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大陆：蝗灾威胁“非洲之角”

1月25日，肯尼亚基图依郡的一名妇女挥舞着手中装有鹅卵石的水罐，试图用巨大的响声赶走汹汹而来的蝗群。2020年，肯尼亚遭遇了过去70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蝗灾

大雨，蝗灾，新冠病毒：所有这一切在过去18个月里接连降临东非，没有给这片土地留出任何喘息机会。

“时隔两年，我又开始从事相同的工作：说服东部沿海地区的村民尽快转移到政府在地势较高处设置的收容营。”埃里克·翁博克（Eric Ombok）在电话中的语气透露出焦虑。这位同时为多家欧美媒体供稿的肯尼亚兼职记者，也是人道主义组织“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在非洲东部的资深服务人员，并且担任着一个村的代理村长。“2018年春季的暴雨和洪水曾经造成东非地区大约70万人受灾，遇难总人数接近500人，而今年的大洪水造成的死者人数已经超过了两年前。”翁博克告诉本刊，“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一部分肯尼亚服务业人员从3月起返回了农村老家，然而当时正是洪灾暴发的开端。我现在担心国际社会根本无暇顾及非洲。”

这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2018年暮春二十年一遇的大洪水退去之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就警告称：过于潮湿的气候可能导致非洲在未来两三年饱受蝗虫之害。后者最终在一个最糟糕的时间节点降临到东非：2019年秋天的大面积降雨导致蝗灾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等国暴发，超过2500万公顷的农作物因此受损。而从今年3月2日开始持续的大雨已经造成9个国家陷入局部水灾，并催生出了过去70年中规模最大的另一波蝗灾。偏偏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导致各国政府无力组织有效应对——“阻止蝗虫侵害需要喷洒大量农药，这项工作必须借助飞机和人工在农田中进行。问题在于，采购药剂和调拨工人的进度都被疫情延缓了。”曾在中东一线报道过2019年大蝗灾的原《时代》周刊资深记者鲍比·戈什（Bobby Ghosh）表示，“现在，财力不足的东非国家官员必须说服IMF和世界银行，粮食断供的风险与新冠病毒同样可怕。”

如同世界银行在其官方博客标题中所言，这是一场“在危机中爆发的危机”。从2019年6月延续至今的蝗灾在非洲、中东和南亚已经造成23个国家受害，2250万人因此面临粮食短缺风险。而截止到2020年5月，国际组织仅仅筹集到5200万美元的专项基金，尚不及短期应对所需预算（1.38亿美元）的四成。新冠肺炎疫情不仅使得洪水和蝗灾侵袭的时间窗口被继续拉长，更使得局部性粮食短缺比预期更早到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工作人员被迫徒步进入拥挤的贫民窟，以为无法采购口粮的失业者送上面粉、大米和厕纸。在安全形势吃紧的索马里，救援人员还需冒遭遇汽车炸弹袭击的危险。相较30多年前由局部战争和种族冲突引发的“传统型”饥荒，治理气候变化导致的蝗灾和粮荒需要投入的资源无疑更为惊人，也需要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

“两年，至少需要两年以上的时间，我们才能驯服眼前这场蝗灾。”FAO驻肯尼亚恢复小组负责人西里尔·费兰德（Cyril Ferrand）表示，但这仅仅是最乐观的估计——“在和看不见的天气进行的竞赛中，人类远远落在下风。”现在，这一切又加上了新冠病毒。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相对和平时期的大范围粮食危机。

2月17日，一名乌干达士兵在奥图克地区的农田中喷洒杀虫剂，以期消灭即将进入产卵期的沙蝗成虫

“圣经级”蝗灾

鲍德温·托尔托（Baldwyn Torto）教授的右手边放着一只褐色的红海沙蝗（Desert Locust）模型，在视频采访中，他举起这个塑胶玩具，微微一笑：“看上去一点儿也不恐怖，对不对？实际上，在还没有发育完全的若虫（Nymph）阶段，沙蝗并不会成群出现，它们是独立移动的。从一种普通昆虫进化为大规模自然灾害，沙蝗需要经历两个转变阶段：第一阶段是产卵并孵化出若虫，这需要以充分的水资源作为外部条件；第二阶段是若虫的换羽和成熟，如果若虫在这个阶段接触到农作物、并由于争食而产生代谢变化，就会形成聚集的群。”

作为肯尼亚内罗毕国际昆虫生理生态学中心（ICIPE）首席科学家，托尔托教授从事热带昆虫学和非洲农业研究超过20年。在他看来，异常气候变化导致的强降雨，和2019～2020年东非的这场蝗灾具有直接关联：“沙蝗需要选择质地比较软的土壤进行产卵。而热带气旋的接连出现，使得去年10到12月的雨季成为了东非和红海周边自1980年以来最潮湿的冬天。那些在也门沙漠中产下的卵荚，由于水分充足，孵化出了比正常情况下更多的若虫，并被台风带到‘非洲之角’地区。今年第二季度的强降水则提供了第二个理想的产卵期。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从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本该是非洲的旱季，而今年雨季的开始足足提前了两个月。”

托尔托教授的观察，得到了2019年冬天曾在沙特阿拉伯观察沙蝗灾害的鲍比·戈什的赞同。后者在回复本刊的邮件时表示：“这不是一场我们可以随便忽视的小麻烦。过去18个月里，东非地区交替出现了旱涝两种灾害，尤其是暴雨引发的洪灾，和沙蝗泛滥具有直接关联。而它在规模上是‘圣经级’（Biblical）的。”无独有偶，世界银行在其官方网站上提及东非在2020年面临的蝗灾风险时，也使用了同一个比喻。它们指的是《出埃及记》《约珥书》和《启示录》中曾经反复提及的那种巨型蝗祸：“这蝗虫遮满地面，甚至地都黑暗了；又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和冰雹所剩树上的果子。埃及遍地，无论是树木、田间的菜蔬，连一点青的也没有留下。”“它们蹦上城，蹿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它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

而从2019年夏天延续至今的阿拉伯半岛—东非大蝗灾，在惊人程度上绝不亚于上古文人的记录。世界银行在2020年4月底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2019～2020年东非蝗灾的危害等级之于肯尼亚是70年一遇，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则是25年一遇。而25年前的那场“蝗祸”在当时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造成了超过60万平民非正常死亡，是“冷战”结束后非洲遭遇的第一场与内战和政治危机无关的人道主义灾难。

另一方面，沙蝗灾害与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具有直接关联的判断，绝不是托尔托的一己之见，它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在今年1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指出：“气候变化与困扰埃塞俄比亚和东非的史无前例的蝗灾之间存在关联。”“更温暖的海水意味着更多的气旋，它为蝗虫提供了理想的繁殖地。今天，一些蝗群的规模和东非主要城市一样大，并且每天都在恶化。”

在2020年2月发表于《国家地理》杂志的一篇文章中，美国环境科学研究者玛德琳·斯通（Madeleine Stone）梳理了东非大蝗灾发生的逻辑链。2018年5月，北印度洋极强气旋风暴“梅库纳”（Mekunu）掠过阿拉伯半岛南端，在也门的鲁卜哈利沙漠中造成了一连串适宜沙蝗产卵的沉积水塘。同年10月的另一场特强气旋风暴“卢班”（Luban）则使同一地区再度遭遇暴雨，导致沉积水塘的规模持续扩大。在人迹罕至、且长期受困于内战的也门沙漠中，蝗虫在短短9个月内就繁殖了三代，使得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昆虫数量增加了大约8000倍。当它们在2019年夏天随信风迁移到“非洲之角”地区后，沙蝗繁殖的中心也顺势移动到了东非，并造成了当年第一波蝗虫泛滥。接着2019年深秋东非开始普降大雨，沙蝗再度进入了理想的繁殖“窗口期”。

在斯通眼中，看似充满偶然性的一系列巧合，内含的却是全球生态系统的一场大危机。足以导致印度洋东西两侧海水温度紊乱、从而可能在阿拉伯海形成罕见气旋的“印度洋偶极”（Indian Ocean Dipole，亦称“印度洋厄尔尼诺”）现象，平均每30年通常只会出现4次，但它在2006年至今的14年间已经发生了5次。在历史上，只有全球气温的显著升高会导致如此反常的情形。印度洋偶极与2018～2020年东非降水的异常增加以及澳大利亚创纪录的森林火灾具有直接关联，蝗灾则是其副产品。据FAO驻乌干达恢复小组预测，2019年春夏季节发生的第一波蝗灾仅仅是“预演”，而2020年春季暴雨之后的蝗灾规模可能达到前一年的20倍以上。

2020年5月21日，肯尼亚桑布鲁郡的农民展示一只刚刚捕捉到的沙蝗成虫

无力自救的海角

从东非大裂谷往东，地质变化造就的一系列褶皱山脉径直探入红海，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的犀牛角形构造。在这个200万平方公里的板块内，居住着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四国的大约1.15亿人口。“非洲之角”再加上与之毗邻的肯尼亚、乌干达、南苏丹、卢旺达、布隆迪这几个国家，构成了2019～2020年东非洪水—蝗虫灾害的主要侵袭对象，也是2020年粮食安全危机的爆发地。

就地理环境而言，邻接撒哈拉沙漠南端、同时与阿拉伯大沙漠隔红海相望的东非地区由于年平均降水量不足，并不十分适合从事农业生产。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是全球化时代若干种重要的经济作物的主要出口地。长期在加纳、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从事非洲经济报道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记者塞缪尔·格布雷（Samuel Gebre）告诉本刊：“输出茶叶、咖啡、鲜花和烟草，进口玉米、小麦等口粮，构成了‘非洲之角’国家在21世纪初的基本贸易模式。当气候变化带来的水旱灾害以及‘蝗祸’频繁发生时，它们影响到的不仅是东非国家的口粮种植，更将危及这些国家供应国际市场的经济作物。没有那些茶叶、咖啡和烟草，东非就得不到足够的外汇，继而没有能力承担为国民进口粮食所需的预算。”蝗灾带来了一场釜底抽薪式的灾难，使东非无力自救。

在翁博克和他的同事戴维·赫伯林（David Herbling）眼里，即使是在风调雨顺的时期，他们的祖国肯尼亚也不具备自主应对一场意外农业灾害的能力。尽管今天已是东非第一大经济体，但整个肯尼亚具备足够肥力和基本降雨条件的耕地仅占领土面积的15%左右，其中又只有半数可以归入优质耕地。上世纪60年代推行的土地所有权改革运动在该国造成了一个数量惊人的小农群体，全国耕地面积的大约四成由这些低收入农民经营，既不易于集中灌溉、耕作方式又相当原始。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往往倾向于种植单位面积产量更高的甘薯，但不科学的轮作种植方式拖长了甘薯的成熟周期，贫穷的农民也无力承担购买除草剂和农药的费用。这使得尽管从事农业活动的人群占到肯尼亚总体劳动人口的七成左右，但作物收成中有一半系由本地居民自行消费，根本不产生结余。另外六成耕地由大型农业公司经营，但它们也无法摆脱肯尼亚整体基建水平的影响。

翁博克依然能回忆起2018年洪灾时的惨烈状况：整整一年的严重干旱之后，无休止的暴雨下了整整三个月。肯尼亚西南部年久失修的帕特尔—米尔麦特防洪大坝（Patel Milmet Dam）由于山体滑坡而崩塌，20万立方米的存水迅速吞没了附近1400公顷的玫瑰农场，造成大约170人丧生。相比之下，2020年的情形同样不遑多让：在恩佐亚河（Nzoia River）决堤泛滥之后，肯尼亚西部已经有两个郡被彻底淹没，全国受灾面积接近60%。政府被迫紧急将10万名受灾民众临时安置到25个收容营中。由于目前储备的粮食只够消费到6月底，肯尼亚农业部已经于4月中旬紧急批准进口400万袋（每袋90公斤重）的口粮和饲料用玉米。

水利设施陈旧老化，是肯尼亚在洪灾面前无能为力的直接原因。尽管该国的总体负债率与德国处于同一水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属于“优等生”，但债务规模巨大（超过600亿美元）、利息率较高的现实使得中央政府依然必须在公共工程开支方面保持审慎。咨询业巨头麦肯锡在2020年5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要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农田灌溉系统具备可靠的抗风险能力，各国至少需要追加650亿美元的投资，这显然超出了大部分政府的承受能力。而孱弱的水利设施在气候环境不可捉摸的剧变中只会更加窘迫。

与新冠肺炎疫情同步到来的蝗灾，则暴露了更大的政府失能现象。2020年2月，翁博克曾经亲眼目睹肯尼亚木薯种植者拍打着搪瓷盆和铁锅、用电喇叭播放颠簸石块的沙沙声，指望用这类徒劳的方法赶走黑压压从天而降的蝗虫。当地政府已经通知他们，在全国普遍实行社交隔离的2020年春天，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驱虫问题。在埃塞俄比亚乡间，当地农民焚烧旧轮胎和塑料垃圾，反复鸣响汽车喇叭，托尔托教授认为那丝毫不起作用：“灭蝗是一项需要由专业技术人员指导的工作。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们难以去到农村。”

对那些习惯在4月初播种玉米、大豆、高粱等粮食作物的东非农民来说，持续到6月份的充沛降水本来可以提供诸多好处。但新冠疫情下隔离措施的执行以及洪水带来的迁徙，使得蝗虫成为了最大受益者。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今年1月发布的警告，每平方公里的“蝗虫云”中可能容纳有4000万到8000万只沙蝗成虫，它们每天可以移动150公里左右，吞噬可供3.5万人食用的口粮。今年1月份以前，蝗灾破坏的主要是肯尼亚北部和埃塞俄比亚的大型牧场。随着雨季提前到来，雌性沙蝗开始在更靠南的地区产卵。当6月下旬雨季结束之时，已经初具规模的茶树和咖啡树林势必成为新一代沙蝗成虫的侵害目标，从而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旅行经验丰富的翁博克当然了解，使用飞机喷洒驱虫剂是对抗蝗灾的最有效手段，但这在肯尼亚并不现实：“从我有记忆时开始，农民就在用简陋的背负式喷雾泵进行杀虫作业。大种植园或许支付得起租赁直升机的费用，但符合条件的飞机和机场数量都太少了。”世界银行在5月4日调用卫星照片测算出，仅肯尼亚东北部的一个大蝗群就覆盖了60公里长、40公里宽的土地，而在该地区执行喷药任务的飞机只有5架。东非八国贸易集团“政府间发展机构”（IDAG）的一名官员为此向粮农组织抱怨：“我们需要至少100架随时待命的农用飞机来对付现有的蝗群，但东非国家自己只能提供13架。”由于从日本购买的8600公升农药延迟交货，乌干达农业部不得不要求农民顶住压力继续进行春播。东非第二大经济体埃塞俄比亚则有100万平民急需粮食援助：截止到5月初，该国共有35.6万吨未成熟的高粱、玉米和小麦被蝗虫破坏，部分地区近乎颗粒无收。

更黯淡的前景出现在位列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索马里。2019年12月的北印度洋气旋风暴“帕尔万”（Pawan）也把蝗灾带到了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迄今为止的受害农作物规模超过10万公顷。而索马里同时也是2020年春季大洪水的主要受灾国，并有超过1900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截止到6月中旬）。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中东非地区副总监布伦达·贝汉（Brenda Behan）在5月中旬做出了一项悲观的预测：“东非地区直接死于新冠病毒的患者数量或许不会特别多，但与病毒同时到来的水患、蝗灾等关联因素将会杀死更多人。”

2月17日，一名乌干达军人乘坐直升机在索罗蒂地区上空巡逻，以追踪从肯尼亚过境进入该国的“蝗虫云”。受预算和基建条件限制，东非国家的灭蝗行动进行得并不顺利

共抗新变化

“蝗祸”肆虐之下，只有总部设在伦敦的新兴市场基金Gemcorp嗅到了“好消息将至”的气息。该集团执行董事杰米·阿夫纳姆（Jamie Afnaim）在5月中旬向彭博社记者透露，作为俄罗斯和阿根廷小麦的主要出口贸易商，Gemcorp自今年入春以来已经向非洲和中东国家出售了超过200万吨谷物，刚刚从世界银行获得6300万美元援助款的埃塞俄比亚政府也向其紧急订购了20万吨俄罗斯和乌克兰小麦。阿夫纳姆认为：“下注在谷物贸易上本来可能面临回报率风险，但由于蝗灾的范围仍在扩大，我们有信心在今年第二季度就实现利润增长。”据美国农业部估算，2020年度非洲国家谷物进口总量将达到创纪录的5590万吨，较10年前增加27%。

由国际组织向受灾国家提供紧急援助款，随后通过类似Gemcorp这样的贸易商购买救灾粮，构成了过去30多年全球应对传统型饥荒的主要策略。对2019～2020年大蝗灾的救济，依然采用了这种模式。5月21日，世界银行宣布拨出5亿美元专项资金用于抗击红海—印度洋蝗灾，其中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吉布提四个东非国家优先获得1.6亿美元。但和受灾国家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仅仅是杯水车薪：据FAO估计，整个东非面临断粮风险的人数已经增加到2250万，而现有款项仅够为其提供一个月份额的口粮、化肥和种子。

“蝗灾和新冠病毒在同一时间暴发，无疑具有偶然性。但我们应当承认，许多非洲国家为了满足全球市场对经济作物的需求，主动改变了自己的劳动力构成。当他们面临自然灾害的冲击时，单纯的财务援助是远远不够的。”鲍比·戈什分析道。当过去生长高粱、玉米的土地被重新开辟成茶叶和咖啡种植园后，确保国际市场对东非地区的粮食出口不出现异常波动，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公共利益。蝗灾给农作物造成的危害，也绝不会仅仅只影响东非本身——麦肯锡在6月第一周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洪水、蝗灾和新冠病毒在2020年将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业出口造成48亿美元的损失，全球市场咖啡、可可和坚果的价格都会受到连带影响。即使仅仅是为了维持现有的消费习惯，非洲以外地区的政府和国际组织也绝不能装作这一切与己无关。

不仅如此，西印度洋周边海域的温度上升与东非暴雨、蝗灾之间的逻辑关联，意味着脆弱的“非洲之角”已经先于欧亚大陆国家，成为了气候变化现象的主要受害者。相较短平快的应急援助，这更是一项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投入持久耐心和巨额资金的事业。IMF在2020年上半年已经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10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中国政府和G20国家也在与非洲债务国展开谈判，可能对额度超过200亿美元的债务给予延期偿付的宽限。但留给全世界的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据服务于IDAG的气象学家穆巴拉克·萨利赫·巴比克（Mubarak Salih Babiker）估算，倘若西印度洋和红海水域的年平均气温再上升1摄氏度，东非地区出现极端气候的频率就将进一步增加到每两年一次。而2020年的洪水和蝗灾只是“最低程度”的警报。

“非洲之角”国家的治理能力缺失，也在这场天灾中继续暴露。4月10日，当援助人员在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分发大米、玉米粉和食用油时，出现了哄抢和踩踏现象。维持秩序的警察不得不发射催泪弹，以驱散上千名不顾一切的饥民。而乌干达政府已经开始紧急惩处中饱私囊的首都官员——在世界银行出借给该国的4800万美元救援款到位的同一天，坎帕拉市负责供应救济口粮的供应商突然宣布涨价，疑似与部分贪腐官员的授意有关。西非国家加纳首都阿克拉的贫民则向彭博社记者抱怨，他们收到的大米里掺杂着沙子和小石子，大豆也有被虫蛀过的痕迹。不过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封城令”解除之前，灾民很难指望立即改善待遇。

唯一的好消息在于，翁博克的祖国看上去已经厌倦了在水旱灾害之间循环往复的命运。5月中旬，肯尼亚湖盆发展管理局CEO雷蒙德·奥莫洛（Raymond Omollo）对外宣布，该国政府决定投资8.68亿美元，在西部地区修筑一道高95米、长450米的马格瓦格瓦多功能大坝，利用维多利亚湖的水资源进行灌溉和发电。乌胡鲁·肯雅塔（Uhuru Kenyatta）总统同时还承诺将出资至少4700万美元，修复在洪灾期间受损的道路和桥梁。不过在那之前，他们需要首先顶住下一波蝗虫的冲击：6月份大水退去之后，完成繁殖的蝗群又将开始肆虐了。它们在5月下旬已经进入南亚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一场规模更大的全球性蝗灾已经成为现实考验。 非洲非洲大陆时事蝗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