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枣走廊：文化交汇之地

随州曾侯乙墓遗址周边。1978年，曾侯乙墓就在这里被意外发现，出土1.5万余件文物，震惊世界

摄影/张雷

山间的曾国

2019年6月，随州枣树林墓地的考古发掘现场又有了重大收获，数座曾侯及夫人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器。

枣树林曾侯墓的一组编钟刚刚从土层中被发现，还七扭八歪躺在坑底时，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就让工作人员赶快拿来喷壶，去掉关键位置上的泥土和锈迹，第一时间辨识铭文。铭文，也就是青铜器上刻的文字，被视作最可靠的历史记载，是揭示墓主人信息和历史事件的决定性证据，往往能带来突破性进展。

由于此次发掘尚在进行之中，铭文也仍在辨识，考古材料未经文物部门批准前尚不能对外披露。不过方勤介绍，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枣树林地区发现的是国君级的曾侯及夫人墓，且不止一位曾侯，使得曾国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想要研究《诗经》时代湖北的文化，曾国是一个绝佳的案例。从西周初年到战国中期，曾国共有约700年的历史，先是作为周王朝的诸侯国被“空降式”分封至南方，随后变为逐渐壮大的楚国的附庸，成为中原文化和楚文化、天子与诸侯之间纠葛的缩影。

曾国又颇为神秘——这是一个未见于文献直接记载的国家。“对曾国这个诸侯国，其历史是通过考古发掘逐步揭示的，这在周代的诸侯国历史研究上是绝无仅有的。”方勤说。幸运的是，曾国的考古材料异常丰富，西周早期、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春秋晚期（含中期）至战国中期三个历史阶段，都有国君级大型墓葬发掘以及都城等重要遗迹的发现，这同样是异乎寻常的。经过多年的研究，目前学界已经倾向于认为，曾国与《左传》中提到的“汉水之东随为大”的随国实际上是同一个，只不过有两个名字。

方勤介绍，曾国曾是周王朝分封在汉水的姬姓诸侯国中实力最强的一个，担负着替周王朝守住“南土”的重要责任，这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一个被称作“随枣走廊”的地理单元成为曾国文化的背景。

一提起今日的湖北，星罗棋布的湖泊、宽阔的长江与碧波的汉江，是人们对这个“千湖之省”的第一印象。那么湖北与山的关系是怎样的？除了武当，似乎一下想不起湖北境内的大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国家地理》执行主编单之蔷曾在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湖北其实是盆地”。按照单之蔷的观点，倘若把湖南、湖北一起看待，它们形成了一个和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一样尺度的大盆地，这一区域北边是桐柏山—大洪山，南有罗霄山，西边是大巴山—巫山—武陵山—雪峰山，东边是分列南北的大别山和幕阜山，留给湖北一个长江向东的出口。“这样四周都是大山环绕，中间有一大片平坦的洼地的地方，不是盆地是什么呢？”单之蔷写道。

当把尺度进一步缩小，会发现形成了湖北北部屏障的桐柏山—大洪山并非完全接续在一起，它们之间留有一定空隙，这个中间地带是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原，这便是“随枣走廊”，因随州和枣阳两座城市得名。从宏观地理尺度来看，这一长上百公里，宽几十公里的区域，无非是一个“缝隙”罢了，却就是这么一个缝隙，在“无山”的湖北被先人利用，造就了两周时期文明的互动。

两周时期，随枣走廊是周人南下和控制汉江地区的重要通道，周朝在此沿线有意分封了众多诸侯国，史称“汉阳诸姬”，这也是楚人东进的主要线路。随枣走廊的地理位置之所以如此重要，还因为它是一条重要的铜矿料的运输线，被发现的曾国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为“金道锡行”，即通过汉江支流涢水连接长江，从而鄂东南的大冶、江西瑞昌和安徽铜陵等地的铜矿、铜料资源就可以沿江而上通过随枣走廊再北上运至周王朝。

从始封至灭亡，曾国的疆域范围和政治中心始终在随枣走廊一带。占据了要害地理位置的曾国，自身亦享受地利之便，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曾国研究专家、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

曾侯乙的乐队

从随州回到武汉，在湖北省博物馆再见方勤时恰逢周一，我们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得以在闭馆日安静地参观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这是湖北省博物馆最重要的常设展览，平日人头攒动，而当独自一人面对这些文物时，很难不感受到一种震撼。

湖北省博物馆藏曾侯乙编钟。编钟共65件，下层中央垂直放置的一件为楚王所赠

展览入口处，这位名叫“乙”的曾国国君注视着来者进入他的世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研究所根据发掘出的骨骼复原了他的头像，据对骨架鉴定，墓主人为男性，年龄约为42～45岁。1978年，解放军驻随州部队兴建营房时意外发现了这座2400多年里都基本未受盗掘惊扰的大墓，考古工作开展后曾侯乙墓共出土文物15404件，其完整与丰富程度在先秦考古史上极为罕见。展览也根据代表性的出土文物，相应分为七个单元：曾国之谜、墓主人和年代、青铜器、乐器、漆器、衣箱、金玉器。位于最中心的是“音乐”展厅。

“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棠棣）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周南·关雎）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小雅·何人斯）

《诗经》之中多处可见对音乐场景的描写。音乐已深深融入两周时期人们的生活，且《诗经》本就是配有音乐的，也构成了理解《诗经》文本时最大的缺憾。文本中提到的自然地理景观还可去一探究竟，许多器物、植物亦演变传承至今，唯独音乐，一旦曲调亡佚，便无从流传。

而未曾与《诗经》文本产生直接联系的曾国，却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丰富的信息。因曾国贵族在音乐方面的高度发达，出土文物中包含大量乐器，凡提及中国古代音乐，定绕不开曾国，湖北也由此成为世界音乐考古的研究重镇。

湖北省博物馆内的一件先秦青铜器。随枣走廊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青铜资源的运输通道

位于音乐展厅中央的，是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不同于参观其他一些知名文物时，人们因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想象而见到实物感到失望，曾侯乙编钟实物带给人的恢弘之感甚至超过预期。这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编钟，也是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使用最多金属的乐器——全套65件编钟共用青铜4.4吨。盛放编钟的巨型展柜位于展厅正中央，占地数十平方米，除木架朽烂替换外，其余均为出土时原状。

环绕编钟展柜四周的，是墓中出土的其他乐器，共三大类——打击乐器，除编钟外还有青石为材料的编磬，“金石之音”即是对二者的称呼；吹奏乐器，如排箫、笙；弹拨乐器，如彩漆五弦琴、瑟、篪。

这些乐器的性能究竟如何呢？许多木质的乐器自然已不可能再实际使用，青铜材质则几乎如初，甚至可以正常演奏。经测定，曾侯乙编钟大致相当于钢琴的5个半八度，12个半音齐备，音列如现今通行的C大调，可演奏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旋律。每件钟根据敲击位置的不同，均能奏出双音。编钟钟体内壁上还能看到凸起的音塬和凹陷的音隧，并且大多经过了研磨和刮削，这是当年工匠们留下的调音、调律的痕迹。仅仅是这一套编钟，就可奏出绝大多数我们今日熟悉的乐曲的旋律，曾侯乙墓中出土的125件乐器组合在一起时，不难想象那曾经“八音和鸣”的盛大景象。

方勤提醒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曾侯乙编钟所代表的音乐体系，是继承自周朝正统，还是楚人风格？

随州曾侯乙墓墓坑原址，总面积约220平方米

稍加思索，似乎应从楚制。这65件编钟里，一眼即可注意到的是最下层正中央最大的一件镈钟，通过铭文可知，这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到曾侯乙所在的战国时代，曾国已经从周天子的诸侯国变为了依附楚国，青铜器铭文由“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的变化清晰揭示出这一点。

最初，楚国也是周代南方的一个诸侯国，发祥地在今天湖北荆山，建国时不过是土地百里的小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左传》中记述的古楚先民艰苦奋斗的过程。研究先秦历史地理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郑威介绍，湖北独特的地理空间很可能导致了楚人特殊的个性。“两周时期，江汉地区的年均气温比现在普遍偏高，物产十分丰富，人民不需要担心寒冷的冬天，谋生比较容易，无需像北方那样依赖严密的集体组织和集体活动来征服自然，因此也无需受到礼法的严格束缚，人民个性鲜明，生活情感丰富。”郑威说。自由或许也使得楚人性格倔强，敢于与周争霸。

直到今日，武汉方言还有一个词叫“不服周”，是不服气、不甘心的意思，就来源于楚和周的对抗。西周中后期，楚人便以蛮夷自居，不奉周室号令，周昭王为此三次南征，却因不善水战而死于汉水之中。汉江流域的政治天平转变后，曾国也臣服于楚国。

曾侯乙墓出土的彩漆木雕鸳鸯形盒，腹部两侧的漆画分别为击鼓跳舞图和撞钟击磬图

然而文化的演变并不同步于政治。方勤揭晓了编钟问题的答案，根据铭文以及其他考古证据，曾侯乙编钟源于周原正统，而与楚系不同，是所谓“华夏正声”。在方勤看来，曾国的周朝文化特质，反而成为优势，“正是因为在南方地区，曾国代表了当时先进的周文化，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曾国在春秋中晚期臣服于楚国之后，楚国给予曾国特殊的地位，而未致其灭国”。然而曾国又非固守周朝文化，同样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磬，则是典型的以楚国乐律体系为主的乐器。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2000多年前，曾侯乙看着自己的乐师们奏乐，他并不介意用楚王赠送的乐器奏响周王朝的音乐，亦乐意于吸收楚国的音乐风格。地处随枣走廊要害，夹在周、楚之间，政治上对他的国家是福是祸或许很难说，但确实让他的乐队的水准更高了。

彼时的曾国虽在政治上已丧失了地位，却在文化上深深影响着楚国，也传承着曾经周王朝的遗产。方勤说，今天人们有许多对两周时代湖北文明的理解，但如果让他选一个词来形容，会是“开放性”。地处中原与“南土”之间，这里的文化碰撞尤其频繁，没有谁是封闭的体系，彼此都在互相交融，那个时代的活力就孕育在这种多样之中。

（实习记者李秀莉亦有贡献；感谢常怀颖的帮助） 考古文物诗经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曾侯乙墓编钟曾国随枣楚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