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的他们：伤害从何而来

（插图 范薇）

为什么一个看似有点怂、有点自卑的14岁少年会犯下强奸、杀人的罪行？为什么一个女孩会逼迫另一个女孩脱衣服、下跪、磕头，殴打到遍体鳞伤？为什么一群青少年会像看好戏一样看着一个同班同学跳楼，不但无动于衷，还大加嘲讽？为什么一个孩子会对另一个孩子做出如此残酷的行为？

几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试图对“恶”做出解释，包括神学的、法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因为邪恶挑战我们关于世界最基本、最重要的预设，而“邪恶为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事关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阿奎纳曾经写过，在世界上有邪恶存在这件事情，是基督教信仰与教条最大的障碍。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比邪恶的存在更挑战对上帝的信仰。如果上帝是全善全能的，为什么他会允许邪恶存在？

但是，更令我们感到触目惊心和难以面对的，是未成年人呈现出来的“恶”。这种“恶”，有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一个中学心理督导师曾经告诉我，旁观者能从摄像头的视角里看到的“欺凌”固然是“欺凌”，但被欺负的感觉，远远超过这个。比如，在班级里，如果几个人看你不顺眼，他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在不违反任何规矩的情况下让你很难受。几个眼神，就可以有巨大的杀伤力。年轻人就是有这样的直觉，监控镜头下什么都没有发生，但你却感到身在炼狱。而当他们发现自己有如此操纵他人的能力之后，甚至会欲罢不能，就像小孩子捉弄小动物一样。

在本期封面故事中，我们以多起青少年犯罪与霸凌事件为主线，走访了施害者、受害者，也走访了检察院、犯罪专家和司法社工，探寻“少年之恶”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我们试图从这些青春期少年的视角出发，去看他们的世界，到底是什么触发了他们的“恶”？这些恶，到底是他们天性中携带的攻击性失控，还是后天教养环境的忽视或社会文化的腐蚀？这些“恶”与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是否有特殊的关联？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环境，造成了他们的攻击或被攻击？

在《行为：关于人类最好与最坏的一面的生物学》一书中，斯坦福大学生物学与神经科学教授罗伯特·萨波尔斯基探讨了一个与我们非常类似的问题，为什么人类一方面可以互相屠杀，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无私的善意？

人性，当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以一个非常具体的行为为起点——假设某一天某一刻，一个陌生人突然激动地冲你跑过来，手里还拿着一个看起来像手枪的东西。这时候，你手里刚好有一把枪。于是，你开枪了。

从“开枪”这个行为发生的瞬间开始，作者以一种“时间倒流”的方式不断追溯，从这个行为发生前的一秒钟一直倒推到几百万年之前，在这样一个长长的时间链条上探寻这个行为背后的动因。在这个行为编年史的解读中，你会发现，作者一直在提醒我们小心一个误区：不要以为某个大脑区域、某种荷尔蒙、某个基因，或者某个童年经验，或者某个进化机制可以解释一切。恰恰相反，每一个行为都有多重的因果关系。

当我们问“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那样一个行为？”时，我们其实是在问一系列的问题：在这个行为发生的一秒钟之前，他的大脑里发生了什么？从几秒到几分钟之前，什么样的环境刺激影响了他的大脑？从几个小时到几天之间，什么样的荷尔蒙使他的大脑对这些刺激变得更敏感？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之间，什么样的经历重塑了他的大脑对这些压力的反应？他的青春期阶段，当时尚不成熟的前额叶皮层如何塑造了他成年后的样子？他的童年，也就是早期生命经验如何影响之后人生的大脑功能与基因表达？当他还是个受精卵的时候，哪些基因编码了那些荷尔蒙和神经递质？再到文化，文化如何塑造了他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生态因素如何塑造了他所在的文化？最后，我们一直追溯到几百万年前，看看暴力与善意的行为到底是如何进化的。

以同样的链条和视角来观察少年的“恶行”，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也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情境的重要性。当我们解释某个行为背后的动因时，要非常谨慎，不要轻易下评判。而且，我们要意识到，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变化的可能，时间带来的变化，经验带来的变化，环境带来的变化。最重要的是，个人会变化，大脑会变化，新的神经元会产生，新的回路会连接上，旧的回路会断开，换一个情境，最坏的行为可能转变为最好的行为。 霸凌少年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