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用“利他精神”交朋友

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会发展出不同的自我、不同的人格

文/刘咏秋

3月下旬，随着英国新冠疫情日益严重，我和先生给在那边读大三的儿子快递了一点儿口罩、消毒液之类的防护用品，因为伦敦的防护用品脱销了。东西到了之后，儿子视频联系我们，说他分了一些口罩给同租一套公寓的阿维，因为阿维连“半个口罩”都没有。阿维是印度裔英国人，儿子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在帝国理工学院航空航天系学习。

从去年暑假开始，刚读完大三的儿子申请了“Gap Year”——英美大学的传统之一，上大学之前或之间，可以有一年的时间，用来工作或环球旅行，不影响学业。儿子大二即加盟了由几个年轻人草创的安保无人机公司，上课时做兼职，假期做全职，一方面挣点儿零花钱，一方面则是为了积累工作经验。

公司发展态势良好，需要扩员，作为公司的“老员工”，儿子把阿维介绍进去。这样，他们俩的“Gap Year”同步进行了。但两人的工作步调与一道租房的同学贾瓦德有了冲突。贾瓦德继续读书，做研究报告、写论文需要经常熬夜。为了不影响彼此，儿子和阿维另找了一套两室小公寓，搬了出去。

这时候儿子的薪水增加不少，自己买了一辆“五手车”——五易其手的老旧福特；同时阿维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辆总漏油的老迷你。两人可以驾车上班，不过为了保护环境，也为了省钱，就轮流开车，今天福特，明天迷你，另一个人充当乘客。

早些时候，欧洲新冠疫情尚未暴发，儿子公司的一个年轻同事因去过武汉，回伦敦主动要求居家隔离，儿子自告奋勇将他在办公室的私人物品打包送过去；疫情暴发后，儿子又登记为英国的志愿者，随时准备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作为母亲，我当然会为儿子的安全担心；但同时，在此危难时刻，儿子依旧能为别人着想，的确又让我感到欣慰和骄傲。因为这种利他行为，是我从他小时候就刻意让他明白并践行的理念之一。

跟所有独生子女的母亲一样，自孩子出生后，立即会在邻里中为孩子寻找同龄玩伴，以弥补没有兄弟姐妹的天然缺陷。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大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深深刺激了我，让我明白仅给孩子寻找玩伴是不够的。一个孩子的优秀、出色并不能带来社会安全感；相反，盲目追求功利性的出人头地，把一个或一批孩子的优秀建立在对其他孩子不公正的基础上，其结果必然是人人自危。

我意识到，必须培养孩子的利他精神，让孩子在追求个体优秀、卓越的同时，心存公平、正义的理念，并懂得尊重差异、帮助他人、关爱弱势群体。

要树立这样的理念，并付之于行为，首先需要懂得与别人合作。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居住在同一大院、孩子年龄相近的一群同事进行交流，大家一拍即合，达成共识。我们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策划主题活动，家长和孩子自愿参加，让孩子们在活动中体会合作与互爱。

最成功也最有趣的活动，是结合孩子们的课文，利用周末去“寻访太阳钟”——日晷，了解人类如何一步步认识和标注时间，同时也走访了北京许多有名的地方，如清华大学、古观象台、故宫博物院、国子监等。假如家长没时间而孩子又想去，我们就代管孩子。这个活动，持续了一整个学期。

到了期末，我编了一出短剧，让大院里所有参与的孩子分别扮演各个时期的计时器，每个孩子都能上台亮相，并让其中一个家长扮演“太阳老人”。这出剧，因是家长和孩子们自编自导自演，成功入选北京实验二小的期末汇演。

同时，我们把活动期间拍摄的照片冲洗出来，与孩子们在活动中的画画、剪纸等手工一起，出了一期黑板报。整个过程也让孩子们参与其中，做力所能及的事，最后送去学校展览。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让孩子们体验互助协作的过程。作为活动成果，最后的演出和黑板报不仅给孩子们留下深刻记忆，也给他们带来了荣誉感。

培养孩子的利他精神，还要启发孩子懂得欣赏别人，发现别人的优点。不久后孩子随我们离开北京，去了斯里兰卡，在那里就读国际学校。他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但我们培养他的目标不变。他需要融入新的环境，结交新的朋友。

刚开始的半年，儿子语言不通，老师给了他一本图画本，用画画来传情达意。好在国际学校放学早，中午12点半我们就接他回家，儿子不至于太孤单。半年过去，儿子的英语突飞猛进，跟同学联系多了起来，不久带回来一张请柬——同学贾罕邀请他去参加生日聚会。

斯里兰卡实施全民义务教育，公立学校不收费，还提供免费教材和一顿午餐。因此把子弟送去国际学校的当地人家，大都非富即贵，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工薪族。生日当天，我们按照请柬上的时间，把儿子送到指定地点，却着实吓了一跳：那是一家带游乐场的小餐馆，贾罕家整个包下来，作为同学们生日聚会的场所。

贾罕，一个瘦瘦的小个子男孩，是儿子在科伦坡国际学校最早的朋友。我去接孩子时经常碰到贾罕的妈妈，但那时我英语不好，没法跟她进行更多的交流。

那一天儿子和同学们都玩儿得很开心，临走时，每个孩子都得到了一份小礼物。

后来儿子被邀请去参加生日聚会的次数多了，我们发现这种包下麦当劳或其他游乐场给孩子过生日，是儿子那些富家同学的常态。我因此半开玩笑地跟儿子说，你这些同学不可小看，将来没准哪一个就会成为斯里兰卡的总理，你可得跟他们好好保持联系。

到了儿子生日时，我也盘算着举办类似聚会，回请儿子的同学，加深他跟同学的友谊，但总被极有主意的儿子拒绝。

陈江旋在希腊坎普国际学校就读时，作为乐队贝斯手，与同学在一场音乐会上

跟儿子要好的还有胖乎乎的斯里兰卡女孩普蕾莎。她简直像一个小姐姐。每次看见儿子的鞋带散了，普蕾莎都会蹲下去给他系上。另一个是高个女孩丽哈莎，一个运动健将。然而在运动队里，丽哈莎属于黄队，儿子属于蓝队，丽哈莎总为黄队拿分，让儿子惋惜不已。

科伦坡国际学校每个年级分三个班，分别用学校的缩写字母C、I、S来命名。学生每升一级，不仅要换老师，连班也要打散重分，以让孩子在学校里多交新朋友、适应新老师。比如一年级进的是C班，二年级就可能变成I班或S班，如此随机轮流。在小学阶段，贾罕总是意外地跟儿子分在同一班级，让我们印象深刻。

我们一直教育儿子，要发现别人的优点，懂得欣赏自己的同学，故儿子虽然辗转多个国家，却跟相当一部分同学维持着长久的友谊。他高中毕业，在“脸书”上贴出帝国理工学院录取通知书时，他在斯里兰卡的一个同学跟帖道：热烈祝贺，亲爱的陈，还记得你带着我们，扔了一教室的纸飞机吗？如今梦想成真了！

斯里兰卡这个印度洋岛国，仿佛一座热带大花园，堪称野生动物的天堂。因此说到儿子童年的玩伴，还应包括那些随处可见的野生动物。而一个个英国殖民时期即划定的自然或野生动物保护区，则让我对儿子的利他主义教育，由个人行为上升到社会设计层面，并为之提供了形象的范本。

那时候，利用假期和周末，我们带着儿子参观了几乎所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印象最深的是去南部的雅拉国家公园。开车奔波了一天，到达公园里用原木搭建的圆形酒店房间时，儿子惊喜不已，压低了声音说：“妈妈，袋底洞！”仿佛大声说话就会把这小木屋吓跑了似的。而酒店经理叮嘱我们，夜里不可外出，酒店没有围栏，属于野生动物领地的一部分，它们会出来觅食。第二天早上看到路上果然有新鲜的大象粪、野猪粪，那种与自然共枕的感觉，让儿子兴奋不已。

酒店经理受过极好的职业训练，答应儿子晚上带他去看到酒店里来溜达的大象。果然，入夜不久，经理来了，带着手电和另一位员工，告诉我们大象就在不远处。我们屏声静气，蹑手蹑脚跟他前行，发现酒店的路灯都巧妙地隐藏在树丛间，昏暗，仅够照明，且光束一律向下。经理解释，那是为了不让候鸟迷路，过分明亮的人工照明，会让候鸟迷失方向。

走了不远，在经理的指引下，果然看到了那头大象，悠然扎在厚厚的灌木丛中，响亮地咀嚼着树叶。我们大气也不敢出，守在那里，约10分钟后，没有被惊动的大象继续前行，很快就被灌木丛遮蔽。

斯里兰卡的动物保护，就是一堂活生生的人类如何与野生动物共生的课。而那里野生的蜥蜴、孔雀、松鼠、猴子等，构成了儿子童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偶尔听到大象被火车撞上，或是踩了地雷被炸死、炸伤的新闻，儿子都会难过好半天。

到了希腊，我对儿子的利他教育延伸到了城市公共领域。我和先生随时随地发现例证，跟儿子探讨利他的必要性。比如进商场或出影院给后面的人把住门；滚梯上靠右站立的原理——留出左边给有急事、需要赶路的人；不能占用快车道和紧急车道的交通规则；永远留出来的残障人士车位等。

假期去维也纳旅游，看到台阶上下方，画有如何推婴儿车上下的示意图；银行营业厅外面的墙上，钉有不起眼的金属挂钩，方便牵着狗前来办事的人将狗索挂在上面；公园里随处都有的公共饮水处……我们会一一指给儿子看，一起探讨城市公共设施中“利他”的设计，如何在细节上提升了城市的宜居度。

经过这样的讨论，得出以下结论可谓顺理成章：正如人类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的利他行为，最终目的在于保护人类自己一样，在社会生活中，考虑不同族群，满足他们的不同需求，实际上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

但也恰是在希腊，儿子开始接触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随着进入青春期，反叛开始，有一阵子竟然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信奉优胜劣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我很少在他长篇大论的时候反驳他，但会采取因势利导、旁敲侧击的方式予以纠正。

那时候儿子有一个名叫彼得的同班同学，性格随和，特别喜欢跟儿子他们一小群成绩较好的同学扎堆。儿子和他那帮朋友老是讲关于彼得的笑话，提问答不上来啦，多简单的题也做不出来啦……甚至说彼得的智商不如一只茄子。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说，彼得肯定有一样大家都没有的天赋，只是你们和彼得自己都没发现。儿子追问，他能有什么？我说，起码彼得比你们修养都要好，大家开他的玩笑，人家可从来不生气。儿子想了想，说，倒也是啊。

到了11年级，彼得终于因为成绩跟不上而留级了。这事让孩子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再嘲笑彼得。而具有宽厚心胸的彼得，并没有因此受打击，跟儿子这一小群体的关系没有改变，同学聚会的时候，照样参加。

就在儿子昏天黑地备考大学的时候，彼得的天赋不声不响地显露出来：他的兴趣转向绘画，且灵光乍现，画得特别好，晚儿子一年，被爱丁堡一所艺术学校录取。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时，儿子感叹，妈妈，你说得没错，造物主是公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天赋，关键看能不能发掘出来而已。

针对儿子的社会达尔文观点，我们也有过很多争论。比如废除死刑与否的问题。儿子主张不应该废除死刑，理由是罪犯关在监狱里，纯属消耗生活资源；死刑不仅有惩戒作用，还节约社会成本。我最后以冤案的例子说服了他——假如这个“罪犯”是被冤枉的，或者是被错判的，死刑就会让人失去纠正和申冤的机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又比如有一段时间，看见路上乞讨的人，他就会生气，说为什么这些人不去打工？为什么要不劳而获？我会告诉他，你并不清楚这个人经历了什么，有着什么故事，是什么让他沦落到如此地步。我说，根据我的经验，他们中的不少人，恐怕存在精神或心理问题，而不能简单归结于不劳而获。

儿子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是在2015年。那时希腊陷入难民危机，每次采访回来，我都会把一些难民故事跟儿子分享。其中最令儿子动容的，是我在一篇题为《提前长大的孩子们》的报道里所记叙的难民孩子的经历。这些儿子的同龄人，经过战火、死亡、非人的折磨，独自历险，踏上欧洲大陆，每一个都是现代版的《奥德赛》。

那年8月，儿子跟我们去了难民危机前线——莱斯沃斯岛。我们去难民营采访时，儿子碰到了一个志愿者小组，成员来自以色列和西班牙，主要任务是去海滩清理难民们登陆后遗留下来的橡皮筏。儿子加入了这个小组，提着电锯，把整块橡皮筏切成块，捆起来送到垃圾场。那次经历之后，儿子彻底告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陈江旋在斯里兰卡期间，跟随父母去南部蛇庄参观，与蛇亲密接触

还在斯里兰卡时，一次回国途中，我们特意经停新加坡，去看望我一位自毕业后就天各一方的大学同学，当时她在新加坡一所私立语言学校任校长。席间聊天，儿子对我们延续了多年的友谊很感兴趣，不停地刨根问底。我同学对儿子说：“知道你妈妈身上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吗？是她总为别人着想。”

这一评价正面得连我都意外。我是家中长女，习惯于照顾弟妹；平常为人处事，只要力所能及，总是不吝帮助别人。但在老家，这种个性会带来非议，有喜欢揽事之嫌，故专门有一个词来形容，叫“领破帽子”。个性使然，积习难改，我常用这个词来自嘲。

儿子不仅继承了这一品格，也学会了这个词。他在希腊坎普国际学校念书的时候，回到家经常会对我们说，我又领了一个“破帽子”，包括志愿给低年级学生讲解化学等等。而新冠疫情伊始，英国实行禁足令后，儿子告诉我们，他响应英国政府的号召，连车带人登记为志愿者，随时准备去运送物资，他开玩笑说，妈妈，你看，我又领了一顶“破帽子”！ 阿维同伴朋友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