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未知与不确定性

宗教体验的根本不在于教条，而在于诗，在于隐喻，在于矛盾，在于不确定性

我们为什么害怕不确定性？

2016年，英国的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两组实验对象，他们告诉其中一组肯定会遭遇一次电击，另一组则有50%的可能性被电击。结果，心理学家发现，那些知道自己一定会被电击的人，比那些可能会被电击的人表现得更平静。

也就是说，对于大脑来说，不确定性，不仅是一个威胁，甚至可能比威胁更糟糕。神经学影像显示，当一个人必须在某种不确定的情境下做选择时，他的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大脑中涉及焦虑与恐惧的部分）就会被激活。美国神经学家大卫·洛克(David Rock)甚至认为，当人的确定性面对威胁时，大脑会引发类似承受了物理攻击一样的神经疼痛。为了缓解这种疼痛，大脑必须从外部环境中寻找新的线索，构建新的解释，以重新获得平衡感。

有一些不确定性，可以通过精确的计算来解决，比如保险业的精算表和赌徒的轮盘赌，行为经济学家管这些叫“风险”。但我们日常生活中更多数情况都涉及更深层次的不确定性，比如揣摩不出老板的意图、等待医学检查结果、不知道怎么选择结婚对象、人生要如何度过等等。这些问题没法计算概率，历史数据也无法为未来提供确切的指导。脑科学证据显示，比起可知的风险，这些模糊的不确定性会激发大脑边缘系统更剧烈的反应。也就是说，这种不确定性更情绪化。

那么，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抗拒来自哪里？为什么“不确定”这件事情会引发如此多的恐惧、焦虑和不安？为什么未知是一个如此可怕的地方？

《未知的力量：未来生存指南》一书的作者杰米·霍姆斯（Jamie Holmes）说，在一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预测的世界里，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智商，不是意志力，甚至不是自信，而是我们如何应对那些我们不理解的东西。

对于我们不理解的东西，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恐惧。最让人害怕的，不是发生什么，而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从进化的角度来说，这很容易理解。你走到一个黑暗的房间，第一个念头是，会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东西藏在那里？如果你不知道黑暗中潜伏的是什么，防范是最安全的策略。这是一种生存本能。

另一部分，则与控制有关。毕竟，世界太过复杂，我们需要简化（人类心智必须在各种范畴、类别、规则的帮助下才能思考。很多时候，你必须凭借有限的信息，得出一个基本准确的印象，或者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世界太过混乱，我们需要找到秩序。唯有如此，才能一定程度上“掌控”外部世界。

我们看星座，算塔罗牌，穿上幸运球服参加球赛，是为了获得控制和确定性的幻想。

星座 ,算塔罗牌，是为了获得控制和确定性的幻想

我们制定目标，是用我们希望的未来取代未知的未来——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实现未来，而是为了消除当下的不确定性。

我们讲述关于自己的故事——如果我们能将自己的过去放进一个故事，就好像能控制故事发展的方向，知道它要往哪里走，世界要往哪里走。

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我们无止尽地追求财富、权势，我们工作狂，可能都属于日常生活中死亡焦虑的隐藏形式，是一种无意识的追求不朽的强迫行为。换个角度想，生命的持存和不朽难道不就是最大的确定性之梦？

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隆（Irvin Yalom）说，我们追求人生的意义，因为意义也提供一种掌控感。在命运的随机和无常面前，我们希望以秩序和意义对抗无助和恐惧。更重要的是，意义产生价值，从而产生行为准则：关于why（为什么要活着）的答案，解答how（我要怎么活着）的问题。

如果说，对我们的大脑而言，不确定性带来的主要是一种令人焦灼的痛苦，那么，确定性则会给人带来奖赏和愉悦感。知道总是比未知更令人宽慰。相信自己，总比怀疑自己来得容易。所以，我们很少花时间来怀疑自身的存在，承认对某事的无知，或者质疑我们内心深处的任何道德准则。大部分时候，我们相信自己的理性、道德和勇气，相信周围的世界稳固恒久，秩序井然，有章可循，直到一个错误、一个危机、一次变故、一场混乱，打破脆弱的幻象，逼迫我们不得不直面现实。

现代人的不确定性更多的来自于亲密关系、职场、经济状况与健康问题

很多偏见，源自对确定性的渴求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做过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他和几个同事外加几个雇来的旁观证人，一起努力让一群人相信了某位郊区家庭主妇所说的有关人类审判日的预言。这位家庭主妇说她联系到一个来自外太空的有着耶稣模样的人，那人告诉了她外星人何时会降临地球、飞船何时会登陆，以及地球何时会被洪水淹没。后来这些预言全部落空，可组内几个预言的拥趸不但没有怀疑预言，反而表现出加倍的顽固和狂热。

这位家庭主妇及其同胞所持的末日观念并不常见，但他们在观点破灭后的反应却并不罕见。无论你相信的是宇宙飞船还是自由市场或是别的什么事物，只要是人，都会容易陷入故步自封的顽固之中，借此逃避可能犯错的事实。这就是著名的“认知失调”理论。

当我们面对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情境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由认知失调造成的不适感。为了调试这种不适感，我们一般倾向于采用两种方式：其一为对于新认知予以否认；另一为寻求更多新认知的讯息，提升新认知的可信度，借以彻底取代旧认知，从而获得心理平衡。据说，对这种认知不适感的调试，大概能解释60%的人类行为。

在费斯汀格之后，关于人们如何应对信念与事实的冲突，心理学又有了一些更深入的研究。比如在《未知的力量》一书中，作者杰米·霍姆斯总结了五种常见的应对方式。除了之前提到的两种之外，还有寻求肯定（affirmation），当你遇到不确定境况时，会迫不及待强化既有的信念；抽取（abstraction），即搜寻新的模式，我们的大脑很喜欢搜寻模式，据称它可以同时有意识地跟踪40多个环境线索，而潜意识则可以跟踪200万个；还有组装（assembly），通过连接和重新组合，产生新的想法，所以，不确定性并不都是坏事，它与创造力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

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心理学研究中，最有趣的一个是，当我们感到巨大的不确定感时，一种赶快了结的心情就会浮上心头，即认知闭合需求（need for closure）。这是美国心理学家阿里耶·库兰斯基（Arie Kruglanski）在9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大致意思是“个体在应对不确定的情境时，对于确定性答案的强烈愿望”。

说到closure（了结），我经常想起《老友记》里，瑞秋跟人相亲吃饭，心里却想着刚刚有了女友的罗斯，在餐厅里喝得醉醺醺的给罗斯打电话，表示对过去的感情做了一段“了结”。

当我们寻求“了结”时，我们是在为某种失去寻找一个答案。无论失去爱人，还是失去工作，放下曾经很重要的东西，是一件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仪式，进行某种象征性的结案陈词。然后，一切尘埃落定，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生活。

2019年3月11日，人们在东京银座购物广场上参加悼念2011年海啸遇难者活动

问题是，这样的结案陈词，可靠吗？

按照阿里耶·库兰斯基的分析，认知闭合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是抓住（seize），我们被一种紧迫感驱使，想要快速了结：抓住我们能抓住的任何信息，几乎没有时间辨别真假。第二个阶段是“冻结”（freeze），我们被一种永久性驱动，想要长久地保持“了结”状态：我们冻结自己的知识，并竭力捍卫。一旦冻结之后呢？我们对自己的信心迅速提升。

可见，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当面对暧昧不清、模棱两可的情境时，我们急于找到一种解释，一个定论，找到之后就固守不放。尤其是如果你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某个立场，比如发了微信，就会从此更加固守自己的判断，以维持自己的一致性。所以，重点并不是你有多相信你的判断或者信念，而是当这些判断或者信念遭到挑战时，你有多不安。当你的不安到达极限时，你不仅关上窗户，还会锁上锁。

杰米·霍姆斯分析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不确定感”，更像是一种情绪放大器，无论是愉悦，还是焦虑，都会被数倍放大，从而影响我们一些重要决策，比如如何应对潜在的威胁，应该信任谁，是否承认自己的错误等等。

阿里耶·库兰斯基最初以为认知闭合需求是一种个人特质，但后来却发现，更重要的是环境因素。一方面，每个人对不确定的容忍度（ambiguity tolerance）的确不同。有的人容忍度比较高，他们会将不确定的情境看作是挑战，并对此充满好奇心和兴趣；有的人则容忍度比较低，他们喜欢熟悉和可预测的情境，认为不确定的情境是一种威胁。

但总体而言，这种需求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更大。环境中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越高，尤其是当对个体构成威胁时，人们就越想达成某种了断。并且，能够引起我们认知闭合的，不仅仅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很多时候，仅仅是想象中的危险，也会引起人们强烈的情绪和认知闭合的需要。比如让实验对象观看7分钟关于“9·11”的幻灯片，他们在之后的任务中就表现出明显的焦躁不安，不愿意等待，只想尽快结束。同样的，让一个人想象死亡，他就会更加激烈地捍卫自己的世界观。有时候，你“抓取”的信息与你“冻结”的信念之间毫无关系，比如一块苦到让你怀疑人生的巧克力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通常而言，一场灾难之后，结婚率和离婚率都会飙升。比如日本2011年海啸之后的一个月，不仅结婚率飙升，离婚率更是翻了三倍。如果用认知闭合的概念来解释，这是因为自然灾难经常会令人产生强烈的无常之感，逼迫人们对生活做出更明晰的决断。无论恋人，还是夫妻，都会重估自己的感情和境遇，悲观的人更悲观，于是选择离婚，而乐观的人更乐观，决定放下疑虑结婚。

除此之外，社会因素也很重要。信任也是应对不确定感的方法之一，但当我们在压力之下寻求尽快“了结”时，信任会变得更加偏颇，对朋友的信任和对陌生人的不信任都会增加。而且，越是在不确定性面前，我们越渴望有决断力的领导，但这时候“决断”往往很危险。

正如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inel Kahneman）所说，人类总是自以为是理性动物，但我们的心智运转的方式常常是相反的——我们往往是先有结论，然后编一个故事来合理化这个结论。

在《思考，快与慢》这本书中，卡尼曼把人类的思考模式拆分成快思考和慢思考两个系统。系统1是依赖直觉的、无意识的思考系统，系统2是需要主动控制的、有意识进行的思考系统。在人类的决策行为模式中，两个系统都会发挥作用，但由于系统2的懒惰，很多时候系统1会占据主导地位。

按照卡尼曼的说法，系统1是一个意义建构体系，它寻找原因，寻找故事——试探性的故事，看系统2是否认可。如果系统2认可，它会变成信念和意见。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大部分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那样的，没有什么可怀疑之处。一旦发生点什么事情，我们就会给自己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会让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比现实中的更整洁、更简单、更可预知，且更富逻辑性，但它不是深度的真相。

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卡尔罗·罗威利

什么是深度的真相？

深度的真相就是，世界是无序的，生存本质上是永恒的偶然，因而人类生活和历史总是处于一种无计消除的不确定性当中。

那么，我们到底是无法感知，还是不敢承认？无论如何，这是我们恐惧未知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真实、脆弱和有限性。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有一些灾难，无可避免。有一些苦难，无可逃避。有一些痛苦，无法抚慰。有一些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我们一直试图逃离不确定性，逃离混乱，逃离无序，但其实，我们一直活在不确定中，活在混乱中，活在无序中。我们必须在不确定性中做决定。否则，我们什么决定都做不了。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不确定性本身，而在于你要拿它怎么办。是拒绝、掩饰、遗忘、消灭，还是试着承认它，包容它，甚至拥抱它？

毕竟，不确定性并不总是坏的。我们热爱惊喜，只要它们是愉悦的惊喜。有一些比赛，提前知道了结局就变得毫无趣味。有些父母不愿意知道腹中胎儿的性别。我们大部分人，大概都不愿意知道自己的死期，更不愿意知道它会如何发生。但是，如果是在压力的阴影下，当不确定性让你感到恐惧，当你全部的心理本能都在逼迫你远离模糊地带时，你要怎么坚持停留在那里呢？

如何与不确定性共处

1.“我不确定”

美国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科克·施奈德（Kirk Schneider）在新书《极化的心智》中提出，当下人类社会最大的危机，已经超越了政治与宗教，经济与心理，文化冲突甚至环境恶化，而在于一种思维的两极化，以一种观点完全排斥反面观点，非黑即白，你死我活。

两极化思维的根源是什么？按照施奈德的分析，基因、家庭、文化、资源等等有关系，但最普遍的源头是恐惧、焦虑和无助感。

很多心理学研究显示，在无助、焦虑、恐惧面前，人们比较容易偏执和极端。他们感觉自己渺小、无关紧要，如果焦虑和无助的感觉足够强大，他们甚至会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而确立自身的唯一方法就是消除所有竞争力量，甚至不惜诉诸暴力和压迫。

历史中有太多的悲剧，与两极化思维有关，比如专制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以及对权力和控制的迷恋。每当人们体验到个体或集体的创伤，比如战争、经济崩溃、个体或文化迁移，无法获得足够的心理资源支持，两极化思维就容易上位。

所以，“我不确定”仅仅代表一种对世界更准确的描述，也是对于自身思维陷阱的警醒，更是一种谦卑和宽容的姿态。而对于自己的信念的过度自信，则是一种想象力的失败。因为只有当你完全无法想象另一种信念是可能的，你才能坚信你的信念是绝对正确的。而且，如果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所相信的才是正确的，那么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就是在诋毁事实，引诱他人误入歧途。这样我们会很容易联想到自己有道德权利（乃至道德义务），并想方设法让那些持异见者闭嘴，甚至不惜用最极端的方式。所以，卡尼曼说，如果他有一根魔法棒，可以消除人类身上的一种认知偏见，他会删掉“过度自信”。

英国女作家莱斯利·哈兹勒东在写先知穆罕默德的传记时，发现他在受到《古兰经》启示的当晚，第一反应是疑虑、敬畏，甚至恐惧。此后，她一直呼吁人们对信仰的重新理解。她在一次采访中说，宗教体验的根本不在于教条，而在于诗，在于隐喻，在于矛盾，在于不确定性。

在她看来，疑虑才是信仰的根本。“如果你经历了一次信仰的飞跃，那真的是一个飞跃，一个朝着未知的飞跃。但是，如果你确信无疑，认定自己掌握了真理，那就与信仰无涉。你只是关闭了心智而已。真正的信仰是可敬的，因为其中有谦卑，有脆弱。同样的，如果你将这样的信仰置于人的身上，你也永远不可能确信。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任。确定性让我感到恐惧，不确定性才触及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其实，不仅仅是宗教，人类的每一种智识与情感追求都是如此，是不确定性边缘无止境地冒险。哲学起源于我们对于知识中的确定性的疑问。苏格拉底授课时，并不是填鸭式地向门生们灌输死板的知识。相反，他向门生们传授疑问，即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时内心的一种疑问、焦虑和敬畏相交织的感受。

科学是我们追求确定性最伟大的工具，在自然现象中寻求自然解释，从经验中寻求稳定的模式，但从另一方面，科学永远向新的证据敞开，永远在修订的过程之中。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物理事件能以绝对的确定性描述出来。我们知道的越多，确定的越少。

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卡尔罗·罗威利（Carlo Rovelli）说，所有知识，哪怕是最确定的，也存在不确定性（比如，我很确定自己的名字，可如果我的头被猛击而暂时失忆了呢）。本质上，知识是一种概率，这是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强调的概念。更好地理解“概率”，尤其是意识到我们不需要，也从来没有“科学证明”的事实，而只有基于足够大的概率做出的决策时，将升级每个人的思维工具。

英国哲学家西蒙·克里切利（Simon Critchley）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确定性的危险：奥斯维辛的教训》中写道：“如果人类境况是由有限性定义的，那么这也是一个辉煌的事实，因为它是根植于想象力、责任感以及对自身易错性的接纳的道德有限性。我们永远要承认自己有可能是错的。如果我们忘了这一点，也就迷失了自己，最可怕的事情就会发生。”

2.“也许，可能，为什么不？”

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反对关于“疯狂科学家”的迷思——一个人疯狂地冲着大厅狂奔，口中喊着“尤利卡！”。他说，恰恰相反，科学的发展通常始于一个人轻声的嘀咕：

“呃，这个事情有点古怪。”

也许，可能，为什么不？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这些话的呢？

儿童心理发育的研究显示，孩子一般在出生的第12个月到18个月就学会了如何否定和拒绝。紧跟着学的就是“对”（也有小孩先学会“对”，不过为数不多），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生活的世界就是这副模样：黑白对立，是非分明。心理学家将这一发展阶段称为“分裂期”。不过，差不多到了5岁的时候，他们学会说“也许”了。这一个崭新的体验，标志着他们开始学会承认、量化并谈论不确定性。

孩子应对不确定性的勇气，显然胜过我们成年人，大概是因为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里的预设和限制更少。但是，到了成年之后，渐渐地，我们都成了习惯的动物，很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观、惯例、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思索，或者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当你对一个孩子说“不”的时候，他一定会反问，为什么不？

这就是哈佛大学心理系教授艾伦·朗格（Ellen J. Langer）的“可能性心理学”的核心。这位心理学家自称自己的理论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30多年“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践，使她将身体和心灵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度过了一段非凡的岁月。她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敢尝试的。她50多岁开始画画，画她的朋友和狗。她不从素描的基本技巧学起，而是让线条引导自己，关注当下的体验与愉悦。我采访她那年，她的画正在纽约最好的画廊里展出。

与当下流行的冥想、正念不同，她的“可能心理学”只有一条训练法则——留意新事物。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只要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

这种训练法则的前提就是，接纳不确定性。“可能性心理学”的第一个假设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或者能变成什么。既然你不确定，那么一切就皆有可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专注力”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存疑和追问，从传统、权威、成见、惯例、约定俗成中，收复自己的头脑，对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一句：“真的吗？”“为什么？”“万一呢？”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乐，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尤其是当我们以孩子式的好奇来拥抱不确定性时，或者当我们恰到好处地处在秩序和混乱的交界线上时，它甚至可能会变成一种妙趣横生的游戏。猜字谜的乐趣，就来自思索和解决模糊的线索。侦探故事不断地用悬念和暗示的落空维持故事的不确定性，而我们就喜欢被蒙在鼓里不断猜测的感觉，尤其是当所有猜测都落空的时候。当代艺术、诗歌、刘易斯·卡罗尔的蜜语、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卡夫卡的荒诞故事，模糊性存在于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和文学杰作中。

荷兰心理学家特拉维斯·普罗克斯（Travis Proulx）专门研究过超现实／荒诞文学对于我们认知能力的影响。在其中一个实验中，他们先让两组学生阅读两篇短篇小说，其中一组阅读的是卡夫卡的荒诞小说《乡村医生》：暴风雪之夜，一个乡村医生冒雪去十英里外的村庄给一个重病患者看病的故事，非常诡异，非常卡夫卡……另外一组则阅读该小说改写后更加容易理解的版本。之后，这两组人被要求参与一项智力测试——寻找一系列复杂字符串中隐藏的模式，这是心理学家测试“内隐学习”——无意识中学会的知识——的标准方法。测验结果表明，大脑被原版《乡村医生》折腾过的参与者，不仅识别的字符串更多，而且准确率几乎高出一倍。

“荒诞的幻想故事以一种奇怪的、怪异的方式打破我们的预期，折腾我们的大脑，促使它建立新的连接，变得  更灵活，更有创造力，学新东西更快。”普罗克斯这样解释。

3.像莎士比亚一样思考

1817年一个冬日夜晚，诗人济慈在散步回家时与一些朋友交谈，他在后来一封非常著名的书信中这样描写这次散步：“有许多事情非常符合我的想法，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塑造一个有成就之人的品质，特别是在文学的领域……我是指一种消极的感受力，那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要有在不确定性、神秘、怀疑中生存的能力，而同时不会暴躁地试图去寻求事实和理性。”

济慈所谓“消极才能”——于神秘与不确定中安然处之的能力——到底是一种什么能力？

这个概念后来经过各个领域的学者多番阐释，比如在精神分析领域中，英国心理学家威尔弗雷德·拜昂（Wilfred R. Bion）发展了这个概念，将它理解为一种开放的心智，能够容忍痛苦和对于未知的困惑。大部分精神分析师要求一个人从深层的记忆和欲望中寻找自我，而拜昂则相信要放下这一切，放下记忆与欲望，发掘无意识中的可能性和希望，才能达到更深刻的自我认知。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这样的论断，无意识才是直觉和创造力的源泉。

英国心理学家亚当·菲利普斯（Adam Philips）谈到了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有三种必不可少的消极能力，包括惹人厌、迷失和无助感。

英国另外两位学者罗伯特·弗伦池和彼得·辛普森将这一概念融入了企业和领导力领域。他们认为，只有将正面能力，例如知识、技能和胜任力，与负面能力联合，例如沉默、忍耐、怀疑和谦卑，我们才能在边缘地带开辟一个学习和创造的空间。他们提出“公司的领导人应当面向当下的未知领域并开发创造性思维，以至到达自己无知的边缘，从而建立或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并确保公司在激烈的竞争和市场作用力的影响下能够蓬勃发展，而客户的需求则足以得到满足。”

如何训练消极能力，如何训练与不确定性共处的能力？

读诗、读小说也许是最简单的方法，就像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的：“人希望有一个世界，其中的善与恶泾渭分明，因为人心里有一个天生的不可驯服的欲望：在理解之前先进行判断。在这种欲望之上，建立了宗教和意识形态。它们不能与小说调和，除非它们把它的相对性和模糊性的语言传译在自己断然的和教理的说教中。它们要求人有个道理：或者卡列尼娜是个狭隘的暴君的受害者，活着卡列宁是个不道德女人的受害者；或者无辜的K被不公正的法庭所压垮，或者在法庭后有上天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在这种‘或者，或者’中，包含着对人类事物的基本相对性无力承受，在没有最高法官时无力直面一切。由于这种无能为力，小说的智慧（无把握的智慧）难以被接受和理解。” 机会不确定性风险测不准原理不确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