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最后一个春天

3月29日，一群违反政府规定坚持在安息日举行集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在耶路撒冷街头被警察逮捕。以色列看守内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应对举措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起到了正面效果

三度难产的内阁

“阿巴斯总统可能认为特朗普和‘比比’在虚张声势。要是他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民族团结政府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以色列国民的支持，就连‘比比’的政敌也支持他对西岸的主张。时钟已经在嘀嗒作响。”

2020年4月28日，即刚刚宣告成型的以色列第35届政府正式就职之前几天，定居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政治评论家泽维·沙菲兹（Ze'ev Chafets）充满忧虑地告诉我。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沙菲兹在上世纪70年代末担任过贝京总理的媒体办公室主任，在政治光谱中属于世俗保守派政党“利库德集团”（Likud）的长期支持者。在1973年的十月战争中，他曾是驻扎在约旦河西岸领土上的以色列军队的一员：“当时我并不认为西岸最终会被并入以色列。那个年代的大部分以色列人都觉得，假如约旦国王愿意达成全面和平协议，那就把西岸让渡给约旦好了。但人的想法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的：‘吞并’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禁忌词。”

被沙菲兹昵称为“比比”（Bibi）的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成为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危机最后的胜利者。2018年平安夜解散议会之时，人们对这位强硬派政治家的前途只有两种揣测：要么像过去9年那样再度赢得大选、有惊无险地度过风波，要么被已经开始升温的三项腐败诉讼直接送进监狱。没人能预见到，最终出现的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僵局：2019年4月的提前大选在利库德集团与其主要竞争者“蓝白联盟”之间造成了35席对35席的均势。由于自称有力量团结议会多数的“比比”未能组成一个代表议席数量过半（120席中至少61席）的新政府，同年9月举行了第二次大选，这一回“蓝白联盟”在议席数量上首次超越了利库德集团（33席对32席）。然而抢先获得组阁承诺权的内塔尼亚胡再度筹组政府失败，于是在2020年3月举行了第三次大选。这一次，“蓝白联盟”领导人本尼·甘茨（Benny Gantz）也品尝到了组阁失败的苦涩：直到4月16日零时最后截止期到来时为止，甘茨依旧无法在不与内塔尼亚胡合作的情况下组成新政府。作为调解者的里夫林总统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内，由利库德集团和“蓝白联盟”组建分享行政权力的团结政府；要么再度解散议会，举行14个月以来的第四次选举。

2月23日，两名以色列安全部队士兵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把守着一座贴满竞选海报的检查站。希伯伦市的一部分在1997年之后交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理，但以色列军队依然控制老城中心，并支持在该市周边兴建新的犹太人定居点

而意外到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内塔尼亚胡增加了博弈的筹码。2020年3月19日，在以色列国内确诊病例达到648人的这一天，作为看守政府总理的内塔尼亚胡宣布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不仅导致针对总理本人的腐败诉讼暂时冻结，连带也导致立法机构的监督权被架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欧美国家，行政当局可以通过诉诸紧急状态获得大于平时的权力，以部署对抗疫情的行动。但以色列的特殊情况在于，利库德集团在此前的三次选举中既未彻底获胜，也无力组建获得过半代表权的新政府，因此由内塔尼亚胡宣布的紧急状态严格来说是非法的。“蓝白联盟”在3月23日告禀最高法院成功，这才获得了议长席位的控制权。然而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却导致联盟内部提前分裂，这就为甘茨被迫接受“比比”的权力分享方案铺平了道路。

内塔尼亚胡最终获得了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方案。根据双方在4月20日达成的协议，“比比”将在5月组成的第35届政府中继续出任总理，任职直至2021年10月，甘茨在这期间出任副总理。两人的职位在2021年10月对调，由甘茨作为总理完成内阁的剩余任期。若内塔尼亚胡选择在对调日期到来前辞职，则甘茨可以提前上位。在担任总理期间，内塔尼亚胡拥有刑事调查豁免权，不受贪腐诉讼的牵制。并且在2020年11月底之前，议会将暂时冻结与抗疫行动无关的其他立法程序，以确保紧急状态的合法性。倘若这一方案能够贯彻到底，则内塔尼亚胡担任以色列总理的累计年限将会达到15年又6个月，超过“建国之父”本－古里安。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对外称为“民族团结政府”，新组建的以色列内阁却并不是一届传统意义上的左右共治政府。军人出身的甘茨在2015年卸任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之前，曾经长期负责针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认为强化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是一项不容变更的国策。在2020年3月第三次大选期间，蓝白联盟高层一度对外放话称，愿以以色列继续占领约旦河谷地以及巴勒斯坦人不得重返故土为前提，与巴勒斯坦政府展开和谈。但随着甘茨选择与内塔尼亚胡联手，即使是如此苛刻的谈判条件也被彻底放弃。在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以色列在抗疫之外的唯一重大事务，便是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1月28日提出的“通往繁荣的和平”计划作为参照，实施单方面吞并占西岸总面积30%的定居点的行动。根据内塔尼亚胡政府预定的议事日程，在今年7月1日之后，内阁将直接商定合并现有西岸定居点的时间表，或者将这一事务提交议会表决。在全球主要国家专注于抗疫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人成为了以色列中右翼政党和极右翼实现结盟的牺牲品。

2013年1月22日，时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老城参拜犹太教历史圣地“西墙”。历经16个月的政治僵局之后，内塔尼亚胡在2020年5月再度受命组阁

“比比或者提比”

在2019年4月提前举行的大选开始前，一种新的共识隐隐已在以色列政坛凝聚：内塔尼亚胡在过去10年的确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经济答卷，但他在总理的位置上待得太久了。警方在2018年进行的调查指控内塔尼亚胡涉嫌两宗经济利益输送案，并曾动用公共权力、插手国内报纸和网站之间的商业竞争，以换取媒体对政府不加甄别的赞扬。这一丑闻对利库德集团的公众形象造成了极大伤害。以西欧移民后裔为主体、在以色列政商精英中拥有可观话语权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群体尤其担忧政府频繁插手商业活动；以甘茨组建的蓝白联盟为中心，他们形成了一个新的中右翼政治集团，希望通过选举颠覆利库德集团已经趋于固化的执政党地位。

但内塔尼亚胡懂得以色列犹太人最恐惧什么。在2020年3月第三次大选之前最后一周，特拉维夫街头出现了一条带有诱导性质的标语：“要么比比，要么提比（Bibi or Tibi）。”艾哈迈德·提比（Ahmad Tibi）是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政治运动的领袖之一，从2015年起一直担任议会副议长。由他发起的阿裔以色列人政党联盟在议会中掌握着超过10%的席位，是一支举足轻重的中间派力量。不过由于提比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过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顾问，他在极右翼犹太政治家眼中向来被视为巴勒斯坦人的“第五纵队”。通过抛出提比这个符号式人物，并暗示甘茨一旦当选就会将13位阿拉伯裔议员塞进政府，内塔尼亚胡成功地向利库德集团的铁杆支持者发出了动员令。这个基本盘包括了犹太教正统派人士、“冷战”结束后从原苏联和东欧移民而来的“新犹太人”，以及南欧塞法迪犹太人的后代。最后一个群体在以色列往往从事蓝领工种，最担忧被阿拉伯劳工抢走工作机会。他们也是以色列议会在2019年7月通过的《犹太民族国家法》最坚定的支持者。

2020年3月1日，以色列中右翼反对派政党“蓝白联盟”领袖甘茨（左二）离开特拉维夫市拉马干的一场竞选集会。由于无法在缺少利库德集团支持的情况下独立组阁，甘茨被迫于4月20日与内塔尼亚胡达成权力分享协议

在2020年的今天，阿拉伯裔公民在以色列的919万人口中已经占据20.9%的比例，犹太人为74.2%。但在以色列政坛的潜规则中，一名犹太裔政治家公开为阿裔人群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辩护依然属于禁忌。通过将蓝白联盟与阿裔政党联盟联系在一起，内塔尼亚胡从一开始就划定了甘茨可以利用的战场：利库德集团的核心支持者在过去40多年里一直有力挺党领导人的传统；而从中右翼阵营中分裂出来的蓝白联盟为了避免触碰禁忌，断然不敢公开和提比站到一起，这就使甘茨的组阁方案调整余地变得极小。事实也的确如此：第三次大选结束后的3月15日，甘茨一度获得多个小党派的支持和里夫林总统的授权，开始着手组建以蓝白联盟为中心的中间派政府。但在整整一个月时间里，他们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内塔尼亚胡在选战宣传中埋下的那颗钉子，撕裂了整个蓝白联盟。其中的右翼派别要求甘茨收回愿意和巴勒斯坦政府谈判的表态（尽管所谓“谈判”的前提极为苛刻），否则就将撤回对他的支持。长期以来扮演政坛“造王者”角色的前国防部长利伯曼也放话称不会和甘茨结盟。到头来，甘茨只能主动联络内塔尼亚胡，允诺和这位官司缠身的总理合作。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被内塔尼亚胡当成了左右国内政局走向的杠杆。3月19日看守内阁发布紧急状态令之后，以色列实施了严格的停工、封城和禁止旅行、集会举措，并授权安全部门通过分析手机信息追踪确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以色列航空公司则出动政府包机前往全球各地，接回了数千名滞留在海外的该国公民。到5月3日为止，全以色列共确诊患者16208例，其中死亡232例，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控制较好者。这使得部分中产阶级选民对内塔尼亚胡政府的观感，在第三次大选结束后反而出现了回升。另一方面，管控措施带来的经济吃紧也使蓝白联盟无法冒政府长期缺位的风险——根据以色列银行和财政部在4月底公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全国预估经济增长率为－5.3%，一季度失业率高达26%，预计到年底前仍将有10%的劳动人口难以找到稳定工作。若不能尽快组建具有执行力的联合政府，反对派的基本选民所受的损失只会更大。

实际上，在被迫接受联合组阁方案之前，蓝白联盟曾经尝试过从立法层面限制看守内阁的权力。自3月2日第三次大选举行之日起，临时议会议长、来自利库德集团的埃尔斯坦（Yuli Edelstein）就终止了整个立法机构的运行，放任内塔尼亚胡在3月19日自行宣布紧急状态。当甘茨提出以选举胜利者的身份接管议会时，埃尔斯坦公开要求蓝白联盟控制的议会下属委员会的数量不得超过利库德集团。甘茨在3月23日入禀最高法院之后，获得了恢复议会运转的自由；但恰在此时，蓝白联盟中的右翼提出割席。为了避免在利库德集团支持率已经回升的情况下举行第四次大选，甘茨唯有让步，接受内塔尼亚胡主动提出的权力分享和让渡方案。5月7日，里夫林总统正式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内阁。

对“比比”来说，这已经是他在现状下可以得到的最理想收场。从5月起他将继续作为行政首长执政18个月，在这段时间里，针对贪腐案件的司法诉讼将一概暂停。倘若利库德集团和蓝白联盟在这段时间里能够步调一致，完成对西岸定居点的合并步骤，则顺势向总统寻求司法特赦也便顺理成章。最重要的是，利库德集团对所谓“犹太民族国家”的塑造需要一个标志性成果，而吞并西岸30%的领土便是这场“大考”的成绩。

2018年2月16日，以色列国会阿拉伯裔议员艾哈迈德·提比（前排中）与巴勒斯坦抗议者一同参加主麻日礼拜。在2020年3月的大选中，利库德集团曾借助攻击提比动员犹太民族主义者

不再是禁忌的吞并

2019年秋天第一次进入约旦河西岸的旅程，使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个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产物。它属于联合国大会第43/177号决议确 认的巴勒斯坦国领土，但全部空域、边境线和主要公路交通都由以色列军警控制着。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着40万不被《日内瓦公约》承认的犹太定居者，以及275万巴勒斯坦公民（绝大部分是阿拉伯裔）。以色列国防军在1967年“六月战争”中从约旦手中夺得了西岸的控制权，随后再未撤走。根据《奥斯陆协议》，以方需要在1999年春天将西岸的完整主权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随后与之签署全面和平协议。但这项诺言从未被遵守：距离原定的主权移交时间已经过去了21年，巴勒斯坦依然是一个没有正规军和边境线的国家。来自以色列的犹太移民占据着西岸将近30%的领土，由坦克和战斗机保护着。

毋庸置疑，美国始终是以色列在西岸问题上最有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拥有一个犹太裔女婿的特朗普上台之后，解决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地带针对以色列的经久不绝的反抗、为实际破产近20年的双边和平进程注入新动力，成为了白宫中东政策的核心支柱之一。在这一动机驱使下，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国首都。而在长达两年的内部策划和外交周旋之后，特朗普在2019年11月18日首先承认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合法，接着在2020年1月28日与内塔尼亚胡一起抛出了他的一揽子和平计划。

与过去20多年的所有和平进程相比，特朗普的方案径直切割了两个争议最大的问题：耶路撒冷地位以及西岸定居点。巴勒斯坦政府的意见被排除在方案之外，他们无权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置喙，也不被允许夺回目前由40万犹太定居者控制的占西岸总面积30%的约旦河谷地领土（以色列政府称之为“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美国政府希望进行全面的边界勘分，使所有西岸定居点与耶路撒冷东部以及以色列的其他领土连成一片，以此减少两国居民的直接接触。流亡在海外的500多万1967年战争难民及其后代在短期内也不得返回故土；作为交换，以色列政府在4年内不会增加现有的定居点数量，而巴勒斯坦将以暂不建立国防军作为保证。倘若阿巴斯同意让步，美国政府打算向巴勒斯坦政府提供总额5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直接投资项目。

与2000年胎死腹中的“巴拉克方案”相比，特朗普方案的出发点完全一致，而条件远为苛刻。它试图造就一个在军事上毫无自卫能力、领土上远为窄小、经济上完全沦为以色列附庸的“小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当局则可卸脱全面军事占领带来的负担。如此昭彰的用心，当然会引发巴勒斯坦当局的愤怒——阿巴斯总统在1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宣称“我们永远不会出售巴勒斯坦”。不过在泽维·沙菲兹看来，这种表态的威慑力微乎其微：“阿巴斯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他的继任者从出生之日起就在以色列统治下长大，是务实的政治家而不是革命者。对他们来说，一个较小的国家总比没有要好。”“或许有巴勒斯坦人希望诉诸‘因提法达’（起义），但阿巴斯并不在其列。西岸的大部分工作岗位由以色列的经济需求决定，失去它们代价太大。”

1993年9月13日，时任以色列总理拉宾（左二）与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右一）在白宫南草坪签署历史性的《奥斯陆协议》之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握手庆贺。随着拉宾在1995年遇刺，巴以实现和解的希望变得日渐渺茫

重要的是，大部分以色列民众支持这个方案。1993年时，无人认为西岸的某些领土属于以色列应当控制的范围；但经过历时近30年的变迁，尤其是在利库德集团执政时期挑起的对抗和防备心理驱使下，认定西岸地区和以色列的战略安全具有直接关联已经成为主流看法。犹太定居者在“犹地亚和撒马利亚地区”建起了居民楼、农场和商业区，通过仅限以色列公民使用的高速公路与耶路撒冷东部连接到一起。他们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构成了中右翼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连蓝白联盟也从不否认他们的激进主张。对以色列人来说，特朗普方案不过是把已经稳定下来的现状升格为永久性法律状态，而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

荒诞而真实的是，目前看来，特朗普的方案在美国民众中似乎也颇有市场。今年4月的盖洛普民调结果显示，有60%的美国人在巴以冲突中更同情以色列，而巴勒斯坦的支持率只有23%。有55%的美国人认为巴勒斯坦人理应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调查结果发布者、盖洛普高级研究员莉迪亚·萨德认为，他们眼中的“独立”基本上就是特朗普提出的那个版本。唯一一位公开反对以色列的吞并行径的美国主要政治家是伯尼·桑德斯，他已经退出了民主党党内初选。而即使是对这一问题态度暧昧的拜登在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只要以色列政府已经启动了在事实上吞并定居点的措施，很难想象美国新政府会彻底否定它。

于是，这个被新冠病毒笼罩的春天，极有可能成为西岸地区作为巴勒斯坦国领土的最后一个春天。在27年前《奥斯陆协议》达成时，以色列有一位赞成和解的总理拉宾和一位稳健派外交部长佩雷斯，阿拉法特身后则有大半个阿拉伯国家联盟以及一位美国民主党籍总统提供担保。而在今天，特拉维夫只有一个永不退场的内塔尼亚胡，传统中右翼政党在以色列已经显得太“温和”。在政治本土主义风起云涌的国际背景下，领土吞并似乎不再是一种禁忌。不再有人关心巴勒斯坦人的想法，他们现在被叫作“和平必要的代价”。 利库德集团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以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