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一蓑烟雨任平生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的东坡赤壁。苏东坡当年正是在此泛舟吟咏，写下名垂青史的“一词二赋”，不过随着江水逐渐向西退却，如今赤壁前已仅存一个小池塘

本文摄影/于楚众

痛苦的幽人

一千多年后，当我们到达长江边的黄州，如今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时，天气舒爽，江风袭人。只是，登上坚固的江堤，需要再往前走整整一两百米，才能看到苇草掩映中的江水。对面便是一江之隔的鄂州，灯火闪耀处，正是苏轼和友人常常结伴游玩的西山。江水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只有到了江边，才能体会苏轼初到此地时所写的诗句：“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不过，他当时的心情，并不如诗句这般美好。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远离汴京城的喜庆与繁华，苏轼在御史台的差役押送之下，由长子苏迈陪同，踏上了前往黄州贬所的路途。北国的天气尚且严寒，一行人沿着蔡河到了陈州，又从陆路经蔡州、光州进入黄州境内，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宋史》记载，长江之滨的黄州与今日不同，是一个贫困的下州，地方土贡为苎布与连翘。

几个月前，我们的诗人还在湖光明媚的湖州担任知州，现在他的新身份则是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跳过这些绕口的身份，说白了，他现在只是一个不管事、领半薪的贬官，此外，还要受到地方官的监督，不得擅离本州。一路走来，苏轼每经一个地方，几乎都有诗篇留存，诗人的本性，让他似乎忘记了不久前因为“诗账”，在御史台的监狱中所经历的130多天审讯。

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当太常博士皇甫遵带着诏令，将苏轼从湖州衙门带往京城审讯时，距离神宗熙宁二年（1069）开始的变法已过去整整10年。围绕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间的论争，随着朝中一批元老重臣被贬斥排挤，已渐平息，就连新党领袖王安石也已第二次离开宰相之位，退居江宁。此时的神宗皇帝渐渐变得独断专行，不太能容纳反对新法的声音，御史台的一批官员或许揣摩到了皇帝的心思，抓住苏轼在湖州谢恩奏章中几句扎眼的话，“伏念臣性资顽鄙……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决定大做文章。紧接着，一批苏轼抨击“青苗法”的诗也被人找了出来。面对接二连三的弹劾，神宗皇帝终于下旨御史台查办。

安国禅寺前建于明代的青云塔，苏东坡在黄州时与寺院大和尚继连交好，经常到寺中沐浴打坐

尽管神宗起初只想借机敲打一下苏轼，但苏轼入狱后仍然饱受折磨。关押在苏轼隔壁牢房的大臣苏颂耳闻审讯过程，写下“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的诗句。一度，苏轼认为自己必死，还托狱卒转交弟弟苏辙两首绝笔诗，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现在，摆脱了牢狱之灾，成为一名无事的罪官，对苏轼来说，幸运之余，真正的痛苦，或许在于面对接下来全然不同的生活。

苏轼父子最初借住于黄州城一座叫定惠院的小寺庙里，在寺内与和尚们一起搭伙吃饭。就在这座寺庙里，苏轼写下《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与《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诗词名篇。“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诗词中，无一例外都出现了一个词：“幽人”。令人好奇的是，苏轼刚到黄州时，他的生活究竟怎样，他又感受到什么？

其实从“幽人”一词也能看出，苏轼起初在黄州几乎闭门谢客，不见什么外人，有时甚至昏睡终日。“昏昏觉还卧，展转无由足。强起出门去，孤梦犹可续。”在写给同因“乌台诗案”被远谪广西宾州的王定国的信中，苏轼描述了自己初到黄州的生活：“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

苏轼常去沐浴的安国禅寺，大约是他在黄州生活期间，唯一至今幸存的地面建筑。不过，走过建于明代的青云塔，穿过尚在扩建中的气势磅礴的庙宇正殿，我们能看到的一所古朴简陋的安国禅寺已属清代建筑。甫入寺门，看到一堆残碑断瓦，依稀能见沧桑岁月在这座寺庙留下的痕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鸣告诉我，宋代寺庙多提供公共沐浴服务，因此苏轼在黄州期间，常去安国禅寺沐浴。

元丰三年（1080）五月，苏辙按照两人在陈州的约定，把苏轼的家人送往黄州。20多口人的大家庭，无法在定惠院安居，在老友、鄂州知州朱寿昌的帮助下，苏轼一家住进了长江边的临皋亭。这是一座属于官府的水上驿站，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前会长涂普生介绍，“这是一个专门接待客人的高级客舍，比招待所高级多了”。元丰五年（1082）二月，苏轼在躬耕的东坡边构筑雪堂，主要供会客之用，自己偶尔居住。元丰六年（1083）春夏之际，苏轼又在临皋亭南侧建南堂。

在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前会长涂普生看来，“黄州拯救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黄州”

所有苏轼在黄州曾经的居所，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一天下午，当地文史学者陈栋拿着一份保护规划地图，带着我们穿街走巷找到定惠院和临皋亭的地理坐标时，眼前我们看到的只是位于居民小区间的两块石头标识。陈栋告诉我，对这两个地点的位置向来便有争论。2011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参照日本人在1917年对黄州地区所做的测绘图，还有1963年台湾U2侦察机航拍的黄州地区照片，对黄州宋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而基本确定宋代黄州城的位置。在青砖湖社区居委会，陈栋指给我们看那次考古中出土的“防江军窑城砖”，还有城墙上一层层的夯窝。从当年的航拍照片上，还能清晰地看到宋代黄州城东城墙的一部分。相对宋元时期的黄州城，明清黄州城北移了2公里，之前学者多据明清城墙位置做出推断，所以与文献记载不符。“据《黄州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抗倭将领奚世亮的衣冠冢就葬于定惠院柯山之上，这个墓一直到‘文革’前还有。临皋亭的争议比较多，判断依据一个是宋城城墙遗址，另一个是一位明代知府儿子的墓志铭，上面一行字说墓地在‘林皋东弦青山’。”陈栋说。

家口既繁，俸禄微薄，苏轼第一次面临经济困难。苏轼曾在《初到黄州》一诗中写道：“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也就是说，苏轼的俸禄至少一部分是用官府酿酒用剩的酒袋作为抵数。据《宋史·职官志十一》记载，团练副使俸禄每月二十千，如犯官则给一半折支，以此推算，苏轼在折支外，每月拿到的官俸为一万钱。元丰三年（1080）十月，在写给秦观的信中，苏轼谈到自己的节约开支计划：根据黄州柴米菜蔬的价格，规定以后每天花费不超过150钱。每月从俸禄中取出4500钱后，将其分为30份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子挑取一份花费，当日没有花完的钱则存在一个大竹筒中，用以招待宾客。“有学者专门考证过，150钱在宋代能干什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相当于每天的零花钱，日常打理，买菜买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诸葛忆兵告诉我。

比起经济困难，苏轼内心的痛苦似乎更为深重。获罪以来的自疚、彷徨乃至愤怒，时时涌上心头。乃至元丰五年（1082）三月，到黄州已两年多，苏轼在《寒食雨二首》中仍有“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的绝望之感。

人们眼中那个“快乐的天才”，为何在黄州陷入如此长时间的痛苦？对此，张鸣认为，除了“乌台诗案”的打击外，还与苏轼自己的人生期望很高有关。在母亲的教育下，苏东坡自幼便慨然有天下之志。许多人往往注意到苏东坡在进士考试中光芒四射的出场，却对仁宗在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重视不够。比起进士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的考试，需要朝中大臣推荐才能参加。那次制科考试中，苏轼以第三等入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第三等已属最优等，整个北宋历史，进入三等的人选不过三四人。“宋代经过制科考试考中的人，后来大多做了宰相，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要你考中了，不出大的问题，前途就摆在那里。但是到了黄州，一下打到地下，以后的理想怎么办？所以苏轼在写《寒食雨二首》前，内心一定非常痛苦。”张鸣说。

苏东坡初到黄州所寓居的小寺定惠院，地面遗存早已消失，如今只能确定一个大概方位

躬耕东坡

巧合的是，在《寒食雨二首》之后，苏轼的诗词中再也没有出现过那样灰暗绝望的心境。同样是在这年三月，他去沙湖看田，归途遇到一场雨，看到同行伙伴狼狈的模样，他却不以为意，还写下那首著名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竹杖芒鞋，任凭烟雨的潇洒，也为后世贡献了苏轼的另一个经典形象。似乎在此前的诗词中，苏轼把所有的灰暗都写完了。几乎同时，他在另一首词《浣溪沙》中写道：“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已显盎然振奋之气。

看起来，苏轼已走出过去的困境，重新开始一种新的人生。那么，这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苏轼豁然开朗？当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学者们时，他们首先谈到的是黄州的自然风光。

苏轼凡到一处，喜欢寻幽探奇，遍访古迹名胜。他在黄州也不例外。在涂普生看来，“黄州拯救了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黄州”。临皋亭外几十步，便是滚滚长江。况且在城的西北不远处，便是据传为赤壁古战场的地方，泛舟江上，江风明月，精神为之开阔。也是这年七月，苏轼在赤壁写下那首著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有宋一代豪放词的代表作。元丰五年是神奇的一年，完全可以称为“苏轼创作年”，不久，苏轼又相继写下前后《赤壁赋》两篇名垂千古的文赋。

事实上，我们到黄州的第一站，便直奔东坡赤壁而去。千百年来，那个在词赋中出现的地名，早已成为无数中国人想象黄州、想象苏东坡的一个意象。尽管去之前，我们已做好各种心理建设，但到了赤壁，最让人失望的依然是它距离长江太远了，眼前红色砂石形成的赤壁之下，只有一个小池塘。站在赤壁的制高点栖霞楼顶层，越过层层叠叠的房屋，举目远眺，有人告诉我，远处的一排排树木便是江堤。如果说一千多年前，苏轼在赤壁只能怀想“樯橹灰飞烟灭”的古战场，今人在此也只能怀想“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赤壁之游了。台湾文史学者李常生在《苏轼行踪考》中便写道：“从上述历代各种黄州城郭图中，可以很明显地见到，江水逐渐向西退却。明弘治时期，赤壁还属临江，到了清光绪时代，赤壁已距江甚远，到了现在，赤壁前仅有一个小池塘，沧海变化之大，委实让人感慨。”

江对岸鄂州的西山，同样是苏轼常去游历的地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东瑶在《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一书中做过统计，黄州期间，苏轼在劳作之余，每年都要与朋友故旧数次渡江登山，光见于诗文的记录便有8次之多。渡江而去，鄂州的西山郁郁葱葱。当年的西山寺（今为灵泉寺），虽为后来所扩建，但依山而建的殿阁雄伟，苏轼当年描写过的菩萨泉尚在。

赤壁矶上的放龟亭，当年下面正是浩荡东去的江水

如果说黄州的自然风光开阔了苏轼的胸怀，那么与朋友和普通民众的交往则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慰藉。来黄州途中，苏轼便在麻城遇到故友陈季常，也就是陈慥。两人相识于苏轼初任凤翔签判之时，此时年少轻狂的故友已经变成一个卓尔不群的隐士。在黄州期间，陈季常曾多次来临皋亭看望苏轼，苏轼也常常去麻城歧亭看望对方。此外，杭州的一些故人还相约凑钱，雇请专人，一年两次前往黄州探望苏轼，并带去杭州土产，让苏轼极为感动。黄庭坚、秦观、李之仪等一批苏门学士，也纷纷来信，以诗文相互告慰。

苏轼曾说自己“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正是这种特殊的天赋，让他身边很快聚起一群年龄、地位各异的朋友。邻居中间，与苏轼最密切的是潘丙、郭遘、古耕道，一个是卖酒为生的书生，一个是药店的老板，一个是为人热心的市井中人。苏轼曾与这三位朋友，连续三年在正月二十那天，相约去黄州城外的女王城喝酒赏春。女王城，实为禹王城的讹传，如今已被保护起来的这块遗址芳草萋萋，庄稼屋舍随处可见，俨然一个闹市中的城中村。

真正让苏轼发生改变，或者说让他由苏轼变为苏东坡的，还是在东坡的躬耕生活。元丰四年（1081）二月，面对日益窘迫的生活，苏轼在朋友马正卿的帮助下，从知州徐君猷那里讨到一块50多亩的旧营地。这块营地位于郡城东门外的一个小山坡上，荆棘丛生，瓦砾遍地，为了生计，苏东坡带领家人开始了躬耕田园的生活。

因为躬耕东坡，苏轼开始自称“东坡居士”，从此“东坡”更多地成为人们对苏轼的亲切称呼。“东坡”这一称谓实际来自白居易，他在担任忠州刺史时，曾在忠州城的东坡载种花树，并留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等诗句。“我们现在提到‘东坡’，肯定不再会想起白居易。因为当时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种树，那是一个地方大员的闲情逸致。白居易的诗歌，尤其是表现日常生活诗意的‘闲适诗’，对宋人影响很大，但在日常生活的表现中达到一种精神的飞跃，恰恰是苏轼做到的，也只有宋人才能做到。你看他写《东坡八首》，在日常琐碎中有一种大的精神境界。”马东瑶说。

苏轼的躬耕并非消遣，他曾悉心向农民请教耕作的经验。《东坡八首》中便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苏东坡整治完土地后，播种不到一个月工夫，地里就长出了一片绿油油的麦子。看到麦子长势喜人，他以为丰收在望，十分高兴。不过，周围农民却告诉他，麦苗过于茂盛反而不利收成，应该趁苗叶旺盛的时候，将牛羊赶来践踏一番。听了农民的指点，苏东坡果然获得大丰收，当年收获小麦20余石。

站在赤壁的制高点栖霞楼顶层，越过层层叠叠的房屋举目远眺，远处的一排排树木便是江堤

也是在躬耕生活中，苏东坡发现了陶渊明。张鸣将他在那一时期写作的词《满庭芳·归去来兮》，视为最早的穿越作品，苏轼在东坡的劳动，仿佛让他回到了陶渊明所在的斜川。尽管与陶渊明主动选择躬耕生活相比，苏轼的躬耕更像是一种为了生活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选择，但在张鸣看来，“陶渊明的人生道路给了他很大的启发：身份可以降低，但依然可以保持高贵的精神。由此他解决了内心的矛盾：功业不等于仕宦做官，我是可以回到民间的，不管什么地方，都可以帮老百姓办实事。写了这首词后，他又写了一首诗，里面就有那句：‘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沿着宋城遗址东门方位出去，陈栋带着我们一路前行，爬上一个缓慢上升的坡地，站在眼前出现的一块平地上，他告诉我们，这里很有可能便是苏轼当年耕耘的东坡。尽管在这块坡地的建筑物中间，已是一个停车场，但透过一丛茂密的竹林，似乎并不妨碍我们遐想当年的东坡和雪堂。

在黄州时期，苏轼大量阅读佛经，并在安国禅寺长老的指点下，开始学习静坐默修的禅定功夫，几乎没过一两天就要去一次，如是整整坚持了四年多。据王水照研究，此时苏轼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佛禅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清静无为的思想，既让他看穿生死毁誉，又让他变得通达。

佛禅思想中“人生如梦”的主题，不断出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文中。不过，在宋代儒释道合一的时代思潮下，如果说苏轼在文化生活层面出入释道，关涉政治他却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圭臬。黄庭坚在写给苏轼的信中说：“且闻燕坐东坡，心醉六经，滋味糟粕，而见存乎其人者，颇立训传，以俟后世子云。”认为苏轼在黄州所竭尽全力者，是要将儒家思想传诸后世。

“苏轼对宗教始终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从没达到皈依的程度。”马东瑶特意举例说明，“他给朋友毕仲举的信中，打过一个比方，说你所理解的佛禅就像是龙肉，我所理解的佛禅就像是猪肉。什么意思呢？龙肉虽然尊贵，但你吃过龙肉见过龙吗？猪肉虽然贱，但‘美而真饱’。”

元人赵孟頫所绘《东坡小像》。画中的苏东坡，正是那首著名的《定风波》中“竹杖芒鞋轻胜马”的形象（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平生功业与贬谪文化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北返途中路过金山寺，为李公麟为自己所作画像题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明显带有自嘲口吻的诗中，苏轼将自己首个贬谪之地黄州放在最前面。

“所谓‘平生功业’，是自嘲没有问题，但背后一定有很重要的意思要传达。在这三个贬谪时期，他有很认真的思考，有很认真的著作，包括他的诗文写作，他在贬官期间为民生所做的事情，都是功业。在他看来，功业不等于仕宦做官。这一点，他在黄州时期就想通了。”张鸣说。

对苏轼来说，黄州的生活，让他想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在其位也可谋其政。本来，他只是一个没有公事的犯官，可在黄州，他并没有忘记尽自己所能，为当地百姓做一些实事。

一天，在对岸鄂州寓居的同乡王天麟来雪堂拜访。闲聊中，王天麟谈到岳州、鄂州一代“溺婴”的风俗：一般人家限于经济能力，通常只养育二男一女，超过这个数字所生的婴儿，尤其是女婴，在落地时便会用冷水溺杀。溺婴之时，父母于心不忍，往往闭目转身，用手将婴孩按在水盆中，良久才听不见哭声。听到这一恶劣的愚昧风俗，苏轼为之辛酸，连饭也吃不下。他很快给好友、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希望他用官府力量改变这一恶习。信中，他建议首先依法禁止这种行为再发生，“故杀子孙，徒二年”；此外，对于经济困难实在无力抚养的家庭，官府应该给予救济。

后来，苏轼得知黄州也有这种恶习，便召集一批热心朋友，成立了一个叫育儿会的民间组织，由古耕道负责募捐筹款，以救济困难家庭。经济并不宽裕的苏轼，当时也每年捐献十千。在《记救小儿》中他写道：“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

元丰五年（1082），同乡巢元修来黄州投奔苏轼，苏轼安排他在雪堂住下，并聘请他教二子苏迨、苏过读书。一年后，巢元修离黄返川，临行前将秘不示人的祖传秘方“圣散子”传给苏轼，并要他指着江水发誓，绝不传人。不久，黄州瘟疫暴发，苏轼为挽救百姓性命，顾不上与巢元修的誓约，将圣散子的药方传给蕲水名医庞安常，不少百姓因此得救。庞安常后来写《伤寒总病论》，将此方收入书中，苏轼还为他作序。

元丰六年（1083）四月，一向与苏轼交好的黄州知州徐君猷调任湖南，安国禅寺大和尚继连为二人常饮酒喝茶的竹间亭求名，苏轼名之为“遗爱亭”，并且写了一篇《遗爱亭记》。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为官一方便要造福一方百姓的“遗爱”理念。后来，黄州区还专门修建了一座以此命名的遗爱湖公园，以为纪念。

也正是在黄州，由于躬耕田园，熟悉农事，他发现了当地农民在插秧时可以骑着秧马以提高效率、解决百姓劳作之苦。此后，苏轼贬官惠州，一路南下，他便到处推广秧马。这种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做法，一直贯穿于他的贬谪之途。

不管是苏轼，还是他所推崇的陶渊明，似乎都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如何在人生逆境中快乐自足的生活范式。在宋代，苏轼的选择并非孤例，要理解这一点，需要回到宋代的士风。学者邓小南将庆历到元祐年间的这批士大夫，总结为“新型士大夫”，他们的特点正如苏轼在为欧阳修的《居士集》所写序言中所说：“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谏为忠。”

作为这种特点的体现，宋代贬谪文化迥异于之前的骚怨传统。马东瑶对此总结：“他们有非常强的入世思想，但是对于功名利禄并不恋栈，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结果并不重要，体验人生的过程才最重要。欧阳修的‘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反映的是，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因为贬谪，如何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风物？范仲淹被贬谪桐庐途中遭遇风浪，写出‘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通过体验人生，提升到了悲悯天下的境界。苏轼也一样，虽在贬谪中，却可尽享眼前风物。前后《赤壁赋》通过主客问答，表现他内心的矛盾如何得以解答。世事以变来看怎么样，以不变来看怎么样，最后得出江风明月如何美好。”

在黄州期间，苏轼在给堂兄子明的信中写道：“吾兄弟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自此，境界豁然一新。

元丰七年（1084）四月一日，苏轼在接到朝廷“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诏令近一个月后，终于离开这个他生活了4年零2个月的地方。船过长江，听闻黄州传来的鼓角声，苏轼不禁感慨万千，写下“清风弄水月衔山，幽人夜度吴王岘。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的诗句。

（本文写作参考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王水照选注《苏轼选集》，马东瑶著《文化视域中的北宋熙丰诗坛》，李常生著《苏轼行迹考》等书。感谢荣宏君、李公羽、冯扬等人的帮助。实习生钟可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