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毒家教”：青少年抑郁治疗困境

（插图 老牛）

记者/刘畅 岳颖

游学营

“居裕然穿着练武术的白衣，在我家的客厅里抽着烟，屋里全是烟味。他问我爸打多少下，我爸说，‘居老师看着办’。于是他把烟头丢进烟灰缸，瞪着一只眼，怒吼着‘今天我就打死你’，抓住我的头，把烟灰缸砸向我的太阳穴，又扯着我的头发撞墙。我被家里的茶几绊倒，光着的脚踩在撒落的烟灰和破碎的花瓶上。他扇我耳光，用戒尺‘唰唰’地打我。我的皮肤烂掉了，戒尺劈开了我的身体。而我妈在旁边冷笑，我爸则同样咒骂着踢我。”

两年来，这样的画面搅着自己被父母强行送到学校，盯着书本发呆的片段，频频出现在卢萍的梦境里。从噩梦中惊醒，想起在“大爱无疆”游学营中的经历，她气促，上身发麻。从2018年底，卢萍就在网上曝光她参加过的“大爱无疆”游学营的经历，希望寻求帮助，但一直没引起多大关注。5月2日，“大爱无疆”本部所在的盐城警方也接到一起未成年人报警，称“大爱无疆”是一个打着教育旗号的“传销组织”，警方宣布立案调查，这个宣称善于治愈“问题孩子”的教育机构才走入公众视野。

2018年患双向情感障碍的卢萍自高中毕业，已在家休学一年，无时不刻的紧张、情绪崩溃时的大哭在家中愈演愈烈。她的父母花费十多万元，将她带到内蒙古的海拉尔市，参加居裕然在呼伦贝尔大草原举办的游学营，踏上十天的“正心之旅”。她在宾馆见到20个同行的孩子，从上小学三四年级到二十五六岁的成人都有，尤以16岁到20岁出头的孩子居多，“除了贪玩的孩子，很多人都有抑郁症，不是和家长闹矛盾，就是非常内向，呆呆傻傻的，胆子特别小，还有就是严重的精神分裂患者，说话颠三倒四的。甚至也有已经将近30岁的成年人。”卢萍对本刊记者回忆。

在“大爱无疆”官网上对游学营对象的认定，是一群“人生无目标、学习无动力、磨蹭拖拉、沉迷网络、初恋漩涡、厌学逃学、休学辍学、黑白颠倒、啃老蜗居、对抗父母”的孩子。居裕然创办的“大爱无疆剧毒家教”专门为面临这些问题的家庭答疑解惑，自2018年开始，遍布赤峰、杭州、盐城、南昌等地的游学营是最为知名的方式。截至2019年底已举办过20多期，“帮助153个被专家确诊为抑郁症、强迫症、自闭症、狂躁症、精神病等被迫服用精神类药物、住过特殊医院的孩子断掉药物”。

它们的官网首页上，居裕然面露微笑、双手抱肩的照片里，戴着眼镜、身穿西装，简介中称：“法国尼斯大学DBA博士”。游学营的活动记录中记载，无论何地，居裕然和他的工作人员面临的情况都是相似的，“有哭闹拒不起床下楼的、有辱骂工作人员的、有躲猫猫的、有闹着要回家的、有报警说有传销组织的、有升级为肢体冲突的”，以致警察到场几乎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而居裕然屡屡通过“强大的气场和不容置疑的气势，大胆对孩子提出要求，丝毫不惧怕冲突，在第一番互动中给足了这些不服家里管教的孩子下马威，埋下了后续深度辅导沟通的伏笔”。

如何互动？官网上没有详细记录。卢萍来到游学营后发现，孩子们每日的活动包括骑马、看蒙古族表演，或是围在一桌吃饭，他们参加篝火晚会、唱歌，看起来都与郊游无异，但互动方式却与这些完全无关。

“抑郁症的孩子本身就很胆小，恐惧交际，许多都是被家长骗去的，第一天拉到偏远的宾馆，换上‘大爱无疆’的衣服后，听到居裕然要抑郁症的孩子断药，他们没有病的说法，见到营地里没有正常的家庭，就想逃跑，甚至想自杀。”卢萍对本刊记者回忆。她当时的病情已严重到味觉异常、气喘得无力上楼，看到有人吃着饭突然满地打滚，吓得偷偷买了回家的机票。第二天一早，卢萍假装去前台买吃的，打车奔赴机场，同时报了警，但因为没有证据，警察把她带回了父母身边。

“大爱无疆”认为这些逃跑的孩子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大局意识、缺少规矩，不为他人着想，不尊重长辈”，家长的软弱助长了他们的行为。居裕然与卢萍的互动方式就是带着家长一起殴打和辱骂。“他是光头，穿着蓝色的Polo衫，手上戴着佛珠，身高将近一米八，很壮。说我‘不是人，报假警’。”提起当日的暴行，如今留着长发，一眼望去与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无异的卢萍声音断断续续、不住地搓手。“我站在那里，几个人抓住我的手。他让我爸爸拿30厘米的戒尺打我的屁股，打了15下，觉得打得轻，他又拿过戒尺打了15下。我的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全都紫了。”

卢萍说自己日后的噩梦正源于此，而暴力并不仅仅发生在她身上。居裕然不承认孩子有病，所有“出格”的行为就是不守规矩的恶习，需要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家法惩戒。他最常用的一种手段是“竹片噼啪汤”。“因为戒尺是竹片做的，简称‘竹片’，打在身上‘噼里啪啦’响，‘汤’即是被惩戒者灵魂深处留下的眼泪，所以戏称‘竹片噼啪汤’。”居裕然将竹片惩戒称之为“喝汤”，除了逃跑，集合迟到、顶撞工作人员等所有违反规矩的行为，都会在全程录像的情况下被打，甚至家长也不例外。卢萍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录音显示，一个家庭因来到会场时迟到，父母自愿挨打，居裕然对父亲说：“我是71年的，这位父亲72年的，我是他哥哥，来趴在这，屁股撅着，你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惩戒三十下起步。”而卢萍也在现场看到，一群人把一个男人按倒在地，扇他耳光、用筷子敲他的嘴，用椅子砸他。

她吓得麻木，感到窒息，放弃了逃跑的计划，而有些更为“刚烈”的孩子则选择付出惨烈得多的代价，斗争到底。

“居裕然称自己从小打架、练过童子功，说‘你们谁要能打得过我，你是我爹’。”张净对本刊记者说。她是另一位参加过“大爱无疆”游学营的女孩。2019年，患有抑郁症休学在家的张净被父母以旅游的名义，带到内蒙古的游学营。她因为不想集合，受阻拦后打了居裕然一下，便被四五个人摁住，包括她父亲在内的一群人拿着戒尺，想打到她屈服。但张净仍然想走，居裕然对她说，因为衣服都是父母买的，想走就把所有衣服都脱了。“当着父母和工作人员的面，我一边与居裕然对骂，一边连内衣都脱了，赤条条地站在房间里十多分钟，才被我妈硬把衣服罩上。”张净对本刊记者回忆。被逼写下与父亲断绝关系的纸条后，她才被放走。

卢萍记得，营地里的工作人员除了居裕然和他的弟弟居志刚，还有“小弟”一样的人物，以及一些衷心信奉居裕然的家长，“有些女工作人员四五十岁，说起话来很感动的样子，仿佛说着说着就要哭了”。孩子们如果不听话，随时会被打，但只要表现得很乖就会得到赞美。“为了不再被打，吃饭的时候听到家长和居裕然讽刺学员，要跟着笑，要主动围着篝火跳舞、唱歌，我主动给居裕然敬酒，还让父亲挽着自己的胳膊，装作很亲密的样子。”

当孩子变得主动、听话，最后一步就是居裕然与每个家庭一对一的“连接”，为每个家庭“对症下药”。按照居裕然的理论，孩子和家长都没有病，只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就是“父亲顶上，女人后退，给孩子树立规矩”。卢萍回想起居裕然一边和自己的家庭说话，一边摩挲她裸露的膝盖，仍令她作呕，“我说我睡不着觉，他说，‘那就整宿睁着眼，让你爸在旁边看着，闭眼就打，就能睡着觉了’”。

暴力漩涡

“游学营里，家长有时和孩子一起活动，有时单独听居裕然演讲，但每天晚上都要聚在一起喝酒，互相吹牛、称兄道弟。工作中的不如意，在那里得到了慰藉。”卢萍说自己在酒桌上看到了家长们虚伪的一面，普通老师自称知名教授、寂寂无名的律师扬言权势无边，得到的却是阵阵附和，全然不介意他们也可能被居裕然打板子，“他们仿佛在居裕然那里找到了‘靠山’，把自己不敢做的事做出来了”。

孩子试图理解父母对暴力的纵容：居裕然立起不容置疑的规矩，家长认为连自己都能甘愿被打而为孩子做榜样，孩子也一定能守规矩。而暴力也给了家长们一种自我解脱的借口。因为也挨过打，他们可以不再顾及孩子的想法，可以彻底放下了曾经对孩子的歉疚——因为家长或多或少都曾意识到，孩子出现精神问题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

出身医生世家的卢萍家境不错，但父亲时常不在家，在家时也冷冰冰地坐在客厅，见到她总是一脸严肃，而母亲强势、暴躁，方方面面都要掌控，父母关系紧张，曾经从家里一直吵到楼道里。卢萍因此从很小时候在家就不由自主地焦虑，能在屋里漫无目的地来回走半个小时，小学就总高兴不起来，不愿与父母独处，心中的烦恼压在心里。

一旦面临学业压力，焦虑就可能会加重成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卢萍从高一开始出现气喘的症状，曾在2019年参加过盐城游学营的李响也是在相似的年纪，发现自己不仅失眠、手抖，而且越来越多时候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出现在食堂或是教室，记忆莫名断档。“自己对学业的要求很严，高一时开始发奋学习，名次蹿得很快，慢慢眼里就只有了成绩，越来越患得患失。”

李响的父母都是研究员，相比卢萍，他的父母恩爱得多，但他发现身边同龄人里抑郁的不少，父母的要求不见得严苛，但孩子都不愿给家人丢脸。李响是同病相怜的人中少见的男性，白净、纤细的他自小敏感，只有坐在波光粼粼的湖边，才能稍微放松下来，回忆起病情把他压垮的一刻：“有一天，我趴在教室的桌上午休，教室的门突然‘砰’地一声打开，我正好梦到在自己房间里睡觉，房门打开，有一个毛茸茸的怪物要进来。我应声大喊，声音大到全楼的学生都听到了。”

他被父母带到医院，确诊抑郁症后，断断续续地休学，也开始服用安眠药和抗抑郁药物。可是抗抑郁药不合适，又不断加量，他的症状加重，控制不住情绪，甚至自残，他换药，乃至吃中药，找心理咨询师，“连中国‘催眠之母’都看过了”，但手抖的症状难以消失，母亲见到他服药后免疫系统越发敏感，经常流鼻血等副作用，越发不相信药物。

类似的情况在“渡过”亲子营联合创始人邹峰看来屡见不鲜。自2018年他加入渡过社群，开始关注亲子问题和青少年心理健康以来，发现自己接触的300多个家庭中，教师、医生、公务员的家庭是孩子出现抑郁的高发群体。父母容易把工作中的状态带到家里，容易给孩子讲道理而缺乏对孩子情绪的接纳，孩子尤其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等精神问题。虽然精神类药物能够缓解症状，断然停药对身体有巨大伤害，但药效不明显也确是事实，“青少年抑郁与成年人的抑郁症非常不同。很多青少年被诊断为抑郁症，或者因情绪忽高忽低而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但是实际上都是焦虑的表现，比如无节制地购物或玩游戏，不是躁狂，而是孩子缓解焦虑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用药，反倒会因为药物副作用而导致孩子能力降低，希望孩子复学，却往往适得其反。”

以邹峰的经验，若想彻底治愈，家长必须接受孩子生病的事实，改善与孩子的关系。家长的愧疚往往来自于对此的认知，但就像只是告诉孩子不要紧张，孩子并不知如何不紧张一样，家长对如何改善与孩子的关系或是束手无策，或是对改变自己心生抵触。

张净对此体会颇深。她曾和父亲说小时候打她不对，父亲不承认，她争辩说“彼此平等”，也动手打了父亲，之后又被打。中学时张净被诊断为抑郁症，她向心理咨询师提起此事，父亲被心理咨询师激动地训斥一通后，父母从此任她打骂。她意识到自己打父母不对，向父母道歉，父母却说他们该打，让她解解气也挺好。结果她越来越内疚，“越内疚越想打他们，就经常打父母，越打父母越恨自己，又自己打自己”。

即使亲子间没有那么强烈的冲突，父母见孩子身体不适便果断休学，孩子脱离原有的生活轨迹，虽然无所事事，也不仅不会驱除焦虑，心里的担忧反而会日渐加剧，病情依旧。“我告诉父母自己玩电脑是为了缓解焦虑，他们嘴上说理解，等真坐在电脑面前，父母仍然面露不悦。”李响说，父母的耐心会在半年或一年后耗尽，转而希望他赶快变好，“即使在教室睡觉，也比在家待着强”。

“大爱无疆”也往往在这样的时刻，成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它迎合了家长对孩子生病的逃避和对药物的厌恶。

家长基本都是从朋友那里得知“大爱无疆”的信息。张净的母亲董玉自从孩子生病，参加过各式各样的亲子课程，但看到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自己知道要改，却不知从何改起，唯有“大爱无疆”有积极的反馈。“居裕然说孩子没有问题，父母、孩子得各就其位，父母得给孩子在生活起居的方方面面立规矩。”董玉曾在北京参加过“大爱无疆”的大讲堂，会议厅里上百位家长齐聚一堂，听到居裕然说夫妻关系会导致孩子出问题，她感到确有道理，又看到有孩子走到台上，讲述自己好转的经历，盼孩子康复心切的她，希望“死马当活马医”。

居裕然曾向媒体坦陈，自己本名居志国，2006年曾因传销入狱，出狱后看到很多成功人士的子女很失败，自己教育的孩子很成功，想当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人物”，拯救广大家庭。“大爱无疆”此前的官网上写明，他在2000年开始做“青少年成长教育与心灵重塑工作”，2015年成立“剧毒家教”机构，举办讲堂，提供上门的家教服务。

“他曾经在登门辅导一个孩子时，被砍伤了右眼，所以右眼皮总抬不起来。”卢萍记得，居裕然对自己的过往从不避讳，他会自信满满地在饭桌上与人争辩，谁曾看到他的过去，他也会给大家放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暗示坐牢的人未必是坏人。

当董玉和丈夫把张净带到游学营，她发现家长彼此并不相知。见到“扒皮大会”上，有的夫妇上台互相指责对方教育孩子时的失责，她理解这是一种发泄渠道，却对众目睽睽的方式心生厌恶。董玉和丈夫深知家长打孩子并不能解决问题，见到别的孩子被打，暗暗心疼和不解，而当自己的孩子一直闹着离开，在众目睽睽下争吵时，被触怒的丈夫也忍不住对孩子扬起了暴力的手。

伤痛无止境

居裕然的大本营“居院”位于盐城市射阳县合德镇兴庆村里。这个在电子地图上标明的“福利机构”，在村中主路上就能见到“大爱无疆·幸福远航”的指示牌。穿过农田和一个个独门独户的小院，与指示牌相同的字眼出现在一个砖石围起来的院门上。有两辆车宽，四五辆车长的一层院子，同旁边像两层联排别墅一样的民房比较起来，像个临时建筑。紧挨院子的路仅一车宽，立着“停车场”的牌子，旁边是农田，“停车场”上停着一辆印有“大爱无疆”字样的房车。

5月21日，当本刊记者来到李响曾经被训练过的地方，院里停着一辆车，晾着衣服，一位中年村妇见有人来，趁停车之际锁门离开，只有院旁乘凉的大爷，热心地询问来者的年龄，父母何时到场一起训练。“春节期间里里外外停了七八十辆车，全国各地的牌照都有，都是家长带着不听话的半大孩子来的。直到昨天离开了最后一个来自西安的家庭，如今院子里只有居老板夫妇住。”他告诉本刊记者，“居老板是隔壁千秋镇人，老板娘在县里保险公司上班，30岁的女儿在县里的中学当老师。两三年前他们搬来这里，盖了这个院子。来的人多时，房车里也能住人。孩子不听话，训练的时候哭闹是常有的事。”

离开的人正是居裕然的媳妇，透过她走时没来得及关上的窗户可以看到，有的房间里面是一张茶几、沙发和床，有的则是四个上下铺。李响和父亲就曾住在其中的一个上下铺里，李响记得，“那次同时来了十多个家庭，平时不是在院外做农活，就是被拉着去公园或北面的连云港玩”。

当卢萍、张净他们向媒体曝光“大爱无疆”打人，居裕然和工作人员宣布暂停游学营，删去官网上他是“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江西宜春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客座教授”的说明，以及对“竹片噼啪汤”和“扒皮”大会的记述。他对本刊记者说自己很忙，告诉信奉他的家长，自己在查阅海量文献，重新编写教材，不定时地选择5个“非常非常着急”的家长与他电话连线。

“本来在游学营之后，居裕然就会与各个家庭建立牢固的连接。他会要求家长背诵、抄写自己总结人生经验后写的《居说集》，家长把每天抄写的章节发到微信群里，否则就罚款20块钱。”卢萍记得自己从游学营回家后，恶心得吃不下饭，而她母亲见到女儿在游学营如此听话，对居裕然非常信任，把《居说集》放在枕头底下，每天研读、写心得，家中的大事小情都找居裕然征求意见，甚至因为听居裕然说有四个厕所风水不好，想卖掉家里的别墅。“居裕然也会到每个家庭回访。有一次他来我在的城市，让我晚上八点一个人去宾馆找他。我不愿意，父母逼着我去，我不得已找妈妈的朋友陪着一起去的。”卢萍对本刊记者说。

从游学营出来，卢萍就感觉被出卖，再也不想相信父母。“我爸变得越来越暴戾，总把‘以下犯上’的词放在嘴边。”卢萍向本刊记者展示她手上一厘米长的伤疤，那是经历一次争吵，父亲把她的胳膊打折后，她打着石膏的情况下又被父亲用刀划的，“我躲到外婆家，他追到那里关起门来打我。我胳膊上的石膏碎了一地，用准备好的水果刀自卫，他用刀锋压我的虎口，流了一地血，我逃到医院缝针，他却报警说我要杀他，被警察训了一通。”

卢萍已和父母分开，搬到了另外的城市，自力更生。类似的断绝屡见不鲜，居裕然用“树立规矩”的方式改变亲子关系的说法，看上去与心理咨询师的建议相似，可是本就因儿时没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安全感而倍感焦虑的孩子，面临家中事无巨细的规矩，势必反抗，或者一走了之，离开父母；或者将与父母的对抗走向极端。本刊记者见到，以减少争吵为由而自己住的孩子，也不愿复学或寻找工作，“因为那就遂了居裕然的意”。邹峰还提到另一种可能的结局，如果孩子的创伤没好，成年后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最好也最难的方式，是父母对孩子的真正接纳和理解。”

李响游学营结束后，回到学校复课，甚至通过了考试，母亲欣喜过望，直到看见他抽屉里白色的药片，才知道一切仍是药物的作用。“信仰”崩塌，母亲开始寻找和他沟通的办法，而父亲曾向他简单地道歉，之后彼此间便不愿再提游学营的过往。

相较之下，张净与父母的冲突激烈得多。“父亲跟我说，他对爷爷好，我将来也会对他好。我说不，只有你直接对我好，我才会对你好。”隔着电话，张净平静地说。从游学营回来后，她与父母的争斗加剧，打到要出人命的地步，父母实在受不了，一家三口分别找了三个心理咨询师，一位心理咨询师一小时500元，家里每个人每周都去聊，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心理咨询师从来都不会劝我，他引导我去观察恐惧，看得清清楚楚。就像非洲的古雕塑，人们把恐惧用艺术呈现出来，就不怕了”。

但她实际经历的，远没有说的这般轻松，家中的冲突是心中的创伤记忆，除非在心理咨询师面前，一家人不敢过多触碰其中细节。而董玉谈起带孩子到游学营的经历，仍满怀内疚。“当时只有‘大爱无疆’教了对待孩子的实际方法，所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试。”她告诉本刊记者，尝试理解孩子并不容易，甚至比理解更重要的是倾听和陪伴，“接受正规治疗后，孩子先住了两个月医院，我们不离左右，才让孩子慢慢恢复了对我们的信任。”

董玉如今可以与女儿共处一室，轮流听电话，彼此开开玩笑。而张净已接受过30多次心理咨询，感觉时间又流动起来，她养宠物，准备重新开始学业。她说：“如果没有恨过，就不配谈爱。”

（卢萍、张净、李响、董玉为化名，实习生李晓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抑郁情绪抑郁违法犯罪游学青少年教育大爱无疆卢萍居裕然精神抑郁症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