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何艰难(七):庙街事件(上)

作者:卜键

恢复何艰难(七):庙街事件(上)0(FOTOE 供图)

“十月革命”初期的俄国内战,由于协约国的干涉愈演愈烈,辽阔的西伯利亚不再宁静:鄂木斯克有高尔察克统帅的白军,外贝加尔是谢苗诺夫匪帮,伯利一带是另一个穷凶极恶的哥萨克匪帮,急于返回祖国的捷克兵团也因一个突发事件与红军为敌,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横冲直撞,而以德奥战俘为主、由德国军官指挥的国际联军则站在红军一边,远东各地更是一派血雨腥风。1918年7月7日清晨,“突然发现大批哥萨克马队潮水般涌进黑河城”,引起骚动,也使布拉戈维申斯克革命政权高度戒备。两个月后,日本西伯利亚派遣军一个先遣连赶到,开始侦察渡江作战的地形。因为参加了协约国组织,中方应为进攻布市提供支持,但黑河驻军仍对哥萨克做出限制,不许他们携带武器上街。石光写道:“中国官界、军界,对布尔什维克还是持同情态度,在供应粮食、办理护照方面给予方便。对于长期深受俄国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之苦的中国而言,反革命派当然是沙俄的余党。”作为一个资深日谍和特务机关头子,他对当地的复杂局面很是拎得清。

正是出于对革命党的同情,张寿增出面斡旋,在黑河召开苏维埃政权代表与反对派代表的和谈,结果不欢而散。战火再次点燃,大量日军从伯利开抵,协助白军武装越江进攻,残忍杀害了布市的苏维埃领导人。日军大肆抢劫,“侵入教堂,抢走三座神像”“搜查扣押银行金条与民宅”“将俄军用黄呢料以战利品加以扣押运走”,使老毛子也品尝到被占领的滋味。日本人对中方也多有不满,由于张寿增镇定自若、处置得宜,从而化解了争端,黑河民众未受伤害,在布市的华侨也都平安。而就在此际,在黑龙江下游的庙街,也是因日军强硬介入苏俄内战,爆发为持续的交火和残酷杀戮,将停泊此处的中国海军舰队牵扯其中,演变为中日外交上的一个严重事件。

庙街,原为中国人居住的江畔屯落,来源与得名均已不详,位于黑龙江入海口之上约30里处。涅维尔斯科伊发现此地可作为港口,悍然设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后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下令大肆兴建,一度发展为沙俄滨海省的省会。省府迁往伯利后渐形萧条,而其战略地位仍不可忽视,中日在此地的领事馆都还保留,日本称之为尼港。1918年8月初,日本发表《西伯利亚出兵宣言》,随派出两个师团大举开进,表面上是应协约国的要求,实则抱有扩张领土的图谋,是以就连远离阿穆尔铁路线的庙街,也派遣了相当数目的陆海军驻守。而北洋政府鉴于东北局势的需要,决定组建“吉黑江防舰队”,归海军总司令部节制,调派四艘军舰赴同江一带设防。1919年7月,江亨、利捷、利绥、靖安等舰自吴淞出航,经海参崴、鞑靼海峡、河口湾进入黑龙江口,于9月下旬抵达庙街。当地住有数千华人,第一次见到来自祖国的军舰,真是欣喜异常!从热情的同胞口中,吉黑舰队获知黑龙江再有10天就可能封冻,即行溯江而上,行至伯利附近遭到俄军岸炮拦阻,同时获知江面布有水雷,不得已退回庙街,整个舰队暂泊过冬。日本陆海军在庙街自视为占领军,为白俄残部撑腰打气,实施高压管治,当地华侨,包括在江湾停泊的中国舰队军人也受其挟制。

那时民国海军的实力远不能与日本相比,以抵达庙街的舰队为例,双方虽都是四艘军舰,日军主力是三艘巡洋舰,黑吉舰队的旗舰“江亨号”为500多吨的海防炮舰,“利捷号”“利绥号”为浅水炮舰,“靖安号”为运输舰,后三舰原属德国海军在华舰艇,中国向同盟国宣战后将其缴获,编入中国海军序列。停泊庙街期间,受命担任舰队指挥官的是“江亨号”舰长陈世英。他出生于福州一个世代簪缨之家,祖上出过7位进士,据说还是林则徐的亲族之后,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第四届驾驶班。武昌新军爆发起义,萨镇冰奉命率海军舰队前往镇压,因不愿意骨肉相残称病离开,陈世英时任“海筹号”枪炮大副,毅然投身革命,不数年即升任舰长。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由于中日间有一个“二十一条密约”,《凡尔赛条约》竟将德国退还的青岛转交日本,引起了国人极大愤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海军将士大多也对日军满怀仇恨。

日军大部队开进庙街之际,红色武装避其锋芒,全部撤入周边森林山野。待侦知日本海军已赶在封江前撤走,只剩下一支人数不多的陆军与一个海军通信队,红军游击队卷土重来,于1920年1月开始向庙街发动进攻。此地华人与朝鲜人一向备受白俄欺凌,革命爆发后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不少人加入了游击队。进入庙街后,红色政权将俘获的白军分子关进监狱,大肆抓捕支持白军的富商等,同时也对驻扎日军提出议和。“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已无干涉俄国内政的理由,美、英、法等国的军队先后撤离,捷克军团也由海参崴乘船回国,只有日本迟迟不愿撤军,继续向臭名昭著的谢苗诺夫和卡尔梅科夫匪帮提供资助。赶至庙街的各种红军武装约3500~4000人,日军只有357人,是以一直潜伏爪牙,在忍耐中密谋反击,终于因红军要求他们缴械,在3月13日子夜突然抢先动手,分兵数路,携带机关枪,攻打各处要害和监狱。

滞留庙街期间,吉黑舰队奉命保持中立,白俄军官曾来请求支援些武器,陈世英予以拒绝,而在暗中给予红军游击队不少帮助。日军的突袭给红军带来巨大伤亡,但经过反复血战,日军大部被消灭,只得收缩于日本领馆负隅顽抗。红军一时难以攻入,找中国舰队借炮,陈世英与其他几位舰长商量后,决定卸下两门舰炮给他们,并提供了一百多发炮弹。有了大炮的游击队如虎添翼,轰开日军死守的营垒,日本领事与部队长官战死,残存日军和日侨悉数被俘。

驻庙街中国领馆副领事张文焕呈报外交部,称这次事件为“日军忽先开衅,复与彼战败北,日本领事、队长已死,日本男女千人所存无几”。他预测开冻之后,日军必派兵舰前来报复,而红军队伍中约有七八百华人,报复行动难免殃及华侨。民国高层遂开始紧急运作,交通部下令哈尔滨戊通公司派轮船10艘接运华侨,赶在海口开冻、日本兵舰未到之前,由伯利将侨民接出,滞留庙街的中国兵舰同时撤离(因流冰所致,黑龙江河口湾开冻通常比内江晚约10天,故可赶在从鞑靼海峡而来的日本舰队之前,将庙街侨民与中国舰队溯江撤走)。戊通公司很快准备了“阳湖号”等轮船两艘、大拖船四艘,以及米面菜蔬等食物,于5月5日开往黑龙江下游,请求政府电令滞留庙街的吉黑舰队护送,并请西伯利亚高等委员会通告交战方,以免途中发生意外。孰知伯利一带江面情势极为复杂,日军占领了省城,郊区则由红军的江岸守备队控制,“阳湖号”等冒险前行,发现江面有不少水雷,只得停泊在伯利,等候上级进行协调。(待续) 黑龙江历史海军日军边疆庙街陈世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