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十日谈》：故事的艺术史

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一个来自十日谈的故事》，1916年，布面油画158×101厘米，收藏于英国利物浦

沃特豪斯：用肉体的美回应死亡

14世纪的佛罗伦萨，最出名的讲故事的人莫过于乔万尼·薄伽丘（Giovani Boccaccio），他最出名的故事就是《十日谈》，这个故事由10个讲述者讲出了100个小故事，所以它自己是一个关于“讲故事”的故事。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组成了一个讲故事团队，这个团队成员均已成年但都还年轻，最长27岁，包括7名女子和3名男子。他们于佛罗伦萨黑死病最猖獗的夏天离开城市，来到郊外的菲耶索莱（Fiesole），入驻山间带花园的别墅。每日按严格的规定每人讲一个故事，一共讲了10天。原文里把这组人称为Brigata，这个词也常常用在军事上来称呼一组士兵，翻译为中文中的“旅”。这组年轻人一方面给人造成的印象是：青春貌美，正值荷尔蒙高峰期，男女成群无人管教，庄园里山清水秀，美食美酒，无需他们自己劳作，有仆人采买打扫烹饪，而且不许从外部带给他们任何坏消息。他们则在乐园日夜相伴，互相讲述的故事里也不乏犯罪和色情，似乎一切都在酝酿一种松弛放纵的氛围。但实际上这个Brigata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跟这一切形成张力的军事感和道德感：严格的秩序、快速的行动力、服从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习俗的清醒态度。他们在教堂里理性地确立了出走的计划，包括使用各自郊区的房屋，带上仆人，需要男性成员参与等细节，甚至包括这个计划的集体荣耀感：“请记住，我们正大光明地出走，不见得比许多女人放荡不羁地住在城里更要不得。”行动力超凡的Brigata在定下计划的同一天布置好了住地和派驻了仆人，第二天天亮就出发，9点前就到达了目的地。他们在到达后迅速达成一致，每天要轮流有一个“王”或者“王后”来管理其他人，并规定大家讲故事的范围主题。起床后散步，9点“晨祷钟”时吃早饭，饭后活动身体，然后午睡。下午3点“午后钟”时起身，为避暑而在阴凉处一人讲一个故事。然后再各寻消遣。太阳下山时吃晚餐，晚餐后唱歌跳舞，然后休息。这套制度严格而顺利地执行到他们讲完100个故事的第10天。

这个具有奇特魅力的团体在中世纪几个著名的手抄本插图中均有呈现，但这些插图中最主要目的是讲清人物和姓名的对应关系。最著名的召唤他们显形的人，还是前拉斐尔派的艺术家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沃特豪斯在1916年创作的《一个来自十日谈的故事》实际上想描绘的就是这个讲故事的Brigata。沃特豪斯钟爱的主题是古代文学中的女性角色和大自然的风光。他曾经反复描绘丁尼生诗歌里的夏洛特夫人以及《哈姆雷特》中的奥菲利亚，文学给角色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场景，情绪和动态，成为艺术家想象世界的依据。这幅作品里，近景中5个女性坐在草地上，另一头的台阶上坐着抱着六弦琴讲故事的男性和另一个女孩。远景中团队里的一对男女正从森林中走过来。他们身旁是一个喷水池，这是中世纪花园里必备的中心设置，也是生命力的象征，《十日谈》里大家总是聚在喷泉边讲故事。一位身着明黄色丝绸刺绣罩衣的女孩戴着小小的金冠，证明她是今日管理大家的王后。前拉斐尔派的魅力在于总是描绘虚构故事，但十分讲究细节写实，每个细节都从艺术家们的生活中费力地找来真实模特（或模具），直接可以转化为高级的电影舞美设计。所以服饰上甚至地毯上的花纹都清晰可见，而且草地上的雏菊，花园里的玫瑰，意大利常见的柏树，以及最远处佛罗伦萨式的红色屋顶也都仿佛来自现场。最迷人的当然还是人物的清新面容，像清晨朝露一般，他们入迷的眼神和表情歌颂着“故事”的伟大。

薄伽丘和沃特豪斯殊途同归，都绕着心中的一个大结：死亡。1348年的黑死病在《十日谈》的开篇里得到了史家公认的最贴近现实的无情描绘，但薄伽丘开篇就说：“本书的开端虽然凄凉，却好比一座险峻的高山，挡着一片美丽的平原，翻过前面的高山，就来到那赏心悦目的境界；……乐极固然生悲，悲苦到了尽头，也会涌起意想不到的欢乐。”

沃特豪斯则于1915年被诊断出癌症，1916年完成这幅作品，1917年去世。他跟薄伽丘达成了一致，决定用肉体的美、自然生命力、无穷的写实细节和纯粹虚构的内容来回应亲身体验到的病痛和死亡。而沃特豪斯归属的整个拉斐尔前派，出现于维多利亚道德高峰期的社会阶段：当时的清教徒信条和日益发达的城市生活、资产阶级私人财富、婚姻家庭结构之间发生了史诗一样的拉锯。前拉斐尔派决定认文艺复兴（拉斐尔）之前的更早的绘画形式为纯正真实的手段，强调平面性，强调细节和写实，就如同薄伽丘选择了单纯的Brigata作为讲述者一样。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在提出美学主张的时候大多只是学生，如同画面上的群体一样，也是一个青春的艺术家群体，本身也就可谓是视觉历史中的Brigata讲述者，从一个咆哮混乱、表里撕扯的维多利亚社会，回到了中世纪的线条和色彩乐园之中。

波提切利：另一位Brigata讲述者

《十日谈》的内容中既释放出荒诞疯狂极端的意象，又总能回归到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围栏，很适合古代社会的视觉艺术家安全地发挥想象力，也适合在审美上贪婪的赞助人可以放心地向客人解释墙上悬挂的挑衅性内容。在采用《十日谈》内容的视觉作品中，原创性可与文字原作媲美的，首当是薄伽丘的佛罗伦萨老乡：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的组画《纳达乔·德格里·奥拿蒂故事中的场景》。故事讲述了一个被爱人拒绝的男子纳达乔离开拉文纳城市逃避悲伤。在郊区树林里看到一个骑士拿剑追杀一裸体女子。纳达乔正要保护女子时，骑士道出原委，他们都是鬼魂，骑士因为求爱不得而自杀，女子正是他当年苦追的对象。她死后被罚永遭爱人追杀，每周五就会被追到这个树林被杀死，心脏被掏出来给猎犬吃。但是随即又会复活重复这个过程。纳达乔目睹此事后心生妙计，招呼其爱慕之人和她全家在一个周五到这个树林来宴饮，果然又观看到鬼魂相杀的实况。结果是薄伽丘式的滑稽：女人被吓得允诺了纳达乔的求婚，而且不仅仅她，全拉文纳的未婚少女从此都对追求者态度好多了。

波提切利构思了这四幅画的主要结构并且亲笔描绘了其中的少许人物，其余部分由他的工作室徒弟们完成。这套作品画在木板上，原来应该是在婚礼使用的木箱（Cassone）四面的。Cassone是意大利社会中最常见的婚俗家具，木箱通常为男方置办，从娶亲路上扛过来，而且被放置在家庭空间的醒目部位。这种含有婚姻道德寓意的题材常常被画在四面。这套作品也是美第奇家族为了一次婚礼而向艺术家工作室订制的。

波提切利吸取了中世纪绘本中连环画的方式，也就是同一主要人物会反复出现在一个画面里。从作品的第一幅来看：靠左的边缘远景是纳达乔接受友人意见准备离开拉文纳的场面；中间则有两个镜头：第一个纳达乔开始垂头丧气地走进松树林，然后第二个纳达乔马上目睹了幽灵骑士追杀爱人的鬼魂，并且试图保护女人。中间构图是波提切利最具创意的地方，他突破了中世纪叙事作品里场景间隔时间长，之间都有明显间隔距离，在故事时间的分割里基本均等的范例，连画了两个等大的纳达乔，空间上几乎贴在一起，强调两个场景变化时间的短暂，或许几秒之间，情绪和身体都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突出了后一个镜头中充满激烈动感的追杀和起身保护的场景。这几乎是一幅15世纪的漫威动画或者一个蒙太奇剪接的企图。而构图中的切割机构则是参天笔直的针叶松林。它们呈几何对称，扮演了自然中的建筑柱身角色，打出了画面的节奏鼓点，而且将观者的目光引向背景：小山和船帆从树林里隐现，一片海天一色最终统一在一个似乎不变的时空。古代拉文纳是重要的海港，这或许是取海景来统一时空的原因。

图中的女性全身基本赤裸，一白一黑的两只猎犬分别咬住她的大腿根和另一边的后臀。她身后的白马腾跃，马上骑士的红袍也向上飞扬，手持利剑，面部呈现出恐怖的杀戮表情。这种饱含暴力色情，甚至虐恋情绪的塑造方式，在第二幅作品中更加明显：扑倒在地的女性背后已经被切开，骑士俯身跨在赤裸的尸体后背，用刀在切口里掏挖。右边的两只猎犬在抢食女人的内脏。而树枝后的海滩中景，时间又发生变化，另一幕新的追杀已经开始。第三和第四幅作品则以此制式，分别讲述了纳达乔给爱人看鬼魂和最后他计谋成功的婚宴场景，若没有第三、四幅垫底，头两幅作品中的暴力和诡异，实在很难表达庆贺婚姻的心意。而头两幅作品的氛围还是要从它所依据的文学来理解。

薄伽丘在《十日谈》里对女性的态度已经成为无数文学专家的研究题目。他一方面用时俗道德围了一个基本的范围，但在范围中，尽量处处体现出对女性的同情理解甚至崇敬。他在序里就发誓是“为她们的欢乐而写作”，在跋里又再再强调：“当初我是把这本书献给闲暇无事的太太小姐们的，我并非是为别人而写的。”除了这些写作的动力之外，书中的讲故事人和故事里的女人，通常都既有头脑又有行动力，常常是奇迹创造者。

这种对女性的态度，也不难在波提切利的整体创作中体察出来，尽管他对于他的时代来说罕见地终身未娶，而且明确表态十分反感婚姻，性取向一直不明……波提切利却毫无疑问是跟薄伽丘一样的女性美的信徒。他笔下的维纳斯和圣母至今是人类历史上被画出来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种。她们优雅纤长，面部表情感性神秘，手势微妙优美，而且通常会头向一边倾倒，暴露出画家最爱强调的颈部，产生充满性感的吸引力，如同猎物暴露出了最易受攻击的脆弱部位。波提切利只留下一幅疑似的掺进群像的自画像，其中他的形象与薄伽丘在自我表白中留下的也有雷同：一个温情脉脉，内向文雅的感性美的囚徒，但也欲望强烈，随时幻想血腥暴力毫无问题。波提切利将他的攻击欲望，大都倾泻在了人生后半期对萨尔瓦多那神秘主义的信仰上，采取了反对艺术，焚烧自己画作，几乎饿死街头的极端活法。这套《纳达乔·德格里·奥拿蒂故事中的场景》制造的杀戮气息，紧张节奏和近似虐恋的氛围，被研究者认为是不仅忠实于薄伽丘原作，甚至超过了原作的刺激度。

桑德罗·波提切利：《纳达乔·德格里·奥拿蒂故事中的场景2》，1483年，坦培拉和油彩在木板上，82.3×139厘米，收藏于马德里普拉多美术馆

审美是抵抗瘟疫的可行方式

除了波提切利，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们，还有很多视觉创造者深深受到《十日谈》的诱惑。其中有一个更隐蔽的重要原因，就是薄伽丘主张：审美和快乐是健康的来源，是抵抗瘟疫的可行方式。

1348年的黑死病让佛罗伦萨城里尸体堆积，幸存者大多要么癫狂失措，要么冷酷无情，要么荒淫无度，薄伽丘的原作和《十日谈》启发的视觉作品，共同开创了一个话题：享乐和瘟疫的可能关系。Brigata在出走前的讨论中发表了他们的观点，主张适度的享乐，包括集体活动、健康作息、欢笑、运动和投入自然。这不是死神造访前的最后放纵，而是作为防止疫病，建设心理，保护宝贵生命的健康策略。这个策略在医学史上并不新鲜，14世纪的瘟疫防治小册子中就曾经建议过：“不要让你的头脑被瘟疫带来的死亡和激情，或者任何让你悲伤和丧气的事情占据，给它一些明快和愉悦的东西。当万花绽放的时候，你应该在花园里度过闲暇时间，最好同时跳舞唱歌和进行放松的谈话。”而薄伽丘在故事第9天的开头更印证了这一点：“他们一路行来，头上戴着橡树叶编的花冠，手里拿着一束束鲜花和香草，假使当时有谁看见他们这种情景，一定会说：‘这些人一定是长生不老的，至少到死还是快快乐乐的！’”

正因为有着千万人挣扎发狂死去作背景，所以这些清新、荒唐、挑衅而快乐的故事，代表了生命奇迹本身。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把他1971年的同名电影《十日谈》归入“生命三部曲”，而其中他自己扮演的艺术家角色在剧中自言自语，将人类对快乐的本能需求更推高了一步：“但我疑惑，在梦想更为甜蜜时，为什么要创作艺术作品呢？” 波提切利沃特豪斯十日谈艺术拉斐尔文化薄伽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