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BBC的镜头，重识杜甫

纪录片导演迈克尔 · 伍德，同时是一名执教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公共历史学的历史学家

西方少有人知的“诗圣”

镜头中，以扮演《指环王》中灰袍巫师甘道夫而闻名的伊恩·麦克莱恩（Ian McKellen）用深沉而富有情感的声音，朗诵着一首首已被译成英文的杜甫诗作，很难不让人为诗歌本身的力量而动容。81岁的麦克莱恩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个普通人眼中衰病而多感的“诗圣”，尽管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去世的诗人，终年不过才58岁。

在疫情封锁的伦敦的导演迈克尔·伍德（Michael Wood），向我谈起这部刚拍摄完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时，说正是麦克莱恩在一个节目中回首往事的片段，让他想到了杜甫晚年的《壮游》，尽管他比杜甫去世的时候老，也不是一个中国人，但“他准确地感知到杜甫诗歌中的力量、敏感、温暖、讽刺、幽默——并且在接近尾声时捕捉到了诗人身上那种厌世的顺从”。

起初，伍德也考虑过是否邀请一位中国演员在片中朗诵杜甫的诗歌，但对英国观众来说，闻名世界的麦克莱恩无疑是更合适的人选。在片中，伍德引用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观点，“但丁、莎士比亚和杜甫，这些诗人创造了评判诗歌的标准”，试图为观众建立起一个认识杜甫的坐标，可事实上，杜甫在英国乃至整个西方，并不出名。

“我们的纪录片是西方有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杜甫的电影，尽管这里的学校现在都在学中文，去年有4500名学生参加了GCSE（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普通话考试。不过英国人对杜甫的了解正在深入，电影放映后，我们收到了一个14岁男孩的来信，他正在伦敦的一所学校学习杜甫的诗歌。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人们看到传统的丰富。纪录片只能激发他们的兴趣，要了解更多，必须到别处去看。”伍德说。

迈克尔 · 伍德拍摄的讲述中国历史的系列纪录片《中国故事》，上映于2016年

在纪录片导演的身份外，现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公共历史学教授的伍德本身是一名历史学家。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他在1984年便踏足这片土地。《杜甫》之前，他先后拍摄了讲述中国历史的系列纪录片《中国故事》（2016）、《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2018）。对他来说，杜甫的诗歌，是为他打开陌生世界的那扇窗户。

“50多年前，我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杜甫。伟大的汉学家葛瑞汉（A.C. Graham）编了一本小书：《晚唐诗选》，这本书以一些杜甫晚期的诗歌，及孟郊、李商隐、李贺开头，其中就有我最喜欢的那首《秋野》。”伍德后来发现，英国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在专辑《一碟秘密》（A Saucerful of Secrets）中，也引用了那本书中的唐诗。

早在《中国故事》中，伍德便将杜甫与玄奘等人放在一起，来讲述那个绚烂而开放的盛唐文明。片中，他跟着洛阳附近偃师中学的学生们，用生硬的汉语朗诵杜甫晚年写作的《江南逢李龟年》。伍德一直对诗歌与文学的题材充满热情，此前他还拍摄了一部关于莎士比亚生平的系列纪录片，一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史诗《贝奥武夫》的纪录片，一部讲述罗马伟大诗人奥维德的片子。拍摄完《奥维德》，伍德再次想到了杜甫。在伦敦的一个中国同事那里，他看到了杜甫平江墓的照片，还有当地在清明节举行的纪念活动。很快，拍摄便启动了。

尽管杜甫在西方世界并不为人熟悉，汉学界的杜甫研究水平却有目共睹。革命性的著作，是历史学家洪业在1952年出版的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此前，海外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弗洛伦思·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上世纪20年代的杜诗英译本和厄温·冯·萨克（Erwin von Zach）在30年代的杜诗德译本。洪业的著作一经出版，便成为经典之作，在许多研究者眼中，该书与陈贻焮的《杜甫评传》，堪称杜诗研究的东西双璧。这本书的译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祥波告诉我，洪业著作的原创性在于，“全面梳理了在他之前的杜诗版本和文献，没有按照过去惯常采用集大成的清人注解，以宋注为源头，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史料。这样的话，他理解杜诗观点的脉络性非常清楚，在这些脉络中，他能更准确地辨识哪些观点可能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以讹传讹，观点的指向性很清楚”。

洪业之后，对海外杜诗研究真正有所推进的，是宇文所安以8年之力，在2016年完成的《杜诗英文全译本》，这也是杜诗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

伍德的幸运在于，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均得以进入他的片中。熟悉杜甫的观众不难发现，纪录片中关于杜甫一生轨迹的事实性描述，基本参考洪业的专著。片中引用近20首杜诗，则采用了包括宇文所安、洪业在内的诸家翻译。曾祥波在片中接受了伍德的采访，而且反复校对了纪录片的文案，在他看来，尽管存在着文化差异，但伍德的强烈意愿并非建构，而是尽量还原一个为中国学者和普通人所了解的杜甫。

81岁的伊恩·麦克莱恩在片中朗诵了近20首杜甫的诗歌

沿着杜甫的足迹

杜甫的诗歌，向来有“诗史”之称。从他存世的1400多首诗歌中，人们能读出诗人一生的出处行事、精神心迹，也能看到“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完整写照。杜诗中描述的那些旅途中的丰富故事，使伍德驾轻就熟的“一段旅途，一个故事”的传记拍摄模式，成为他自然的选择。

杜甫出身世家，他的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还留下一部广为传诵的儒家经典的注本：《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祖父杜审言是唐高宗、武后时期著名的“文章四友”之一。这也成为他日后念兹在兹的“素业未坠”“诗是吾家事”。然而在杜甫出生时，家声已有所没落，父亲杜闲只是县令级别的小官。

人们对诗人的童年知之甚少。伍德跑到河南巩县（今巩义市），找到一所据说是杜甫诞生地的屋子，为我们讲述诗人童年时那段有名的往事。杜甫幼年丧母，被姑妈带大。有一年瘟疫流行，杜甫和姑姑的儿子同时染病，请来治病的女巫指出，只有被安置在卧室东南角的那个孩子才能幸存。于是，姑姑把自己的孩子移出东南角，把幼小的杜甫安置在那里。因此，杜甫活了下来，而姑姑的儿子不幸夭折。

这一带有宿命色彩的故事，记录在杜甫30岁时为姑姑撰写的墓志铭中。这一事件对杜甫影响巨大，在洪业看来，“姑姑的性格可以解释我们诗人一生中做出的许多决定，在那些决定中杜甫都有意选择了自我牺牲”。比如，在父亲去世后，他把荫补入仕的机会留给了同父异母的弟弟。

杜甫少年早慧，很早便焕发出惊人的文学天赋，正如后来他在《壮游》中追忆：“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不过，在24岁赴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前，他还有四五年漫游东南的美好时光。

唐代士子有漫游传统，除了“游士”“游学”的历史渊源，也与当时的进士考试有很大关系。由于当时的科考考卷不糊名，盛行在考前将诗文写成卷轴，投送朝中显贵以求声名的“行卷”之风。如何保证诗文的水准，博取好的名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显然是不二之选。漫游边塞山川，一方面为年轻的诗人提供广泛的创作题材，另一方面也让他们在广泛的人际交游中声名显扬。

伍德注意到，当时杜甫的家庭足以支撑他长达四五年的漫游山川。据洪业研究，当时一般的七口务农之家，有田地300亩，年产谷物160斛，杜甫父亲杜闲担任兖州司马时的俸禄，可达一般正常家庭收入的11倍。

青年时代的杜甫，广泛游历了唐帝国的东南沿岸，他甚至一度想沿长江而下，雇船航行到东海的扶桑。第一次科考失败后，杜甫返回东都洛阳，又度过长达数年的漫游时光。那段时光，留给他一生最美好的回忆，是与诗人李白的相遇。

李白究竟对杜甫的写作产生过哪些影响？曾祥波经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将之总结为叙事性的细节描写。两人在山东时，曾一起拜访叫范十的人，途中迷路，李白从马上坠落苍耳丛中，没想到当天主人招待他们的饭蔬中，恰好有一道野菜：苍耳苗。“李白觉得很有意思，把这些都写到诗里面，吃到苍耳苗，好像替他报了仇。杜甫那天也写了一首诗，什么也没谈到，就谈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去找朋友，朋友也不错，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从中你可以看到他们俩的高低。”曾祥波发现，过了十多年后，杜甫在从华州前往洛阳的途中，接连写作了《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员外绾》《湖城东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两首诗，才写出了那种独一无二的偶然性细节。洛阳返回途中，杜甫写出思想性与叙事艺术结合的典范之作：“三吏三别”。

杜甫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进士考试的失败，据洪业分析，很可能与当时举子与主考间的冲突风波有关。但诗人并未放弃入仕的努力。天宝四载（745），杜甫返回长安，“是否我们的诗人已经深切意识到，除非一个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则很难依靠地方权贵的关照来维持生计？”只是，天宝六载（747）那次由权相李林甫一手操办的所谓“野无遗贤”的制举，让杜甫感到深深的屈辱与绝望。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那段寄人篱下的狼狈生活，正如杜甫在诗中描述的。在漫长的十年求官中，杜甫先后三次投延恩匦献赋，希望打动天听。苦等无望后，看到朋友岑参、高适通过从军入仕，他一度动了从军的念头。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夕，诗人才得到了吏部的首次任命：河西县县尉。杜甫拒绝之后，不久被改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

“对国家的忠诚，当然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不是说，人们不会批评他们的政府，事实上有时候，这种批评非常激烈，比如明末的东林党人运动，但他们相信明君仁政的理想。杜甫当然是一个乌托邦思想家，或者也可以说，一个儒家的先知：他相信只要统治者明智公正、能够广泛采纳意见，国家就会兴旺发达。”伍德说。要实现儒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国理想，杜甫显然必须忍受谋取官位途中的诸般失意。

即使在一些人眼中，杜甫有“官迷”的嫌疑，但正如陈贻焮所言，从他的选择中仍能看出诗人的个性：“举进士不第则应制举，应制举退下而献赋，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一次比一次窄，他并不像世俗士子那样不惜屡入场屋，非考个进士不可。可见他恃才负气，自视极高，生性是很倔强的。”

天宝十四载（755）冬天，“安史之乱”爆发。经历了在长安的被俘、逃脱，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冬天，47岁的杜甫拖家带口，从天水出发，在山岭中足足走了半年，才到达成都。在成都浣花溪边的草堂，诗人得以度过几年相对安稳的生活。

“安史之乱”改变了帝国的命运，也成就了后来为人熟识的杜甫。正如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杨雨所言：“‘安史之乱’之后，杜甫写了很多叙事性的诗篇。盛唐文人还是以抒情诗为主，要捕捉历史，肯定叙事诗更加具体真实。杜甫的‘三吏三别’、《哀王孙》、《羌村》，都有自身经历或他听闻的细节。‘三吏三别’讲的是底层人民，《哀王孙》讲的是长安王孙贵胄，落难流落后那种断崖式的生活变化。”

在杜甫草堂，最让伍德感动的是，普通中国人对杜甫那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一位老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告诉伍德，他每个月至少来一次，他爱杜甫，因为他为穷人和普通人说话。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春天，杜甫一家人来到夔州（今重庆奉节县），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后一段相对安稳的时光，并迎来创作大爆发，两年内写下400多首诗歌。

曾祥波提醒伍德，应该注意夔州的西阁。尽管遗址无存，但对杜甫的创作而言，西阁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草堂。正是在那里，诗人写下《秋兴八首》等名篇。“一条褐色、闪着波光的奔腾大江，被两座山峰截断，八阵图在瀼口附近的西边，滟滪堆在东边，夔州城在南边……城池的西南侧位于从江上突然崛起的一块大岩石上。岩石上还有一座木制的建筑物，能居高临下鸟瞰大江和江岸的大部分区域。这可能就是西阁，在其上层也有为官方客人准备的住处……”在洪业的描述中，从766年仲秋开始，杜甫的很多诗篇都作于西阁，诗人将家人留在瀼东郊外山麓边的房舍中，只时不时回去小聚。

纪录片《杜甫 ：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海报

文化的悲伤

走在杜甫当年所跋涉漂泊的山川之间，回想吟咏诗人一千多年前所写的诗篇，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感受、还原那些诗歌、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气息？

我问伍德，这趟近万里的旅程下来，他对杜甫有了哪些新的认识，伍德回答：“追随他的脚步，和热爱他的普通中国人交谈，我更明白杜甫对他们为什么仍然如此重要。我也更钦佩他不可思议的地方：丰富多变的思想。”

大历三年（768）三月，杜甫离开夔州，顺长江而下，来到潭州（今长沙市）。据说他渴望返回长安，获得工部员外郎的实际任命，计划中的路线是到长沙后，通过湘江到襄阳，然后走伏牛山通道进入长安。但诗人日渐衰病的身体，已不允许他再作长距离的跋涉。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杜甫主要活动于长沙及周围几个地方。大历五年（770）冬天，诗人死于从长沙往岳阳的一叶扁舟之上。

杨雨带伍德走访了湘江边上后建的江阁。据说，杜甫当年曾在那里租房住过一段时间。在湘江边，她还带着中南大学吟唱团的同学们，用吟诵与演唱两种方式，演绎了杜甫作于长沙的那首《江南逢李龟年》。“吟诵，其实就是一百多年前传下来的老先生用方言读书的一种腔调。掌握了这个腔调，只要你尊重汉字本身的规律，完全可以自由发挥，把任何一首诗吟诵下来。因为音乐资料的缺失，我们现在没办法还原唐代唱诗的情景，我们会在吟诵调的基础上，加入音乐化的处理，让它更有唱的味道，力图不要跑得太远。”杨雨说。

对导演伍德来说，理解杜甫的诗歌，时空之外，需要跨越的还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在理解杜甫的时候，会拿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概念来界定他。印象比较深的一点，他说杜甫是一个唐代贵族（nobleman），我说我不这样认为，对于贵族这个概念，史学界认为六朝以后是否还存在，尚有争议，我建议他不要用这个词。用什么呢？想了想，我们差不多不约而同地说用‘绅士’（gentleman）。”曾祥波说。

比附或者比较，尽管可能出现一些偏差，但也可能恰恰是跨文化交流中，真正能打动人心之处。对杜甫的诗歌来说，这些可资比较阐释的地方，恰能激起异国观众真正的热情，某种可被分享的通约性或差异性也由此显现。

“安史之乱”爆发初期，杜甫一家人流离失所，他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彭衙行》等诗篇，描写那段悲惨艰辛的经历。伍德在片中感慨：“战争是杜甫一生的转折点，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巨大分歧。现在他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一个贫穷的、流离失所的人’。”

伍德向我解释，那句话来自悲剧《李尔王》。“莎士比亚展示了当社会秩序崩溃，邪恶与暴力掠食弱者时会发生什么：秩序坍塌，德性沦丧，基本的人性被摧毁。在一段著名的台词中，国王明白了作为一个最穷的人，一个‘一无所有、流离失所的人’的感受。这些都是杜甫在他伟大的战争诗歌中提出的问题。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自己的孩子饿死的时候，他想到‘如果连我这个特权阶层中的一员，都遭遇了这些，穷人又会是什么样呢？’”

草堂期间，杜甫生活相对平稳，他一边种地，写下《江村》那样带有田园风格的诗篇，同时字里行间却难掩悲苦之情。在伍德看来，西方人要理解杜甫的情感，可能需要引用“一战”期间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文化的悲伤”（A Cultural Sorrow）。在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写道：“人们可能为了一种理想或文明而感到深深的悲痛，就像是为了自己所爱之人一样。”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对杜甫来说，“安史之乱”带来个人的流离失所可能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那个寄托着他满腔理想的开元盛世，将一去不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西方诗人的诗作与杜甫的诗作遥相呼应，杜甫说世界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如阿波利奈尔的《小车》，或是奥登的《1939年9月1日》所描写的那样。”伍德说。

出于历史学家的癖好，或传记式的拍摄手法，伍德偏爱在片中呈现途中富有浓厚市井气息的片段，诸如西安街头的小吃店，成都锦里川流不息的游客，湘江边上的广场舞。这些片段在一些人看来，与杜甫的诗歌关系并不大，与其说还原，不如说反差，这也使得片子看起来“人的部分足够，诗的表达却不够”。

这或许不能怪伍德。本来，诗歌便是最难翻译与传递的东西。但那来自远方的错位或想象，不也正遥遥与盛唐“五方杂处”的开放声气相通吗？至少在那时，唐人对远方同样保持着一份好奇与欣赏。

闲聊时，曾祥波曾问伍德，英国有没有像杜甫这样的诗人。伍德认真想了一会儿，好像觉得没有。曾祥波笑着说，同样，中国也没有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

洪业在他的书中提道：“即使在成千上万的中国诗人当中，杜甫也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唯一一位随着时间流逝而声名与日俱增的诗人。”杜甫的独一无二，或许正在于难以仅用诗人的身份界定他，如宇文所安所说：“杜甫在11世纪就被加以推崇，不仅被视为唐诗的杰出代表，也被视为儒家价值观的充分人格体现，这些意义在宋代又不断被加强。”

也许正因如此，如同生长于中国古老传统的筋脉，每当儒学昌盛或家国危难之际，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杜甫和他的诗句。

（本文写作参考洪业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陈贻焮著《杜甫评传》。感谢王珊珊、蔡丹君对采访的帮助） 伍德纪录片中国故事杜甫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