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章学诚

章学诚

章学诚可能是遭受误解最多的历史学家之一。这位虽然相当自信但生前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文士，经历了100多年的长久冷落，到近代忽然暴得大名，被追认为新史学的先驱，因为他那句著名的“六经皆史”恰好迎合了“五四”时期打破传统、将经典降为史料的新理念。然而，这其实又是对他的双重误解，现在已有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章学诚的本意既不是将六经贬为史料，更不反传统，相反，这个复古主义者念念不忘的是通过史学来上窥“王道”，以期复现“三代之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他看作是“历史学家”本身可能就是对他最大的误解，是一种现代学科分类的视角。如果回到他自己的著作脉络中去，就会发现，他其实自视为通才，“历史”对他而言所具有的意义也并不像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些过往事件的客观记录，甚至不仅仅是“学术”，还隐藏着“复归大道”的密钥，一如西汉大儒董仲舒、何休认为孔子著《春秋》是“为汉制法”，牵涉到天下秩序的重整。换言之，“六经皆史”的真实意义不仅是“史就是经”，而且是“史才是经”。

这种索隐式的解读有时近乎宗教性体验，也因此很难为人所理解。章学诚一再标举的“史意”，乍看简单，但究竟何意，却一直众说纷纭。章益国在《道公学私》一书中深入辨析章学诚的思维特点，分辨各家论说，认为“史意”的“意”并非“意义”，而是“意味”，因为章学诚所看重的是史著整体呈现的“美”——那不仅仅是文笔层面那种“表面的浮沫”，而是结构性的历史思想，是史家的性、情、才、气、识、功力等在史著中的凝结。这种“史意”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领域、一个元素，而是作为“整体质”体现于整个历史研究之中，故而章学诚强调的不是理性思维下的严谨规范，而是要灵活、通脱、圆神，就像中国书画所说的“气韵生动”，乃是一种整体的“感觉”。

王家范也曾说过，中国文化重直觉，“即使是对民族历史的认知也离不了心灵的感悟”。问题在于，这种直觉的、整体性的“意味”是很难用语言说出来的，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有时看似高深莫测，但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心通其意”无迹可寻，只能凭自己用心体会。章益国虽然专治章学诚思想多年，但就像他自己曾在讲座中公开说过的，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本书中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章氏并不精于考据，凭感觉、‘想当然’的成分较多，很多地方只能说是‘智者的悬测’。”

相比起早先对章学诚的种种误解，这本旁征博引的著作确实更能深入地触达章学诚思想的奥义，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何以遭受如此多的曲解：因为他那种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很难纳入理性主导的现代学科格局。按张立文的观点，西方史学是“由求真而向外开出知识论”，中国史学是“由着意而向内开出心性论”，但现代史学的发展所遵循的正是前者的路径。除了传统的断裂之外，也因为整体的感知虽然看似高妙，却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模糊“感觉”，有时甚至无异于难懂的谜语，无法加以理性地客体化分析研究。这样，一如本书所言，“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其间‘美’被失落了”。

在此值得细辨一下：章学诚所说的“史意”，难道就只是审美意义上的“意味”吗？这样解读，恐怕又会成为对他新的误解。那甚至也不完全是难以言传的“默会知识”，还带有天启式的神秘性，因为他极其自信地认定自己能“直探古人心曲”，把握住了上古大道隐微的真意，最终着意于复先王之意，以治理天下。这其实是一种原教旨倾向的复古主张，认为通过对经典的研读和阐释，可以寻获真理的本来面目。不仅如此，他相信只有自己的解读才是对的，而别人都理解错了。

这也是中国学术自先秦诸子时代就出现的一元本体论倾向，也就是相信后世各种学说都是割裂不完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但最初又系出同源而有内在相通之处，所谓“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庄子），最终，只有统合会通各家道术，才能复归原初完整的大道。这样的话章学诚也说过：“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三代文治，出于一也。”正因此，他1796年向朱珪赠送自刻《文史通义》时说：“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强调自己这本书是“但求古人大体”，而不分“经史门户之见”，因为既然要复归大道，就要打通经史。

像这样认为天下学说本出一源、诸子各得“道体之一端”的看法，原非独创，但章学诚观点的新奇之处在于，他推断这唯一的本源是王官之学（“诸子出于王官”），因而所有学术都本于王道之官政，都由上古太史所掌。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六经皆史”，进而倡导“官师合一”，以学术定于一尊为治世，统合纷乱的各派学说。只不过他也清楚，这种他最期望的“公”无法恢复，当下只能以自己的才性治学，像盲人摸象一样尽可能地体会“大道”之一端，这就是他所说的“道公学私”。

《道公学私：章学诚思想研究》书封

确实，章学诚强调史著的风格呈现史家的天性，但那岂是审美意义上的？而是因为对儒家来说，治学是一种体证生命的“内圣”之学，是对极致的精神提纯，以有限的生命触达“大道”的无限。虽然章学诚自认是“复原历史真相”，但其实却是对传统的发明，是在建构；本意是“复古”，其实却通过对经典的解读“开新”了，别人也都相信他提出了新理论。从客观上说，他把“经”的生成历史化，这本身就把“经”祛魅了，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

这也是“史意”最吊诡的地方：这种“意”既是不可言说的，但其实又是可以师心自用、任意阐释的。就像王安石变法时宣称“先王之意”不可变更，故而如欲“法先王之政”，“当法其意而已”——事实却正如人们所见，王安石是通过重新解释“先王之意”来开创新局面。晚清的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也是如此，以复古之名行变法之实，甚至其个性也与章学诚不无相似之处，都有一种自信真理在握的独断性。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章学诚这个复古主义者，其实已经站在了现代的门口，只是他自己尚未察觉。 读书历史章学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