年时在外务部新闻处工作，原本的职责，是主编英文版的《北京日报》。然而，担任游美学务处督办的周自齐此时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赴英参加英皇乔治五世加冕典礼的各项事宜，而唐国安也即将赴欧美考察，均无法分心兼顾游美肄业馆的繁杂事务，曾经当过驻美使馆二等参赞并参与庚款交涉的颜惠庆因此成为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据《民国人物列传·颜惠庆篇》记载，从1909年秋天到1911年春天，只要身在北京，颜惠庆每周均需赴郊外预定校址筹备处办事两次。“雇小驴骑以代步，出城后取捷径前往，可节省时间二小时。”

不过，颜惠庆为这个园子带来的最大贡献，却是骑在另一头驴背上的那个年轻人。

颜惠庆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不过12岁，是一个茶商的独生子，刚刚被送到颜惠庆执教其间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他很聪明，又极其勤奋好学，终日伏案阅读英国名著，故此英文造诣甚深，哪怕写一封普通的信函，也都用字精当，文笔典雅。正因如此，尚未毕业时，他就已经被聘任为书院的英文教员，更协助颜惠庆一同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大辞典《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1907年，他自费留美，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随即于1910年9月归国。作此清华园一游之时，他刚刚参加完清廷留学生考试，授进士，点翰林，与詹天佑、严复一样，成为一名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洋翰林”。

这时的颜惠庆，在外务部渐次升迁，时间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1910年12月21日，清华园房舍已就，“游美肄业馆”正式更名为“清华学堂”。1911年4月1日，468名在京待命的考取学生第一次聚至清华园中，举行开学仪式。频繁往返于海淀和内城之间对仍需在外务部履职的颜惠庆来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他便也效法两年前的周自齐，想到了荐人以代的主意。

几乎是第一时间进入颜惠庆视野的，便是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还有谁能比一个在美国大学里获得过教育学硕士学位的人更适合参与管理一所全面模仿美国学制的留美预备学校呢？

这个人，姓周，名诒春，字寄梅。多年以后，他的学生会充满敬意地称他为“寄师”、“寄公”或“老校长”。然而再过上几十年，这个名字又会为绝大多数的人所遗忘。以之为关键词搜索，跳出的网页，“被遗忘的清华老校长”赫然在目，实在是一种双重的讽刺。

历史如青铜器，后人只看见它锈迹斑斑的古雅模样，对之大发思古之幽情，却忘记了，想象常常代替了真相。而在以风流轶事主导的历史叙事里，一个人说过什么，往往比一个人做过什么更加重要。

完全是出于机缘巧合，在梳理清华的百年历史时，我们在故纸堆中发现了这个频频出现但如今却很少被人提及的名字。而当我们进一步的翻检搜索当年的文档记录，却发现，正是这个长久以来消失在公众视线中、被有意无意遗忘了的人，奠定了令这所因国耻而生的学校深刻影响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清华之格”。于是，我们决定追随他的人生轨迹，并以之为线索，展开我们探访清华的旅程。

清华之道

一张拍摄于1914年的照片，几乎是周诒春留下的唯一公开影像。照片里戴着圆边眼镜的西装青年，有着饱满圆润的额头，深邃专注的眼睛，略为抿起的嘴唇，坚毅但看上去似乎又有一点故作老成。

说是故作，因为他实在太年轻——即便是在那个中西碰撞使得留洋青年才俊辈出的年代。正式出任清华学堂教务长时，周诒春还不满29岁，成为校长时，仍未到而立之年。作为对照，唐国安任清华校长时已54岁，与周诒春同时期任副校长的赵国材比周大4岁，20年后，梅贻琦当上清华大学校长时，也已42岁。曾经担任过周诒春秘书的清华毕业生徐辅治提到过，当时有外宾到清华参观，见到校长如此年轻，均大为惊异。

这位年轻校长的就任，源于一场意外的悲剧。

1913年8月22日，时任清华校长的唐国安心脏病发，遽然辞世。在前一天递交给外务部的报告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处境：

“视事以来，时虑郧越，乃学风之嚣张，今非昔比，学款之支绌，罗掘俱穷。一年之间，精力耗于教务者半，耗于款务者亦半。入春以来，陡患心疾，比时旋轻旋重，方冀霍然，讵料渐入膏肓，势将不起。”

虽然在当时及后来的许多人看来，建立于“四万万人之膏血”基础之上的清华，拥有20世纪初中国其他学校完全无法媲美的优越条件，但事实上，建校之初的3年中，清华一直步履蹒跚地走在生存或灭亡的悬崖小径上。

1911年秋季学期开学不久，辛亥革命爆发，烽烟四起，风声鹤唳，北京高校从法政学堂开始，纷纷放假，清华也被波及。美国教师全部出国避乱，学生大都离校回家，不知学校重开何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与清华渊源颇深的颜惠庆和周诒春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颜任外交部次长，周诒春一度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清华大学得以于1912年5月重新开学。然而这之后，由于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挪用美国退回的庚款接济兵饷，清华一度处于无米下锅的窘境，“罗掘俱穷”绝非夸大之词。此外，由于清华直接隶属于外交部，不像其他学堂一样归学部（教育部）管辖，如此特殊的地位，也使其成为易受教育界人士攻击的靶子。更重要的是，尽管学校已开3年，但没有人真正清楚，要把清华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要在这里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如此艰难时势，令身在漩涡之中的唐国安心力交瘁。一息尚存之际，他荐周诒春以自代：

“（周）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报告尚未得到批复，唐国安便已撒手人寰。临终前，他将自己的全部藏书赠予清华学校图书馆，他希望，周诒春能把它们保管得很好，正如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清华学堂。

此时此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的周诒春，却正身在美国。

这一行的目的，是率领110名此前耽搁甚久方始成行的清华庚款留美学生前往美国入学报到。据徐辅治、孙锡三等人的回忆和清华校史记录，自这一年起，每年暑假，周诒春均亲自将清华留美学生护送至美国，帮助他们安排好在美国的学习地点和程序后才离开，前后凡此7次，直至他从清华校长的职位上引退。

1914年从清华毕业、当年8月15日作为清华第五批“放洋学生”的陈鹤琴，几十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周校长先教学生们在国外吃饭时的礼仪，不仅讲课，还亲自做示范。学生们在青年会住了一个月，周校长的‘吃饭课’也讲了一个月。这些留学生戏称自己为‘吃饭学生’，称周校长为‘吃饭先生’。”

这位“吃饭先生”教的吃饭课，包括坐席、坐的姿势、喝汤、吃面包、用刀叉、席间交谈的注意事项。当时看来琐碎，但当陈鹤琴后来在美国受邀到一位市长家中吃饭，将周校长传授的礼仪搬出来并受到市长夫妇“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的赞赏时，他方才领会到，周诒春的良苦用心。

护送学生赴美、安顿他们在美国的行止、帮助他们消除在异国他乡生活的疏离感，对于一所设立时将主要宗旨定位为“留美预备”的学校的校长来说，虽不必非要如此，但似乎也尚属分内之事。然而，不顾旅途劳顿，平均每年在邮船的风浪颠簸中度过两个月的时间，周诒春的真正目的，却绝非让这些经过千挑万选遴选出的“质地聪明、性格纯正、身体强壮、身家清白、恰当年龄”的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尽早成为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美国化的“假洋鬼子”。

船上的漫长时光，周诒春用来与学生逐一恳谈，了解他们的志向和学业选择。以陈鹤琴为例，赴美之前，他原打算到俄亥俄州的教会学校奥柏林大学攻读教育学，然后再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但在船上，他却逐渐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我为什么要读教育？教育不是一种很空泛的东西吗？读了教育，还不是坐冷板凳，看别人的面孔讨生活吗？”他开始想要学一门实在的手艺，自食其力，不求于人。学医，成了他的新选择。

权衡再三之后，陈鹤琴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周诒春。周诒春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留美监督，替陈鹤琴接洽转到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然而，心愿得偿没过几天，陈鹤琴便开始后悔起来。

“教育虽然不能使我独立，难道医学是我所愿意学的东西吗？一个人做人总有一定的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现在我要自己问一声：‘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下定决心之后，陈鹤琴忐忑地找到周诒春。周诒春并没有因他的反复而发怒，反而微笑着道：“电报已经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普金斯大学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你还是到那里去吧!”

这一插曲的尾声，是陈鹤琴先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教育系，再赴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深造，1919年8月获得教育学硕士后归国。此后的岁月里，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幼儿教育实验中心，与陶行知一道开辟了一系列乡村幼稚教育基地，出版了大量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专著，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如果说对于陈鹤琴的个人选择，周诒春表现得通情达理并照顾周全的话，对于另一个学生——1911至1916年就读于清华、1917年留美的吴宓——所应该走的道路，他却显得有些独持偏见、一意孤行。

赴美之前，吴宓初时打算学路矿等实学，转而又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新闻出版。而吴宓的继父为其谋划的人生道路，却是“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赀，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

正当吴宓为此纠结不已时，周诒春却根据此前对他的了解，力主吴宓前往哈佛大学修习看起来十分没前途的文学。要到数十年之后，俨然已成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的吴宓，才在日记中对这位自己早年多有腹诽的师长当初的识人洞见由衷地发出感叹：“校长实是宓之知己。”

刊登在1917年《清华周刊临时增刊》上的一份训辞，最能全面体现周诒春对这些清华留美学生的期待。

周诒春提醒即将于这年夏天赴美的毕业生，在美留学期间，应注意四件事。一要发展个人潜能，勿墨守师说，凡学问“后来居上”，世界是进化的。二宜自发心裁，创造发明，勿徒崇拜西人。他列举清华官费生祁暄发明“国文打字机”，王预之“对照表”和茅以升之“算尺”等例子，证明黄种人是有为的，希望同学接踵而起，日新又新。三是注重调查与克己修省，“中国百政废弛，应调查改良者千万，宜取美人之长补我之短。不可为外国之诱惑力而自蔽自欺”。四则要服务社会，宣扬国光，时刻以孔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相勉。而切实的做法，除了到唐人街去启迪华人智识，以消除外国人对我之诬蔑，在与西人交谈时，也要阐扬本国文化，保持不亢不卑的言辞态度，更需在毕业论文中“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使不明中国情势的外人渐除隔膜，“顿起尊敬之心也”（转引自台湾学者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会，为母校增光。”当整个社会都将清华目为一个跳板式的留美预备营时，在周诒春的心中，却有一个更远大更宏伟的规划。

“寄师的原意，不是徒尔要造就一班美国化的学生，而是要把清华慢慢地办理成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大学。”刘师舜，清华学堂的第一批学生、民国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翻译家，在追念周诒春的回忆文章中，一语道破天机。

要体会周诒春做出这一决定所需要的大智慧和大勇气，我们应对那个时代的中国教育嬗变有着更深刻的了解。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美国为何乐于将超索的巨额庚款退回中国，并指定这笔经费必须用于文化教育事业，且暗示需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在劳伦斯·克雷明所著的《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中，给出了一种答案。克雷明指出，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的“帝国”概念经历了重大调整，“上帝给美国安排的命运”逐渐改变为通过“仁爱”帝国主义来发挥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新地区不再并入美帝国，成为大城区的一部分；正相反，大城区与它的依存者将保持比较传统的联系：在大城区的保护之下，这些新地区将是原材料的供应地、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大城区教育的对象。调整后的帝国观是麦金利和西奥多·罗斯福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大批美国旅游者、技术人员和占领军到达世界各地，通过实例、设计甚至武力向所在国传授和传播美国文化、文明……不论其教学是否具有系统性，他们的行为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中不断增长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也预示了仿效所能带来的益处。”

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当美国在华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于1906年3月6日与罗斯福总统见面、建议将庚款退还用以选派中国学生来美深造时，罗斯福不待他说完，便表示：“我完全同意你……这是一个伟大的想法，我要设法完成它。”

而从另一方面，自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起，中国掀起的留日高潮，也是促使罗斯福速下决心、推动庚款退回的另一层原因。数据显示，从1896年到清华学堂正式成立的1911年，16年中，中国留日学生多达4.5059万人，尤以1905年到1907年为最高峰，每年都在6700人以上。这固然是出于中日地理上的近便、清政府的鼓励、甲午战败的刺激，但很少为人提及的一点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也在运用种种手段、大力吸引中国留学生。

1898年5月14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写给外务大臣的信中指出：“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用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之情，将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这种鼓励与吸引，主要体现于为留日学生提供种种生活上的便利，以及在日本创办一系列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学堂或科系，尤其是法政、警务和军事科。这不仅使得留日成为经济上十分划算的选择，更保证了这些留日学生归国后的仕途。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曾在自传中写道：“其时（留日）学生全体内容至为复杂。有纯为利禄而来者，有怀抱非常之志愿者，有勤于学校功课而不愿一问外事者，有好交游议论而不悦学者，有迷信日本一切以为中国未来之正鹄者，有不满日本而更言欧美之政治文化者……有为贵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贫寒来自田间者，有为秘密会党之领袖以亡命者，有已备有官绅之资格来此为仕进之捷径者。”

与之相对应，从1909到1925年，尽管有庚款资助，17年间，中国留美学生合计才不过1031人。如此鲜明对比，令得当时舆论，纷纷以清华为抨击对象，认为它崇洋媚外，斥巨资培养美式精英，而于国家社会贡献有限。就连身为庚款留学生的胡适，也在1914年发表《非留学篇》，宣称留学实是“吾国之大耻”、“废时伤财事倍功半”。他在文章中算了一笔细账：在国内上学，最贵的是上海的各大学校，但平均每年只要250墨元（注：晚清民国时在中国流通的墨西哥银圆，也称鹰洋），而以官费留学，每年花费不下2000墨元，“以吾一年留学之费，可养八人在上海读书之资”，“今岁费四十万元，其所造就仅二百人耳。若以此四十万元，为国内振兴高等教育之费……可设大学二所，可容学生二千人”。

然而，时时刻刻提醒学生“获受国耻之赐，既受特别权利，当负特别义务”的周诒春，就真的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或者，向来强调实干，反复指出“今日中国所急需者，非高谈阔论之理想家，乃身体力行之实验家”的他，只是在静静地等待一个时机？

《民国史料丛刊》中，收录了出版于民国15年（1926年）的《清华一览》。里面一份表格列出了历年清华“放洋”学生的联系方式。一一点数，九成以上，均于学成后回国效力。他们是清华、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中的院长、教授，外交部、交通部、实业部等国民政府部门中的干员，银行、煤矿、工厂里的经理和襄理……这些当年自水木清华漂洋过海的种子，渐次飞回，重新扎根于古老中国的土地。

1916年7月27日，周诒春上书外交部：

“窃以清华学校系于前清宣统三年就游美肄业馆改设，开办至今，先后已历八年。留学毕业回国学生，日见其众，年来志切来学者，更见络绎不绝……故拟以原定学程上，分年扩充增加，俾于数年之后，得完全成一大学本科之程度，以应时势之需要。”

在这份报告中，周诒春特地指出：

“清华经费，至民国二十九年庚子赔款摊还清结后，亦将无以为继。届时更恐维持之不暇，势难更求增进之要图。不如趁此时机，渐求扩充，藉可撙节经费。至赔款退清之时，则大学之规模设备，均可早定基础。至时本校回国学生可达数千，如经常费无着，即可望其中富者出财，智者尽力，为母校分任维持之义务，则退还赔款虽已终结，而学校仍可图继续存在。”

清华之物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梅贻琦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时说过的这段话，履见诸报章。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很容易理解为，大楼与大师，是非此即彼、互相对立的双方。然而，回归到最初的语境之下，便会发现，真相并非如此。

这段名言之前，梅贻琦是这样说的：

“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

而事实上，清华成立20周年之际的梅贻琦之所以会觉得设备和大楼之事不难，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周诒春任职期间，“勤勤恳恳，扩充校务；增损修革，惨淡经营；心力憔悴，成绩昭著”。通过一系列的校园建筑改造活动，已经奠定了清华大学未来几十年中的物理格局。

《清华周刊》1922年双四节特刊上，对11年前清华初建时的样貌如是描述：“本校建设之始……园内旧建筑，岿然存者，只工字厅一所。开办时造成讲室、宿舍、医院、礼堂等处，大小共计一千一百余间。”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当时的图书馆，仅有“大房一间，小房两间，设备简陋，藏书甚少”。第一任校长唐国安逝世前将自己的藏书赠与清华，却因地方偏窄不足用而长时间被封存。

但到罗素1920年访问清华时，这里却已经变成了“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给罗素留下这一印象的，无疑是周诒春于1916年开始主持修建、当时已经大体完工投入使用的“清华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

据孙锡三回忆，这四大建筑样式均各有所本，“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但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建筑并非徒具华丽的外表。

仍以图书馆为例，这栋造价17.5万元的两层大楼，“全部照欧美新式避火法建造”，“轮奂壮丽，可为全国冠”。但使其成为令当时北京城内学者师生艳羡不已的关键，却是大楼之内丰富的藏书。1920年7月，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戴超按照周诒春在任时制定的“图书经费需占全校预算20%”的构想，一口气编列了11.5万元的图书采购预算，与之对照，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图书经费超过2万元。民国元年时，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中西文共仅二千余册”，到民国十年时，中文书即增至2万册以上，西文书增至1万册以上。再历10年，中文书已逾14万册，西文书已达4万多册。而管理这所图书馆的，则均为受过现代化图书馆专业训练的人。时任图书馆副主任的袁同礼，更是第一位被接受为大英图书协会和牛津图书协会会员的中国人。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汇集众多当代大师，这些藏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然而，正是这些无论软件硬件设施均以美国著名大学为标准的建筑，为周诒春召来了漫天诽谤。

一所现代化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在杜威的名著《学校与社会进步》中，这位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倡导人其实已经给出了解答。他敏锐地观察到，工业革命之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随着人们面对面紧密连接的小型农村社区的衰落，它所包含的“以培养守秩序和勤勉习惯、树立责任观念为目的的教育”也逐渐落伍。在他看来，新的学校必须成为一种初具雏形的社区生活，其中活跃着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形形色色的职业，同时也渗透着艺术、历史和科学的精神。学校应当在这样的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学生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其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拥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现代化大社会。

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必然需要一个物理载体。可是这个载体应该是什么样的？

毫无疑问，古老的书斋和私塾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它的需要，但实验室和机器车间就是答案吗？在现代化和城市化中先行一步的美国，其教育理念和体制模式，也在不停地向俄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借鉴吸收。事实上，20世纪初的美式大学，尽管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模式具有鲜明的美国特色，但已经并非是纯粹美国式的了。它所体现的，其实是一个挂着美国标签的面对现代社会适者生存的产物。而作为美式大学符号的现代化的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其宗旨，正是周诒春为清华定下的教育方针——德智体三育并进，造就一完全之人格。

然而，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教育界人士，都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周诒春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之时，北京城里，已然物议纷纷。“北京教育界人士认为清华只需兴建讲堂寝室及自修室即可，不应‘妄拟欧美’兴建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大礼堂。更不需要兴建学生宿舍、中外教员住宅和教员办公室。他们认为教员除预备功课外，别无公事可办，盖什么办公室？”苏云峰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一书中写道。而如此大规模地兴建工程、添购器具，使得清华自1915年起，连续4年预算均超出百万元以上，这也引来了受美国人控制的校董事会的反弹。

种种矛盾，在1917年秋，周诒春护送清华留学生赴美并调查学务之时爆发。这一年10月12日，北京教育界黄正明、刘文治等6人，向外交部指控周诒春的九大罪状，并将原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题，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与此同时，校董事会也给周诒春发电报，质疑他此前拨付给驻美监督处的一笔购买钢材、图书仪器和聘请美国教员路费和薪酬的款项，要他回国解释。

90多年后，我们在国家图书馆的微缩胶片上，借着昏黄的光线看到了那洋洋数千言的罪状：

“养尊处优，以公款添筑卧室，供其亲族居住”……应该是徐辅治和刘师舜共同的回忆吧，从1911到1936年，周诒春在北京跨工、商、学三界，任职众多，位于扁担厂25号的一所四合院却是他唯一的财产。而在南京担任实业部常务次长时，由于“凡来南京之客人无处可居者，悉留之住并膳食”，开支浩大而均出自私囊，这一处北京的房子，最终也被抵押出售。

……

然而，当年在耶鲁读书时曾获演说辩论最优金牌奖的周诒春，却对这些从证据角度讲不堪一击的恶意攻击不予置辩。

1917年12月25日，甫一归国，他便致信清华董事会，详尽说明那笔受到质疑的款项每一角每一分的用途，结果是一切会计手续完整。

1918年1月4日，他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呈。

1918年1月18日，清华学生“着制服、擎枪致敬”，送别周诒春。他在仪式上发表简短讲话，教导学生“注重体育，保持康健，有了健全的身体，自能担负繁重的事务”，许多人因之泪下。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

1931年4月，《国立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刊》上，做出这样的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90多年后，他“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的罪证——清华的四大建筑，依然是这所校园里最优美的风景，而在此之后的许多营造，早已倾颓无存。

清华之人

后世论之，周诒春离开清华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外交部内部的派系斗争。亲日派上台，一为周诒春提供奥援的颜惠庆遭到排挤，而掌控巨款的清华校长这个肥缺，亦为人所艳羡。种种原因层层加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然而，在从晚清到民国那个经济变革、政治跌宕、文化撞击、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下，在与所有以上因素都息息相关的教育问题上，在清华这个如此特殊的小世界中，纵没有这些外部原因，身处两种力量拉扯较量之中的掌舵人，是否又能安然无恙？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二十年中，校名三更，校长十易。”周诒春离去之后，清华校长更替仿如家常便饭，最短者任职仅3个月，更曾出现连续11个月无校长的局面。苏云峰对这些匆匆过客的清华校长们的履历背景曾一一加以详查，得出的结论是——“每位都有良好的学历和能力，但不一定有办学的兴趣和热忱，多数以清华为跳板，活跃于政治、外交和军事领域，或与学生相处不良，被学生赶走，或在清华的时间太过短暂，乏善可陈。”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人事最为紊乱之时，据当时校刊记载，学生曾派代表，到周诒春家中请“老校长”返校任职。校刊还发出呼吁：“请教育部即任命周诒春为校长，如教部仍不顾同学公意任命他人长校时，一概坚决拒绝。”

周诒春并未归来。这件事，加之此前他曾婉拒曹云祥发出的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顾问的邀请，被某些研究者推断为周诒春对清华存有心结的证据。但是，只看他在抗战期间，对贵阳清华中学的大力促成，不仅以清华为之命名，更将校训、校歌、教育方针和管理制度一一移植，而且在生活上亦对时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和其他来黔清华校友照拂毕至，便知道，这种揣度应是低估了周诒春的境界。

事实的真相是，他太忙。

从清华引退后，从20年代到30年代中期，大约是周诒春一生中最忙碌也最有成果的时光。据徐辅治的回忆，周诒春那时担任的职务有天津永利公司董事长、北京仁立地毯公司董事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托事会主席、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北京中国营造学会理事长、北京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执行委员，一度还兼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而且，只要身在其位，周诒春便尽力谋其政，从来不肯做华威先生式的挂名董事，也不肯因为身在某一机构便偏离自己为社会谋福利的立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曾回忆道，1926年，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有意聘请何廉出任社会调查部研究主任，许以月薪400元，而何廉在南开的月薪只有180元，相差甚远。他向担任基金会董事的周诒春请教是否应当接受这个邀请。周诒春对他说，南开虽苦，但可以做事，不仅能做研究，还可教课，劝他不要为钱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商量一下。后来，何廉得到一笔特殊经费，用于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在筚路蓝缕的开创期间，周诒春极力帮忙，几乎每日都利用自己的专车，陪同何廉四处奔走，搜集整理材料。

在1934年的英文版周刊《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和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主持人物特写专栏“知交剪影”（Intimate Portraits）的温源宁这样描写他所熟识的周诒春：

“如果他不是不断的忙碌，生命便没有价值。从早到晚，他总是在为某项计划辛勤劳动，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他可以像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那样对你说话，支持他实际活动的却是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今日的周诒春，实在是一名勤奋工作而未能获得适当报酬的劳动者。在北平或是在上海，无论在什么位置上，他都是一名热心公务而效率极高的人物。他说不上富有，甚至算不得小康，但是为了劝诱一名百万富翁拿出一笔钱来赞助一项有意义的事业，他会毫不吝惜地掏他自己的腰包。”

这些有意义的事业中，包括周诒春一如既往的爱盖大楼。

清华同学会成立伊始，他便出面募集捐款，在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内有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而早些时候欧美同学会的成立和会所的修整，也出自他的大力倡议之下。他的目的，是将清华毕业生和欧美留学生联合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以更好地造福社会，不至于像当年的留日学生一样，“政府以巨资培养学生，毕业后恝然置之，任其自寻出路，以致学非所用，无裨实际”。

1920年，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溢付的庚子赔款，为保管及运用这一款项，于1924年9月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周诒春的推动下，这笔赔款的一部分被用以建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位于北海西岸文津街上）。据孙锡三回忆，在整个工程进展期间，周诒春“每日早晚两次，风雨无阻地亲临工地视察指示，是以，保证了它的建筑质量”。直至今日，这栋仍在使用的钢筋水泥结构的宫殿式建筑，依然为中西合璧建筑的典范。

这一幕，在1938年贵阳清华中学兴建新校舍时再度重现。根据王思元等人留下的回忆录，当时在贵阳担任省府委员兼农村合作委员会委员长的周诒春，“每到星期日，便早早乘他的小车从贵阳到花溪，视察学校或与师生谈话。每次总是下午很晚才回城里，风雨无阻，几无例外。可以说，周诒春在贵州七年多，绝大部分的休假日是在清华中学度过的”。

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如此热心为所在机构组织添置资产的人，却几乎从未花心思给自己买房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周诒春前往北京办理敌伪机构接收事宜。由于他此前在北京的住宅早已折价偿债，只好借住于友人孙锡三客厅旁的一个小房间，其秘书徐辅治在床旁另搭一帆布床。但当农林部的另一名接收特派员徐廷瑚提议将一房屋和设备颇好的接收的日本人住宅拨给周诒春使用时，他却断然拒绝。

他亦不图名。在贵阳时，清华中学的基建经费大部分是周诒春以为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祝寿的名义筹集来的。当时教师们曾提议，既然学校的礼堂可以因此被命名为“达公楼”，至少也应有一建筑被命名为“寄公楼”。周诒春却正颜答道：“只要我在世一天，就不许用我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

……

当我们将周诒春离开清华后的所作所为一一厘清，在这一大背景下，他于1918年的离开，便不再是悲剧式的退场，而是某种带有深刻象征意义的新的开始。

生于华夏沉沦、中原板荡、民生艰难、内忧外侮之际，一个享万兆国民血汗之供养的“受教育的人”，一个拥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具有完全人格的现代中国人，何能一直苟且偷安于环境优裕的“世外桃源”之中？他当如何负起自己的责任，回应美国教育家乔治·康茨振聋发聩的提问：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

早在1915年11月出版的《清华学报》上，周诒春就以《受教育者的责任》为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这与他一直以来对学生的谆谆教导如出一辙：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革政治法律，整顿金融。而在告别清华的日子里，这些正是他之所为。正如温源宁所洞见的，“他（周诒春）并不把他的工作看成是一个职务，而看成为实现他心中理想的一种手段”。抗日名将、清华毕业生、同样亦是周诒春门下高弟的孙立人有一句流传颇广的名言：“一日清华人，一世清华人。”所陈述的，也是这一道理。

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一改20年前在《非留学篇》中的尖锐质疑。他慷慨激昂地写道：

“平心说来，‘最近二十年’是中国进步最速的时代；无论在智识上，道德上，国民精神上，国民人格上，社会风俗上，政治组织上，民族自信力上，这二十年的进步都可以说是超过以前的任何时代。这时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现状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现，然而种种缺陷都不能减损这二十年的总进步的净盈余。”

“这二三十年中的领袖人才，正因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的新潮流里，他们的人格往往比旧时代的人物更伟大：思想更透辟，知识更丰富，气象更开阔，行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照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辈中，如高梦旦先生，如张元济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吴稚晖先生，如张伯苓先生；朋辈中，如周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灏先生，如姜蒋佐先生：他们的人格的崇高可爱敬，在中国古人中真寻不出相当的伦比。这种人格只有这个新时代才能产生，同时又都是能够给这个时代增加光耀的。”

如果你详察这份名单中列出的人物的生平，便会发现，他们或多或少，都与庚款和清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作为其中与清华关系最深切的周诒春，更是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描摹了一颗沉默无声的种子，在黑暗中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幻灭后，是如何以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自我牺牲精神，终于繁衍成一片壮美的森林。

1958年8月30日，75岁的周诒春在上海病逝。只有在他足不出户的晚年，家人才终于有机会与他相处，而在那之前，他的时间，全部给了他的学生、朋友和事业。当我们辗转托人找到周诒春之子、已经96岁的周华康先生，想要向他打听一些其父的生平琐事时，得到的答复是，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同父亲生活在一起，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从梁实秋到孙立人，均在回忆录中屡次提到，“周校长一直把我当自己的孩子看待”，“比父子见面还来得亲切”。

周诒春，字寄梅——如果可以，请你记住这个名字。因为当你享受着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与便利时，需得知道，这个国家，亏欠这些种子般的人物良多。■

（本文资料来自《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清华周刊》（1914至1931年各卷）、《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人物志》、《民国史料丛刊（文教、高等教育）》、《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教育》、《吴宓日记》、《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等著作，并参考了陈鹤琴、孙立人、刘师舜、孙锡三、王道立等人的回忆录，周诒春先生及其家人的老照片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提供，特此致谢）（文 / 鲁伊） 大学教育日本生活美国教育日本大学清华中国大学种子中国教育北京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