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诗里的那只蟋蟀飞走了

比起“著名诗人”“文化学者”等头衔，流沙河更接受的身份是“成都文人”，一个读读书、写写字、写写文章的闲散文人（IC photo供图）

诗海沉浮

消息传来，11月23日下午3点45分，88岁的诗人流沙河，离开了这个世界。十多天前，原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何世平还去医院看望过罹患喉癌的诗人，老人拉着他的手，用很小的声音说：“北新街44号，几十年过去了，真像一场梦呀！”北新街44号，是何世平曾工作过的《青年作家》编辑部地址，流沙河的《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最先在这本杂志连载。谈着旧事，何世平还安慰他，等他病愈后，要接着完成注解《易经》的夙愿。

许多年轻人通过选入中学课本的《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等诗篇，知道流沙河的名字。“就是那一只蟋蟀/翅膀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歌唱/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繁复密集的古典意象与家国忧思背后，是流沙河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段文字之交。

许多人知道他与余光中的这段交往，但却未必了解流沙河的诗作。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写作时，给自己起的笔名叫“流沙”，后来发现已被人用，遂改为“流沙河”。有趣的是，后来他的身份证名字也被登记为“流沙河”，真名反而从此不显。

1949年秋天，当18岁的流沙河以第一名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工系时，他像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渴望进步，喜好文艺。在80年代出版的《流沙河诗集》前言自传中，他回忆自己“入学后不去听课，只写东西，结交校外的文学青年”。在成都解放前夕，年轻的诗人带着对旧时代的告别与新时代的向往，写下一首《告别》：“江岸/黑暗的边沿/渡口/光明的起点//别了/朋友/哪天出了太阳/哪天就能见面//死亡的/快要死亡了/新生的/走向胜利的明天。”

受到当时《川西日报》副刊主编、山西作家西戎的赏识，流沙河索性放弃学业，直接到报社工作。“他当时已经出版诗集《农村夜曲》，还与四川作家茜子合写了中篇小说《牛角湾》，影响还是很大，才有机会参加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培训班。”西华大学副教授王学东告诉本刊。他正在撰写一部关于《星星》诗刊的长篇专著，为此调查了大量相关文献。

1956年，在作协第三期文学讲习所结业回川的火车上，流沙河写下一组名为《草木篇》的小诗，发表在1957年元月他参与创办的《星星》诗刊创刊号。这组以草木言志、寄托一时感兴的短章，题旨正是篇头所引白居易的两句诗：“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比如对于白杨，流沙河这样写道：“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谁也没有料到，这样一组看起来略显平淡的短诗，却让流沙河与《星星》诗刊受到批判。很快，他和编辑部的几个同事都被打成“右派”。年轻的诗人被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大院接受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后来，又被派到省文联图书馆资料室协助工作。“文革”开始后，流沙河被押解回老家接受劳动改造，拉了六年大锯，又钉了六年包装箱。

在漫长的“右派”生涯中，流沙河并没有放下诗歌。据回忆，他曾写下长诗《三人行》《秦火》《曹雪芹》，可惜这些诗稿都没能保留下来。1979年10月，当流沙河被平反，返回刚复刊的《星星》诗刊时，已是47岁的中年人。像许多“归来的作家”一样，能够再度写作的他兴奋不已，接连写下《梅花恋》《故园六咏》《草木新篇》《草木余篇》等诗歌。在诗歌《归来》中，他既写下回归过去生活的感慨：“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活着从远方回来了，/远得就像冥王星的距离，/仿佛来自太阳系的边缘//我噙着泪水悄悄地回来了，/在这霜晨，幸好没人瞧见。/我回来只为了看你一眼，/当初我住过八年的房间。”

然而，流沙河的新诗写作并没能维持太久。在1989年完成《了啊歌》之后，他告别新诗写作，转向对古典文学的研读。只是，转变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晚年接受采访时，流沙河说：“我早期写诗，到1957年之后基本上就停了。进入70年代末，我又开始写了，我的绝大部分诗，我跟你说，都是宣传。我把太多的热情放到宣传里边去了，我想要用诗歌宣传很多东西……1990年，我万分悔恨，我说我这一辈子都还在错，我就赌咒发誓离开诗歌了，我去搞我自己热爱的事情。我不写诗，实际上有很大的自我谴责的成分。”

《星星》与“余光中热”

位于成都市布后街二号省文联大院内的《星星》诗刊编辑部，是流沙河曾经寄托过最多热情的地方。经历了1957年创刊不久后的批判后，《星星》诗刊在1960年停刊，直至1979年10月正式复刊，很快成为与《诗刊》并立的重要诗歌发表园地。

诗人翟永明，小时候曾经和流沙河的前妻何洁住在一个院子，还与他的女儿一起玩耍。她回忆起80年代初的流沙河，刚从四川金堂老家调回作协，正处在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当时《星星》诗刊，是全国比较重要的诗歌刊物，也比较开放。除了副主编流沙河，还有主编白航，另外一位副主编陈犀，他们思想上很开放，经常发表年轻人的诗歌。”翟永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翟永明的早期诗歌《童年记事》等，正是首次在《星星》诗刊发表。比之更早，顾城那首著名的《一代人》也在《星星》诗刊发表。

“流沙河在80年代首先介绍了台湾诗人诗歌，他那会儿编了一本《台湾诗人十二家》，我印象很深，后来我们知道的台湾诗人都是他最早介绍过来的。”翟永明说。在80年代，对许多像翟永明一样开始写诗的年轻人来说，是流沙河最早引荐的台湾现代诗歌，影响深远。

据流沙河夫人吴茂华回忆，1980年初夏，香港《天天日报》副刊编辑刘济昆给流沙河寄来《当代十大诗人选集》等三本台湾出版的诗集，并在信中劝他读读台湾现代诗，为两岸诗艺交流搭建桥梁。起初，流沙河不以为意，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他逐渐喜欢上了那些诗歌。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开始系统介绍台湾诗人，一年下来，推介了十二位台湾诗人，并在次年出版《台湾诗人十二家》。

自此，四川诗人流沙河与曾在重庆度过少年时代的台湾诗人余光中，书信往来不断。1982年，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为信上的话触动，流沙河写诗作答，《就是这一只蟋蟀》。

在后来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中，流沙河自称成了“余迷”，言谈之中颇为谦抑：“写诗我也落伍，愈看愈丑。丑女嫁不脱，改行当媒婆，不以明智乎？”

余光中则回应：“流沙河是蜀人，我因抗战岁月在四川度过，也自称是‘川娃儿’。流沙河本名是余勋坦。他赏识我的诗，当然不是因为同乡又兼同宗之谊，不过这种因缘也添了巧合之喜。蜀人最擅‘摆龙门阵’，流沙河逢人说项，竟然像说书人一样，在大庭广众之间开讲起我的诗来。言之不足，继又宣之于笔，先后出版诗话三卷，开头两卷还是杂话，到了《余光中一百首》，索性单话我了。”

可以说，大陆后来掀起“余光中热”，流沙河功不可没。作为知音，余光中也以独到的眼光，发现了流沙河以“摆龙门阵”的方式漫谈诗歌的才华。只是随后，他漫谈的对象从新诗转移到了《诗经》《庄子》《古诗十九首》《唐诗》等传统文学经典。

文化“龙门阵”

熟悉流沙河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玩的人，谈吐之间随处可见机锋与性情。90年代初，流沙河与一群文友到青城山游玩避暑。人群中，流沙河嬉笑怒骂，最为活跃，同坐的诗人邵燕祥把他夫人吴茂华拉到一旁说：“在当今作家文人中，你家夫君读书杂多，随口说出来的零金碎玉都很有意思，让其随风而散就可惜了，你何不记下留与后人呢！”于是便有了吴茂华后来整理的《草木之秋：流沙河近年实录》。

在这本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90年代中期，在一次诗歌会议上，有位诗人抨击台湾诗歌：“什么台湾诗人了不起，我看十个台湾诗人都当不得一个大陆的诗人！”众人愕然之际，流沙河淡然说道：“一以当十，打架肯定赢！”

在随笔《这家伙》中，流沙河用文字画了一幅自画像：“这家伙瘦得像一条老豇豆悬摇在秋风里。别可怜他，他精神好得很，一天到晚，信口雌黄，废话特多。他那鸟嘴1957年就惹过祸了，至今不肯噤闭。自我表现嘛，不到黄河心不死。”

从2009年起，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开始固定讲座，多年从未间断，成为成都人心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李劼人纪念馆工作的张志强，经常去那里听讲座，他告诉本刊，“好几百个人的座位很早就被占满了。有退休的老人，舞蹈家，研究员，听众里面各个阶层的人都有。沙河老师讲起课来非常用情，在解读唐诗的时候，他能把唐人的生活，与现实生活做一些连接，通过想象力描述出来”。

流沙河对古代文字与典籍的兴趣，来源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之后。由于无法继续写作，只能读书。从《庄子》《诗经》，到《文字蒙求》《说文解字》，还有“甲骨四堂”郭沫若、董作宾、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著作，在文联的旧书库中，流沙河找到了自己后半生的寄托。

得益于那段时间如痴如醉的学习，流沙河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字、古文学基础。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与前辈学人相比，自己的优势是有幸到社会底层，什么活都会干。在解读古代文化时，他因此每每加入自己的劳动生活感受。

如谈到“尺”字，流沙河说：“《说文解字》把它分为‘尸’和‘乙’，说了半天没说清楚。我在乡下拉大锯，丈量木版的尺寸时，不是用尺子，而是用手，拇指和食指叉开为一卡，刚好五寸；今天的五寸，相当于周代或战国的一尺。湖广土话，把‘吃饭’说成是‘qia’饭，这下我就有了新发现。所谓‘尺’字，并非文字专家所讲，是‘尸’和‘乙’组成的合体字，而是一个象形字，像用手比量之形，那一撇一捺，便是伸开的拇指和食指。”

但对近年来不断升温的国学热，对古代典籍研究感兴趣的流沙河却有清醒的思考。

他认为首先要“循名责实”，搞清“国学”的含义。他曾撰文说，最初见于《周礼》的“国学”，是培养贵族子弟的学校，到明清两代，各县文庙中的学校也叫国学。在乾嘉汉学的传统中，国学则指作为读书人门槛的包含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在内的“小学”。清代之后，国学的概念逐渐被国文取代。“在这个时候，要把国学变成一种思想就更不行了，因为这个只是国文，是让学生学会文字，不是专门关于道德修养的。”

他直言反对把《弟子规》拿去给小娃娃当做国学硬灌下去。“现在把一些很古老的对学生的要求提出来，像《弟子规》那种，说实话，迄今为止我一句都没有读过，不但我没有读过，跟我同一个时代读书的人也都没有读过。”

对流沙河的古代文化研究，也颇有一些严肃的学者提出质疑。然而，就像写诗一样，他不缺乏自省。一次，夫人吴茂华饭后和他闲聊：“听北京邵燕祥说，在当今作家群里，你算是读书多的一位。你自己怎么看？”流沙河说：“我自己拙，比起学富五车的人差得远。这几十年里文坛培养了一大批低文化作家，如周围的什么专家、著名诗人等，才把我烘托得有学识。矮子里充高子，不亦悲乎！” 读书翟永明流沙河余光中星星国学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