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昆明，30户人决定住进“烂尾楼”

因为基建尚未完成，小区地面与一楼尚有近3米的高差，人们不得不自己搭楼梯出入

摄影/刘有志

大工地

伴随着夜幕降临云南省昆明市，断断续续下了一周的雨又下起来。

城东南如同大工地般的巫家坝，机器的轰鸣并没有随着夜色减弱，塔吊上巨大的探照灯依次打开，照得雨幕一片惨白。这里齐聚着绿地、保利、万科等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的数十个项目，大工地旁边有一张《巫家坝区域控制发展规划图》，显示着这片整体重新规划的28.68平方公里土地上，将新修建4条城市快速路、4条城市主干道；要规划新建5所高中、6所初中、11所小学，以及一座5070亩，堪比纽约中央公园的国内最大城市公园。

距离这个未来的梦幻之城不远，是一个大工地，至少看起来像一个大工地。虽然没有建筑工人和机械的轰鸣，门口两扇刷了白漆的大铁门敞开着，没过脚面的积水像溪流一样流到街边的排水沟里，里面的楼宇外墙没有粉刷，窗户也没有封闭，小区里好像没有通电，上千个黑洞洞的窗口在夜里沉默着……再仔细看，不同楼房的低楼层，有几户冒出星星点点的光，有些窗口扬出彩色窗帘，十几辆家用轿车零零散散停在楼前。

这片“工地”叫“别样·幸福城”四号地，这里的1242套房子已经烂尾5年了。经过漫长的等待、调解失败、维权无果后，从今年5月份开始，有大约30户业主陆陆续续住进了这些烂尾的房子。正是晚饭时间，门口建筑队留下的活动板房外，20多位男女老少站在两把大伞和一个遮阳棚下吃饭，袅袅的热气蒸腾。辣椒和米饭的香气中，乐山话、重庆话、昆明话和普通话交织在一起，仔细听，他们讨论的全是“房子”。

不少业主拖家带口住进烂尾楼，墙上贴着乘法口诀表

“欢迎回家”

被介绍是记者后，我被迅速簇拥到人群中央。有人帮我打了一份饭，一次性塑料饭盒里装着清炒小瓜、土豆丝和水煮鱼。考虑到我是北方人，他们还特意为我煎了张鸡蛋饼。因为小区里水电都没通，屋里没法生火做饭，住进烂尾楼的业主们午晚两餐都吃“大锅饭”。他们凑钱买来了液化气，在小区门口的板房里架起了锅灶，从附近商户打来清水，几位赋闲在家的妇女义务承担起了做饭的任务，每人每顿的标准是2.5元。每到饭点，大家就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当然说得最多的还是眼前这片烂尾的房子。

给大家做饭的女人叫陈艳春，是最早提出搬进烂尾楼的业主之一。就在去年，她和朋友合伙开着一家专门搞接待的高档会所，然而今年疫情袭来，开在别墅区的会所因小区封闭无法运营，连同假期里屯的货，一下损失了近20万元，会所也没有再开起来。5月18日 ，陈艳春在业主群里说，自己走投无路了，房租已经到期，再续要按半年交，下个月吃饭和交租只能二选一，她决定带着6岁的女儿住进烂尾楼。她的想法迅速得到其他业主的响应。

搬进烂尾楼信息发出的第二天，业主们就行动起来。他们从隔壁三号地的围栏处撬开一个洞，第一次走进去看了看自己买了6年的房子。比我现在看到的更糟——地面上堆满了建筑垃圾，因为公共区域水电管网尚未布线，绿化填土尚未进行，小区地面比楼宇大门低了近3米，施工队走的时候拆掉了木板和脚手架，楼里根本进不去，陈艳春最开始只能住到门口的活动板房里。

几位从事建筑、搬家等行业的男性业主买了些水泥，用小区空地上的砖石、沙子和木板，为每个单元搭起了简易的楼梯。其他业主也团结起来，用沙子、石子、砖块铺起了肩宽的小路；找来废弃的木板、铁皮，把楼道拐角处没有封闭的窗洞、从18楼直通车库的电梯井封死。没有上下水的问题比较麻烦，唯一的厕所位于小区大门处，是当时建筑队留下的旱厕，于是大部分家庭在家里准备了原始的如厕工具。人们没有能力把烂尾楼改造成精装房，地下的浮尘、碎石杂草和积水都让人意识到这里是个“大工地”，但也有一些角落有了家的感觉。

张英住在3栋6楼604，在没有电梯的烂尾楼里，她是住得最高的一位业主。她的客厅里摆着完整的两组沙发，茶几上有瓜子、花生和整件的矿泉水；两个卧室里各有一张一米八的大床。她甚至把墨宝和盆栽都搬了进来，一盆一人高郁郁葱葱的发财树，因为实在搬不上楼被留在单元口。

陈艳春也尽可能“装修”了自己的房子。防盗门是花300元从旧货市场上收的，窗帘是从原来的出租屋里带过来的毛毯。地上是捡来的地胶，挡一挡一楼的潮气。她甚至还在原来活动板房的二楼养了十几只小鸡，楼后面杂草地开辟出的一小块菜地里，第一茬速生的叶菜已经可以吃了。

也有人对房子的需求更加纯粹务实。张晓舟在一家稀有气体公司任职，每个月收入5000多元，平时也是一个人住。看到有业主搬进来后，他把自己平时玩户外时的帐篷找出来，打包了一床被褥，也住了进去。每天早上，他带一个充电台灯和一个充电宝到单位，白天工作时把这些电器充满电。晚上8点多，他加完班从公司回到小区，在楼下和业主们聊上一小时天，然后就上楼，刷一刷手机，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台灯电量耗尽，就该是睡觉的时间了。

6月中旬，更多的业主们陆陆续续进驻烂尾楼。他们像正常楼盘交房时那样，在最靠近小区门口的一号楼挂上一条横幅——“欢迎四号地业主回家”。

夏夜，烂尾楼业主们自己组织的烧烤

烂尾

关于别样·幸福城“四号地”烂尾的原因，已知部分毫无新意。

2015年春节后，别样·幸福城的业主们突然发现未完工的施工现场人去楼空。随后，他们收到开发商昆明佳达利房地产开发经营有限公司的解释公函：“2014年下半年开始，房地产市场一直处于下行趋势。我公司遭遇市场风险，资金周转困难。”

刘安迪是昆明一家咨询机构长期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分析师，他告诉我，昆明楼市发展史的重要节点是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后发起的“造城运动”，当时昆明在全国主要省会城市中一直给人基础设施落后的印象，2008年2月，《昆明市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重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发布，提出5年内，将昆明市336个城中村全部改造完成。3年后，《昆明城中村改造三年计划白皮书（2011～2013年）》出台，计划改造的城中村范围再增加46个，总数达到382个。

“因为有大量的土地需要集中开发，所以政府的思路就是放开准入，鼓励开发商搞‘一二级联动开发’，也就是从拆迁安置到建设回迁、商品房销售一条龙。”刘安迪说，“这种模式政府参与相对较少，但问题在于，某个项目的拆迁、安置、建设、销售完全在一个开发商手里，某一个环节出现成本控制方面的问题，就可能带来全局的灾难。尤其是抗风险能力弱的小开发商，更容易出现资金流的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佳达利公司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本5000万元，是一家以城中村改造项目起家的昆明本土地产商，在2007年以前一共开发过3个城中村改造项目，总面积未超过200亩。而自2007年起，佳达利公司迅速扩张，在短短3年时间内，先后拿下地产项目“春城海岸”、“别样蓝天”（后改为“别样·幸福城”）和“凤凰龙庭”，3个项目占地总面积逾3000亩。

但是此后的政策风向逐渐转变。2015年全国“两会”闭幕，中纪委网站披露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之后，当年3月24日，《昆明市城市更新改造管理办法》《〈昆明市城市更新改造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出台，仇和所倡导的“造城运动”被迅速叫停。据云南房网2015年初的调查显示，229个城中村改造项目中，真正完成改造的只有30个，还有超85%的城中村仍在建设，有的甚至尚未开始拆迁。“别样·幸福城”所在的关上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在巅峰时期，昆明有超过50处烂尾楼盘。

至于“别样·幸福城”停工烂尾的直接原因，四号地业主代表李雁听到的说法是，佳达利在一个风景保护区开发的“春城海岸”高尔夫别墅项目，建设到一半时遇到中央环保督察，被认为是违规建设，要求恢复原貌，这起风波给佳达利的资金链带来致命一击。现在集团下面全部项目都出现了停工。

分析师刘安迪说，过去几年，昆明很多烂尾项目被政府引进的保利、万科、碧桂园等一线房企盘活，之前政府部门针对“别样·幸福城”的表态也是这样。2018年8月31日，昆明市政府在回复业主相关提问时称：“开发商晓安公司与保利地产合作开发六号、七号地块，已回笼了部分资金。政府要求企业设立了资金专户，由区城改局进行监督，督促企业回笼资金全部用于项目收尾工作。”当时昆明市官渡区城市更新改造工作局亦称：“近期信达公司、保利公司有意与晓安公司合作开发该项目，合作后，将可解决该项目四号地块的现存问题及整个项目的后续问题。”

然而这些合作意向在后来均不了了之。在刘安迪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别样·幸福城”本来已经属于开发的收尾阶段。“绝大多数房子已经卖出去，还有比例不低的是回迁房，接盘的企业并没有多大利润空间，所以很难转手。”

2017年，昆明市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开发商应向购买该烂尾楼盘的业主支付每月1500元的逾期补偿。但没有任何一户居民收到过这笔钱。数月后昆明中院另一份执行裁定书显示，开发商未履行赔偿义务，且经查询无财产可强制执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的信息显示，佳达利公司及晓安拆迁公司均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一位接近佳达利的人士告诉我：“公司现在就是想做什么也做不了。”

张晓舟睡在帐篷里，白天在单位充电的灯通常电量只够撑一个多小时

自救

别样·幸福城四号地业主们去找过政府，政府给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大家筹钱自救。在他们旁边就有一个范例——“别样·幸福城”五号地，在2015年至2019年经过业主多次筹款自救，最终勉强达到入住条件，部分业主也得以交房入住。

龙腾是五号地最后一次自救的业主召集人，他转业前是空军某部队的政委，本来没想着出这个头，但这里不少房子是原空军部队为解决战士住房问题组织团购的，他眼看着前几次所谓“自救”，每次以“收取维修基金”“提前缴纳物业费”的名目，零零散散每家收了几万块钱交给开发商，开发商都用去支付之前的欠款、材料费，而现实当中的房子没有一点动静。

几次自救资金泥牛入海后，龙腾跑到开发商那里拍了一次桌子，然后和几位他信任的业主一起，把自救这份工作揽到自己手里。他先找懂工程的人进行核算，项目收尾大约需要2000万元，再找到区政府作监督，要求开发商封存之前的账目，业主们以“借款给开发商”的名义筹钱，由开发商继续完成房屋建设。所有款项每花出一笔，经业主自救委员会审计后再打入开发商账户。政府承诺，对企业进行部分税费减免，并保证建设完成后的水电接入。

即使这样，筹款的工作也不轻松。对于有的业主，这里的房子并不是刚需，他们希望等下去，等着开发商有钱了或者是政府接盘。有的业主认死理，说白纸黑字的合同在那里摆着，现在你来找我们筹钱，是不是帮着开发商想涨价……龙腾说，最终能自救成功，一方面是他们帮大家算了一笔账，“每家平均3万多块钱，也就是一年的房租钱，你要是继续在外面租房，不知道还要交几个3万”。另一方面，因为大量业主是原来部队的同事，所以始终有一个愿意自救的基本盘。最终500多户加入了他们的自救计划，共筹得2300多万元。2019年6月，尽管因为佳达利集团的欠款、漏税等问题仍然没法办理验收手续，但五号地的业主们总算住进了外观完好的房子。

四号地的问题更复杂。业主代表李雁说，首先，经过开发商的核算，四号地后期工程至少需要8000万元，摊到每家身上是将近10万块钱。其次，业主来源分散，回迁户约占1/3，他们每月能领到40元/平方米的安置费——这是几乎相当于昆明市月平均工资的一份收入，所以他们的自救意愿不强。问题久拖不决，业主们的信任和耐心也被消耗殆尽。

梦想

我来到这个烂尾小区的第二天，陈艳春在晚饭后把她的屋子收拾给我，把来不及收拾的锅碗丢给其他妇女，然后火急火燎地骑上电动车，赶着去上晚班。白天给业主做的那两顿饭是义务劳动，她需要晚上这份在一间清吧做酒水销售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女儿。这份没有周末、每天持续到凌晨4点的工作，每个月为她带来5000元左右的收入。

陈艳春说，以前自己并不是一个追求安定的人。她从小成长在一个农村家庭。生父在她出生不久就丢下姐弟三个跑了，之后母亲因为在婆家生活得不好，也回老家重新组织了家庭，直到陈艳春7岁时才把她们三姐弟接回身边。陈艳春初中毕业那年，家里无力再支持她继续读书，当时做出的安排是：16岁的姐姐嫁到新疆，14岁的陈艳春拿着姐姐的身份证去丝厂打工，以保证弟弟继续上学。为了赚更多的钱，她先后跟着人去新疆采过棉花，跟着进藏的车队到藏北的阿里地区卖过“差价10倍”的蔬菜。

2014年，陈艳春一个人掏钱买下了这间66平方米的小房子。房子遭遇烂尾，在各种关于房子的维权和争执中，她的婚姻也破裂了，因为“感受不到困境中这段婚姻关系的支持”。她说：“现在这个房子成了我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

因为房子被影响生活的，陈艳春并不是唯一一个。独自在房子里搭帐篷的张晓舟，住的是他四室套房中的一间。2014年，他和在一起6年的女朋友准备结婚，房子是作为婚房买的，预计年底就能交房。两个人算计了手头所能筹到的钱，买了他们能承受的最大户型。“最初几个月，每个月要还6000多元贷款，基本上就把手头的钱都还掉了。”没想到房子一再延期，家里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很难说这套房子是家庭关系破裂的唯一原因，“但到了后面，只要爆发任何争吵，最后总会指向对方为什么当时选了这套房子”。张晓舟说。去年他和妻子离婚了，做出其他补偿后，房子和贷款归了他。

小区在晚上10点以后慢慢回归沉寂。充电式台灯因电量不足，一盏盏变得昏暗然后灭掉，野猫和野狗的叫声变得更明显，雨打在白铁皮上的声音逐渐盖过屋内蚊子飞舞的声音……凌晨2点，我被一阵冷风吹醒，手机上显示的17摄氏度气温，和身上微微发潮的被子，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昆明夏天“凉爽宜人”的含义。

我忽然想起白天陈艳春在她的房子里，描述自己对这间房子装修设想时的样子——“它应该有一个开放式的阳台，可以放腌的几大坛仔姜、泡椒和咸菜；女儿卧室的窗台上应该种着一些花或藤蔓，房间的基调可能是粉色或鹅黄；客厅的窗子尽可能多开扇，这样夕阳和晚风才都能穿过窗子打在沙发上……”在空荡荡的毛坯房里，她的声音平和、笃定，给人信服的感觉。

（文中刘安迪为化名） 昆明烂尾幸福城烂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