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时代的风景照

（图 谢驭飞）

文/李玫琦

有些太壮丽的风景，我拍下的瞬间总会疑心是虚假的。我去过云南，拍下了云雾缭绕的苍山；然而它仅仅是一座林木繁茂的山而已，如果不加上标签，似乎和其他山没有什么分别。我还去过西北，为湛蓝至极的青海湖和莹白剔透的茶卡盐湖所震撼，然后我把镜头对准了广阔无际，拍下了和门票上别无二致的那一角。

我想起了波普艺术的代表作——理查德·汉密尔顿的《究竟是什么让今天的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充斥其间的拼贴符号和图像，在修图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未尝不能成为旅游风景照的鼻祖或前身。如果来自手机相册的纯粹风景或者哪怕带有自己头像的照片就可以表示“我去过”，那么社交账号的装潢就显得如此简易，只要修个图，任何人都能立马拥有Ins上那种人人称羡的“静好岁月”；退一万步讲，它们甚至可以被印刷，被收纳，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者个人传记历史的一部分。

自然风景尚且如此，更不用提商业化社会里大批量生产的咖啡馆、甜品店、家居设计……仰仗着镜头的生活其实无异于理查德的拼贴画。机械复制时代里，本雅明所向往的那种人与物之间因距离感而产生的“灵晕”就此消失了，唾手可得的美好生活逐渐被审美疲劳消磨殆尽。

一旦“壮丽”可以被复制，震撼的心理感受也被无限次切分，于是摄影者的目光转向了微现实主义，转向了难以复制的人情烟火；旭日东升的景观只会变成无数台电脑的桌面背景，而清晨早餐铺炊烟里满面皱纹的大爷则可以被装裱成艺术展里的陈列品。如果说极简主义因一再的复制而变得繁冗不堪，布尔乔亚艺术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面目全非，那么对乡土文化的挖掘与推广，到底是对所谓“高贵气质”“精英阶层”的讽刺，还是艺术在山穷水尽中的再造新星？

复制时代里的精英文化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它常常需要推陈出新，才能延缓被颠覆的命运。它是“启蒙”的，但难以保持长久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平衡。这种矛盾感像催促着艺术浪潮空翻的后浪，前浪一旦被拍死在沙滩上，后浪就变成了前浪——不过这似乎也合理，毕竟没有真正的艺术之树可以永青。

回到拍照这件事上来。图片所无法尽言的，文字其实也难以代劳。 风景生活圆桌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