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登顶的人：珠峰大本营五天五夜

海拨6500米营地又称“魔鬼营地”，因为它处于群山环抱的窝谷地带，空气流通不畅（汗斯 摄）

身处珠峰大本营

傍晚时分起风了，到处都是帐篷被风刮动的声音。珠峰顶部似乎也起风了，一缕凝结的水汽像冰冻的烟雾随着风势从山顶向水平方向飘动。残余的夕阳向珠峰金字塔形的顶峰围拢过去，银色的冰雪和暗灰色的岩石都消失了，只有金色挂在尖部。山峰巍然耸立，傲视着周围的山脊。

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只觉得周围的风越来越大。过去的两周里，我一直憧憬着这一刻的到来。然而现在，当我真正站在这里，站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的大本营看到传说中的“珠峰金顶”时，却提不起一点劲儿来感慨抒怀。我的血氧饱和度最低时只有65%，大脑只能得到极少的氧气，在高原反应的作用下，除了明显的头痛、寒冷和疲惫，我什么也感受不到。

虽然从拉萨到珠峰大本营只有600公里的车程，但因为两地有着1600米的海拔高差，这一路并不轻松。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氧气含量相当于海平面的一半。为了适应不断升高的海拔高度，人体在许多方面都要做出调整，呼吸加速、血液pH值改变、输送氧气的红细胞数量激增，这一转变通常需要数个星期才能完成。而我在到达拉萨两天后就出发上路了，跟随中国登山队的后勤团队，前往大本营。

车沿着雅鲁藏布江一路行驶，318国道的景色从花岗岩山脉变成沉积岩山脉，再变成板岩，植被越来越少。沿途先在海拔4000米的日喀则停留一日，然后又在海拔4300米的定日县协格尔停留两日，这是前往大本营路上最后一个重要县城，在这里的适应必不可少。从协格尔出发，翻越能看到“世界屋脊线”的久乌拉山口，就算正式进入珠峰大本营所处的谷地了。绒布寺附近被称作“游客大本营”，往年这里是游客能抵达的最远地点，到处是帐篷旅馆和小商小贩，不过因为疫情，现在这里空空如也。车再往前开，平缓的柏油路就变成了碎石路。翻过前面的山包，就是登山大本营。

5月6日，2020年珠峰测量登山队队长次落带领全体队员徒步前往海拔5800米的过渡营地（汗斯 摄）

自1953年5月新西兰人埃德蒙·希拉里和夏尔巴登山家丹增·诺盖代表人类从南坡成功攀登珠峰以来，全球登顶珠峰人数已逾4800人，而途中不幸丧生者超过300人。珠峰就像一个大舞台，60多年来在这里上演了无数责任、自负、理智、欲望、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剧情。有的人从这个世界最高的舞台上完美谢幕，得到鲜花、掌声和荣誉，而有的人至今还留在这个寒冷的舞台上，留给人们无尽的悲伤和缅怀。

1960年5月，中国登山队队员们向珠穆朗玛峰进发（新华社供图）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屈银华、贡布成功从珠峰北坡登顶，此后这座巨峰的北侧历经了无数重大的国家攀登事件，并从1980年开始对外开放，允许外国商业探险队来华攀登珠峰。每年4月初到5月底，就成了珠峰登顶的最佳时机，这期间珠峰大本营就像一个国际村，里面会驻扎着来自全世界的登山好手，五颜六色的帐篷散落在这片谷地里。不过今年受疫情影响，尼泊尔政府关闭了珠峰南坡，地处西藏的珠峰北坡大本营也未对外开放。此次的后勤主管阿律告诉我，往年都会有十几到二十几支外国登山队，整个山谷都会搭满帐篷，俄罗斯团队的西餐好吃，美国团队会在帐篷里设酒吧，而今年只有中国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他们4月3日到达，用了20天完成建营。之后，中国登山队和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组成的珠峰测量登山队将从这里出发，登顶珠峰，在顶峰展开珠峰高程测量工作，并最终由中国与尼泊尔双方共同宣布珠峰永久高度。

尽管我一再赶路，依然没有赶上此次中国登山队的大部队。当我4月23日到达大本营的时候，他们已经完成了在大本营的适应，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山上拉练。不过大本营依旧热闹。

中国登山队营地旁边，是今年唯一一支国内商业登山队的营地。按照计划，他们将在中国登山队完成攀登任务后准备冲顶，现在他们刚刚开始为期将近一个月的各类适应性训练。大本营从来不乏梦想者，从16岁的河北小姑娘，到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抖音网红，再到大公司老板和完成过无氧攀登的高手，每位队员458848元的报名费用，带来的是极其完备的设施，独立帐篷、电热毯，巨大的娱乐帐里从按摩椅到桌上足球和投影仪一应俱全。就在商业登山队的队员们抵达大本营开始适应的时候，大量的高山协作和高山向导已经前往分布在海拔5800米至8300米的珠峰各个传统营地，进行修路、运输和建营，为队员们提前准备好帐篷、食物和煤气。客人到达时，甚至可以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点菜，大本营会将菜做成半成品，派4名协作以“人肉外卖”的方式通过两天路程背到6500米前进营地。

1995年，徒步旅行者在珠峰大本营休息

1921年，英国珠峰探险队雇用了第一批来自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作为高山协作和向导，搬运行李、搭建营地，这种做法在之后的近百年里被大多数探险队沿用下来。自珠峰北坡对外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登山队从尼泊尔带着夏尔巴高山服务团队进入西藏，从北坡攀登珠峰。早年在北坡大本营担任联络官的尼玛次仁颇受影响，创办了专门培养高山协作和向导的西藏登山学校以及提供高山服务的圣山探险公司。如今北坡的夏尔巴人已经大部分被西藏登山学校毕业的藏族人取代，尤其是那些登上过珠峰的藏族人，像他们的夏尔巴前辈一样，在大本营得到了极高的荣誉。本次无论是商业登山队还是中国登山队，向导、协作、后勤等工作都是由西藏登山学校的藏族员工负责，其中包括曾14次登顶珠峰的高山向导扎西次仁和扎西平措，他们都是西藏登山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

尽管大本营设备齐全，但在这漫长的一天行将结束之际，我还没有对这里的夜晚形成概念。晚上8点左右，太阳落山，气温随即降到了冰点以下，人们并不愿意早早钻进寒冷的帐篷里。戴着毛线帽子，裹着羽绒服，在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羽绒睡袋里，我依然感到极寒。深夜，帐篷里的温度降到了接近零下十几摄氏度，加之高原反应，不仅剧烈的头痛折磨着我，不时还会因呼吸困难而惊醒，一夜无眠。不过似乎谁都没有睡着，深夜，除了风刮在帐篷上的声音，周围尽是脚步声，帐篷的拉链声，烟味，以及咳嗽和难受到哀号的声音。第二天，早晨8点半，阳光还没有射入大本营所在的山谷，便已经传来了藏传佛教的诵经，鸟叫、雪鸡打鸣，以及牦牛的铃铛声，睁开眼，睡袋上是一层霜。

说实话我在来大本营前，并不知道这次中国登山队的主力队员都是谁。珠峰已经12年没有过国家性质的攀登活动了，人们对“登山英雄”这个概念越来越模糊。次落是唯一留守大本营的中国登山队队员。他说在2003年国内登山职业化之前，中国登山队并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甚至连高山协作、向导的分工都没有，所有队员都是一样的，都要参与运输工作，有的人相对经验丰富、技术好还要负责修路，待到最后攻顶之前，再从大部队里根据体能状况选拔攻顶队员。”1998年中国与斯洛伐克联合攀登珠峰，第一次攻顶因天气突变而导致中方三名主力伤退，身为武汉地质大学学生的次落替补登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登顶珠峰的在校大学生。“以前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登顶，都算成功，登顶者也仅仅是一个集体利益的代表，而现在只有‘自己’登顶才算成功。”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登山协会后，他几乎参加了之后中国登山队所有重大攀登活动，并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再度登顶珠峰。如今，已经46岁的他担任了本次登山队队长，队员上山拉练，他管理着空空的大本营。

常年的职业登山运动使人平和。次落身上就透露出一种强烈的沉稳和敏感的气质，尽管他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坐在指挥帐里，但大本营发生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在他的掌控中。他会关心刚从拉萨来到大本营的记者的高反程度，也会注意大本营发电机的使用情况。不过在这份平静背后，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由于疫情的影响，从尼泊尔进口的一批登山氧气瓶被扣在了边境。氧气瓶进不来，中国登山队就很有可能在拉练结束后只能原地待命，进而错过第一个登顶的窗口期。于是在队员们上山拉练的过程中，次落正在紧张地协调氧气瓶问题。

我在大本营的前三天基本上都在与高反搏斗，白天守着一座空空的营地，晚上蜷缩在帐篷里，整夜思索着是否要重新穿好衣服走出帐篷上厕所。为了保持一定程度的清醒，一天两顿止痛药，没有断过。不过很快，看似安静的大本营就被躁动打破了。4月26日，我到大本营的第四天，中国登山队终于结束拉练，从山上回到了大本营。

1953年7月3日，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左一）与夏尔巴人丹增·诺盖在伦敦肯辛顿皇家地理学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向约翰·亨特上校（中）介绍了他们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故事

6500前进营地，“魔鬼营地”

队伍下山了。准备的甜茶没人喝，可乐被抢光了。下山第一顿晚饭的气氛并不像看上去那么轻松，大家相对沉默。

实际上与以往的历次中国登山队不同，这次的队伍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丰富的“老鸟”组成的。按照次落的说法，今年原本应该有两支队伍，一支主要由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组成，以完成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联合声明》中提出的测量珠峰高程的工作，另一支则重点为了中国首登珠峰北坡60周年的纪念攀登，不过在疫情的影响下，两支队伍合并成了一支。4名中国登山队队员，带领自然资源部一大队12名队员，外加5名来自圣山探险公司的向导和10名高山协作，共同组成了本次“珠峰测量登山队”。

于是中国登山队队员们就肩负起了重要责任，除了守在大本营的次落，还有与次落年纪相当的46岁的李富庆、35岁的袁复栋，以及27岁的蔡卿。2002年李富庆从青海省田径队退役后进入中国登山队，4年后，武汉地质大学的本科生袁复栋因田径成绩好进入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预备队，次落、李富庆担任教练。2008年，次落、李富庆和袁复栋共同成为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成员，一同登顶珠峰。那时正在四川汶川上初中的蔡卿在电视机前看了火炬传递直播，留下深刻印象，而他进入中国登山队，则要等10年后了。去年，蔡卿随一支商业登山队登顶珠峰。今年，他们3个人加上次落，是中国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最年轻的4名成员。

在大本营的第一顿晚饭，寡言的李富庆坐在角落，年轻的蔡卿唱着山歌，坐在测绘队员中间的袁复栋努力地开着玩笑，为大家放松。作为中国登山队中坚力量的袁复栋本次担任攀登队长，即在山上的主要负责人。回溯他的经历不难发现，袁复栋就像是照着次落的轨迹成长着，两人都出自武汉地质大学，袁复栋2008年以大学生身份随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登顶珠峰，研究生毕业便被中国登山协会以定向招生的方式录取，成为中国登山队近20年来招入的唯一一名汉族人。“从我第一次登山就一直在想，我登山是为了什么？我在学校的时候什么社团都没有参加，那时我觉得登山是为了增加我的社会阅历。当我从山上回来后才发现，登山教会我面对困难的勇气，在山上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能放弃，因为一旦放弃了，人可能就没了。”袁复栋告诉我。

参加今年珠峰登山活动的队员蔡卿 （卢明文供图）

2012年，袁复栋加入中国登山队，成为一名职业登山者，但那之后，珠峰却一直没有国家性的攀登活动。他仍需一次机会证明，他依然按照次落的轨迹继续走着。在登山活动中，对同伴的信任至关重要。每一名登山者的行为都会影响整个团队的利益。一个松动的绳结、一次意外的失足、一块摇动的岩石，或者其他不小心的行为，都会给自己和队友带来严重的后果。而此次攀登任务，最大的挑战来自12名自然资源部一大队的测量人员。袁复栋说，按照要求，珠峰北坡的商业登山队在攀登珠峰前起码要拥有海拔8000米以上的登顶经验，而这些测绘队员尽管有一定的野外工作经验，但却还不及很多大学登山队的基础知识和高山经验多，因此有些人心理压力很大。此外登山队还要背负包括觇标、GNSS接收机、雪深雷达、重力仪和气象测量设备等仪器登顶珠峰，并在顶峰正确操作仪器，为精确测量珠峰高程采集数据，这就更加困难了。

去年12月底，次落带着袁复栋去西安从自然资源部一大队选出了12人，随即投入在怀柔国家登山训练基地的封闭集训。袁复栋担任主教练，教授自然资源部队员登山技能以及拉练体能。2020年3月20日，全队前往西藏羊八井高山训练基地，在进行了两周的高海拔登山训练后，前往珠峰大本营适应，并开始上山拉练。

位于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向来是上山拉练的重点，是登山队在珠峰仅次于大本营的家。从大本营向前，走过布满碎石的山谷，再穿越万年的东绒布冰川，看到一片大自然雕刻出来的奇形怪状的冰塔林，之后就会到达坐落于一片斜坡之上的前进营地。这里是东绒布冰川的末端。不过前进营地更负盛名的原因来自它的另一个外号——“魔鬼营地”，因为它处于群山环抱的窝谷地带，空气流通不畅，包括袁复栋在内，即便多次登顶珠峰的职业登山者和高山向导，也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那是一种一下子就虚脱的感觉，一步都不想走，不管身上背的东西多少，都会觉得肩膀无比沉重，没走两步就想坐下来休息。在山上，每次海拔的升高都是极其困难的。”袁复栋说。

2008年5月8日黎明，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队员翻上珠峰海拔8750米的“第三台阶”，即将到达顶峰（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无论什么样的人，在前进营地都会睡不好，头痛、恶心、呕吐。人在极度缺氧的状态下，具有维持生命活动、免遭不可逆损害的自我保护能力，这种能力的强弱性质被科学家称之为低氧耐受性。前进营地就是训练低氧耐受性的第一关。“在前进营地因高原反应产生心理恐惧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在海拔6500米因严重高反而开始自我质疑，那之后的几千米海拔肯定无法走完，想到的只有下撤。在这里只要坚持下来，身体能吃能睡，就会顺利度过。”为了平静队员们的心态，袁复栋每晚都安排向导凌晨2点钟去每个测绘队员的帐篷确认情况，每天早饭时再清点队员。

在他们此次11天的拉练行程中，9天住在前进营地。袁复栋、李富庆和蔡卿与并不熟悉的测绘队员们朝夕相处。不过单调的营地生活并不轻松，在帐篷里终日四目相对，任何轻松的话题都会被聊尽，剩下的就只有沉默了。

在前进营地住了三晚后，他们决定出发再次向上攀登，进行高海拔适应性训练，以促进血液循环，主动缓解高原反应。

徒步一小时，便到达了珠峰海拔6600米的雪线，告别最后一抹灰色——从这里开始，他们将生活在荒凉单调的白色世界了。攀登者们换上冰爪，开始在冰雪混合的北坳路面攀登。最陡的地方有一段长达几十米的冰壁，这里是最能检验测绘队员们此前集训所学攀冰技术的地方，他们需要相信自己的双脚，用力踢冰前进。北坳冰川不断运动，每年冰裂缝都在变化，因此修路队年年都要修新路，在明暗裂缝上架设金属梯，路线也会随之改变。“其实我从羊八井集训的时候心理压力就很大了，因为这些测绘队员以前并没有接触过登山，尽管集训中他们一步步获得体能、技能和高山常识，但这次攀登，无论到达哪个高度，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高度。”袁复栋说。不过今年因为雪大，裂缝少，冰壁因为有雪而出奇地好走，袁复栋觉得他们运气不错。

2008年5月8日，西藏登山队队员罗布占堆（左）为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西藏登山队队员吉吉在珠峰顶点燃火炬（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海拔7028米的北坳营地是这段冰雪路段的结尾，在营地休整一晚后，他们继续向上。从这里走到下一个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有段锯齿状的山脊雪坡看似平缓，并不需要考验太多攀登技术，但随着海拔越来越高，氧气减少，“走四五步就想休息一下，深呼吸，大口喘气”。这段路之所以被称为攀登珠峰最困难的地方之一，正是因为这山脊地势。它的南面是主峰，北边是北峰，主峰与北峰之间的东北山脊形成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尽管极其平缓，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却完全暴露毫无遮挡，这里因风大而得名“大风口”，在光秃秃的山脊上攀登，即便是最理想的天气，这里的风也不会小于4到5级。不过袁复栋认为更危险的是寒冷，“那种刺骨的寒冷，感觉穿再厚的衣服，风都会无孔不入钻进身体，因此在‘大风口’绝不能停留太久，很容易失温”。

今年当他们走到这里，并没有遇到大风，但是温度骤降。在山脊上缓慢攀登的过程中，袁复栋发现温度接近零下20摄氏度，很多队员开始出现手冷脚冷的情况，于是到达海拔7400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重要选择：他停下了队伍，决定下撤。

晚饭过后，大本营下起了大雪，灰色的山谷瞬间变成了白色，雪花敲击帐篷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不一会儿，厚厚的雪就堆积在每个登山队员的帐篷上。我在大本营的第四天就这样结束了，又将是难熬的一夜。

参加今年珠峰登山活动的队员李富庆（卢明文 供图）

7790二号营地，吸氧分界点

按照原本的拉练计划，他们应该穿过“大风口”抵达海拔7790米的二号营地适应，再下撤至6500前进营地休整一夜，然后回到大本营结束本次拉练。等再从大本营出发时，就是为了最后的攻顶了。

临时的下撤决定多少打乱了之前的计划。“在高海拔环境下，几百米的海拔变化都会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高原反应，更何况这些测绘队员并没有8000米以上的高海拔攀登经验。”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后来对我分析说，这缺失的几百米海拔适应，确实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

我是在4月29日从大本营回到拉萨后遇到王勇峰的，当时他刚从北京到拉萨，准备前往大本营指挥最后的攻顶行动。他说，这次拉练中突然的下撤决定，使他更倾向在最后攻顶阶段，除了中国登山队的队员以外，可能只允许一两名测绘队员共同登顶。王勇峰的考虑是：本次行动与通常的商业登山不一样，不仅需要攻顶，还要在顶峰进行长达45分钟的测量任务，重力仪、雪深仪、雷达、气象卫星接收机等，各类测量仪器每台将近10公斤，攻顶的每名队员都需要承担背负任务，如果其中一名测绘队员因为身体情况不好，在攻顶过程中需要下撤，就意味着另一名攻顶队员必须陪同一起下撤，两人的仪器都要卸下来，这也就是说，剩下的攻顶队员一下子需要多背负两台10公斤的仪器。

不过远在大本营的队员们那时还不知道王勇峰的担忧。尽管对测绘队员们来说，7790二号营地还是未知的，但对袁复栋他们几位中国登山队队员来说，却有着很多共同记忆。上一次的2008年奥运圣火珠峰传递，袁复栋、次落、李富庆都以队员身份登顶。

7790二号营地的记忆往往与快乐有关。不仅因为站在这里能够看到之前路过的6500前进营地和7028北坳营地，还因为这里是吸氧的分界点。海拔8000米以上，氧气含量只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一，高寒缺氧，人的血红蛋白降至正常值的70%以下就会开始消耗自己的组织。因此无论登山队员还是向导，都会在7790二号营地吸氧过夜。“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吸氧，就像又回到了大本营。”袁复栋回忆说，他会将氧气瓶的流量开到“0.5”，开一整晚，以保证睡眠质量，第二天继续向上走。

担任运输任务的牦牛队伍通过冰塔林前往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海拔8300米的三号营地是通往顶峰前最后的停留地点，故称之为突击营地。队员们下午达到，第二天凌晨出发冲顶。此时再往山下看，众山一览无余，左侧普莫里峰、格重康峰、卓奥友峰、扎西次仁玛峰、拉布及康峰，右侧章子峰、拉巴日峰、珠穆隆索峰，远处还有希夏邦马峰，大本营、北坳、7790营地都变得小到看不清楚了。大本营一路背上来的睡袋、垫子会被卸在突击营地。从海拔8300米以上，便不再分队员、向导、协作了，根据体能状况从突击营地选拔出来的人，都算是登顶队员。

按照高山医学的判定，海拔8000米以上的环境，成人的智商相当于6岁的小孩。一般人都认为，人在这个高度肯定有恐惧感和危险意识。但采访对象都告诉我，实际上这两种感觉都没有。虽然在极度危险的攀登过程中随时有可能滑坠，但由于头脑迟钝，人并不感到害怕，特别是体力消耗殆尽之时，人近乎于机械。袁复栋说，走在这条路上有时感觉只有他一个人，而次落则说，海拔8300米以上的环境更像一面镜子，人在极端环境下是无法隐藏真实自己的。

几乎所有人都在冲顶过程中出现过意外情况。次落在这段路上曾经氧气瓶漏气，袁复栋攀登时脱落过手套，蔡卿的氧气面罩也曾被冻堵过。“珠峰8300米上下简直是两座山峰，难度翻了一倍。”蔡卿说最难的部分是横切。这段位于海拔8500米的第一台阶到第二台阶底部之间的长达400米的横切路段，是极易打滑的冰岩混合地形，很多珠峰遇难者在此处丧命，登顶者需要扶着山体的悬崖边如同走钢丝般通过。走完横切，再爬上第二台阶的中国梯，就到顶峰了。

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接力珠峰传递登山队队员行进在珠峰“第三台阶”上端的雪坡上（中国登山协会资料图）

“攀登珠峰有几个层次。”袁复栋说，“大本营、6500前进营地、7028北坳营地，最后一个层次不是顶峰，而是从顶峰下来之后。”

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活动的50名火炬手中，最终成功登顶的只有19人。当年在7790二号营地和8300突击营地，还是武汉地质大学“大三”学生的袁复栋与清华大学山野协会攀登队队长严冬冬、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黄春贵住在同一个帐篷，不过登顶珠峰对这三名大学生的影响不尽相同。黄春贵后来掌管国内著名的登山服务公司“极度体验”，严冬冬与在珠峰相识的中国农业大学队员周鹏组成了自由攀登组合“自由之魂”，不幸在2012年尝试攀登西天山却勒博斯峰时遇难，而袁复栋则在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登山协会。

“登山与任何其他体育运动都不同，在人类挑战极限、不断向上攀登的过程中，极少出现明星。”王勇峰说，“从1956年中国登山队成立，至今已60多年，大家耳熟能详的登山英雄一共就几个，除了1960年首登珠峰北坡的王富洲、屈银华、贡布，1975年9个登顶的人里人们只能记住潘多一人，因为她是中国第一位登顶的女性。再比如中国西藏登山队攀登了世界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但很少有人知道次仁多吉和边巴扎西。”

王勇峰说，如今是一个登山英雄难觅的时代，不仅因为近年重大国家登山任务日渐稀少，也因为优秀的人才多年难遇。如果没有2008年奥运圣火登顶珠峰的活动，他们也无法发现袁复栋。所以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登山协会与各个高校一起组织活动，希望在大学生中发现新的登山英雄。在一次中登协组织的大学生登山活动中，带队的次落派沈阳体育学院的本科生蔡卿陪王勇峰攀登，王勇峰发现了这名大学生的攀登天赋。“一般人上到6000米就已经不行了，而他的高山活动能力很强。”中国登山协会高山探险部那时已经7年没有招新人了，为了招入只有本科文凭的蔡卿，在让蔡卿延期一年毕业的情况下，以特殊人才的方式获得进京指标，才将他招入中国登山队。

4月28日，我在大本营的第五天，氧气瓶终于从边境运到了大本营，紧张的气氛消失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天气好转，这样登山队还有可能顺利赶上第一个攻顶周期。次落决定，让队员们从大本营下撤，到定日县的协格尔休整放松两天。这明显是种鼓舞全队士气的淳朴招数，因为这将会是队员们两周以来洗的第一个澡。下山的越野车到了，队员们回到各自的帐篷开始快速地收拾下山的行囊，不用带睡袋睡垫，不用穿冰爪，不用背测量仪器，不用戴氧气面罩，这是他们两个月来最轻松的背包。为了顺路搭车与队员们一同下山，我也将自己的帐篷收拾干净，以便让之后到来的后勤人员继续使用。珠峰大本营的五天五夜就这样结束了。

4月30日，国家自然资源部在珠峰大本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20珠峰高程测量正式启动。队员们回到大本营，距离上次中国登山队登顶珠峰12年后，他们准备再次攻顶。 珠穆朗玛测绘王勇峰中国登山协会海拔高度帐篷户外运动珠峰登山爬山大本营珠峰大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