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杨风波：国际仲裁规则与兴奋剂维权

2019年11月15日，国际体育仲裁庭孙杨公开听证会在瑞士蒙特勒举行

法律还是领导意志？

2015年，孙杨想物色一位长期的法律顾问，朋友向他推荐了张起淮。“我们见面那天，孙杨也是刚刚从游泳馆出来，他父母也在，还有很多朋友，我们在西湖边的一个餐厅见了面。”张起淮向本刊回忆说，那时孙杨经历了一些涉及名誉权、商业利益的纠纷，于是萌生了从个案分别找代理律师，到聘请法律顾问打包解决各类法律事务的念头。

双方交谈得非常愉快，转年就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张起淮觉得与孙杨团队一直都相处得非常融洽，“孙杨比较诚实，遇到问题都会跟我讲。外界说他妈妈强势什么的，我没有这种感觉，我只觉得她对儿子有无限的关心，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为了儿子也吃了很多苦。每次我打电话时候，她都是在泳池边陪着孙杨训练，告诉我说感觉非常累，累到怕自己生病了，想去医院做检查。”

而朋友之所以向孙杨推荐张起淮，是因为他代理过很多运动员的诉讼纠纷，比如鞋业企业侵犯北京奥运冠军名誉权案、跳水皇后高敏著作权侵权案、羽毛球运动员夫妻离婚案等等。在成为孙杨的法律顾问后，张起淮将全权负责孙杨的一切法律事务，如遇到一些特殊的案件是法律顾问不擅长的，他则会推荐更加合适的律师给孙杨。

张起淮说，像孙杨这样聘请法律顾问全面管理法律事务的国内运动员非常少，“知名的运动员一般都有经纪公司，遇到类似的情况，运动员会先咨询经纪公司的意见，通过经纪公司找到律师。”孙杨虽然也有经纪公司，但还是另外聘任了张起淮，这既代表了孙杨商业价值上的成功，也说明他在民事纠纷领域有强烈的法律需求。

但真遇到了兴奋剂检测的大事，明明罕见地聘请了法律顾问，但张起淮说孙杨却把他给忘了。

2月28日，瑞士洛桑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公布孙杨听证会结果

众所周知的孙杨兴奋剂风波发生在2018年9月4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但张起淮说他得知这件事却是在一个半月后的10月28日。他向本刊回忆道，当时孙杨的妈妈杨明打来电话，说国家水上运动中心聘请的外国律师要来杭州调查取证，这才向张起淮详细地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孙杨妈妈打电话过来很着急。”张起淮回忆说，“当天的状况，孙杨是按照组织和领导的要求来处理的。后来他将当天采集样本的检查人员违规的情况，依照流程向国际泳联（以下简称FINA）投诉，以为等着处理结果就好，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复杂。”

2018年9月4日晚，受FINA委托，国际兴奋剂检查管理机构（以下简称IDTM）来到孙杨位于杭州的家里，对其进行赛外兴奋剂检查。孙杨对前来的三名检查人员的资质产生了质疑。

首先是兴奋剂检查官，孙杨此前见过她一次，当时交流不太愉快。2017年，这位兴奋剂检查官还是助理时，曾经参与过孙杨的一次赛外兴奋剂检查，因为她没有出示有效证件，后被孙杨投诉。孙杨在去年11月在瑞士蒙特勒举行的听证会上说，他很惊讶，为什么他当年的投诉一直没得到处理，而且这位检查人员又被再次派来对他进行检查。

接着是尿检官。孙杨在抽取血样时，发现一旁的尿检官正拿着手机对他进行拍摄，还号称自己是孙杨的粉丝，这些引起了孙杨的强烈警觉。他要求尿检官出示证件，对方只拿出了身份证，再加上他的短裤和拖鞋打扮过于随意，孙杨于是觉得此人“很荒谬，不专业”。

此时资质问题成了核心焦点。孙杨发现，FINA给IDTM的授权书是一份通用函，没有孙杨的名字，也没有几个检查人员的名字。除了兴奋剂检查官有IDTM工作证件外，血检官只出示了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尿检官的身份证显得更加不靠谱。兴奋剂检查官称，尿检官是她的助手，帮助她采集尿样而已，他们都与IDTM签署了保密声明。但孙杨仍对他们的资质表示质疑。

于是孙杨选择了向上级领导部门求助，而没有咨询律师。“孙杨的举动放在我们国家的体育体制之下，应该说是很正常的。”张起淮说，“‘我是国家培养的运动员’，在运动专业领域里出现了纠纷，赶快给自己的队医打电话，向国家游泳队和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的领导报告，‘他们来做决定，我运动员服从即可’。”孙杨一开始完全没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法律问题，“他聘请法律顾问的时候也不会说要请一个反兴奋剂专家，而是要找一个能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律师。当天他遇到的纠纷，他认为有领导会负责，服从领导的决定一定没错。”

在质疑检查人员资质的问题后，孙杨的母亲杨明马上打电话给国家游泳队领队程浩，程浩通过电话与兴奋剂检查官交流，要求检查人员都必须出具认证和授权；队医巴震后来也赶到现场，他向浙江省反兴奋剂中心副主任韩照岐报告，后者认为，“未经授权无资质的人抽取的血液，不能算做兴奋剂检测需要的血样”，对方指导巴震，这样的样本不能被带走。所有人都给了孙杨一致的意见，最终血样包装被分离。

孙杨也在一个多月后接到了FINA反兴奋剂委员会的调查通知。感觉到事态超出预料后，杨明终于打电话给张起淮，告诉他，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水上运动中心”）领导已经安排了刘驰作为孙杨此次案件的代理律师。刘驰是水上运动中心的长期法律顾问，也是国际仲裁员。“孙杨妈妈希望我作为孙杨个人的法律顾问，可以跟刘驰律师沟通一下，也希望我能够参与进来。”张起淮回忆说，杨明认为非常重要的证据，比如事发时拍摄的视频等等，没有得到刘驰的足够重视，她希望张起淮能够好好看看。于是张起淮组织了10人的团队，专门为孙杨案服务，翻译材料、与外籍律师信函沟通、在视频中寻找证据等，这让他赢得了孙杨方的极大信任。

2019年7月21日，2019年光州游泳世锦赛男子400米自由泳颁奖仪式，霍顿拒绝登上领奖台与孙杨合影

规则与情绪

如果不是因为在去年夏天，在韩国光州举行的国际泳联世锦赛，澳大利亚运动员霍顿和英国运动员斯科特相继拒绝与孙杨一起领奖，气得孙杨在台下冲斯科特咆哮，“You are a loser，I am winner”，一直看媒体选择性报道的同胞们，以为孙杨事件早已平息了。

那时FINA反兴奋剂委员会已做出一审裁决，认定当晚IDTM公司兴奋剂检测行为无效，孙杨没有兴奋剂违规行为。尽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下简称WADA）并不认可FINA的结论，在去年3月，它将孙杨与FINA一起上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以下简称CAS），但有了一审的胜诉，大家都没有想象到上诉到CAS的二审裁决会给出如此严厉的惩罚。

北京时间2月28日下午，CAS宣布了WADA诉孙杨及FINA的裁决结果，裁定对其禁赛八年，即日生效。裁决结果对外公布之前，先发送到了律师的邮箱里。收到了结果，张起淮的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杨明。“孙杨妈妈同样还是在泳池边，孙杨在国家队集训，在水下训练。他妈妈问：‘什么结果？’我说：‘我们没赢。’他妈妈又问了一遍，我说‘没赢’，她才确定自己听清楚了。”张起淮说，被这个消息当头棒喝的孙杨直接从泳池里上来了。

CAS的裁决中详细解释了为何对孙杨做出禁赛八年的处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认定孙杨的行为是主观故意的，再加上他涉嫌第二次兴奋剂违规，惩罚加倍，于是仲裁庭做出了八年这个最重的惩罚决定。

是否是主观故意，涉及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双方的一个核心分歧点：检查人员的资质是否有问题，兴奋剂检测是否已开始。

在去年11月15日召开的公开听证会上，仲裁庭对检查人员的资质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主要内容包括：当晚IDTM检测人员究竟出具了哪些资质文件；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ISTI）中对资质的规定究竟是怎样的；当晚采样人员出具的资质文件是否符合上述规定。

在后来陆陆续续公布的听证会资料中显示，孙杨方始终坚持以《ISTI血样采集指南》为依据，在这其中的规定是，每一位采样人员都要出具授权文件。而上诉孙杨的WADA则认为，根据ISTI 5.3.3条的规定，采样人员的授权文件是通用函并无问题，并且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采样有时是根据选手的比赛成绩进行的抽查，比如孙杨的这次飞行检查是因为他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了好成绩，这当然是无法预知的，所以也不可能提前准备好写着运动员和采样人员名字的授权文件，因此ISTI未对此做强烈要求。

旁听了当天听证会全过程的蔡果律师告诉本刊，就这个问题的辩论，孙杨可以说毫无胜算。有关规则解释的问题，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的WADA请来参与编纂ISTI的工作人员为其作证。这名工作人员在听证会上解释说，孙杨方依据的《ISTI血样采集指南》是不具备强制力的“最佳实践”建议。与孙杨辩论规则的人是规则制定者，结果可想而知。

除此之外，仲裁庭还反复询问孙杨，为何单单在这一次检测过程中质疑IDTM的授权文件，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经历过60次相同的采样过程。“孙杨虽然表示他不熟悉IDTM，但他没能对仲裁庭提出的关键问题进行解释。”蔡果说，“这不符合西方法律人的思维逻辑。基于孙杨被IDTM检测过60次的事实，仲裁庭认为孙杨‘不熟悉IDTM’是有违常理的，除非孙杨能提供合理解释。类似‘有违常理’却没有得到有效解释的点，在本案中还有不少，而就是这点点滴滴细节的积累，影响着仲裁庭对整件事的判断。”

WADA的辩护律师理查德·杨（Richard Young）与孙杨的一轮提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理查德·杨提出，在2018年10月提供的证词中，孙杨说道，“我随便拿了一个瓶子”，而在随后标记为“标签8”的一份证词中，孙杨说道，“巴震随便拿了一个瓶子”，他问孙杨，证词被修改过，到底是谁“随便拿了一个瓶子”？

孙杨的回答是，“我们没有人主动去拿那个瓶子”，是血检官主动从箱子里拿出瓶子，尝试用手拧打开，接着看了看瓶子的底部，摇了摇后说，“要从底部打开，也许你们可以试试。”

理查德·杨接着说道：“我的问题是，你更改了你的证词。你为什么要修改证词，从‘我随便拿了一个瓶子’变成‘巴震随便拿了一个瓶子’？”

孙杨接下来的回答仍不尽如人意。他说道：“我们任何人没有改变自己的证词。因为自始至终是血检官拿过瓶子交到巴震的手上。”

在追问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控方律师花了很多时间。仲裁庭主席提醒他，他的提问还剩五分钟，但理查德·杨仍穷追不舍。“你改过证词吗？你是不是把‘我随便拿了一个瓶子’改成了‘巴震随便拿了一个瓶子’？因为你想把责任推卸给你的医生，而不是自己承担。”

孙杨当然表示不认可。但他的回答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公开听证的目的是，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依然没有回答问题。

理查德·杨再次提醒孙杨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

孙杨答道：“我们所有的证据都是真实可靠的。反而是血检官和尿检官，他们在看到我们提供的大量证据和事实之后，篡改了他们的证词。我有视频为证，从他们到达我住的小区开始，就一直在说谎。”

在此之后，主席中断了两人的交锋。可以清晰地看出，孙杨对于律师提出的证词修改问题始终没有做出正面的回答。

杨明作为证人出庭接受律师询问的过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律师问道，“你儿子是否撕毁了他之前签字的检查单？”杨明的回答不是肯定或否定，而是类似于“兴奋剂检查官在报告中完全歪曲事实。孙杨不是在她的文件夹里去抢，然后撕毁的……”律师对同一个问题连续问了四次，始终没有听到正面的回答。

“庭上发言和私下表达完全不是一回事，孙杨和他的妈妈显然对于庭审这种“时间短暂、万众瞩目、影响重大”的问询方式没有足够的准备。”律师白显月是CAS任命的几名中国仲裁员之一，他向本刊分析孙杨方证人的庭上表现，“开庭是任何商事或者体育纠纷争议解决程序中最为重要的国际公认的公平、透明的司法流程之一，对双方来说都应该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仲裁员作为裁判者希望当事人双方都能冷静、客观、情绪中性地正面回答问题，而不是说‘有人在抹黑，有人在颠倒黑白’这样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内容。在庭上讲故事，或者把自己当成法官，当成本方的律师，这些都是很不好的策略，会让仲裁员失去对证人的信任度。同时这里面有中国文化和西方法制观念的冲突问题。我们的传统观念会认为，‘谁的嗓门大，谁更情绪化，一般来说谁就更委屈’，但在崇尚法治、公开公平、规则透明的机制下，仲裁员会认为言语躲闪，表达情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法治环境下，按照司法争议解决的程序，每一方都会有充分、完整、不受任何限制地理性表达观点、提交证据、主张权利的途径和机会，他们按照规则唯一的推定就是‘你不敢回答，你有问题。’”

WADA诉孙杨抗检案的听证会，孙杨选择了向公众公开听证，“以求公开透明，证明自己的清白。”在CAS的历史上进行公开听证的案件并不多，此前仅有一例。1998年，一名爱尔兰游泳选手也是因为飞行药检结果存疑，要求公开听证，结果这位运动员败诉，被禁赛四年，从此告别了泳池。孙杨或许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应该公开，但公开听证会对庭上的三方都造成很大的压力。“公开开庭审理，会给某些本可以出庭作证的证人带来无形的心理压力，担心个人隐私被曝光，未来正常生活工作被打扰，进而拒绝出庭。再有，公开开庭审理后，庭审程序完全暴露在聚光灯之下，未来当事人很难再挑剔程序方面有任何问题。另外公开审理会影响当事人的表现或者心理，出现一些意外的不该有的影响或干扰。”白显月说，体育类仲裁跟民事和商事纠纷都不同，它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其中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它要求时间短和高效。“某些国际大型赛事都会在开赛期间组成临时仲裁庭，例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就我作为仲裁员去参加的经历，大部分案件经常需要24小时内做出裁决。有时听证会开到凌晨，因为比赛第二天马上开始了，转天上午就必须要出裁决结果。这是体育运动的特殊性决定的，另外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很短暂，拖不起。”

1984年，CAS在当时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提议下成立，跟其他类型的仲裁庭相比，它的历史短，但规则演变得很快。“反兴奋剂规则一直在变，一种物质可能去年还是合法可用的，但今年就可能进入了禁用列表里。孙杨2014年第一次被处罚就是这个原因。”白显月说，跟其他争议不同，国际体育越来越倾向于由统一的机构和全球通行的一套规则来进行判决，国际体育法律体系的一体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包括中国在内，都是认可CAS作为国际体育的最高权威机构而存在，由它来进行高效而专业的争议仲裁，这跟国内的体育行政化体制完全不同，体育争议解决机构的独立性、不偏不倚性越来越好，较好地实现了体育自治。”

孙杨教练丹尼斯·科特瑞尔

律师与当事者

从公布的听证过程来看，孙杨方的表现上有不少瑕疵。

比如辩护的策略问题，孙杨方认为检测人员资质有瑕疵，因此兴奋剂检测并没有开始，也就无从谈起抗拒检查的问题。但在CAS的仲裁程序中，被上诉人是被允许提出两个申诉请求的，也就是说，如果资质问题不被仲裁员认可，孙杨方同样可以提出，他当时的行为不是故意的。如果能够认定情节轻微，处罚就可能缩减到两年。但从听证会上的证词来看，孙杨方没有考虑这个退而求其次的申诉请求。

与此同时，听证会的仲裁员曾试图换个角度来思考孙杨的行为。三名仲裁员之一，来自英国的大律师菲利普·桑兹（Philippe Sands）曾在提问中提出孙杨对其团队“高度依赖”的问题。这位专家在听证会上不止一次地发问，“你们有没有停下来想过”，“有没有转念想过”，“万一你们对授权文件的理解是错的，怎么办？”提问时连连使用异常强烈的语气。他在询问队医巴震时问道，在孙杨已经有过一次兴奋剂违规记录之后，难道不应该考虑到，万一自己或韩照岐对规则理解有误，运动员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这难道不应该三思吗？

“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孙杨方是有利的，如果集中对此展开论述，虽对运动员是否违规没有性质上的影响，但与运动员的‘过错’有关，能影响处罚的轻重，也似乎能从某种程度挽救公众形象。”蔡果说。

但可惜的是，孙杨方律师并未沿着这个思路走。张起淮对此也表示，“这一次的代理，水上运动中心的领导决定由外方律师主导，决定权在他们手上。”也就是说，两名分别来自瑞士的律师法布里斯·罗伯特－蒂索特（Fabrice Robert-Tissot）和英国律师伊恩·米金（Ian Meakin）决定了答辩的整体走向。

CAS主审的三位仲裁员分别是由仲裁庭、上诉人WADA和被上诉人孙杨、FINA分别指派选定。孙杨和FINA选定的仲裁员即这位英国的菲利普·桑兹律师。另一位CAS中国仲裁员吴炜律师向本刊分析道，CAS仲裁员为了保证仲裁庭的公正性，绝不会偏向当事人任何一方，但如果选择中国籍或者亚裔仲裁员，至少能在文化背景方面，让仲裁庭与当事人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吴炜说，孙杨的案子里，还是存在很多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就比如说听证会最后，仲裁员主席问双方对陈述是否满意，大家都表示满意。“中国人可能觉得，去外面吃个饭，服务员问你满不满意，你会随口说个‘满意’，但它可能并不能代表什么。但在仲裁庭上说‘满意’可不是这么回事，这种满意是在性质上有所承诺的，表示对听证程序的认可。”尽管张起淮认为应该慎重对待，但听证程序依然被外籍律师认为“满意”，很大程度上它会对孙杨继续上诉到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带来不利影响，因为上诉仅能针对CAS审理的程序问题提出，不能再讨论事实问题。

在进入CAS程序之后，原本在FINA起诉孙杨的一审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中国律师刘驰不见了。在CAS判决孙杨禁赛之后，杨明疑似发布后又快速删除的朋友圈文字透露出了她对刘驰律师工作的不满意，“能力不强、资历不够、多次在关键地方遗漏孙杨的证词和对方的致命弱点”，双方的矛盾得以公开。

刘驰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转而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做隐晦的回应。他在媒体上发文描述自己“作为体育仲裁员和辩护律师审理和代理了一些国际和国内反兴奋剂和其他类型案件后的一些感悟和思考”，几次提到要向外籍律师学习，中外律师水平存在差距的问题，比如：“由于中国在预防和根除兴奋剂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有限的兴奋剂违规案件数量难以使中国体育律师在短期内积累起丰富的辩护经验，并在复杂反兴奋剂案件中和一些可以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代理全世界体育客户的瑞士和欧美律师相竞争”；“在与外国律师和仲裁员同行的合作中，我对他们把握行业惯例和职业操守的判断力多有敬佩”；“中国客户谨慎把握自己的期望值，接受中外律师团队给出的专业判断”等等。

由于刘驰不愿正面回应，因此无法判断杨明的不满是否客观，双方究竟是沟通上的误解还是职责上的懈怠。但从此案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律师以国际法律准则办事和熟悉并安抚被代理人的情绪，至少在孙杨案中，这两种职责是需要并行不悖的。

作为孙杨个人的法律顾问，张起淮是被杨明邀请进入到了此案的代理过程。与杨明质疑刘驰不重视自己提供的证据相反，张起淮说他做了令杨明非常满意的工作。孙杨和杨明当天在接到兴奋剂检查通知后，开车回到住所，小区监控中有全程的记录。张起淮发现，尿检官在血检官之后走进会所时，在手机上进行了操作，通过监控画面可以看到，他手机的摄像头一直处于打开状态，甚至可以看到手机屏幕上显示了走在前面的血检官的裙子和腿部。张起淮对比IDTM兴奋剂检查官补充报告与相应时间节点的监控视频作比对，把关键性的内容截屏后彩色打印出来，制作成了中英文双语版本的事件过程介绍，在FINA起诉孙杨的一审过程中，将这些材料发给了庭上各方。“我们的律师把准备好的59份材料分发给庭上的仲裁员，大家就翻着看，觉得很过瘾，能够清楚地了解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张起淮说。在CAS仲裁案中，他又重新梳理了住所大门、车库等位置的12个监控设备中28个小时的监控视频，补充了42张截图证据，制作了若干视频剪辑等等。这些工作都让被代理人十分满意。

与此同时，杨明与刘驰的矛盾是很尖锐的。在一审前，孙杨方从瑞士日内瓦赶往洛桑的路上，杨明还曾在车里严肃批评过刘驰，按照疑似杨明朋友圈中的说法，“在我们反映该律师能力不足时，多次要求换人时，该领导（刘驰由水上运动中心指派）坚决不让换律师，并威胁说：‘如果换律师，我们就不管你了。’”双方的合作勉强坚持到一审后。在外人看来一审赢了，但身处其中的当事者都清楚，WADA一定会上诉，二审不可避免，在杨明的坚持下，刘驰退出。

对此，杨明、张起淮和外籍律师都提出过，需要增加新的律师以提高孙杨的胜算。作为孙杨的法律顾问，张起淮自1996年开始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至今，2019年前累计裁处案件约58起， 2019年起至今，在贸仲办理案件11起，涉案标的近50亿元，国际仲裁经验非常丰富，但他仍然推荐了三个在此类国际仲裁案件中更有经验的中国律师，但都未被通过，最终未能建立委托关系，外籍律师提出的人选，领导也没有同意。于是原本在队伍中的张起淮成了二审中引人注目的中方律师。

人员准备不足的漏洞同样暴露在听证会翻译员的问题上。

张起淮说，听证会上的翻译员是由三方共同聘请的，为了保险起见，他曾推荐了一名在联合国和欧盟都有职业资格证书的翻译员，但最后这一方案并未被采纳。张起淮认为，结果导致庭上出现了重大问题。

CAS聘请的翻译公司翻译员，出现了很多事实错误和翻译不准确的地方，给孙杨方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专业翻译发挥不佳的情况下，现场一名女工作人员开始帮助孙杨方进行翻译，但毕竟是临时顶上，孙杨对此仍不太满意。他向观众席招招手，跑上来一个戴眼镜的男生坐在他旁边。仲裁员主席原本以为这位翻译人员已经向法庭报备，准备准许他帮助孙杨翻译，但获知他是临时上场，并没有登记注册后，大为震惊，“我不同意，法庭是有规矩的。这些都应该提前准备好，你不能就这样出现在法庭前”。

或许在普通人看来，为了保证听证顺利进行而更换翻译无可厚非，但在国际法庭上，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

仲裁报告第358条指出：“出乎意料的是，在孙杨被仲裁庭专家组邀请发表结案陈词的过程中，他从公众旁听席请了一位不知名的、未事先通知的人，与他一起入席，充当临时翻译。他似乎不认为有必要征求专家组的同意，或通过其他方式，表明他尊重他人的权威或既定程序。孙杨是世界级运动员，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体育成就；然而，他不可以凌驾于法律和法律程序之上。这些规则适用于他，就像适用于所有运动员一样，他必须遵守这些规则。”

一个无心之举又增加了仲裁庭对孙杨的负面印象。

兴奋剂案件的复杂性

虽然孙杨被判禁赛八年，但他过往的成绩都被悉数保留，这对质疑他“做贼心虚，试图通过不接受检查掩饰自己服用过兴奋剂”的言辞是最有力的回击。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2.4条规定，“注册检查库中的运动员在12个月内累计三次出现《检查和调查国际标准》所定义的错过检查和/或行踪信息填报失败”，构成“违反行踪信息管理”。也就是说，孙杨如果真的心虚，只要在此前12个月内，漏检的次数不超过2次，那么这一次他完全可以编个理由，不出现在检查人员面前就好了。那样的话结果只是错过检查而已，并不会遭到惩罚。

而孙杨当天选择的是面对检查人员，同时已经配合完成了血液抽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他当天并非逃避检查。而如果孙杨真的在此之前有过漏检行为，如此严厉的WADA也不可能在听证会上错过如此有力的证据。

但问题不仅仅是“有没有服用过兴奋剂”，而是孙杨没有完成当天的检查，是否违反《世界反兴奋剂条例》与《国际泳联反兴奋剂规则》。就算你没有服用兴奋剂，但抗拒检查也是同样严重的问题。

那么，如果运动员确实对检测人员的资质有疑问，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自救措施？对此，WADA和FINA的观点一致，即运动员始终应该配合采样和检测，除非身体、卫生和道德条件客观上不允许。运动员如有疑虑，可在配合取样的同时发表异议，即“有异议地接受检测”。

但是FINA既然与WADA观点一致，那为什么又会在一审中，判定孙杨没有兴奋剂违规呢？这要从FINA与WADA不同的立场说起。

FINA虽然一审判定孙杨胜诉，但仲裁书中却发出警告，“运动员最终的成功依赖的是反兴奋剂委员会对采样团队需要出示何种官方文件的规则诠释。从实质上讲，运动员等于是把自己整个运动生涯维系于一场赌博，博的是自己对这个复杂情形的评估会占据上风。”同时，“反兴奋剂委员会驳回了运动员的很多论点和立场，认为它们缺乏根据而且是无效的。这一次对于运动员本人应视作一堂警醒课。”最后，FINA听证专家组判孙杨险胜。

“作为单项体育联合会，FINA考虑的是游泳运动中的各种利害关系。”白显月说，孙杨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为了自己钟爱的体育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为了避免各类兴奋剂风险，已经很多年不吃猪肉了，也牺牲了大量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他对兴奋剂检测这种关系重大的事情，一定有超过常人的谨慎，因为他比常人已经忍受和放弃了太多，世界顶级的运动员必然要比一般人更敏感更小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可疑的检测人员产生顾虑，FINA作为国际游泳领域的体育组织，更合理也更中性地评估这个事件，一方面认为孙扬的行为“极具风险”而且有点“愚蠢”，另一方面表示理解，它最终能在违规和保证运动员权利中尽量寻求一种价值平衡，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但WADA是一个肃清体育赛场兴奋剂的专门机构，“它是一个监督者，或者可以看做体育界的警察，正因为有了WADA的存在，才能保证国际奥委会各种规则的正常运转。”白显月说，从本质上说，兴奋剂检测毫无疑问地涉及到对运动员个人隐私的侵犯，如果没有WADA保证它强制执行，运动员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接受检查，也正是因为WADA是一个独立的全球统一的机构，才能保证无论是非洲还是美国，运动员不会因为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条件、文化科技水平等等的差异，在反兴奋剂工作中被区别对待。

“但在这套严厉的规则之下，运动员是需要全部负责的，无论你的动机如何。”白显月在9年前曾经代理过柔道冠军佟文的兴奋剂案件，帮助佟文赢得了官司，深知运动员在兴奋剂规则之下的艰难。

2010年4月，国际柔联发出声明，称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的尿检过程中，被检测出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超标，佟文被禁赛两年。白显月回忆说，佟文告诉他，克伦特罗绝对是误服，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服用的。“我们想过，能不能通过说明误服，没有主观恶意，同时表示确实是有客观原因导致，但想说明原因非常难。”白显月说，“举证的责任都在运动员身上。”

“那个年代国内的食品污染问题还是挺严重的，但那时候国内还不能公开讲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开放了，大家都知道包括猪肉中的瘦肉精成分在内。其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食品的污染，不单单是中国。”白显月说，当时只能在外媒的报道中寻找蛛丝马迹，为佟文的误服提供证据。

当年同时期有一个德国乒乓球队的案例。五名德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北京参加完一个国际赛事后，回国检测时就被普遍查出了克伦特罗阳性。当时为了证明运动员的清白，当时该运动员的德国团队在德国招募曾去中国旅游或者商务出行的志愿者，回国后进行兴奋剂检测，发现60%在中国生活过7天以上的人体内都含有违禁物质。

将运动员身体代谢和检测时间的间隔问题都计算进去，白显月认为数据上跟佟文非常接近，但即使是这样，但最后仍没有把这个主张作为最主要的上诉理由，因为根据规则举证极度困难，而且即使成功举证，也并不一定能免除运动员的责任。虽然运动员更希望证明自己主观和客观都是清白的，更强烈地想说明根本没有任何兴奋剂的可疑之处，但综合考虑各种挑战之后，还是冷静地选择了程序上的法定理由作为最有力的武器进行抗辩。国际柔联在对佟文进行B瓶检测时，佟文及其代理人未在现场，国际柔联出现程序性错误，结果就将不被采纳，这才得以帮助佟文维权成功。

疑似杨明发表的那条引起轩然大波的朋友圈中也透露了孙杨第一次兴奋剂违规的无奈。2014年，孙杨被查出服用曲美他嗪，后被证明是误服。孙杨有心肌缺血的问题，服用了一种叫做“万爽力”的药物，含有曲美他嗪。在2014年1月1日之前，曲美他嗪并不在违禁药品之列，而在WADA更新了禁药列表之后，中国反兴奋剂网站和下发给运动队的信息没有同步更新，导致孙杨对此变更并不知情。那条朋友圈写道，那一次的误服原本的处罚决定是口头警告和罚款5000元，但上级领导找到杨明，希望将处罚说成是禁赛三个月，以此通过WADA和FINA的审核。虽然这个结果不影响孙杨的成绩，但他还是表示拒绝，可杨明考虑到领导和组织的面子，于是替孙杨答应了新的惩罚结果。而那一次兴奋剂违规的认定，为现在的禁赛埋下了苦果，导致惩处加倍。

现在孙杨已经明确表示要上诉，但多数法律界人士都认为胜诉的机会非常渺茫。吴炜向本刊分析说，CAS是公认的最高体育法庭，由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ICAS）监督管理，况且其中还有来自中国的薛捍勤大法官担任ICAS成员，代表中国维护体育法律公平，想挑战CAS的权威，目前来看是不太现实的。

“有人分析说，上诉的成功率在7%左右，我不认可这个数字，这已经是2012年左右的数据了。”吴炜说，从2012年到现在，CAS审理的案件数量已经增加了一至两倍，“有时候CAS会拉出一个清单来，给仲裁员们集中做案情介绍。在我的印象中，近两年1000多个案子中，不服上诉后获胜的只有几个。”

孙杨在上诉时可能会申请暂缓执行，从而争取仍然可以参加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但吴炜认为通过的可能性依然不高。

在CAS历史上曾有一名秘鲁国家足球队队员误服禁药后，获得暂缓执行的先例，但对比了该运动员当时的情况，吴炜认为孙杨很难达成同等的相应条件。首先，这名运动员是首次违规；其次，WADA和国际足联都没有反对予以该运动员暂缓执行的提议；第三，运动员的主观故意程度比较低，违禁药物是通过摄入当地一种传统茶饮所致；第四，当时上诉时俄罗斯世界杯已临近开幕，一旦不予暂缓执行，运动员即将不可挽回地错过最后一次世界杯比赛；最后，这位运动员还获得了多国国家队队员的支持，相比之下，孙杨遇到的情况可能更困难一些。

孙杨艰难的维权之路还在继续，张起淮透露说，上诉的角度还包括本裁决违反公共利益原则等等，探索的空间依然是存在的。

经历过佟文案的白显月感叹说，当时经历了各种艰难和无奈，最后能够成功，主要靠的是佟文和她的教练以及整个工作团队坚定不移、义无反顾的坚持。“运动员在这个时候一定是非常孤立无援的，处在人生最黑暗，最无助的时刻，所以大家要理解，要宽容，要帮助，因为他们很可能是无辜的。” 张起淮兴奋剂律师咨询国际仲裁杨明孙杨儿子体育孙杨自由泳游泳运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