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的提格雷：“疫情政治”下的东非内战

2020年11月22日，参与对提格雷州军事行动的两名阿姆哈拉特种部队士兵在边境小镇胡梅拉街头执勤。11月4日，由于不满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多次质疑政府合法性以及包围北部军区司令部，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宣布将对提格雷州实施“惩戒性”军事行动

突如其来的战争

提格雷州（Tigray Region）上一次成为埃塞俄比亚国内军事冲突的焦点，还是在29年前“冷战”行将落幕之时。1991年5月28日，由左翼政党“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简称“提人阵”）牵头组建、容纳了多个不同民族党团的反政府武装“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EPRDF，简称“埃革阵”）攻占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结束了苏联支持的门格斯图军政府（简称“德格”政权）始于1974年的统治。1995年8月，埃塞俄比亚新宪法正式生效，确立了基于“地区民族联邦制”构想的新政体。从那时开始，提人阵作为埃塞俄比亚四大主要民族性政党之一，始终在国家议会政治以及行政权力的分配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依据新宪法，提人阵还合法控制着全国九大民族分治区域之一提格雷州的地方政权。长期领导埃塞俄比亚政府直至2012年去世的前总理梅莱斯·泽纳维（Meles Zenawi），便是提人阵早期的创始成员之一。在2020年的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颇受关注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阿达诺姆（Tedros Adhanom），同样曾经是提人阵领导层的一员。

但在2020年的冬天，提人阵又一次出现在了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最前沿。11月4日，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 Ahmed）通过社交网络对外宣布：由于提人阵拒绝在全国以及地方选举的日程安排上与中央政府达成一致，并且唆使其麾下的民兵组织进攻埃国防军位于提格雷州境内的指挥设施和军营，埃塞俄比亚已经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政府军将对提格雷州的“叛乱武装和叛乱组织”实施“惩戒行动”。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以及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领导人很快介入调停，但提格雷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还是交替升级，并且蔓延到邻国厄立特里亚。在空中力量的支援下，埃塞俄比亚国防军以及阿姆哈拉州特种部队从11月26日起对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Mekelle）发动正面进攻，在48小时内完全控制了当地，不过零星的战斗仍在继续进行中。提人阵现任主席、前埃塞俄比亚政府副总理德布雷齐翁·格布雷迈克尔（Debretsion Gebremichael）在12月2日通过邮件告诉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他本人并未流亡国外，依然“在山区继续进行抵抗”。

从战斗的规模和伤亡数字看，提格雷冲突的影响或许远不及此前刚刚告一段落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纳卡战争。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公布的消息称，共有550名武装人员和平民在军事行动中身亡，提人阵方面统计的伤亡数字则在“数千人规模”。但从远期效应来看，21世纪初的东非政治将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埃塞俄比亚九大族裔集团借由1995年宪法形成的微妙政治平衡，随着提格雷州的炮声濒临瓦解。非洲人口第二大国的未来前途，越发变得微妙难测。厄立特里亚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则证明，尽管埃厄之间的边境冲突在两年前已经宣告结束，但由于族群政治的存在，两国复杂的恩怨纠葛仍将继续延续下去。冲突还催化了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据路透社报道，在冲突爆发后的前三周，已经有4.4万名埃塞俄比亚难民逃入南苏丹境内；联合国难民署也在12月5日证实，南苏丹加达里夫州境内的难民营收容了至少1万名提格雷难民。而亚的斯亚贝巴当局却因为怀疑南苏丹秘密接纳提人阵领导人，紧急宣布中断和南苏丹之间的外交关系。

仅仅一年前，阿比·艾哈迈德还因为主动终结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长期对抗，获颁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埃塞俄比亚也被公认为21世纪初非洲政局最稳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国际间资本、商品的流通陷入短时停滞之后，不稳定因素立即开始升级、爆发。类似的“疫情政治”现象，也已经在其他非洲国家显现：尼日利亚出现了抗议中央政府过度使用警力的大规模示威活动，莫桑比克、乌干达和索马里境内的恐怖组织同样重新活跃了起来。在2020年的今天，“非洲之角”依然是全球治理中存在最大不确定性、也最需要关注和重视的板块，而解决包括提格雷冲突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仅凭金钱是不够的。

1987年12月1日，埃塞俄比亚“德格”军政府领导人门格斯图在非洲统一组织首脑峰会上发表演讲。门格斯图在1991年被“提人阵”领导的反政府党派同盟推翻，随后流亡海外

不止于历史

以重要程度论，在今天埃塞俄比亚的1.09亿人口中，提格雷人仅占7.3%，不仅显著落后于前两大族裔奥罗莫人与阿姆哈拉人（人口总数占全国人口的62.8%），其聚居的北部地区也由于城市化程度偏低，经济发展程度在全国长期叨陪末座。不过受地理位置和历史因素影响，提格雷人在埃塞俄比亚政治史上发挥了与其数量不对等的重要性——占据厄立特里亚海岸以及北埃塞俄比亚高原的提格雷部落，从公元前10世纪起受到地中海沿岸犹太文明的影响，被纳入了犹太教－基督教文化圈。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提格雷人建立过强大的封建割据王国，并一度在英国早期殖民者的支持下，加冕为埃塞俄比亚皇帝。在19世纪末抵抗意大利入侵的战争中，提格雷诸部落也扮演过相当重要的角色。尽管随着出身南方阿姆哈拉人贵族家庭的海尔·塞拉西一世在上世纪30年代登基称帝，提格雷地区的政治中心地位开始下降，但依然保留了文化与民族上的特立独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联合国大会批准将原为意大利殖民地的厄立特里亚并入埃塞俄比亚。这片狭长的沿海地区在1889年之前曾是旧埃塞俄比亚王国的一部分，但经过意大利人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在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乃至法律法规方面已经变得和埃塞俄比亚本土大不相同。当海尔·塞拉西皇帝在1962年宣布取消厄立特里亚的联邦直属辖区地位、将其变为一个普通行省之后，厄立特里亚地区的分离主义运动开始风起云涌。与这一沿海省份毗邻的提格雷地区，由于距离较近、又存在广泛的人口混居现象，自然卷进了其中。

1974年，经济出现大萧条、社会矛盾急剧激化的埃塞俄比亚爆发“德格”（意为委员会）革命，以门格斯图（Mengistu Haile Mariam）为首的一批奥罗莫人青年军官废黜了皇帝，建立起亲苏联的军政府。“德格”政权厉行扩张政策，不仅与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展开长期战争，还对厄立特里亚、提格雷等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实行残酷镇压。1983～1985年，埃塞俄比亚北方农业区发生大旱，“德格”政权拒绝施以救援，造成大约120万人死于饥馑和疾病，250万人流离失所，一时震惊世界。由提格雷左翼知识分子仿照阿尔巴尼亚模式建立的提人阵，因此成为反对“德格”政权的中心力量。由提人阵主导，埃塞俄比亚国内主要反政府派别在1988年组建了政治联盟“埃革阵”，下属成员除去提人阵外，还有以阿姆哈拉人为主的“阿姆哈拉全国民主运动”（ANDM）、代表奥罗莫反对派利益的“奥罗莫民主党”（ODP）、代表南方省份的“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运动”（SEPDM）以及其他几个小党派，持分离主义立场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则以允诺公投独立为前提，与埃革阵结成同盟。正是埃革阵主导的联军利用苏联解体前后的力量真空，一举颠覆了“德格”政权，登台掌权。

埃塞俄比亚内战结束后，厄立特里亚正式获得独立，埃革阵则面临转型为执政集团的难题。考虑到历史上提格雷人与阿姆哈拉人、阿姆哈拉人与奥罗莫人之间复杂的恩怨纠葛，提人阵领袖梅莱斯·泽纳维提议将目前的党团联盟永久维持下去，同时允许各大族群在其现有的地方聚居区拥有相当广泛的自治权。在这种思路驱动下，1995年通过的埃塞俄比亚新宪法确立了一种复杂的“地区民族联邦制”政体——现有政党的独立地位继续得到保留，同时也定期举行全国性选举，但各党并不单独获得组阁权，而是在埃革阵的框架下结成执政联盟。在全国性立法机构“代表议会”中，埃革阵掌握着87个议席中的32席，如此既体现了分享原则，又可以确保控制力。在地方层面，全国九大主要族群各自控制一个本族裔人口占多数的民族州，拥有地方政权。

2012年8月31日，一名提格雷族妇女在亚的斯亚贝巴十字纪念广场参加前总理梅莱斯· 泽纳维的追悼会时泣不成声。梅莱斯曾是“提人阵”的长期领导人和地区民族联邦政体的缔造者，他的去世使得埃塞俄比亚维持近20年的权力平衡格局开始发生动摇

通过这种复杂的权力重构，埃塞俄比亚得以暂时摆脱整个20世纪困扰国家多年的族群冲突，进入了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平稳的阶段。但基于内战结束之际的力量对比建构的新政体，也存在内在隐忧：作为厄立特里亚问题的后续影响，1995年宪法规定“全国各民族平等自治，享有民族自决权和分离权”。任何一个民族州的立法机构在以2/3多数通过离开联邦的决议后，中央政府应在3年内组织该族人口进行全民公决，若多数赞成，即可顺势脱离联邦。换言之，主要民族州一旦愿意，完全可以效仿厄立特里亚的先例，开启“独立建国”之门，这在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埋下了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另外，作为内战胜利方的主要组织者，提人阵在新政府中获得了远远超过其人口占比和经济地位的优势地位，这种情况在经历过内战的老一辈政治家身故之后，势必无法继续维持。而2018年之后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和提格雷州之间的矛盾，正是因此而起。

新总理·新冲突

内战结束之际的埃塞俄比亚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80年代大饥荒以及长期战争造成的破坏，直到90年代后期才稍微获得缓解。不过，身为提人阵以及埃革阵双重领导人的梅莱斯·泽纳维在全球化时代抓住了机遇：21世纪前十年，埃塞俄比亚效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腾飞的经验，加码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投资，取得了长足进步。2005年之后，埃国成为“非洲之角”地区的工业重镇，年均GDP增长率一度稳定在10%的高位。它也和同样崛起于内战废墟中的卢旺达一道，成为外国资本追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

然而，政治层面的隐藏矛盾也在此时渐趋上升。1995年宪法是一部属于提人阵的宪法：为了尽快重建新的权力格局，该党不仅将对厄立特里亚问题持有反对意见的几个集团从执政联盟中驱逐出去，还分化了分别站在内战不同方的奥罗莫人政治势力，以图延续埃革阵这个现成的政治框架。然而在2012年梅莱斯·泽纳维总理去世之后，裂痕开始扩大——占据全国总人口34.9%的奥罗莫族政治家以及部分阿姆哈拉人无意再受提格雷党派的牵制，决意做出改变。2018年选举中，曾在陆军情报部门任职多年的奥罗莫民主党副主席阿比·艾哈迈德在四大主要党团的一致认可下胜出，代表埃革阵组建新政府。对这位会说提格雷语、和主要族群都有密切交往的新总理，提人阵最初持支持态度，但随着阿比政府启动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改革，双方的矛盾迎来了总爆发。

不同于出身提人阵的梅莱斯·泽纳维，阿比是更激进的私有化和资本流动政策的倡导者。2018年之前，埃塞俄比亚政府虽然致力于引进外国资本，但在零售、物流、金融等行业始终坚持谨慎的保护政策。而阿比上台后，不仅计划将通信、糖业、能源、航空领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更要求对提人阵庇护下的党产进行清算。而2019年阿比政府与厄立特里亚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更是激怒了提人阵的整个领导层——尽管提人阵在内战期间曾经与厄立特里亚武装并肩作战，但在厄立特里亚获得独立后，双方间的关系并不和睦。两国不仅长期维持低烈度冲突，厄立特里亚政府还扶植奥罗莫人分离武装在埃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而阿比政府签署的协议不仅将大片争议领土改划给厄立特里亚，居住在两国边境线附近的提格雷人也必须就此明晰国籍和身份，这使得提人阵质疑新总理为了自己在欧美世界的声誉，不惜出卖国家利益，双方的关系开始变得剑拔弩张。

与经济和外交上的改弦更张几乎同时，阿比还对他眼中已经不合时宜的埃革阵体制实施了“外科手术”。2018年11月，总理突然宣布自己将把埃革阵改组为一个更加集权化的政党“繁荣党”，并立即得到阿姆哈拉民主党、奥罗莫民主党、南埃人民民主运动这三个传统执政党派的支持。此举虽然无损于九大民族州的自治权，但却意味着人口占比最少的提人阵由来已久的优势地位将会丧失。在新的繁荣党体制下，高层决策将不再以闭门会议和内部协调的方式决定，而是由党魁直接向各派别的议员发声，无疑更有利于一名强人领导者的出现。对提人阵来说，这唤起了他们对军政府时代受打压历史的负面记忆，直接反应当然是做出抵制。结果，其余三党很快自行宣布结党成功，并凭借在议会的席位优势，继续执政，而提人阵在中央沦为了少数在野党。

1991年夏天，刚刚夺取全国政权的“埃革阵”士兵在一处战俘营对门格斯图政权的被俘官兵进行甄别。作为埃塞俄比亚内战的胜利方，“埃革阵”中的主要党派试图借助法律形式将其在政坛的领导地位延续下去，但这种尝试在近年开始遭遇越来越多的挑战

新冠疫情加剧冲突

而2020年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则为提人阵和繁荣党之间的对立注入了新的不安定因素。在出身提人阵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的倡导下，提格雷州在今年3月自行宣布开始实行社交隔离和禁止大规模集会。站在防疫角度，这一决定当然可圈可点，但提格雷州及其执政党提人阵在中央政府尚未做出反应之前就公布了管控政策，无疑有违宪之嫌。到了8月下旬，提人阵又开始质疑繁荣党政权目前的合法性——按照任期限制，本届埃塞俄比亚政府应当在8月29日举行新的全国大选，随后与新选出的内阁交接政权。但阿比鉴于疫情影响严重，决定参考多个周边国家的做法，把大选推迟到2021年底前。提人阵立即开始发动舆论攻势，质疑此举是企图延长掌权期，有悖民主原则。当然，这只是一种说辞：就在今年9月，提人阵却在自己拥有执政权的提格雷州举行了一场不被联邦政府认可的地方议会改选，并自行宣布再度赢得本州执政权。

11月4日，在一场疑窦丛生的“围攻北部军区司令部”事件后，提格雷冲突全面爆发。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出动多批次战斗机群，在空中火力掩护下迅速赢得了军事胜利。为表示对阿比政府的支援，厄立特里亚政府在该国和提格雷州的边境线上部署了大量军队进行警戒，提人阵则以向厄立特里亚主要城市发射火箭弹作为报复。三个多星期的密集交火之后，提人阵为数不多的民兵武装虽然仍在继续抵抗，但已声势渐弱。亚的斯亚贝巴当局也组建了一个临时州政府来处理恢复和平以及难民安置事宜。考虑到提人阵在此前处于在野党位置已有两年，并且奥罗莫人和阿姆哈拉人政党均选择与联邦政府保持一致，冲突的军事阶段已经告一段落。

2020年1月4日，在“提人阵”于默克莱市召开的一次临时代表大会上，几名参加过埃塞俄比亚内战的老兵手持步枪，宣示保卫自治地位的决心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提格雷冲突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提人阵和繁荣党矛盾激化的导火索，除去由来已久的权力分配问题外，也是非洲“疫情政治”的一个缩影。长达十余年的外国资本涌入和全球化浸淫曾经使得一系列非洲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但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经济数据的向好也暂时掩盖了贫富分化加剧、城市贫民区居住环境恶化、中央与地方权益争夺激烈等种种负面因素。随着疫情“大流行”蔓延到非洲，资本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显著放缓，社会福利政策欠奉、年轻人口又为数众多的“非洲之角”国家立即陷入了困境。云集于大城市的失业年轻人被迫暂时返乡，他们过去居住的农村地区在防疫和医疗援助中获得的资源倾斜又相对较少，社会矛盾立即进入爆发期。而提格雷，恰恰是这样一个农村人口众多、收入相对较低的北方州。

对本届埃塞俄比亚政府及其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来说，完成对提格雷州的军事统一，是对内战结束后日趋固化的权力分配结构的“修正”。但政治重建之后，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矛盾犹在。新冠疫情在整个非洲造成了超过400亿美元的债务延期偿付，同时在抗疫和社会救助方面还存在至少上百亿美元的资金缺口，这都不是高压政策或者军事行动可以解决的。在亚的斯亚贝巴当局宣布“惩戒行动”获胜的同时，联合国难民署发出了警告：在埃塞俄比亚北部以及南苏丹，600万东非人正处在粮食短缺的阴影下。2020年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埃塞俄比亚非洲军事历史中东局势格雷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