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冲击下的尼日利亚

今年4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招募的志愿者在尼日利亚北部部落地区向妇女和儿童介绍新冠病毒的相关知识，并科普正确的洗手方法。新冠肺炎疫情对脆弱的非洲医疗系统构成了巨大挑战

加布里埃尔从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依旧洪亮，尽管这无法掩饰他发自内心的疲惫和困惑：“是的，甘杜杰州长已经签署了‘封州’法案，卡诺州将从4月16日起执行为期一周的安全管控，关闭所有市场、清真寺和公共聚会地，并禁止非公务车辆出入州境。每天日落后我都会在州府所在的卡诺市乘车巡逻，检查本地的宵禁令执行状况。入室抢劫、偷越边境和走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按照内政部的命令，我不得不在一周前释放了去年逮捕的大部分边境走私贩。监狱无法保证他们的健康，但重获自由后他们马上就会重操旧业。”

作为卡诺州警察厅负责边境安全事务的副总监，刚过不惑之年的加布里埃尔曾经护卫尼日利亚前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去往世界各地，足够见多识广。然而过去几个星期里发生的一切还是彻底颠覆了他的想象——从2019年8月开始，加布里埃尔一直在兢兢业业地执行边境封锁任务，将那些从邻国尼日尔偷运大米、家禽和二手汽车入境倒卖，因之可能造成外汇流失的走私商贩收押入监。但在4月9日这一天，内政部长阿里贝索拉以一条简短的口讯把他的使命逆转了：鉴于联邦监狱没有能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扩散，所有年龄在60周岁以上、健康状况不佳或者案件尚未开庭的在押囚犯都获得了大赦，全国共计释放了2600多人。加布里埃尔在大半年里逮捕的对象几乎都毫发无损地走出了监狱，而他则要担心这些人会重新涉险越过边界。

对77岁的联邦总统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来说，2020年从一开始就被层出不穷的危机所笼罩。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石油战争”使得身为OPEC成员国的尼日利亚也被殃及，本币奈拉兑换美元的汇率迅速下滑至过去三年的新低。政府不得不暂停向私人钱庄出售美元，以阻止外汇在短期内消耗殆尽。而随着2月27日西非第一大城市拉各斯（Lagos）发现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案例，毫无心理准备的政府不得不仓促投入这场始料未及的抗疫战争：从3月30日晚11点起，首都阿布贾、拉各斯以及西部边境州奥贡陆续进入“封城”状态，进出尼国空域的国际航班也被停飞，以阻止输入性病例的增加。非洲首富丹格特和西非第一大商业银行万通（Access）则在3月26日宣布赞助建立一系列检测中心和隔离病房，以填补政府资金缺口。

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大量油罐车正在等待装运原油。原油增产给尼日利亚的主要港口造成了巨大负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Tedros Ghebreyesus）在3月4日称赞了尼日利亚政府的早期应对。位于阿布贾的尼国疾控中心（NCDC）不仅在第一时间报告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个确诊病例，还在3月初主动公布了来自这一病例的病毒基因组序列，被WHO认为是“阻止冠状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重要一步”。WHO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Michael J. Ryan）也认为，NCDC在数年前建立的用于检验埃博拉病毒样本的实验室网络可以在新冠疫情初期发挥重要作用，“尼日利亚在这方面的经验已经很成熟”。然而随着早期输入病例造成的感染者数量进入稳步上升状态，数量有限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中心迅速陷入短缺状态。从4月15日开始，尼日利亚的单日确诊病例增幅突破了9%，在4月17日这一天更是直接增加了51个确诊病例。截止到当地时间4月19日晚，全国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542个，其中死亡19人，确诊人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排名第七。

若以感染人口占比作为参照值，总人口超过2亿的尼日利亚在确诊病例数量上似乎明显少于喀麦隆、加纳、尼日尔等周边国家。但这种“好消息”一方面是建立在检测数量偏少和数据统计缺失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也不足以反映疫情对尼日利亚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重大冲击。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亚洲东部被证明形成有效的“封国”“封城”策略，在医疗产业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贫困率又极其惊人的尼日利亚却引发了一场连锁危机。过去习惯于出国接受高端医疗服务的本地政商精英如今也不得不体会普通人求医不易的感受，因封城暂时失去工作的底层贫民则开始担忧全家陷入饥馑的风险。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已经宣布将在12个月内建立一笔390亿美元的专项基金，以改善城市住房、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但在那之前，他们必须先确保高达278亿美元的主权债务不发生违约。如同前美国驻尼大使约翰·坎贝尔在回忆录中所言，被视为非洲新兴市场正面范例的尼日利亚，迄今为止依然是一个“起舞于峭壁之上”（Dancing on the Brink）的国家。教训是深刻的。

非洲首富阿里科·丹格特在疫情期间与万通银行合作，捐资为尼日利亚疾控中心购置1000张隔离床位以及大批医疗器械

无法逃离的国度

“伊赫韦祖先生十分清楚在中国发生的一切。2月上旬，他曾经跟随WHO的一个专家组去到武汉，深入了解了新冠肺炎的各种细节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NCDC行政秘书乌玛尔在一封邮件中告诉我，“回国并结束两个星期的自我隔离之后，伊赫韦祖先生正在领导疾控中心投入这场艰苦的战斗。我们目前有5个实验室、阿布贾和拉各斯的大学医院以及正在加速建设中的新检测机构，但很难说这样的规模就已经足够”。

拥有德国血统和杜塞尔多夫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的伊赫韦祖（Chikwe Ihekweazu）属于那种典型的西非技术型官员：出生于尼日利亚富裕家庭，接受过欧洲精英教育，在享有盛誉的南非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任职多年。2016年他被布哈里总统召回阿布贾，出任联邦卫生部下属的疾控中心负责人，2018年NCDC成为独立机构后又升任该中心总干事。“NCDC是在美国疾控中心的帮助下建立的，从组织架构到运作模式都参考了后者的范例”，乌玛尔介绍说，“不过我们的人员规模和经费额度比他们相差很远。美国CDC有1.1万名工作人员来负责3.2亿人的公共卫生，2亿人口的尼日利亚却只有250人和5个病毒检测实验室。我们还有53家公立三级医院可以提供数据反馈和收治协助，但它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设备已经陈旧”。

接触过《瘟疫公司》这款著名电子游戏的玩家都会有一种直观感受：当虚拟“病毒”的初始暴发点被设定在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的非洲时，它被彻底消灭的时间窗将会拉得很长，但非洲和全球其他地区之间低密度的人口流动也会限制病毒向外界的传播。现实中尼日利亚经历的疫情变化，恰好构成这一传播链的倒置：由于本地并无原发病例，最初确诊的仅仅是有过欧洲旅行经历的少数病患。但因为尼日利亚经济、尤其是能源和金融部门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即使联邦政府在3月24日就下达了“封国”令，随后又对拉各斯、阿布贾等主要大城市实施“封城”，他们依旧无法确认过去两个多月间究竟有多少本国公民以及外籍人士曾在西非和全球疫区之间往返，随后又与多少本地人进行了密切接触。确诊人数的节节攀升于是顺理成章地出现。

根据NCDC提供的资料，2月25日，一位没有咳嗽、发烧症状的意大利商人由米兰乘坐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抵达拉各斯。这位商人为法国拉法基（Lafarge）建材集团设在奥贡州的水泥工厂提供咨询服务，当他在26日抵达奥贡的家中之后，出现了发热和全身酸痛症状，于是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在2月27日确诊为新冠肺炎。NCDC立即宣布成立国家应急中心，联络并确认了土航班机上的大部分乘客以及患者的数十位密切接触者，要求其自行居家隔离观察。然而在拉各斯空港依然保持畅通的情况下，输入病例在整个3月始终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3月17日，一位从英国返回拉各斯的本地妇女被确诊为第二个输入病例。3月23日出现了第一例死亡者：67岁的资深石油管道工程师阿希穆古在从英国返回奥贡州之后，被确诊患病并最终不治去世。拉各斯州政府证实，在外资公司、购物中心云集的埃蒂奥萨和伊科贾，出现了数量最多的密切接触感染病例。

4月7日，执行“封城”任务的南非军警在比勒陀利亚街头检查一名男子的通行证件。尼日利亚政府自3月24日对首都阿布贾和最大商业中心拉各斯实施了全面“封城”

“长期以来，在非洲能源产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始终是欧洲资本。当现代尼日利亚选择了将石油开采和出口作为主要财政来源，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和西欧发生密切的人员往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博士候选人、尼日利亚籍政策分析师赛义德·侯赛尼（Sa’eed Husaini）指出，“拥有往返于欧洲和拉各斯之间的自由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特权，而尼日利亚的大部分社会财富就控制在这个‘候鸟’群体手中”。无论是第一位确诊的意大利输入患者还是不幸去世的阿希穆古，都是服务于能源关联行业；身处低油价压力下的尼日利亚政府在整个3月都摇摆于是否尽快实施“封国”，显然是考虑到了经济因素。而尼日利亚落后的基础设施，又使这些具有高风险隐患的入境人士不得不频繁接触本地居民——拉各斯国际机场与94公里外的奥贡州州府阿贝奥库塔并无公共交通工具相连。即使是身家可观的富裕商人，也必须乘坐陈旧的出租车穿过拥堵严重的市内道路，并听任司机在途中购买街边小贩出售的零食。而这个环节中的每一个个人，都可能因为偶然接触而被感染。

而尼日利亚陈旧单薄的医疗系统，从来都不是为应对一场输入型传染病大流行而设计的。阿布贾大学医学院讲师、大学附属医院新冠病毒应对小组负责人尤努萨·泰鲁（Yunusa Thairu）告诉本刊：“尼日利亚政府在应对2014～2016年埃博拉疫情时的表现曾经获得WHO的赞赏。但埃博拉是一种非洲原生病毒，主要沿内陆传播链进入尼日利亚人口较少的农村地区，和这一次从拉各斯、阿布贾这样的大城市输入国境的新冠病毒大不相同。我们可以把现有的5个病毒实验室都用来做检测，再新建另外7个，但每天的样本处理能力依然只能达到百人级。医院现有的隔离病房需要做紧急改造，呼吸机和其他耗材则需从国外购进。想想看，意大利每万人配备的医生数量是41位，如果他们都搞不定，每万人只配备2名医生的非洲又怎么乐观得起来？”

3月24日，在国内确诊人数达到44人的这一天，布哈里总统终于下达了“封国”令。然而这很快造成了另一项连锁反应：长期以来，拉各斯的政商精英阶层已经习惯了前往英国、法国和阿联酋享受价格昂贵的优质医疗服务，新兴城市中产人群也在黎巴嫩和印度找到了他们心仪的就医地。私人飞机和远距离商业航班使他们有机会行使自己的特权，从而远离不受信任的本地医院和诊所。但跨国交通的中断彻底改变了一切，他们不得不咽下过去数十年忽视公共医疗建设的苦果，并和上亿底层贫民一起承受疫情的代价——“过去十年，尼日利亚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开支仅仅占到政府预算的5%，而非洲联盟建议的最低水平线是15%”，位于拉各斯的公共政策调研机构BudgIT在一份报告中如是说，“现在，制订政策的人将亲自体验到它的后果”。

每个尼日利亚人都能回忆起，年事已高的布哈里总统在过去数年里曾经频频前往欧洲就医，其中2017年那次在英国待了5个月，引起一系列非议。“封国令”既出，总统自也必须以身作则，留在已经发现81个确诊病例的阿布贾部署抗疫。而“一视同仁”的新冠病毒，也入侵到了总统府之内：4月17日，67岁的总统办公厅主任阿巴·基亚里（Abba Kyari）病重去世。这位资深政治家被视为尼日利亚能源政策的实际掌舵者，从3月15日出访德国归来后就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经多日抢救后依旧由于并发症去世。目前，尼日利亚36位州长中已经有4人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这势必给这个西非大国未来的政局变化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4月9日，一名准备撤离拉各斯的欧洲商人在机场入口处向警卫出示证明文件。从这一天起，尼日利亚往返境外的国际航班被暂时切断

“机能失调”的港口

“猜猜我们目前最大的困难在哪儿？是货栈空间不足。我们有足够的工人，但在‘封城’之后他们无法进入港区”，工作于拉各斯港口工人协会的恩瓦布尼克（Nwabunike）告诉本刊，“大拉各斯地区拥有2000多万居民，需要进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但在目前的管制措施下，工人和货车无法进入货栈作业，载着新运进货物的轮船也不能进港”。更严峻的考验是缺少买主的本地原油：拉各斯和哈科特港已经没有多余的油罐了。

即使没有这场始料未及的新冠肺炎冲击波，2020年的春天对尼日利亚来说也已经足够难熬。3月8日，由于未能在维也纳峰会上达成一致，“OPEC＋”体系两大领袖国家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相继宣布启动大规模增产，开始了比拼耐受力的“石油战争”。作为OPEC成员国以及非洲第一大原油出口国，拥有200万桶以上日产量能力的尼日利亚不得不做出跟进，将第二季度的目标产能调高。根据尼日利亚石油部在3月下旬公布的信息，政府将7月以前的日产能设定为单日300万桶，希望市场价能在每桶30美元左右的区间稳定下来。

然而坏消息随即传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的速度超过了所有能源分析家的估计；在主要工业国家普遍实施“封城”“封国”策略，以停止工业生产和日常经济生活来抵御疫情的背景下，没有买家需要原油了。当布伦特基准原油价格在3月底滑落到每桶22美元之后，欧洲石油公司开始充当二道贩子，将那些刚刚运抵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的炼油厂、还没有完成精炼的原油以每桶降价6～9美元的优惠价码转让给亚洲客户。万里之外的西非原油则变得无人问津——对亚洲石油消费国来说，即使尼日利亚石油生产商愿意提供更优惠的价格，他们也必须自付运费将其载回国。而在全球能源市场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距离更近、运输周期更短的原油在欧洲和北美比比皆是。出口乏力的石油迅速堆满了拉各斯输油管线终端的仓库和哈科特港的货栈，成为负担。

4月18日，医疗人员在拉各斯一处社区为居民采集核酸检测样本。由于全国只有5处实验室具备检测病毒的条件，尼日利亚的社区筛查进度相当迟缓

4月10日，“OPEC＋”终于通过视频会议达成临时停产协议，但对尼日利亚来说为时已晚。截止到4月17日，4月预定生产的西非原油仍有1000万桶尚未销售出去，而整个5月还有6000万桶新开采的尼日利亚石油需要进入市场。它们的生产成本是骇人的每桶22美元，作为参照，6月布伦特基准原油期货合约的报价只有每桶28美元。换言之，即使尼日利亚石油公司的销售员能够以亏本价将现有的滞销原油全部卖出，并且政府从5月起就将日产量调低到150万桶的水平（等于腰斩），国家财政仍将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惨重损失。

“问题不在于价格，而是整个港口正陷入瘫痪状态”，恩瓦布尼克感到忧心忡忡，“即使一桶油也卖不出去，只要将它们装上油轮、放到海上，腾出来的空间就可以让那些装运粮食的船只进港卸货”。作为一个长期沿袭小农经济模式、粮食无法自给的国家，尼日利亚每年要花费220亿美元巨资从北美、俄罗斯和德国进口大米、小麦、玉米以及土豆，仅美国每年出口该国的小麦价值就超过5亿美元。全球航运业因为疫情陷入半停摆状态之后，货轮和集装箱这两种基本运输载具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出现了“机能失调”：有时装载出口食品的船只已经靠岸，前往生产地转运粮食的集装箱货车却被滞留在了封闭的公路上。有时货物已经被运抵进口国的主要港口，却没有足够的工人和车辆将它们卸下送达最终目的地。极端情况下，船只甚至无法靠港。

“听起来也许很可笑：平时的货运旺季，港口管理部门经常会委托工会雇佣短工来帮助卸货和清理货栈。但在‘封城令’下达之后，他们却要求每个进入港区的工人随身携带劳动合同和工会开具的证明。”恩瓦布尼克告诉本刊，“这种情况下，能够继续开工的雇员不到平时的1/4。根据内政部的规定，警察有权对违反法令者直接开枪射击。过去两个星期全国已经有18人因为抗拒执法被打死，一些工人被吓得干脆不敢出门了。”

油价暴跌造成的巨额财政窟窿，以及正常经济活动的近乎停滞，使得国际金融界已经开始担忧尼日利亚会发生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联邦政府在4月10日宣布终止延续数十年的成品油价格补贴，但相较巨大的资金缺口仅仅是杯水车薪。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扎伊纳布·艾哈迈德（Zainab Ahmed）在4月第一周承认：目前该国累计外债总额已经达到278亿美元，其中欠世界银行集团101亿美元，欠欧洲债券持有人108.6亿美元。为了维持偿付外债的能力、并防止主要经济部门出现崩溃，尼国需要在2020年进一步举借至少69亿美元的外债，其中半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此一来，联邦政府每年要将财政预算的25%用于清偿债务，这一数字是其公共卫生开支的5倍。而国际资本对该国在2020年的经济前景极不看好——高盛集团在4月初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尼日利亚GDP今年可能缩水4%以上，这也是该国在1983年之后交出的最惨淡成绩单。

“我们需要变革”

“这辆车是我个人居住过的最宽敞、也最舒适的空间”，2019年11月，拉各斯出租汽车司机阿布巴卡尔曾在载我出行时揶揄道，“它有那么多窗户，还安装了空调，比我在伊科易（Ikoyi）的小房间要舒适得多”。如今，阿布巴卡尔终于有足够多的时间来陪伴妻子和孩子了，尽管这并不情愿：拉各斯封城之后，他失业了。

阿布巴卡尔一家居住的简陋小屋，在尼日利亚被称为“撞脸房”（Face-me-I-face-you）。它设在一座外形类似大学学生宿舍的建筑中，每层有20个大门相对的房间，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每个20多平方米的房间要容纳下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全部孩子，通常只有一扇通风的窗户，做饭经常需要在走廊里完成。“我的妻子平时在街头摆摊卖些小点心和水果，封城之后我们两人都无法出门。病毒杀不死我们，但饥饿会。”阿布巴卡尔苦笑着告诉我，“目前我们还有一点平时攒下的积蓄，可以从市场上换回木薯和油。至于下个月，谁知道呢！”

即使是在整个国家对外隔绝之后，精英阶层和普通人需要考虑的问题依然是大不相同的。备受欢迎的喜剧演员阿金迪尔（FunkeAkindele）夫妇在家中举办了一场有20多位朋友参加、充满欢快气氛的生日宴会，因此被警察罚款260美元。加布里埃尔的上司、卡诺州州长甘杜杰则不失时机地流放了和他存在长期矛盾的土著王公、前中央银行行长萨努西。西非首富、“水泥大王”丹格特（Aliko Dangote）在3月26日宣布他将与万通银行一起捐赠1000个隔离床位以及大批医疗器械，尼日利亚石油公司也拨出了3000万美元的抗疫专项基金。伊赫韦祖总干事会对这样的进展感到满意，但像阿布巴卡尔这样的城市贫民需要担忧的却是另外一些事：“政府刚刚宣布将向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极端贫困人口发放每人13美元的救济款，但需要开具繁琐的证明。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在领取救济之列，不过实际处境比赤贫之家也好得有限。如果封城措施维持到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我只有把汽车退回给老板、骑上摩托车返回北方的故乡，在那里至少还可以自耕自种。”

抱有类似想法的绝不止阿布巴卡尔一个人。几内亚湾历史悠久的贸易航线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石油经济的爆发使得拉各斯变成了一座逐梦之城，数以千万计的底层贫民云集在港口周围，在“撞脸房”中栖下身来，指望获得阶层上升的机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银行账户、也没有多少积蓄，却以终日不辍的劳动支撑起了作为尼日利亚经济支柱的石油业和服务业。然而当疫情来袭时，他们没有得到检测试剂盒，也没有得到基亚里先生在去世之前受用过的ICU病房。他们只能将全部家当绑上一辆摩托车，冒险逃离这座城市。

“这简直是自杀，完成不值得提倡。”曾经留学欧洲的建筑公司高管巴米迪耶反应十分激烈，“从意大利的经验看，家庭聚集尤其容易引发交叉感染，这一点对老年人尤其危险。离开大城市回到农村或许可以保证一日三餐，但也有很大概率把病毒传播到其他家庭成员和部落中间。在农村的医疗条件下，那只会更糟糕。”

是的，这无疑是理智的判断，正如封闭大城市和边境线在许多国家都被证明乃是行之有效的措施。但那些国家的政府有能力为蒙受经济损失的国民提供补助，高储蓄率国家的民众也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度过短时期的生计困难。但理智并不适用于尼日利亚：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离奇而失衡的。

4月3日，享有改革家声誉的尼日利亚副总统耶米·奥辛巴乔（Yemi Osinbajo）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宣布政府将在疫情结束之后启动大规模基础设施改善计划。“我们需要一场变革”，奥辛巴乔侃侃而谈，他提到将为大城市修建新的公路，郊区贫民会获得经济适用型住房，中小企业也将得到政府更大力度的扶助。

同一天，一位身在卡诺的华人对我描述了他在街头看到的情形：几位妇女在街头摆出了装满清水的水缸，向路过的司机兜售“健康洗手”服务。矿泉水加洗手液的“高端清洗”每次收费50奈拉（约合0.92元人民币），自来水加肥皂的“低端清洗”每次收费20奈拉。但大半天过去，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光顾。花费50奈拉洗一次手，对普通尼日利亚司机来说已经过于奢侈了。我想起了阿布巴卡尔转述的他妻子的一句评论：“死亡在这里不算什么。不管是死于病毒还是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过是死亡罢了。” 非洲联盟非洲原油分析全球化疫情尼日利亚尼日利亚石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