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佩克之冬：油价战争与“长熊市”风险

2018年5月1日，一名美国工人在得克萨斯州米德兰二叠纪盆地的页岩油开采场操作水力压裂钻机。随着全球原油市场爆发全面价格战，美国页岩油工业也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

始料未及的“战争”

直到气旋升起，能源“气象学家”们才恍然察觉：他们判断对了大风将起的趋势，却看错了风的方向。

2020年3月第一周开始时，全世界的分析师和大宗商品交易员们正在信息洪流中努力拼凑关于能源市场走向的“路线图”。1月3日伊朗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被美军无人机暗杀的影响仍在继续发酵，伊朗恢复铀浓缩活动、从而导致一场局部战争的风险始终存在。整个2019年都被政治动荡和反政府示威困扰的黎巴嫩率先爆出主权债务违约，同样陷入全国性抗议的伊拉克随即成为下一个“重症观察”对象。特朗普在2月初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提到了美国页岩油产业的繁荣，但回本周期过长正在导致大量资金流出这一行业。唯一的好消息来自1月15日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迅速稀释了人们的乐观情绪。

千头万绪之中，一个小插曲的重要性被忽视了：2月上旬，当沙特阿拉伯政府提议召集一次紧急部长级会议来商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能源市场的需求造成的影响时，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Alexander Novak）表示了拒绝，理由是“疫情扩散的规模尚不确定”。3月4日，即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以下简称“欧佩克”）第178届特别会议开幕前一天，诺瓦克在维也纳与沙特、阿联酋等国代表进行了简短的会晤，明确表示俄联邦政府并未授权他支持任何削减原油产量的决定。不过大部分观察家对此心态平稳：自2016年11月欧佩克率先做出以减产应对油价“熊市”的决议以来，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1个组织外产油国基本采取了响应姿态。从2017年上半年到2019年底，俄罗斯连续四次支持欧佩克的减产计划，形成了“欧佩克＋”行动一致。3月5日的这次特别会议原计划将去年12月6日开始的三个月减产周期（日均减产210万桶）延长至2020年底，并根据预估需求的缩水进一步扩大减产规模。舆论普遍认为，俄罗斯将在最后一刻支持该计划。

看似偏执的判断，自有其赖以成立的依据。整个2019年，全球原油价格大致在每桶55美元到75美元的区间内波动。4至5月接连发生委内瑞拉政治危机和阿曼湾油轮遇袭事件之后，油价曾两次触及每桶75美元的波峰。9月14日沙特阿布盖格炼油厂遭遇巡航导弹攻击、造成该国原油供应量短期内骤减50%之后，油价从此前的每桶60美元左右一举回弹到70美元。2020年1月3日的苏莱曼尼事件则造成了又一次每桶70美元高价位。这种变化趋势符合一种传统看法：政治因素、尤其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造成的产能波动，对油价的拉动作用最为显著，其余因素仅是次要。无怪乎在3月第一周，诺瓦克的表态引发的关注远不及扑朔迷离的伊朗政局。

在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阿布盖格油田的精炼工厂，一名工人正在检查输油管道的密闭性。2019年9月14日，阿布盖格炼油厂遭到疑似与也门胡塞武装有关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袭击，一度陷入停产

出人意料的情形就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3月5日会议开始后，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Abdulaziz bin Salman）亲王不仅提议将此前的210万桶减产计划延续下去，还要求在6月底之前进一步追加单日150万桶的减产计划，其中100万桶由欧佩克国家承担，俄罗斯等非成员国承担50万桶。这一减产规模大大超出了欧佩克技术委员会此前的建议（在原有基础上每日再减产60万桶），相当于2019年全球原油市场供应量的1.5%。14个欧佩克成员国对此表示一致赞成，并未在会场现身的诺瓦克则保持沉默。当天晚间，变局再度出现：正当诺瓦克在与普京总统通电话磋商俄罗斯的立场时，沙特官员在会场外再度拜访了其他13个国家的石油部长，直接宣布将150万桶的追加减产计划持续到年底。这种最后通牒式的策略彻底激怒了俄罗斯政府，诺瓦克当即宣布：俄方不仅不会接受新的减产方案，而且在3月6日之后还将退出此前的减产。

3月6日峰会结束当天，闻风而动的油价出现第一波下跌，西得克萨斯中间基原油（WTI）报收于每桶41美元附近，单日跌幅接近10%。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随后两天的决定，直接开启了一场波及全球的“油价战争”：3月7日，沙特阿美（Saudi Aramco，即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将今年4月供应亚洲市场的原油官方牌价下调4～6美元，对美国出口的原油下调7美元。8日，该公司高层又向新闻界透露：政府已经制订了系统的增产计划，将把沙特日均原油产能由目前的970万桶“大幅上调”。受这一消息影响，WTI在3月9日（周一）开市后直接暴跌至每桶31.13美元，单日24.59%的跌幅创造了历史第二高纪录，仅次于1991年1月。

欧佩克“指挥官”沙特吹响号角之后，主要产油国迅速开始跟进。俄罗斯于3月8日宣布启动增产，该国国家石油公司（Rosneft）总裁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历时三年的减产不仅使俄罗斯承担了“不公平的束缚”，而且反过来导致了美国页岩油等局外竞争势力的增长。鉴于这一策略被证明完全无助于抬升油价，俄罗斯决定退出合作，开启独立的生产战略。3月10日，各国陆续透露了结束减产之后的“家底”：沙特宣布自4月1日起将单日产能扩充到1230万桶，较此前的970万桶增加26.8%，同时保留继续扩容至1300万桶的能力。俄罗斯计划每日增产30万桶，达到1140万桶。阿联酋根据欧佩克的指令增产到每日400万桶，伊拉克则以不低于360万桶为目标。“扎堆”增产之下，WTI连续一周报收于每桶30到35美元之间的低位，相较两个月前近乎腰斩。史上规模最大的原油价格战在2020年第一季度上演了。

2016年11月30日，时任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哈利德·法利赫（右下）在维也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欧佩克与俄罗斯达成联合减产协议。2020年3月6日，俄罗斯宣布不再履行减产承诺

“老江湖”的新问题

作为长期以来的全球第一大原油生产国和欧佩克事实上的领导者，沙特阿拉伯在此次减产风波中主动打起价格战，可以说出乎所有观察家的意料。这首先是因为协同减产原本就出自利雅得方面的提议——2014年夏天原油价格崩盘之后，沙特阿美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都不曾减产，企图凭借价格优势挤压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当时的沙特能源大臣奈伊米（Ali Al-Naimi）甚至言之凿凿地宣称：“你们（美国页岩油生产商）的开采成本无法承受长期低油价的压力，要么继续借债、要么破产走人。”然而超过48个月的价格战不仅不曾打垮竞争对手，反而造成沙特外汇储备在一年之内缩水1201亿美元，财政收入减少42%。刚刚开始执掌最高权力的年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BS）只能赶走绰号“石油大师”的奈伊米，回过头来寻求减产止损。

2016年11月30日，欧佩克与俄罗斯等11个非成员产油国达成历史性的《维也纳协议》，就此开启了长达三年的协同减产进程。最初设定的单日减产规模为欧佩克120万桶，其中沙特首先减产100万桶，俄罗斯、中亚诸国以及非洲主要非成员国共60万桶。嗣后由于印度尼西亚自行宣布终止履行成员国义务（因该国已成为事实上的石油净进口国），沙特主动提出单日再减产30万桶，使协议总规模达到210万桶，一直延续到今年。

按照穆罕默德王储的估算，鉴于整个“欧佩克＋”集团控制着全球原油产量的50%以上，当其协同减产超过半年时，油价将从每桶不到30美元的低位区间回升到50美元左右；此后继续维持供应量半年到一年，即可达到每桶70美元以上的“完美区间”。然而这项预言仅仅兑现了前半截：进入2017年，油价的确回升到了每桶50美元以上；但在随后的两年里，它在每桶55到65美元的中价位区间来回徘徊，始终无法突破产油国预期的每桶70美元红线。构成减产计划最重要外部盟友的俄罗斯最终丧失了耐心，决意与沙特分道扬镳。

每桶70美元的“完美区间线”，是沙特阿美在1986年油价大崩盘之后精心计算出的结论。这一价位不仅可以使产油国获得的利益最大化，对大部分石油进口国来说也处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不至于造成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2003～2014年著名的油价“长牛市”便是围绕这一区间展开。但为何它竟在2017年之后失效了？

答案需要归结到欧佩克长期遵从的“生产调节”理念上。1960年，当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伊拉克、伊朗、科威特这“最初五国”决定组建欧佩克时，他们面临一项选择：究竟是要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还是使石油成为细水长流的财政收入来源？当时的沙特石油大臣塔里克（Abdullah Tariki）亲王明智地指出，当原油市场的供给始终和消费需求大致吻合时，油价将被固定在一个“完美区间”内，此时原油出口国的收益将达到最优状态。但需求会因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发生波动，故而欧佩克应当在每年年初的会议上根据上一年的实际消费量估算出一个理想的总产能，随后在成员国之间分配生产任务。沙特作为当时探明储量最大、开采成本最低的产油国，愿意以“安全阀”的形式行使领导权，在需求下降时带头减产，在供给波动时补足缺额。

2019年9月14日，阿布盖格炼油厂被巡航导弹击中之后的损坏状况

从那时起至今，大部分欧佩克成员国都能依据实施“生产调节”、维持供需平衡的原则行事，这是中东产油国能从最近60年的原油出口中持续获利的根本原因。但巨额的石油红利也需要建立在几项基本假设之上。其一是“石油有限论”——原油总储量有限、改用替代品短期成本又太高，因此为能源付出高价是值得的。这方面的典型言论是美国地质学家金·哈伯特（M. King Hubbert）在1958年提出的“顶点说”，它宣称全球采油业的总产能将在2005年达到顶点，此后进入成熟期的油田产量将逐渐下滑，一些地质构造过于复杂的板块则因为开采成本过高而被舍弃。这样持续到2200年前后，全球原油将被开采殆尽，产油国则会丧失大部分收入来源。在石油枯竭之前，进口国为这样一种稀缺的基础性原材料付出不菲的成本，就长期来看始终是值得的。

“顶点论”虽然只是一种地质学上的假说，但它造成了一个相当意外的后果：石油进口国开始把原油看作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珍贵稀缺物资，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恐惧也愈演愈烈。通过金融工具与原油相捆绑的中间商也越发热衷于囤积居奇，企图从供给波动中获利。这样一来，油价变化实际上已经不完全和现实中的供需关系挂钩，而变成了严重泡沫化的心理游戏。例如，1978年的伊朗革命其实只给原油供应市场造成了5%的缺口，但因为中间商大量囤积库存、加上恐慌心理蔓延，油价在不到两年里竟上涨了100%。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委内瑞拉石油业大罢工、尼日利亚国内冲突以及“卡特里娜”飓风四大“黑天鹅事件”同时爆发，竟导致油价在不到两年中突破了每桶100美元大关。产油国乘机大发横财，赚取了远远高过预期的收益。

与营造“石油有限论”同步的另一项措施是控制总供给量。在欧佩克初生的年代，中东产油国和委内瑞拉的总产能占到全球石油生产量的80%左右，控制供给以配合需求变化自是相当轻松。但随着开采成本低廉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原油大量进入市场，欧佩克的准垄断地位开始遭遇挑战。直到2016年，沙特终于说服俄罗斯与欧佩克联手、共同实施减产以控制供给，这才使全球半数以上的石油生产归并到同一阵营。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背靠强大金融市场的美国页岩油工业挺过了谷底期，并迅速给“欧佩克＋”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页岩油工业的革命性意义，首先在于对“石油有限论”的瓦解。通过应用水力压裂技术，过去被认为不适合开采的内陆油田板块如今也可以实现稳定生产，加上海上油田开发的进展，全球原油探明储量在过去15年里出现了显著上升，所谓“产能顶点”到来的时间被直接延后了80到100年。这意味着产油国用以获取溢价空间的心理设定不复存在，每桶70美元以上的“完美区间”也再难获得。更重要的是，美国由石油净进口国变为出口国，直接造就了一个独立于“欧佩克＋”的供应网络——2019年，美国原油产能一度达到日均1290万桶的峰值，不仅造就了一个规模和沙特、俄罗斯不相上下的第三巨头，北美市场对中东进口原油的依赖度也下降到仅有10%。来自西得克萨斯二叠纪盆地、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页岩油开始在全球市场上成为“欧佩克＋”的竞争者，后者通过减产制造的供应量紧张迅速被这个新角色补足。集体减产计划的破产，遂成为必然。

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CEO伊戈尔· 谢钦

需求端的隐忧

对俄罗斯而言，选择在2016年加入欧佩克阵营原本便是权宜之计：克里米亚危机造成的欧美封锁影响需要一个对冲力量，2018年大选的时间表也意味着普京有必要在短期内聚敛起充足的现金流，以满足高龄选民（呼唤更高额度的养老金和更健全的社保体系）和武装力量（需要更新大批装备）的迫切需要。“欧佩克＋”的成型成功地将油价推回到60美元以上，圆满达成了既定目标。但就长期而言，俄罗斯与欧佩克的需要始终存在分歧：不同于海湾君主制产油国王室家族—国营石油公司—政府“三位一体”决策流程高度统一的模式，能源产业从业者在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特殊话语权的集团，对市场的倚重程度也更大。鉴于西伯利亚东部油田的开发已经进入成熟期，俄罗斯1100万桶左右的原油日产能在短期内很难再有大的增长，这显然构成了一种隐性的长期危机。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需求，俄罗斯必须继续勘探新的油田、持续上马新的开采项目，这在“欧佩克＋”的长期减产计划下势必成为不可能。壮士断腕、退出《维也纳协议》应当视为一种理性选择。

而在一场两败俱伤的价格战中，俄罗斯和沙特都坚信本国能撑到竞争对手因“失血过多”而让步。这种判断来自两国高层对彼此优势的估计：对俄罗斯来说，三年减产造成的中间价格区位使得其主权财富基金逐步积累起了足够的可用现金（俄罗斯石油公司将油价高于每桶40美元时的溢价注入该基金），目前全国黄金和外汇储备已经增加到5700亿美元，主权财富基金名下则有1500亿美元可供随时调用。尽管西伯利亚油田在开采成本上比沙特的加瓦尔油田要高每桶10美元以上，但因为俄罗斯的产业结构相较沙特更为多元化，只须使油价保持在每桶45美元左右，俄罗斯即可实现日常财政收支平衡。卡塔尔大学海湾研究中心副教授尼古拉·科扎诺夫（Nikolay Kozhanov）甚至认为，即使油价跌落到每桶35美元，俄罗斯也能继续坚持3到4年。

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政府在现金流方面同样相当充裕。2019年12月，沙特阿美在利雅得本地交易所进行了IPO（首次公开募股），仅向市场开放发售1.5%的股权就募得256亿美元现金，加上行使超额配售权增发的部分，最终收获294亿美元。沙特阿美的估值（2万亿美元以上）也一举超过微软和苹果，相当于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荷兰皇家壳牌、雪佛龙、英国石油五家同行业巨头之和。这部分资金加上原有的外汇储备，使穆罕默德王储手中控制了5020亿美元的资金。不仅如此，2019年沙特公共债务规模仅相当于GDP的26%，这意味着该国还可以从资本市场举借债务来弥补短期头寸不足。这无疑是王储本人对赢得价格战的底气所在。

但沙特阿拉伯同时也是一个收入结构更单一、财政负担也更沉重的国家。王储雄心勃勃的“愿景2030”经济改革计划需要耗费数千亿美元的资金，低端劳动力市场被外来劳工占据、本国青年男性（有40%的沙特人年龄低于18周岁）失业率却高达40%的现实也意味着政府需要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和培训机会。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估算，沙特的财政收支平衡油价达到了惊人的每桶86美元，比俄罗斯高出一倍。甚至连迅速增加原油产能，也必须耗费相当可观的资金——2018年底，时任沙特石油大臣法利赫曾经向外界透露，要想在短期内将沙特石油工业的可持续产能由目前的单日1200万桶增加到1300万桶，必须投入200亿美元的设备资金和不低于每年20亿美元的维护、人工费用。而增加的这部分产能，只会把整体油价压得更低。

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

在这场刺刀见红的价格战中，美国页岩油产业是另一个地位微妙的角色。尽管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实现了单日1290万桶的惊人产能，资本市场持续超过10年的神话却正在破灭：和传统油井相比，采用水力压裂技术的页岩油井在第一年结束时产量就会下降70%，这意味着进入开采业的资金需要等待更长时间才能产生利润。截止到2020年初，美国陆上页岩油田的盈亏平衡成本是三大主要产油国中最高的，接近每桶50美元（尚不包括地价），而沙特的加瓦尔油田仅为每桶10美元，俄罗斯西伯利亚油田为20美元左右。受油价低迷影响，整个2019年西得克萨斯二叠纪盆地（占目前美国本土石油产量的1/3）的钻机数量减少了14%，全年产量增长率从前一年的40%滑落到17%。这使得华尔街普遍预测2020年页岩油行业将会爆发债务违约危机。

正是出于对美国页岩油产业的看衰，俄罗斯才会拒绝以价格战为其加上“临门一脚”。在莫斯科看来，资本争相出逃的趋势使得美国页岩油产量从2020年开始将会进入一个收缩周期；在这一阶段，将油价稳定在每桶60美元左右即可加速挤压成本过高的对手的市场份额，同时仍可满足本国政府对充足现金流的需求。而日程表更加紧张的沙特阿拉伯显然更盼望一场短期胜利——倘若能以一场短平快的价格战彻底挤爆美国页岩油产业的债务泡沫，同时迫使俄罗斯重新回到一致行动的立场上，沙特作为欧佩克盟主的话语权便可以获得再度上升。而在2014～2016年未能实现的重创页岩油竞争者的夙愿，也可以在2020年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不过科扎诺夫认为，排除前期举借的债务的影响，要使美国页岩油破产，油价必须跌破每桶25美元。

然而，真正值得所有当局者提起注意的并不是增产造成的供应量变化，而是2020年这个多事之年可能出现的需求急剧萎缩。2003～2014年油价“长牛市”的出现，除去欧佩克阵营的调控对策得当外，根本上是因为亚洲、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和城市化高速发展带来的可观需求增长。而预期需求的萎缩恰恰是2020年最令人沮丧的消息：国际能源署（IEA）在2月15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原油市场需求的增幅将滑落至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每日仅增长8.25万桶（2019年的数字为32.5万桶），预期消费每日减少43.5万桶。这意味着短期内增加的产量将会转为库存，从而进一步消耗油价的反弹空间。

事实上，需求增长乏力作为一种影响油价的长期因素，在2019年的一系列动荡中即已显现出了端倪。震惊整个中东的阿布盖格炼油厂遇袭事件仅仅造成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油价反弹，苏莱曼尼之死引起的恐慌性增长更是只持续了4天。过去足以造成天翻地覆振荡的军事冲突和地理政治事件，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似乎很容易被虚实。就连沙特阿美的IPO也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波折，直到最后一周仍被认为发行价可能腰斩。一个因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造成的油价“长熊市”，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显露出来，考验着各国决策者。

然而穆罕默德王储别无选择。就在欧佩克峰会闭幕的同一天晚上，从利雅得传出消息：2017年被废黜的前王储本·纳伊夫亲王（他是穆罕默德的堂兄）以及前内政大臣艾哈迈德亲王在家中被捕。沙特政府对外宣布，他们挫败了一场针对王储本人的政变阴谋。在危机四伏的背景下，除去断然实施价格战、期待可以一举赢回对全球原油市场的掌控力，王储似乎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他的竞争对手亦然。 沙特欧佩克页岩油能源石油输出国组织油价俄罗斯原油策略原油美国原油石油美元石油胜利油田石油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