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夫·西蒙斯:与时尚之间的爱恨交织
作者:钟和晏毕加索的作品启发了西蒙斯在Jil Sander任职期间的女装系列 (c) Jil Sander
图片版权/ (c)Raf Simons
首次共享创作权利
2016年,比利时时装设计师拉夫·西蒙斯(Raf Simons)与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有过一次长时间对谈,发表在伦敦独立时尚杂志《System》第八期上。当时普拉达说:“我真的很想做一件事,就是和拉夫一起工作,也许也和其他设计师一起工作,那样会很有趣。”
西蒙斯表示赞同:“设想如果某一季缪西娅来主持Raf Simons品牌,我去Marc Jacobs,然后麦克去设计Prada?多么令人兴奋!”他接着说:“也许时尚行业应该像博物馆一样运作,有馆内策展人,也有客座策展人。最近,时装业已经停止探索多种可能性,它应该再次解放自我。”
四年之后,对谈中的戏言居然变成了事实。从4月份开始,拉夫·西蒙斯正式成为Prada品牌的联合创意总监,与缪西娅·普拉达共同承担“创意投入与决策的同等责任”。如果意大利疫情状况平稳下来的话,今年9月份,两人将展示首个共同设计的女装系列。
西蒙斯安静地提供了另一种复杂的男性气质,接近瘦高的、彬彬有礼的有时又略为笨拙的男人形象
如今联名限量版已经成为潮流,也有知名设计师与酒店、家居品牌合作的案例,但是一个受公众瞩目的品牌同时拥有两位知名创意总监,平等共享创作的权利,这在时装界是前所未有的。普拉达集团宣称,对西蒙斯的任命并不是改变设计方向,而是重申创新的重要性。
普拉达现年70岁,已经担任家族企业创意总监42年,她凭借难以预测的创作力,始终充当女性主义的代表,很少有时装设计师能够与她的想法和思维方式相匹配。也许今年52岁的西蒙斯是例外,普拉达在宣布两人成为联合总监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彼此喜欢,彼此尊重,我们想知道这样的合作会如何发展。”
从许多方面来说,西蒙斯堪称当代设计师的蓝本,他是一位“策展人”而不是裁缝,擅长用服装表达青春与叛逆的主题,传递周围世界的一些信息与价值观。他说过:“我不想只是发布时装,我想展示我的态度,展示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把记忆和未来愿景放入现今的世界中。”
西蒙斯与加州艺术家斯特林·鲁比合作的Raf Simons / Sterling Ruby系列,检视暴力、城市空间、社交焦虑等概念
他的同名品牌Raf Simons创立于1995年,那是詹尼·范思哲、乔治·阿玛尼塑造的肌肉发达美男子统治的年代,西蒙斯安静地提供了另一种复杂的男性气质,接近瘦高的、彬彬有礼的有时又略为笨拙的男人形象。他的设计始终围绕着青少年亚文化主题,用英国青年学生制服的原型结合贴身的剪裁,以拼贴、补丁、磨损等前瞻性的方法平衡着怀旧元素。可以说,他是现今最有影响力的男装设计师之一,改变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男装面貌。
他承认除了自己设计的衣服之外,还会穿Prada男装:“我穿Prada的原因,不仅仅出于喜欢那些衣服,而是缪西娅拥有我可以认同的理念。如果另外某个品牌有件漂亮的外套,但设计师不是能让我从视觉、见解或文化层面产生共鸣的人,那么我就不想穿它。”
他们两人确实有一些迥异于同行的共同点,他们都不热衷于公关宣传和社交媒体,都具有在时装设计中借鉴文化、艺术和政治因素能力。Raf Simons每个系列都体现了他的个人喜好和特定兴趣,以及每种设计的创作时间。如果他正沉迷于18世纪绘画艺术或意大利设计师埃托尔·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在孟菲斯集团时期的设计,你一定可以从时装秀上找到参考元素。
他与加州艺术家斯特林·鲁比(Sterling Ruby)合作了12年,2012年加入Dior后首个系列中有一件中式真丝连衣裙,裙子后背部分使用的不是传统的花朵编织,而是鲁比的喷漆作品再现。2014年,两人还合作了一个Raf Simons/Sterling Ruby联名系列,检视暴力、城市空间、社交焦虑等概念。
拉夫·西蒙斯是现今最有影响力的男装设计师之一,改变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男装面貌
西蒙斯和普拉达同样还有超前的预测品位能力,也就是说,让人们对还不确定是否想要的东西产生欲望。当一些年轻设计师试图探索新的方向时,可能会说“正在尝试做Prada”。西蒙斯的男装也一样,如今,几乎整个男装行业都在追随他20多年前创造的街头风格以及剪贴图形。
他的一些档案作品是二手购物平台上的抢手品,比如Raf Simons 2000年春夏系列中印有“金字塔”徽标的黑色夹克衫,2002年秋冬系列中的雪色和沙漠色调数码迷彩帽衫,或者超大剪裁和复古水洗效果的Nebraska圆领卫衣。每件卫衣上都有独一无二的磨损处理,随着穿着的时间,磨损会不断演变。
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价格也许片面地证明了这种领先于潮流的声誉,Raf Simons 2001年秋冬系列“暴乱”中有一件橙色衬里的褪色迷彩夹克外套,上面有战斗和警察部队等标志性图像,嘻哈巨星坎耶·韦斯特(Kanye West)曾被拍到连续几个月穿着它。2018年,这件带补丁迷彩服的同一款式在Grailed二手平台上以4.7万美元的价格被售出,这也是Grailed迄今为止售价最高的单品。
1995年以来,年轻人的意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西蒙斯却始终受他们的追捧。在他的分析中,几乎整个20世纪,高级时装带着内在的陈旧特性,从未改变和发展,它的受众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直到年轻人按捺不住要加入进来——“我们要看、要消费、要做出反应并进行对话,即使我们不是T台下的观众”。另一方面,现今许多所谓的高级时装并不是真正的高级时装,它们只是在T台上展示出来的衣服,风格和色彩略有不同,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Raf Simons 2020秋冬男装系列以“太阳系青年”为主题
Raf Simons 2016秋冬系列中的超大号磨损毛衣
一切都与时间点和绩效有关
西蒙斯与普拉达有所不同的应该是两人的起点和背景,普拉达1949年出生于米兰,接管祖父马里奥·普拉达1913年创立的奢侈品牌之前,获得米兰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相比之下,西蒙斯的成长经历要平凡许多,他在比利时靠近荷兰边境的内尔佩尔特(Neerpelt)出生长大,一个只有8000居民的小村庄,那里没有电影院、博物馆、画廊和精品店等。他的父亲是军人,母亲是清洁女工,上大学之前他对时装没有兴趣,一点也不迷恋衣服。
他的青少年时代正是“新浪潮”摇滚乐盛行的年代,他痴迷于Duran Duran、Kraftwerk、Depeche Mode、Joy Division、Black Flag等乐队,反复收听他们的歌曲。他自称那时是一个有点阴郁孤立的孩子,总是穿黑色衣服,还把喜欢的乐队名称缝在衣服上。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主题因此成为他开创事业的基础,在多年的服装系列中一再表达着这种执着。
其实,他没有接受过时装设计师的正规训练,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在比利时林堡省亨克市(Genk)艺术学院学习工业和家具设计,偏好那些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对社会问题及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做出反应的那一代设计师,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让·普罗韦(Jean Prouve)和夏洛特·佩里安德(Charlotte Perriand)等人。
如今,某种意义上他持续着产品设计师的身份,与丹麦纺织品制造商Kvadrat持续合作开发新的面料,从中产生了一些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最新的2020系列已经是第七次合作,新系列参考普罗韦的功能主义,将童年的舒适感融入技术复杂的编织中,既有自然沉静的色彩,又有拥抱泰迪熊一般的温暖触感。
回到大学临近毕业时,他进入前卫时装设计师、“安特卫普六君子”之一沃尔特·范·贝伦登克(Walter Van Beirendonck)的工作室当实习生。1989年,贝伦登克带他去巴黎时装周,观看另一位比利时年轻设计师马丁·马吉拉(Martin Margiela)的时装发布会“白色”。
当时马吉拉没有钱,他找到了巴黎郊区一处黑人社区的儿童操场,问家长们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表演。家长们回答:“是的,你可以用这个操场,但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观看。”所以,当模特们穿着白色和透明塑料制作的连衣裙出现时,一些黑人小孩站在前排的观众面前。
西蒙斯在2012年成为Dior高级时装、成衣和配饰系列的艺术总监,短短3年之后高调离职 (c) Dior
孩子们突然跑向模特,随性穿梭在她们之间。表演中的情感张力让一半的观众流下了眼泪,包括西蒙斯自己。他后来一再回忆:“没有其他人的时装对我有如此大的情感冲击力,只有在那时,我才理解了时尚可能是什么,它可能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不久之后,他设计了一些类似学校制服的紧身黑色西装和紧身无袖衬衫,对青年亚文化的迷恋与高级时装的裁剪传统嫁接在一起,通常是技术上具有挑战性的设计。26岁那年终于制作出40~50件男士服装,变成他的第一个系列。
不是通过女士高级时装,而是通过男式成衣,注定是一条相对艰难的发展道路。西蒙斯属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六君子”之后的一代,他的个人品牌仍然以安特卫普为据点,工作室里只有八名员工。直到现在,虽然Raf Simons在世界各地多家商店出售,产品线的创造力远远大于它的商业影响力,如果从商业角度来看,它仍然是一个小品牌。
西蒙斯在起初的整个10年相对默默无闻,2005年他受聘于德国时装品牌Jil Sander担任创意总监,以大胆色彩、简洁线条和独特轮廓平衡着品牌与生俱来的简约感。约翰·加里亚诺被Dior解雇之后,他在2012年成为Dior高级时装、成衣和配饰系列的艺术总监,短短三年之后,2015年高调离职。
西蒙斯说过:“我与时尚之间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我以某种方式迷恋它,完全被它吸引,另一方面我又非常讨厌它。”它的肤浅感和疯狂节奏让他感到沮丧,他在迪奥的所有工作必须在三周内完成,最多五周。“我不希望只是发布会、发布会,我喜欢深入思考,期待看到人们的反应。过去几年中,我不再思考,一切都与产品、时间点和绩效有关。”
西蒙斯在Calvin Klein任职期间从同行那里赢得赞誉,产生的关注却无法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增长 (c) Calvin Klein
2016年至2018年期间,他担任美国Calvin Klein品牌的首席创意官。这一次的任职时间更短,距离合同到期还有八个月就被解聘了。Calvin Klein的母公司PVH管理层对他的财务表现和设计偏向非常不满,双方发生了公开的冲突。
聘请一位以高时装概念著称的设计师来负责一个以牛仔裤、内衣和挑衅性营销闻名的品牌,本身就是冒险的决策,西蒙斯的个人审美观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多层次品牌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脱节,对受众而言可能过于高端和艺术化。显然,Calvin Klein的需求较少由高端设计驱动,更多是由大众营销策略推动的。
任职期间,他获得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的多个奖项,从同行那里赢得赞誉,产生的关注却无法转化为持续的收入增长。此后,Calvin Klein不再举行时装秀,也没有任命新的设计总监。
纠正将商业成果置于创造力之上
现在普拉达集团的问题是,投入新的创意力量将如何影响这一增长趋势,毕竟这是一个突破现有时尚系统和行为的大胆决定。普拉达和西蒙斯当年在《System》杂志上的长谈文章起名为《大品牌的想法出了点问题》,主要就是针对现有的时尚系统提出质疑。
“过去,一位设计师制作一个系列,将它展示给一小部分专业人士,然后几张照片出现在杂志上,几个月后这些衣服出现在商店里,激起购买者的欲望。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即刻在网上看到时装秀,到服装可以购买到的时候,人们的兴趣早已经转移了。这种快速交流既令人兴奋,也可能包含了危险。趋势变得非常强大,在线力量也变得非常强大。”
西蒙斯从他在Dior的工作经历中发现,创意总监在实际的服装设计、舞台表演等方面享有自由,不会受到管理层的干涉,但品牌结构本身过于占主导地位,比如通过活动、晚宴、礼物和广告等获得受众的满意度等。在这种压迫性的结构中,过去一直占主导地位的设计师已经没有自由的存在空间了,围绕时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的所有者和投资者。当时,普拉达回答说:“现在,绝对是时候重新考虑定义我们的这些系统和结构了。”
推动两人联盟的还有时尚行业中创造力被边缘化的事实,西蒙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详述了这一点:“如今,一家企业可以在没有强大创意的情况下,却拥有强大商业的可能性,这是新的现象。但我们仍然相信创意的力量,相信它能够帮助定位品牌的业务。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哪些是创新的,哪些是复制品,哪些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
对于那些拥有创意力量却畏惧时尚行业疯狂节奏的设计师而言,要么彻底离开那个圈子,要么在边缘地带安静地做自己的事情。就像“安特卫普六君子”,他们曾经以激进前卫的风格和饱含情感的服装掀起时尚革命,但是比利时缺乏在服装、设计或制造业的历史和生产可能性,安特卫普无法与巴黎、米兰、伦敦和纽约等时尚之都相提并论。如今,“六君子”们仍然小规模地经营着自己的独立品牌。
这也许也和他们不喜欢曝光和获得公众关注度的个性有关,西蒙斯的偶像马吉拉就是如此,极富创造力却极其低调隐匿,几乎从不出现在公众面前。马吉拉2009年正式退出了他的个人品牌,最近一次获得他的消息是2018年,为了表彰他的整个设计生涯以及对时装发展的深远影响,比利时时装协会授予他2018年度评审团大奖。
马吉拉没有现身颁奖典礼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送去了一份得奖感言,并难得地陈述了当年退隐的原因:“我无法面对日益增长的绩效压力,社交媒体上澎湃的信息摧毁了等待的快感,时装应有的惊喜元素都被抵消了,而这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作为极少数在时装界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型设计师,西蒙斯与普拉达的联合既是他们之间相互赞赏的结果,也是对时尚发展趋势的一种应激反应,试图纠正将商业成果置于创造力之上的现象。普拉达已经超过意大利规定的退休年龄,如果他们的合作能够成功的话,不仅解决了Prada品牌一直悬而未决的继承人问题,也将迫使时尚界重新思考创造力的重要性。 时装搭配爱恨交织西蒙斯时装时尚普拉达时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