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味的特权

2003年，中缅边界小城勐拉野生动物交易市场，市场上除了售卖整只动物，还把稀有野生动物分割成块售卖

文/李飞力

2009年初，我刚到三联，接到的第一个采访任务就是去四川的王朗自然保护区，采访野生大熊猫的拍摄者。从北京进川，再换乘汽车，成都的城市风貌瞬间消失在了身后，到了江油，地貌开始有了明显变化，崎岖的山路多了起来。六个小时的颠簸后，远处的一片山林逐渐在眼前显现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亲历这种景象，参天的冷杉、红桦、方枝柏，遮住了阳光，映现出一片原始的样貌，十几分钟后，正当汽车在泥泞的车辙上前行时，路旁的陡坡上蹿出一只小兽。“看，有只鹿！”摄影师提醒我，而司机仍旧看着前方，并纠正道：“是马麝，你现在只能在这儿见到这种动物了。”

两天的采访结束后，有人安排我们和当地人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自称是自然保护组织的人。那天，他们准备了丰富的酒菜，像当地人一样质朴地谈天、干杯。午饭结束后，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看起来有些醉酒的人送我们走出餐厅，并尝试着挽留我们留下吃晚饭，他点了一支玉溪，也熟练地给我点上香烟，吐着酒气，有些得意地说，晚上给我们烧点特色菜。

我问他什么是特色菜，他像报菜名一样，罗列出一些动物的名字，狍子、穿山甲、娃娃鱼，很多名字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人的表情，并不真诚的微笑，体态有些谦卑，罗列起“菜品”时，带着稍显傲慢的口气。

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坐上回程的车，和“自然保护组织”的人打了通电话，当我提到护林人员试图用野味宴请的疑惑时，我所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想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并得知，“这是常有的事”。

一年以后，我在写葡萄酒专刊时，采访了一位酒庄老板，其间，他接了通电话，大致的内容是有人送了熊掌给他做年货。在随后的采访中，类似交易不止一次，不少地方酒厂会给当地购买者带来种种贿赂，野味也在其中。此后，那个看起来颇为儒雅的葡萄酒爱好者，在我的认知中大打折扣。

最近一次见到售卖野味的，是写今年的年货期刊的时候。在安徽的宣城，一个厨师朋友带我走进了当地最大的菜市场。在那里，我见到了不少只横尸在地上的兔子，当我问到这是什么兔子的时候，当地人听出了我的口音，回答：家兔。毫无疑问，那些卖肉的人都撒了谎，野兔身上的枪口已经说明了这兔子的来历。

在一个稍显隐蔽的摊位上，我见到了一只已经被扒皮的动物，血淋淋地趴在摊位上，旁边还戳着一把菜刀，当我拿起相机准备拍照时，摊主很警惕地遮住了我的镜头，并有些挑衅地走出柜台。同去的当地厨师连忙阻拦，之后，他告诉我，那是麂子，卖30多块钱一斤。

在“知乎”上的一篇关于麂子的文章中写道：“对于这种动物，所受到的保护等级过低，名录上显示为‘三有’而已，而‘三有动物’的犯罪成本都是简单粗暴的，20只以上才会立案，没到这个数量只是一般违法行为，盗猎者几乎不用为此付出太多的代价。”

我也曾经在餐桌上见过野生的动物。90年代初，鹿肉和蛇肉在北京的餐馆里并不算稀罕，吃野味在当年一度成为潮流，由于我的父亲在医院工作，他对于此类食物颇有微词，也从不消费野味。直到十几年后，我参加了一次书画界的饭局，又在饭桌上见到了野味，而这次被摆在盘中的，是大雁。自居“某仙”“某客”的大家们纷纷表示，爱吃大雁，是因为它的优雅。而后吟诗，“鸿雁传书，目送归鸿，惊鸿照影”云云，不一会儿，餐桌上“哀鸿遍野”。赴宴的有不少美院的学生，他们是系里的老师带来的，这些高材生们效仿着老师的做派，也依傍着古人的愚昧。

欲望太多，就越吃越野。2009年的时候，英国《卫报》作者乔纳森·沃茨曾写过一篇《让野生动物走下餐桌》。作者说，食用珍稀野生动物在华南很常见，这里的动物市场生意兴隆，到处都是蛇、蝎子、蝾螈，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和龟类，其中一些是濒危动物。它们最终的归宿除了餐馆、药房，就是变成笼里的宠物，炖乌龟能治癌症、鳄鱼肉缓解哮喘、穿山甲调节月经、蝎毒对中风有效，这些都是在广东省流传已久的偏方。

尽管中国并不是唯一的野生动物消费国，但却是最大的。这个影响可以波及整个亚洲，甚至全球。在印度尼西亚，我曾看到残忍的一幕，一只猴子被贩卖者从笼子中取出，一棒打昏，随即开始熟练地扒皮，猴子仍旧奋力抵抗，却不敌那双沾满血污的双手。在那个不大的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中，刺猬、浣熊、蝙蝠、狗，随处可见，动物的眼神或愤怒，或呆滞。而购买者则常常显露出食物链顶端的那种自大和冷血。

亚洲人对于吃野生动物似乎有一种先天的迷恋，就像日本人吃鲸鱼，帕劳人吃蝙蝠，印尼人吃各种林中的动物，然而，这种野味热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记得从王朗回京后，我还采访了一位环保设计师，那个“小象长牙”的海报就是她设计的，她的一项工作重心是抵制虎贸易的开放禁令。当我问到如果开放某种动物的贸易，加大养殖，那么盗猎会否因此而得到解决时，得到的是完全否定的答案，因为养殖的费用不低，且没有什么养殖的成本会低过一颗子弹。即便是中国立严法管制，邻国的野生动物也会因为这种禁令的取消而遭到大规模屠杀。至于为什么关于野生动物一直没有禁令，这个答案人人心照不宣。

虽然一些臭名昭著的市场和餐厅表面上看已经被关闭，但野生动物交易场所早已转至地下。在肇庆的一个市场内，一位贩卖火蛇的老人告诉我，很多动物已经很难再抓到了，现在他们会把野生和饲养的动物混在一起售卖，以躲避工商或食药监局的检查。

2013年时，我在摩纳哥的海洋博物馆参加了环保组织野生救援协会（WildAid）一场关于鲨鱼的活动。那一年，他们公布了一个数字，香港地区报告给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鲨鱼鳍年进口量达到1.1万吨，而这些鲨鱼中的九成，来自世界各地。

那段时间，随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宣传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禁食鱼翅的队伍，随后，一些相关规定让鱼翅几乎退出了公务接待的宴请菜单。不久之后，一位野生救援的负责人告诉我，在屡次倡议中，鱼翅的消费量在中国降低了近一半。2012年，国务院拟三年内出台规定公务接待不得食用鱼翅，但三年的过渡期之后，似乎便再没有人提及此事。

从一个美食作者的角度讲，如果食材的扩张是我们对烹饪进化的唯一想象，那么这是一种悲哀，或许也是狭隘的文化自信酿成的恶果之一。

17年前的SARS并没有停止人类对“野味”的追逐，在这17年中，关于野生动物的种种禁令也形同虚设。尽管在新冠肺炎的瘟疫之下，吃野味的人不是唯一的众矢之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吃野生动物不得到有效管制，那么这样的瘟疫所带来的灾祸，还会重现。 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组织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