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发荒史

随着朝代的更迭，繁盛、落寞、复辟，随着文明的迁入、迁出，我们对于美的认识，对于修饰主义的基因，似乎从未改变。过去的发型于我们并非毫无关系，当男士决定是否要留鬓角，女性决定吹起一个刘海儿的时候，或许是与我们祖先对于生活态度的某种呼应。

在中国，关于头发最初的记载来自商汤《书传》，伐桀之后，大旱七年，传说汤便把自己的头发作为祭品，为民求甘霖。此后，头发也成为了人们相互辨认的标志之一。又传，楚平王悬赏捉拿伍子胥，画了人像，挂于城池，伍子胥昼伏夜出，愁白了头发，使卒役不辨，成功逃脱。

在距今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发器”来对付凌乱的头发，彼时，东亚人已经从原始时期的散发，慢慢演变成挽髻或是梳头，所谓的“发器”，也不过是些粗糙的木梳。没过多久，秦始皇便统一了六国，除了货币、度量衡、车辙、文字之外，发型也是这位始皇帝的统战对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出土的兵马俑中，可以看到更多的短发武勇陶像的原因。

自此，头发仿佛有了一种功能，一种关乎权力和约束的功能。平髻的流行，往往出现在平头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髻上不梳裹加饰，以顶发向左右平分式较为普遍。为了分化出阶级，除了衣衫之外，贵族女子的头发中出现了九鬟髻、凌云髻、垂云髻等样式。在汉武帝统治时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尊儒思想影响，蓄发，成了当时的社会风潮，这似乎更加固化了发型的“阶级感”，坠马髻、盘桓髻、分髾髻、百合髻层出不穷。

我们对于古人的发型认知，大多是从电视剧中了解到的，尽管争议不断，但无论是造型师还是史学家，总能为此找出证据。《凤囚凰》中的坠马髻，《宫心计》里的倭堕髻，《文成公主》的飞天髻，大多参照了陶俑这种器物的造型，李白甚至在《酬张司马赠墨》的诗句中为母象妖的造型找到了出处。男性的发型大同小异，而女性发型的千变万化，是生活的延展，也是性的象征，发型的变化，如同彼时的器物，出现形状、曲度、镂空和飘逸之感，似乎是当年所能留下来的最直观的情怀产物。

成语“割发代首”出自《三国演义》，曹操命令官兵们不准践踏麦地，否则要杀头。于是官兵们都下马用手扶着麦秆，小心翼翼地蹬过麦田，老百姓看见，不断称赞。忽然，田野里飞起一只鸟儿，惊吓了曹操的马，坐骑一下子蹿入田地，踏坏了一片麦田。他要执法官为自己定罪，而后要举刀假意自刎，被众人劝住，于是，他就用剑割断自己的头发。而后这个故事也常常成为人们谈论髡刑这一古代酷刑时的注脚，髡刑就是强行剃去人的头发，这在蓄发留须的中国古代，会使受刑者成为“异类”，更是精神和人格的一种蹂躏。

头发也是信物，唐代女子晁采与情人私订终身，写了一首《子夜歌》：“侬既剪云鬟，郎亦分丝发。觅向何人处，绾作同心结。”说的就是“合髻”。卫子夫也是凭着一头秀发，吸引了汉武帝的目光，《太平御览》有述：卫皇后“与武帝侍衣得幸。头解，上见其发鬓，悦之，因立为后”。

宋人开始崇尚典雅、淳朴，女性发型多承晚唐五代遗风，高髻为尚，偶有奇趣。元代与金代同好辫发，帝王百姓统一，常见小角垂于肩上，名曰“婆焦”，给人一种胡风之感。明夺政权后，女性的发髻上多了珠翠，一改高髻风俗，由含蓄内敛替代，这一审美一直保留至民国。

古人也有脱发和白发之苦。“安史之乱”爆发时，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才40多岁，就头发稀疏，甚至连簪子都插不上，他有些自怜地写道：“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以此表述忧国情怀。苏东坡仕途不顺，贬官黄州、游历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建功立业，不禁写出“神游故国，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这样的诗句。有一说李白痴迷于炼丹，常年因重金属中毒，周身发热，在《夏日山中》自述：“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凌乱的垂发成为了他全身上下唯一的遮盖，与李渔的“裸处乱荷中”不谋而合。天宝末年，李白见唐王朝政治腐败，深感忧虑，写下：“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头发也曾在历史上引发血案。从五胡至金、清，剃发易服的指令接二连三，人们不得不随着当政者而不断更新、适应发型的变化。清军入关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在顺治二年颁布“剃发令”，强求汉人和蒙古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上千万人因拒绝剃发而被残杀，并造成“嘉定三屠”的惨剧。在《阿Q正传》中鲁迅写道：“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在《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借N先生的嘴说出，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 历史汉朝发型男士发型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