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抗疫：共识与策略

3月7日，一名防护严密的男子经过罗马斗兽场，人们已经开始担忧新冠病毒的流行记者/刘周岩 实习记者/张佳婧

意大利告急

据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截至3月22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累积确诊数达到59138例，死亡5476例，是全球目前死亡人数最多、确诊人数第二多的国家。为了控制疫情，意大利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超出预期的铁腕措施。受疫情影响最大的伦巴第大区——被称作意大利的“湖北”，恰恰是意大利经济最发达的大区，下辖11个省，首府为米兰，旅游业、工业非常发达，GDP占到了全国近四分之一，最早陷入危机，如今已经全面停摆。3月8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称，意大利实施防疫限制措施，做出了“真正的牺牲”。

当地时间3月9日晚，总理孔特（Giuseppe Conte）宣布取消北部省份为“红区”的划分，全国都进入“红色地区隔离”，限制交通并取消公共活动，全体国民进行自我隔离——所谓的“封国”。

相应配合出台的是高达250亿欧元的经济纾困措施。措施的具体内容包括：有未成年子女的家长可以申请领取补贴雇用保姆照看子女，或申请半薪假；年营业额200万欧元以下的中小企业可延缓缴税；向失业人员提供9个星期的保障性收入等等。在意大利生活了17年的自由职业者、文学译者汪玮认为：“《经济补助法案》签署以后，意大利要为此付上很重的国债负担，但是在疫情当下，政府首先考虑的还是帮助一个个普通的家庭去渡过这个难关。”

社会气氛也开始变化，住在北部贝加莫的意大利人费德丽卡（Federica）告诉本刊，“欧洲人不戴口罩”也瓦解了，11日家人去超市，看到本地人也全都戴上了口罩，超市每出去一个顾客再放进来一个，以保持人员间距。费德丽卡说：“情况看起来相当危急。待在家中无法去工作的人们都在社交媒体上支援医生，除了必需的食品店，其他商店、咖啡厅全部关门了，安静的街道上每天听见救护车呼啸而过。”住在南部卡塔尼亚的马孔（Marco）则说：“我们意大利人不太擅长待在家里。但是就我所见，现在大家真的都待在家里。”

3 月21 日，意大利总理孔特（中）宣布全国停止所有非必要生产活动

医疗资源紧缺

意大利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在阻断传播链条方面做了极大的努力，接下来医疗资源能否跟上，如何避免医疗资源被挤兑以致系统崩溃，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疫情严重地区，轻症患者并非全部收治。刘晓芬和丈夫在米兰附近开小店，几天前开始咳嗽、发烧，3月7日病情严重后打急救电话去了医院，她告诉本刊：“送到急诊后，拍片、验血、咽拭子采样。虽然确诊结果没有当即出来，但我老公的CT结果显示肺部感染，医生让他直接住进了医院。护士对我说，你的肺部没有感染，回家去，居家隔离。给我开了一盒消炎药。”回去之后，医院告知了刘晓芬和老公双双确诊的消息，但按照程序，只要她的病情没有进一步恶化，不应该再去医院，药物用完的话找家庭医生。

电话中，刘晓芬仍偶尔咳嗽，她说自己现在无法和家庭医生取得有效联系，正在向当地华人社区求助，请他们送包括中药在内的药物过来，帮助她自救。10日晚上收治丈夫的医院告知，已经把他转去了条件更好的一家大医院，未收取任何费用。

轻症患者没有足够的床位，但意大利对疑似病例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检测，在欧洲绝非“放任”阵营中的一员。截至3月21日，意大利已经进行了超过23万次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有观点认为，意大利之所以确诊病例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可能与其检测覆盖面较广有关。接下来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对重症患者的治疗能力——意大利的重症和病死率尤其高，目前病死率高达9.2%，甚至远超武汉的5.0%。

3月4日，戴着口罩的观众参观于罗马举办的拉斐尔画展

意大利卫生部科学顾问沃尔特·里卡迪（Walter Ricciardi）教授在3月22日接受《每日邮报》采访时表示，意大利的老龄化程度以及医院记录死亡人数的方式，是导致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意大利是欧洲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意大利的住院患者年龄中位数是67岁，而中国的住院患者年龄中位数是46岁。《美国医学会杂志》近期一项研究显示，意大利40%的感染患者和87%的死亡患者都是70岁以上的老人。

但也有观点认为，老龄化并不是意大利病死率高的直接原因，同为老龄化国家的德国和意大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的德国专家发现，德国目前的感染人群主要是年轻人，而意大利的感染人群则主要是老年人。这很可能是因为家庭聚集性传染在意大利发生得更为频繁。根据欧洲统计局的数据，意大利25至34岁之间的年轻人有一半还生活在父母家中，而德国人平均23岁就离家独自生活。因此在意大利，那些无症状或症状很轻的年轻人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传染了体弱的父母与祖父母。

里卡迪还强调，意大利统计死者的方式和其他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所有在医院死去并且携带新冠病毒的死者都被认为死于新冠病毒。“根据国家卫生研究所的重新评估，只有12%的死者显示直接死于新冠病毒，而88%的死亡患者本来就有至少一种基础疾病（Pre-morbidity），其中许多人有两种或三种。”《体坛周报》驻意大利记者王勤伯对此阐释道，“新冠病毒一个特点是容易激发体内其他慢性疾病，目前已知包括糖尿病、高血压、癫痫等病症。不少急病患者送到医院不久即去世，意大利也会给他们测试纸，如果是阳性也纳入统计。”

确诊人数被低估也是可能影响病死率的重要因素。“德国钟南山”、柏林沙里泰（Charité）医院病毒学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教授在3月11日接受北德意志电台（NDR）的每日连线采访时表示：“现在意大利如此惊人的大量死亡数据，只能说明意大利依然有大量的、没有被发现的、没有被记录在案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德罗斯滕在3月20日的采访中重申，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者的病死率应该是很低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病死率过高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大量轻症患者未被确诊。德罗斯滕认为，目前德国的病死率低（0.33%），死亡病例少（84例），是因为德国的核酸测试数量大，确诊病例接近真实情况（截至3月22日，德国确诊24924例，确诊病例人数在欧洲仅次于意大利）。

3月19日，意大利医护人员正在抢救新冠肺炎患者

3月6日，意大利麻醉镇痛重症医学学会（SIAARTI）就新冠疫情发布了针对医务工作者的指导手册，其中提请医务人员考虑，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可能不得不面对“灾难医学”状态下的道德选择，即放弃一部分治愈希望较低、治愈后继续存活年龄较少的病人，优先救治年轻人。手册中提到，具体的做法包括“为重症监护设置年龄上限”。手册撰写团队和地方官员说，希望他们给出的建议永远不会用上。

这一指导手册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舆论的恐慌，甚至产生了抛弃老人的谣言。王勤伯对此分析道：“指导意见并不来自政府机构，也不来自医院，而是专业人士的行业协会；指导意见也不是法令，目的只是在疫情暴发、工作高强度的背景中，保证急救的效率和急救师自身的心理状态。一位急救师就讲述过，一些新手往往情绪容易出现波动，实际上，平时的急救同样会有类似的原则，急救不是无限度使用医疗资源和手段去寻找‘奇迹’。”

不少专业人数都对此表态。米兰尼瓜尔达医院麻醉与急救中心主任罗伯特·弗马加利博士就明确地说：“我们并没有选择救谁不救谁。”大量收治新冠病人的米兰萨科医院的加利医生同样表示，不存在挑选病人的说法，“放弃病人”则纯属医学操作：“例如，一位病人遭遇多种基础性疾病并发，这种情况下你朝任何一个方向去抢救都是错的。”

这种关于终极伦理学问题的讨论也侧面印证了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的局面。在疫情最严重城市之一贝加莫的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医院中，肺科主任法比亚诺·马孔（Fabiano Di Marco）称自己现在睡在办公室，到了3月12日，医生们真的是“在地上画线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以放置触摸过的物体。

意大利的床位资源本身并不丰富。根据公共卫生系统2017年的年度报告，意大利平均每千人床位数仅在3.7张，低于欧洲平均水平，而这一数字在德国则是千人8.3张。但意大利的医疗系统已经在快速调整中，不仅要把全国5000张重症监护床位扩容至7500张，还计划在米兰国际博览中心的米兰展览区修建一个可容纳400张重症监护床位的临时医院，于3月末投入使用。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这些在一线快速消耗的物资愈发告急。一位在意大利生活了20多年的华人初女士和本刊分享了她和当地华人一起为医院捐赠口罩的经历。3月15日，她在业主群分享了自己有富余口罩的信息，一名在当地米兰综合医院（Policlinico of Milan）工作的护士立即向她求助。随着疫情的暴发，米兰综合医院这家在当地乃至整个意大利都算得上实力雄厚的医院不得不开始使用带气阀的口罩、非连体防护服。米兰综合医院的医生乔瓦娜·奇迪尼（Giovanna Chidini）也在Facebook上发文向社会各界求助，当地政府下发的个人防护用品质量低劣，一层薄薄的白色纱布被剪成口罩的形状以作为替代，奇迪尼表示，“这是不可接受的”。

3月11日，一名男子推着采购的饮用水穿过米兰一条空荡的街道

3月20日晚上八九点，初女士将所在公司以及当地华人原本自用的100个N95口罩捐赠出来，她把照片分享给邻居护士，立即收到了回复。“一般来说，意大利人到了晚上八九点很少会再和外人通话。我以为100个口罩算不上什么，但是对方马上很激动地打来电话，希望可以尽快拿到口罩。”第二天，初女士将这批物资转交给医院联络人巴巴托（Barbato），收到物资的巴巴托“看起来士气高昂”。在这批不多的捐赠物资外包装上，引用了“意大利统一之父”、作家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名言：“毫无疑问，兄弟情谊是每个社会的基础，也是一切进步的前提条件。”

不同于中国是个制造大国，意大利的口罩资源依赖进口，这加剧了应对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难度。疫情暴发以后，最基本的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从医疗器械生产大国土耳其采购的大量物资也被当局以缺乏相关部门授权的原因扣下，情况无疑雪上加霜。

除去表面的资源不足，意大利医疗体系的根本问题更是逐步暴露出来。2008年欧洲金融危机暴发以来，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缓慢，医疗拨款被不断缩减，医药专业教育也投入不足。官方数据显示，意大利最近5年被迫关闭了各类医疗机构758家，近10年意大利的医生、护士缺口分别高达5.6万和5.0万。先后在意大利、美国工作的医生卢卡·拉·科拉（Luca La Colla）于2019年在《柳叶刀》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意大利持续流失医疗人才的原因在于意大利不能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一个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不稳定、低收入、有限的发展空间等因素导致每年至少有1000名医生离开意大利（欧盟数据）。

疫情到来，医护人员的缺口对防疫的打击更大，不少退休医师和即将毕业的医学生也开始投入一线工作。身处重灾区贝加莫的意大利市民费德丽卡告诉本刊，当地球赛取消，球迷们没有选择拿回退票款，而是捐赠给了当地医院。“医务工作者真的非常辛苦，他们现在是意大利最受尊敬的人。”截至3月19日，意大利医护人员感染人数占确诊人数的8.3%，132名医护人员（14名医生、118名护士和急救人员）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其中大多数医生在60岁以上，拥有丰富的职业经验，其中一位医生在去世前一天仍在为病患看病。

2月25日，米兰一家商店店员戴着口罩整理商品

分裂的认知

直到2月21日，意大利报告病例数未超过20例——此时意大利似乎仍高枕无忧。此后确诊病例数忽然开始增加，23日超过100，29日超过1000，3月10日超过1万，其增长曲线非常接近一个多月前的武汉。

那么，意大利何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意大利作家贝佩·塞韦尔尼尼（Beppe Severgnini）曾撰文表示，不同于呈现给国际社会的决绝抗疫姿态，意大利社会内部很难对新冠肺炎的性质达成共识，于是互相矛盾的信息和政府措施交替上演，病毒乘虚而入。

如今意大利国内社会回头反思疫情以来的各项措施，发现果决的背后有许多分裂之处，从最开始与中国停航即是如此。2月3日，执政的中左翼政府的主要反对党、以反移民立场著称的极右翼政党联盟领导人萨尔维尼（Matteo Salvini）以公共健康为由头强调“控制港口、机场和边境”。第二天，政府有关负责人回应：“当教育部和卫生部都说没有理由支持这些措施时，我们应当相信他们。”意大利科学记者丹妮拉·奥瓦迪亚（Daniela Ovadia）认为，在疫情迹象指向缓和的当时，飞行禁令和预防性隔离的要求，也从单纯的防疫问题感染上了政治色彩。

相应大打折扣的则是港口、机场的防疫措施的真实力度。周瑞民是国内某大学前往意大利的交换学生，他告诉本刊，原本早早定好了1月31日从北京到米兰的机票，恰好赶上当天取消直航，一度担心不能成行，然后发现问题的解决极为简单——改签成两天后的中转机票即可。“在意大利入境时没有受到任何额外的疫情相关的询问或检查，反倒是在莫斯科转机时手续更多。”周瑞民说。最早禁航，反而使得自己更加“不设防”。

3月13日，都灵的两名男子在家中阳台上演奏吉他与长笛

2月下旬，一位38岁本土“1号病人”开启了意大利北部的疫情暴发——直到现在，这位多少偶然出现在意大利的“超级传播者”仍被视作为何偏偏意大利中招的直接因素之一。2月14日，这位马蒂亚（Mattia）先生感到不舒服并就医，被以流感方案进行治疗，两天之后因为病情恶化前往科多尼奥（Codogno）医院，出现肺炎症状但当地医院仍以常规方式治疗多天，直到在一位资深麻醉师的坚持下做了新冠肺炎检测，才被确诊。

此时医院内已发生了医务人员感染，不巧这位病人还是社交活跃分子，并在此前参加了多场马拉松，导致数十人被直接传染、数千人被间接传染。总理孔特承认这家医院前期工作出现失误，医院则回应称，他们的做法只不过遵循了罗马当时的指导方案，只对与中国有关联的疑似病例做检测。病毒扩散后，意大利政府于22日封闭了周边11个小镇，隔离近5万人口——当时全国病例还未过百，最关键的两周到来了。

燎原之火的“1号病人”出现，意大利政府的“猛药”却如同不适配的灭火剂，火势不灭反升。一系列矛盾的情形上演着：原本米兰在2月24日宣布了“宵禁”的措施，包括酒吧等人员密集的娱乐场所限定了晚间营业时间，3天后又迫于行业、居民等多方压力而取消。意大利的经济高度依赖第三产业服务业，骤然限制服务业的营业时间却没有出台相应的经济扶持措施，加之彼时意大利的疫情严峻性还没有浮出水面，服务业从业者和常年日日光顾固定的酒吧、咖啡厅的意大利民众必定有所不满。

3月14日，威尼斯的志愿者为居家隔离者以及老年人等行动不便者提供食品、日用品上门服务

从2月22日病例大幅上涨到3月9日全国封锁告急的关键两周内，意大利人继续参加狂欢节、聚集在热那亚海滩晒太阳、前往阿尔卑斯山滑雪，用“意大利人生性散漫”或“国情不同”解释都难免简单化，根本原因在于对病毒性质的社会共识始终没有达成。从小在意大利长大的胡丽敏告诉本刊，同时身处意大利本地朋友和华人两个群体中，她能明显感到两个群体半个月前巨大的认知差异：意大利人基本对新冠疫情做“流感化”的判断，认为只是日常生活里的小插曲，不必过分担忧；华人则做出“非典化”认知，认为进入了特殊时期，必须严阵以待。这直接导致了系统性的行为差异。

意大利时评人法拉里奇（Mattia Ferraresi）认为，如今的局面科学界要负相当的责任：“这些争论没有首先发生在医学学术会议、同行评议的期刊上，然后给公众一个清晰、不矛盾的认知，而是双方在推特、电视节目上火力全开攻击对方，混入了许多与科学无关的因素——于是公众们选择了自己想听到的那个观点。”2月28日意大利主流媒体《新闻报》（La Stampa）的头版标题是“关于病毒，科学家们之间的战争”——而不是“科学家们与病毒之间的战争”。

“信息来自各方各面，你很难判断。先开始我们认为只需要小心一点儿，在外面的时候注意点儿就可以了。渐渐地，我发现事态变得严重。”49岁的意大利人马孔和本刊分享了他在这两周内心态的变化。作为一名建筑师，他的工作一半时间都在不同城市出差，需要跟着项目跑，妻子更是在另一个国家工作，最开始他觉得封锁交通难以想象更无法接受，但是真的“封国”3天以来，他接受了现状，已经3天没有出门了。“现在我明白居家隔离或许是避免感染的有效办法。我的家人和我身边的人也开始这样认为了。”马孔说，大家现在心情终于转变过来，承认不幸的灾难已经降临，举国上下进入了一个极为艰难——但希望会很快过去的时期，只有把防控疫情放在首位。

社会共识在一个个意大利家庭，也在一级级政府机构中形成——意大利的党派政治复杂，以至于罗马素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实验室”的戏称，许多人评论称意大利不同派别能在两周内达到目前程度的共识已经堪称本国政治史上的奇迹。只不过病毒无情，两周已足够扩散开来。

（感谢意大利志愿者小组“四十日谈”对本文的帮助。实习生孙一丹、印柏同、袁思檬亦有贡献。文中刘晓芬为化名） 意大利战争意大利米兰国际新冠肺炎意大利经济疫情意大利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