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窑孩儿枕：巧制传白定

北宋定窑白釉孩儿枕（台北故宫博物院 供图）

孩儿枕的凝视

正在浙江南部肆虐的台风“利奇马”，只给台北带来了一场降雨，此外，也让全年无休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难得地闭馆一日。已经退休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廖宝秀告诉我，正因如此，人比平常显得更多，博物馆开放的时间也一直延续到晚上9点。下午5点多，在许多博物馆已闭馆的时间，这里二楼的院藏陶瓷精华展的展柜前，依然人头攒动。

终于移动到北宋定窑孩儿枕的面前。对很多仅从各种图册上看过这件陶瓷名作的人来说，眼前的孩儿枕显得更加秀气、雅致。经历近千年的时光冲洗，孩儿枕通体依旧散发着牙白色的亮光。这件孩儿枕直接以婴儿身躯为枕，面部丰润、双眼圆睁的婴儿，穿着一件开衩的袍子，外罩坎肩，下着长裤，手拿绣球，脚登软靴，正双臂环抱、双脚翘起，匍匐在椭圆形的床榻之上。婴儿圆睁的双眼，带着天真与好奇，似乎正在打量着从他身旁走过的行人。

宋代五大名窑中，定窑窑址最早被确认。早在1934年，北平大学工学院教授叶麟趾，便通过实地考察，首先在《古今中外陶瓷汇编》报道了定窑遗址在河北省曲阳县的剪子村（涧磁村）和仰泉村（燕川村）。经过迄今为止的三次调查与三次正式考古发掘，定窑的面目逐渐清晰。在太行山东麓余脉包含涧磁村、北镇村和东、西燕川村、野北村在内足有1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林立的窑址与丰富的窑业出土与堆积，为人们讲述着这座在民窑基础上发展为北宋贡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于元的瓷窑的辉煌历史。

在定窑诸多的传世精品中，孩儿枕何以成为其中最为出名的代表？曾参与2009年定窑考古发掘的河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黄信告诉我，宋代各大瓷窑瓷枕数量众多，包括耀州窑、景德镇窑在内的其他瓷窑也都有娃娃造型的瓷枕，但传世的孩儿枕造型，目前只在定窑窑址出土过残片。“一说到孩儿枕，都是特指定窑。”

1987年，台大艺术史研究所教授谢明良，还是刚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的小伙子。他至今记得，自己从院藏近800件定窑类白瓷中，挑选出137件展品，策展“定窑白瓷特展”时的情景：“我在看那件东西之前，也不知道有孩儿枕。策展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一件，就拿出来了，还用它做了封面。”

很有可能，就是从那时起，这件孩儿枕为更多人所熟知、喜爱。追溯更早的展览资讯，在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博览会的那批南迁故宫文物清单中，入选的瓷器共有352件，定瓷有4件，其中并未包含孩儿枕。

流传于世的定窑孩儿枕极为稀少。除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记录、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美术馆的卧婴持荷枕之外，目前传世的孩儿枕共有三件。其中两件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它们正是在1949年1月9日，随招商局轮船“海沪号”上的第二批3502箱迁台文物中的两件。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件孩儿枕，均为模制成型，但装饰技法有所不同：展出的那件釉色牙白温润，婴儿所著坎肩图案采用划花技法，床榻四周开光等处则为印花；另外一件釉色带黄，胎也较为粗糙厚重，除了床榻四周有简略的划花外，其余多属模制印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那件孩儿枕，造型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出的那件如出一辙，在长裤下部与床榻边有少量印花。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件孩儿枕，所以更受推重，还与乾隆皇帝对它的垂青密不可分。在其椭圆形床榻的底座下，刻着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御制诗《咏定窑孩儿枕》：“北定出精陶，曲肱代枕高。锦绷围处妥，绣塌卧还牢。彼此同一梦，蝶庄且自豪。警眠常送响，底用掷籖劳。”乾隆还在一旁注解：“《吴越备史》载武肃王钱镠在军未尝睡，每用圆木作枕。熟睡则欹，名曰警枕。而陈武帝尝勑鸡人投铜籖阶石之上，令枪然有声，以警宵眠。此枕动摇则内有声，或亦警枕之类欤？”

廖宝秀告诉我，陶枕烧造时，为了防止高温时内部炸裂，都会在底部留有气孔，胎土因而往往会留下一两块，摇晃时会发出响声。乾隆皇帝引经据典，将其视为“警枕”，警示为君者要勤于政务，不能贪睡，这其实也是乾隆赏鉴文物时所流露的一贯主题。

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在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年（1773～1775）间，乾隆皇帝曾多次提看“定瓷娃娃凉枕”，并下令为其配制木座、锦垫。很难想象，当时已经60多岁的乾隆带着怎样的心情，反复查看这件瓷器。但毫无疑问，他对孩儿枕的喜爱表露无遗，在他所留下的199首咏瓷诗中，以孩儿枕为题的便有11首之多。

仅用传世稀少或者造型可爱，似乎并不足以解释孩儿枕何以成为定瓷高峰的代表。众多周知，五大名窑中，唯有定瓷以其丰富的装饰技艺闻名于世。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那件定瓷孩儿枕，恰恰集泥塑、划花与印花多种技法为一体。隔着展柜玻璃，婴孩背上划刻出的牡丹花纹还有前襟细密的印花纹饰栩栩如生，为我们展示出那个时代的审美意趣。

白中微微泛黄的象牙白釉色，也向我们传递出定窑工艺变革的讯息：北宋中期，北方森林逐渐砍伐殆尽，定窑率先使用煤炭，不仅解决了燃料短缺的困境，而且由于煤的热量更大，在氧化气氛中，烧出了白中泛黄的釉色。与之相比，五代时期的定瓷，由于烧柴，在还原气氛中烧出的瓷器，往往白中泛青。

定窑新工艺

从烧柴到烧煤，燃料的变革，对古代窑工来说，也意味着烧制技术的全面革新。在涧磁村的定窑遗址，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五代到北宋到金，定窑马蹄形的馒头窑体积正在逐渐变大，据黄信的解释，“没有前面那么长的通风道，温度达不到，便烧不出那么薄俏的白瓷”。

要烧制出具有定窑鲜明特色的薄俏白瓷，定窑的窑工们还需要创制另外一项新工艺：支圈覆烧。由于将器物口缘倒扣在支圈上，支点变为整圈的口缘，瓷器因而不易变形，定窑因而可以烧制撇口小足非常薄俏的器物。其典型代表正是形如翻转过来的斗笠，被人称为“斗笠碗”的斜壁小底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孩儿枕的旁边，我便见到一件标为北宋定窑白瓷印花牡丹花口碗“琅琊深甫”款的斗笠碗，在斜峭的碗壁上，俯身细看，一朵朵精美的牡丹花浮现眼前。

新工艺的应用在解决器物变形问题外，极大提高了产量。有学者统计，覆烧工艺可使瓷器产量比匣钵单烧方法提高4倍左右。

覆烧工艺的另外一项副产品，便是定窑屡被提及的“芒口”。所谓“芒口”，一般认为是指瓷器口缘无釉的涩口，由于采用覆烧技法，窑工们担心釉料黏粘窑具，故而在口缘不上釉所致。在宋人笔记中，定瓷的芒口成为后来汝窑代定窑而兴的直接原因。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便如此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内，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多数研究者认为，定窑的支圈覆烧技艺在北宋中叶仁宗、神宗时开始烧制，至北宋末达至兴盛。只是，定窑何以率先创制出支圈覆烧的新工艺？如此相关，新工艺带来的芒口问题，真的成为在宫廷用瓷中，定窑被汝窑所取代的原因吗？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蔡玫芬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南宋人笔记中“定器有芒不入禁内”的记录并不可靠。据《宋会要》记载：宣和七年六月，诏罢减六尚局的岁贡物，其中包含尚食局之中山府瓷中样矮足里拨盘龙汤盏二十只也在罢减之列。六尚局，即所谓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等局，原是临时因事而兴的机构，在徽宗崇宁二年（1103）时成为常设机构，向各地征收数万种琐碎奢靡的贡品。文献中的中山府，即古代定州。结合定窑遗址北宋地层出土大量带有“尚食局”“尚药局”“乔位”款装饰龙纹的器物，可见定窑芒口瓷器不但供应皇室，还在徽宗时期曾受命大量烧制以供应内廷。

不仅如此，蔡玫芬还大胆地推测定窑芒口瓷器的出现，很可能与当时金装瓷器的风行有关。金装瓷器的出现，远早于定窑的支圈覆烧工艺。在器物口缘加以金银稜扣以增华美的习俗，从汉代到隋唐便屡有记录，在北宋初年，吴越国更多次向宋室进贡数万件金银器及金银稜扣的瓷器、玳瑁器、象牙器、藤器。风气所及，北宋朝廷工部所辖的“文思院”下属的42个造作工坊中，便有“稜作”一科；此外，内廷“后苑造作所”的74作坊中也有“稜作”一科。来自定窑的贡瓷进入内廷后，往往先被送入官方的瓷器库（熙宁三年，改入杂物库），然后送入“稜作”，镶加金属边稜后，再供上用或赏赐臣属与外国使臣。由于瓷器口缘光滑，要在上面加金属稜扣，内廷的工匠们往往不得不将口缘的釉刮掉，使其口缘粗糙以固定金属边稜。

因此，蔡玫芬推测，“想来定窑支圈覆烧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替‘稜作’节省工序，遂直接制造一个粗粝的口沿以方便直接上稜扣吧！”接受采访时，她笑着说，尽管将芒口的出现归于金装瓷器的风行，确实有点冒险，“但从产业的角度而言，要加金银稜扣，必须先把口沿磨掉。既然如此，一种需求在那里，经常需要加金边，就会有这种可能。”

覆烧工艺的出现，还带来定窑装饰风格的转变，用蔡玫芬的话说：“覆烧有利于定窑印花技术的施展。由于是借着支圈层层叠累，能同时制作多件同形式的作品，使得北宋后期定窑瓷器的造型样式倾向类型化，特殊的立体造型与外表深浮雕的作品遂逐渐减少。”

在北宋中晚期那个市场流通颇为便利的时代，定窑新工艺带来的品质精良、价格更为低廉的规模化生产，无疑使定瓷成为全国乃至辽、金甚至远销世界各地的畅销品，这一点，正如元人所咏叹的“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

但正如谢明良所说，宋代瓷窑的特色在于，没有一个瓷窑具有垄断性。各地瓷窑之间的技术交流与互相影响，原本便十分活跃，北宋为金所灭后，更有一批定窑匠人南迁到景德镇等地，作为继唐代邢窑之后北方白瓷的代表，定窑的新工艺开始影响南方的瓷窑。

据刘新园等学者研究，江西景德镇湖田窑等窑址便曾大规模生产原产定窑的芒口瓷器，其极盛时期为南宋到元代。由于湖田窑等窑址的产品除了胎釉等原料不同带来的影青釉色之外，在工艺、造型与纹饰上都与定窑产品极为相似，故有“南定”之称。

台北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廖宝秀（蔡小川 摄）

不事张扬的“花瓷”

2013年11月底，在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推出的“定州花瓷——院藏定窑系白瓷特展”写展前语时，蔡玫芬试图对人们对宋代工艺美学形成的固有认识有所丰富：“传统对宋代工艺的评价，往往倾向于素净凝练之美：黑色的漆器，天青色调的汝窑、官窑，碧绿色调的耀州窑、龙泉窑；同时又将白黑并呈的磁州窑、宋三彩等多彩华丽的器皿评之为民窑、野气。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者一页页地掀开宋代生活中的常态形象：金银器的细腻莹亮，雕漆、戗金漆器的华丽，织绣的繁复艳丽等等，都逐渐增显宋代艺术面貌。”

尽管如此，反映在宋代五大名窑身上，或者说代表宋代文人士大夫审美倾向的，依然是那种朴实无华、优雅端庄的极简主义美学。这种美学，事实上为宋代王室与文人士大夫所共同塑造。

宋室崇尚简朴。在宋人周辉《清波杂志》的记载中，宰相吕大防与哲宗皇帝论学，便提到宋代帝王的“祖宗家法”：“尚礼”，崇尚礼节；“宽仁”，宽厚仁爱；勤身勤奋，尽职尽责；“虚己纳谏”，饶有趣味的是，吕大防还特别提到一点，“不尚玩好，不用玉器”。而在欧阳修的记录中，仁宗皇帝有次生病，他前去探望，结果发现皇帝的寝宫中的陈设只有一些朴素的瓷器和漆器。整个宋室所推崇的不尚奢华、不贵金玉，事实上给宋代瓷器的美学奠立下某种基调。廖宝秀将之总结为：造型简练；釉色单纯；重视胎骨比例。

另一方面，宋代文人的生活非常雅致闲适，正如《梦粱录》所载：“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而无论焚香、点茶还是插花，都少不了瓷器，因而宋瓷也大量出现在宋人的笔记与诗文中，诠释着那一时代的美学特征。

在建盏被颂扬之前，北宋很多文人喜欢白色的茶碗。其中最有名也给后世陶瓷史研究者带来无数争议的，要数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写于熙宁五年（1072）的那首《试院煎茶》。对于其中“定州花瓷琢红玉”的理解，人们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定州花瓷不难理解，一般是指采用划刻花、印花或描绘金银纹饰的定窑瓷器，可究竟该如何理解“琢红玉”呢？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定窑所产的以铁为呈色的柿釉作品，亦即通常所说的“紫定”；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红色的玉石，因为苏东坡《东坡志林》曾载：“今世真玉至少，虽金铁不可近，须沙碾而后成者，以为真玉矣，然犹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须定州磁芒所不能伤者乃是，尝问后苑老玉工，亦莫知信否”；也有学者将之理解为红色玻璃茶盏，理由是苏轼曾屡次赋诗吟咏玻璃酒杯并将之与定瓷相提并论。

蔡玫芬联系诗意，将之解读为红色的茶汁：“八世纪的唐僧陆羽说，茶汁在邢窑杯里‘茶色丹’。东坡亦以西蜀煎茶古法烹煮出有如红玉般颜色的茶汁，倒入定窑有花纹的白瓷碗里，刹那间色彩强烈的映照，就好像看到力可琢玉的定瓷在红玉上琢出花纹来。此时东坡用典，炫耀着定窑瓷的涩边坚致得可以试玉的博识，一方面扬古法贬新法地暗嘲施政者。”

本来，诗无达诂，对一句诗的解读大可不必如此较真。但对这句诗的理解，却牵涉到定窑最为世人欣赏的装饰技艺，似乎不可不察。

作为一种传统的瓷器装饰技法，刻划花并非始自定窑，在唐代越窑、宋代耀州窑中都颇为流行，定窑却将其大量引入了白瓷体系。刻花与划花都是用竹篾或金属刀具在尚未干透的陶瓷表面划出线条状花纹。二者的区别在于，刻花的线条会比较深，像浮雕一样，划花侧重用斜刀造成不同宽度的阴影，线条比较流畅，像中国文人绘画，有点以刀代笔的感觉。

从出土文物看，定窑刻花工艺出现较早，1969年在河北省定州市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的那件通高60.9厘米的白釉刻花龙首流净瓶，便是其杰出代表；划花则是北宋中晚期定窑全盛时期的代表。

与前两种装饰技法不同，采用刻有纹样的模子制坯的印花工艺，在定窑的出现，则带有某种神秘的突然性，这与定窑在唐代甫一出现便很成熟，颇为类似。著名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很早便对此有所论述：“综观北宋后期定窑瓷器刻划花装饰技法臻于成熟，印花装饰构图严谨，讲究对称，在宋代印花装饰中首屈一指。定窑印花装饰就窑址所见碎片来说，看不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有较大可能借鉴于定州缂丝，工匠把缂丝纹饰移植到瓷器上，因此每幅构图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一般来说，印花的纹样受到缂丝和织绣的影响，但印模成纹的工艺，则与战国以来便常见的“将金银片覆在已雕好花纹的母模上敲打或砑印除浮雕的花纹”的金银器锤揲技术有所关联。

一直到金代，定窑的印花技艺依然极为流行，乃至被推为“印花之冠”。同为印花，从北宋中晚期到金代，除了风格更为繁缛，亦有时代变迁之下的某种心态变化潜伏期间。黄信曾给我对比了两件北宋和金代同样带有“尚食局”字款器物上的龙纹：“北宋器物上的龙纹，画得比较潇洒，曲线很好，能够感觉到画的人心情很放松。金代的龙纹，你能看出来刻龙的这个人想赶紧把它刻完，好烧出来卖钱，和现代人有点相似。”

尽管定州花瓷备受推崇，但我心里一直有个好奇：向来喜欢素雅洗练的宋代文人，为何会对这种表面装饰技法如此繁复、更多以日用饮食器为主的定瓷青眼有加？

“我想颜色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宋代的人，就是要那种不是太白的牙白颜色。另外那种花纹，需要近距离才能看清，不是很张扬，属于欣赏者所独有。我想宋人可能也蛮自我的，那种拿在手上把玩的趣味，很难去解说，却能给鉴赏者带来内心的感动。”

蔡玫芬的回答，忽然让我有所感悟。定瓷的花纹虽然技法繁多，却是一种犹如“暗夜读书”的不事张扬的美。这也让我想到蔡玫芬最初接触孩儿枕时的感受：“拿孩儿枕的感觉，有点像抱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很有意思，你从不同角度看，好像他都在看着你。那个脚丫跷起来的样子，怎么会想出这种造型，就是可爱。” 中国古代史唐代瓷器文物陶瓷宋代绘画瓷器印花工艺定窑定瓷孩儿枕台北故宫博物院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