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原阳四男童被埋：危险的乡村工地

（插图 老牛）

记者/张洁琼    李明洁

不当的挖掘机救援

李建康一家从没想过，距离自己家100多米的高级楼盘会这样改变自己的一生。虽然离得近，但因为一道铁皮围栏的阻隔，他和家人从未靠近过那里。第一次在新闻上看到楼盘的名称“盛和府”三个字时，他感到很陌生，但一夜间，这三个字就成为他一生的噩梦。

他永远忘不了最后一次见到儿子。那是4月18日22点，三个小男孩的身体平躺在5米深的土坑里，他们的上方高悬着一只黄色挖掘机铲臂，铲斗停滞在空中。冰冷的机器横亘在围观人群和土坑之间，只有10米，李建康依旧看不清孩子的样子，但他确信下午走失的儿子小然就在里面，他疯了似的往里冲，想见孩子一面。穿着制服的安保形成了一道人墙，死死将他拦住。混乱之下，他靠毛茸茸的上衣辨别出了小然的身体，满脸血迹和残破的脑壳让他心碎。直到22点多，救护车到达，人们抬起孩子们的遗体送上车时，李建康抓住机会靠了上去，他摸了摸小然的身子，热乎乎的，他抬起小然的手，手臂很快又趴下，软软的，像是他还没有去世，只是睡着了一样。5个小时前，也就是4月18日17时30分，建筑工地里挖出了第一具男孩的遗体，那是李建康的邻居刘团伟的大儿子，9岁的小恩。紧接着，是10岁的小邦、7岁的浩浩和5岁的小然。从小邦到其他三个孩子，被挖起的时间相隔了将近5个小时，家长们对整个施救过程充满了质疑。

刘江伟最后一次见到四个生龙活虎的孩子是在16点20分。弟弟刘团伟的妻子买了些鸡块带去给孩子们吃，他们大快朵颐后，便一起出去玩了。李建康打完工回到家时，看了一眼，四个孩子也还在小路上打打闹闹。按常规，5点半之前小然一定会回家吃饭，但那天出现了异样。外面下起了小雨，小然和几个男孩都不见回家。李建康起身开始出去找孩子。18点，李建康听村民说“盛和府”工地挖出了一个小孩。他的第一想法是，那一定不是小然，“四个孩子不见了才不到一个小时，可能是去了哪里避雨”。李建康打了把雨伞，和刘家两兄弟分头去问，他们去了村子旁边废弃的楼群，去了其他村民家里，村干部甚至动用了村里的广播，但仍旧一无所获。另一边，小然的妈妈赵静守在工地门口，等着确认一下被挖出的孩子究竟是谁。实际上，第一个孩子小邦17点多被挖出时，就已经被送到了医院。李建康从村干部口中得知，孩子已经面目模糊，辨认不出来。

根据村干部的消息，李建康以为被埋的孩子死亡时间已久，不会是一个小时前走失的四个孩子。他便继续寻找，同时还报了四次警，而彼时警察都已经出动，聚集在了工地上。时间一点点流逝着，入了夜，雨也停了，眼看着孩子们没有一点消息，李建康和家人都来到了工地。

工地入口被死死封锁，李建康、刘团伟和刘江伟被堵在入口。“刚开始我们还是比较冷静的，听他们耐心地说，我们一边等，一边还派人回了两趟家去找孩子，还是没有找到。这之后我们就很坚决地要求辨认一下孩子。”李建康对本刊记者说。

三个家庭都心急如焚，李建康反复对守在工地入口的安保说，一起丢的还有三个孩子，有可能被埋在下面，但这些关键信息都被嘈杂的人声淹没了。他记得大概到20点多，距离小恩被挖出已经过去将近三个小时，救援的人终于做出了反应，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救援的人开动了挖掘机。李建康没有目睹铲斗下落的那一瞬间，只能隔着一段距离听到挖掘机运行的声音。接近10点的时候，从工地里面传出消息：“又挖出了三个。”听到消息的那一瞬间，李建康再也克制不住了，他试图挣脱封锁，和妻子赵静硬冲了上去。

看到小然身体的那一刻，李建康不忍再看第二眼，孩子的鞋已经脱落，脑袋也被压得不像样子，他被填埋的土方上面还有人走过的印迹。刘江伟也看到了二儿子浩浩的遗体，他靠孩子身上的浅蓝色T恤辨认出了他，而刘江伟的大儿子小恩也被证实就是三小时前从工地里挖出来的那个孩子。“我当时就想碰死在工地的挖掘机上，但又想到妻子还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所以忍住了。”刘江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直到22点40分，三个孩子才被全部挖出，每个孩子的身体都受损严重。有村民反映，现场的100多个村民曾要求拿铁锹来协助援助，但被现场人员阻止。“为什么要用挖掘机挖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不让我们群众用手刨？我们的孩子都被挖得不成人样了。我们这么多人，人多力量大，也可以很快挖出孩子的。”赵静的疑问至今没有得到解答。

从事建造业超过10年的赵辕告诉本刊记者，施工现场发生这种状况的正规处理方式应该是由消防队员采用人工方法进行施救，而不是开动挖掘机。一是不知道被埋人员的具体位置，机械的压力会经过土堆层层分解，对孩子身体形成重压；二是挖掘过程中会对孩子造成机械伤害。“如果人还有抢救的可能性，是坚决不能用机械进行抢救的。”

难以看管的家庭

赵静始终感到奇怪，小然怎么会跑去工地？在她眼里，虽然小然只有5岁，但却是家里最懂事的一个。小然的叔叔有身体残疾，手脚不方便，每次吃饭前，都是他把饭菜端到叔叔面前。小然也从不让她操心，每次下班到家，一对肉肉的小手便会给她递上一个馒头。赵静说，妈妈不吃馒头，妈妈渴了，小然便会转身再接半碗水送到她面前。赵静家有四个孩子，不用出去打工的时候，她总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四个孩子在村里溜达。温庄村南北两侧都被土堆和深坑包围了起来，赵静经常叮嘱小然，别靠近工地。一个月前，工地挖了井，预备往里面填放钢筋，路过时，赵静便指着工地的方向对小然说：“那边井很深，很危险，你万一掉进去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因为疫情幼儿园停学以后，小然一直待在家里。他喜欢带着三岁的妹妹和一岁的弟弟一起玩，一起看动画片，无聊的时候，他就拿赵静的手机刷刷快手。偶尔出去一趟，也只是在村子另一条街的小卖部买几包零食。“我家孩子的活动范围非常小，几乎从来不离开村子。”李建康告诉本刊记者。

从小然出生以来，大都是在妈妈的陪伴中度过的。他一岁多的时候，赵静也打过工，不过那是在超市，中午两点她就能回家照顾孩子，没多久，赵静又陆续怀上了小然的妹妹和弟弟，从那以后，她一直留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此次涉事工地所在的河南原阳县温庄村背靠县城，村里人本都是务农为主，几年前，村子附近兴建起施工项目，村落也面临拆迁。有媒体报道，刘团伟、刘江伟的耕地就是在几年前修建原阳火车站时被征用的，失去耕地后，刘家每年能拿1200元的赔偿款，为了谋生，刘家两兄弟都外出务工，刘江伟在工地上帮人卸水泥，刘团伟则是帮人修理汽车。李建康同样是常年一个人在外打着零工，一天100多元的工资勉强支撑着一家八口的生活。

疫情暴发以来，工厂停了工，李建康家已经连续三四个月没有收入。因此一个月前，工厂陆续复工后，赵静便打算找份零工，帮人包装门框，补贴点家用。孩子们还没开学，她担心大儿子在家不学习，便把他送去了他姥姥家，剩下的三个孩子仍旧留在家里，由公公婆婆看管。赵静的婆婆患有老年病，最后照看三个孩子的重任都落在了公公一个人身上。

每天早上7点，赵静便出了门，再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8点。小然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的活动范围也随之一点点扩大，从门口的空地到村外面的马路，后来他跟着伙伴们转移到了附近废弃的楼群，最后是那个妈妈强调了很多次不能去的建筑工地。

危险的工地

“盛和府”工地和村庄紧密相连，工地开工以前，温庄村有一条笔直的路直接通向原阳县城，而这条路也因为楼盘的建设而从中间断开。村民们每次出村都要绕过工地，多走将近五六百米的路程。

李建康发现，起初施工时，工地并未全部封闭，2月底恢复施工以后，工地周围便立起了绿色铁皮围栏。但尽管如此，工地依旧存在很多危险隐患。工地西面的一处铁皮墙开了一个豁口，约1.5米高，半米多宽。李建康也告诉本刊记者，施工现场有很多土坑，土方也越堆越多，但没有一个安全标识。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些都是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一位资深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经理葛路告诉本刊记者，施工现场会有一套统一的规范，比如严格的围挡，对开口进行管控。“白天的时候，土方周边应该有警示线拦截，并挂上告示牌，提醒这里土质松散，有坍塌的可能。如果是有现场作业，就应该配备安全员。”赵辕对本刊记者说。

“就算那天工地人不多，但不管是哪个人看到，都可以把小孩撵出去，有摄像头有门卫，怎么会没人看到呢？”赵静发出愤怒的质问。但根据后来的官方通报可以推理出，施工现场缺少安全员是导致这次惨剧的重要原因。据原阳县警方披露，将四个孩子压埋的是一辆向后倾翻型后八轮自卸车，该车属于违规作业。赵辕告诉本刊记者，后八轮通常车身较长，驾驶室高度超过两米，坐在驾驶室里，视野好的是车辆左前轮，视野最差的则是车辆右前轮附近，如果不把头向右扭到一定幅度，根本看不到该范围内有什么东西。站在右后轮外侧约两米的人，就处于司机的视野盲区，自卸时后方必须要安排其他安全人员检查，不然很可能向处于视野盲区里的人压过去。

事实上，缺少安全监督人员和施工现场封闭性差的状况存在于各个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建筑公司中。周同强2015年在北京从事建筑施工业，2019年回到河南济源市一家建筑公司工作——那里距离此次事发的原阳县大约130多公里，周同强感受到了两地建筑安全认识上的强烈落差。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北京施工时，每周公司都会有例行排查，检查工人宿舍的用电、消防用品，维护基坑。而回到济源后，这些检查都被习惯性地舍去了。另外，工地上偶尔会有一些村民潜入盗走建材，所以围栏上会出现几个豁口，正常情况下，安全员在检查后应该及时填补豁口，但不少工地都会置之不理。周同强曾纠结过，要不要把工地上的各种安全隐患提出来，告诉领导。但最终他选择了“入乡随俗”。“考虑到之前工地也没发生过安全事故，我提出来可能会让领导觉得多事。”周同强说。

违规复工

2月17日，事发地河南省新乡市划定了疫情轻微范围，原阳县也在其中。2月末起，原阳县便陆续开始了复工，其中就包括此次涉事的施工项目。赵辕告诉本刊记者，除了政策导向以外，建筑施工业的复工热情也受到了极大的市场驱动。“投资方希望早点回收投资，每完成一个进度，施工方就能收到一定回款，比如房地产楼盘现在封顶了，开发方就可以准备进行销售了。这对双方都有收益，所以施工方有很大的驱动力去赶工。”作为安全管控的配套，不少省市区县住建局会下发一份建筑施工领域疫情后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管控通知，在一系列要求重点排查和整治的安全隐患里，“深基坑”列在需要“专人负责，定期检查，重点管控，不留死角”的检查专项中。

但在具体实施中，建造业的复工质量难以保证。由于外地流动人员需要隔离，工地很难招到外地农民工，只能以当地农民工为主，因此一些技术管理岗位面临很大的人才缺口。赵辕在南京的朋友告诉他，3月份南京已经开始了复工，但他的项目经理仍被困在湖北，迫不得已之下，朋友交了100万元违约金，更换了一位项目经理。在一些小项目里，代班代岗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而在“盛和府”工地工作的也多为外地农民工，事发之后，这个施工团队顷刻间就分崩离析。

一边是争分夺秒的赶工，另一边却是缺位的监督。原阳县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涉事工地于2019年7月和2020年4月陆续取得了原阳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至今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令人唏嘘的是事发3天前，即4月15日，由于事发现场未获得施工许可证，住建局对这一项目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其停工，并要求一周内办理相关手续。项目负责人并未回复。此后，住建局也并未做进一步处理。“施工许可证是很重要的证件，申请需要很多程序，包括审核施工单位的招标，施工图设计、施工单位合同等等。”房地产开发项目经理葛路对本刊记者说：“理论上说，如果政府相关部门发现工地违章开工，应当立即喊停施工并且罚款。”

4月21日原阳市政府通报，因对“4·18”压埋窒息事故负有监管责任，原阳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国安和安全股股长王建刚被予以免职。而八名建筑开发和施工人员，包括施工项目法人代表、项目经理和涉案司机仍在刑事拘留中。但政府的处理信息很难被赵静看到了，三天前，为了冲破封锁，在与安保的争执过程中，她的手机掉落，再也没找回来。手机里的最后一条自动推送还是那则新闻：“盛和府挖出一具10岁男童尸体。”（文中赵辕、葛路、周同强和四个孩子均为化名） 男童赵静原阳工地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