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壮：找到了一种自由

英壮（于楚众 摄）

一家三代怎么设定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进组的经历是怎样的？剧中人物是怎么出来的？

英壮：我是相对靠后参与进来的，最早知道要拍这个戏的人就英达、王朔、宋丹丹三位，我是第四个参与进来的。那时候老进来听我们聊这个剧的，还有一位老先生，就是英若诚。后来英老一插话，我们就请英老出去歇会儿。当时英老已经从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退下来了，有几年了。

我记得我最早听英达提到这个剧，是在《海马歌舞厅》的拍摄现场，他带我去剧组走了一圈，印象中刘斌、马未都、王朔、梁天都在，英达见人就说“这是我弟”，人家一看我，嚯，小伙子这么呆，学物理的吧！我当时就给人这么一印象。

我一开始是以编剧身份进来的。当时我跟英达说，我写不了这剧，太大了。英达说没事，还有王朔呢，“你就跟他一块写”。刚要动笔，我们就找不着王朔了。怎么回事呢？当时电视上热播的这些剧、市面上流行的小说，都是他写的，他那会儿应该是躲到外地去了，据说是“隐居”了一阵儿，当时压力太大了，得缓缓。

听说我们家东北一亲戚愿意给这剧投钱，我就写了一阵儿，发现这人物有点儿不对啊。《我爱我家》最早的人物是这样的，和平叫贾和平，是老傅的女儿，杨立新演的志国是他们家倒插门的女婿，这女婿还是一南方人，上海、江苏一带的。当时他也不叫志国，叫吴运堂，我们当时是专门设计过这个名字的，运堂这名字听起来有点南方，又特别正经，但是他偏偏姓吴，所以给人一种时运不济的感觉，也是为了喜剧效果。

我当时就是把握不好这吴运堂，可能是我水平有限，确实对南方人物有点距离感。

在这之前，有两个演员是已经确立了的，一个是梁天演的贾志新，一个是宋丹丹演的贾和平，后来梁左进组我们开了一个会，大伙决定把“志国”和贾和平两个人对调一下。这么一来感觉就顺了：贾家有三个孩子，俩儿子一闺女，和梁左家一模一样的，梁左当时在家里是老大，老二就是梁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吊儿郎当”的弟弟。哥俩定了，就差一个名字了，“贾”和“志”都有了，我就贡献了一个“国”字，在那个年代，志国也是个挺普遍的名字。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已经设定一家三代，圆圆是一开始就定了的吗？

英壮：一开始就定了的，我们说这个剧必须得有个小孩，家庭剧嘛，孩子身上你能看到成长，这个小孩也承担了一些有趣的故事线，她的这个功能性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决定找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有这么一个原因，女孩会比男孩早熟一点，身上发生的故事就可能制造更好的戏剧冲突，比如早恋啊、跟家里的矛盾啊，反正就是比男孩子更有戏。

《不速之客》这一集是英壮根据杂志上的“事迹”加工创作的（王小京 摄）

“葛优躺”是怎么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不速之客》那一集是你写的？

英壮：是我写的，其实我那会儿遇到了一些困惑，当时正是前40集的创作中期，我的写作素材遇到了一次瓶颈。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闷头在西边的一个比较封闭的部队单位憋稿，我和英达住一个屋，梁左住对面的一个屋，我们中间隔着过道。梁左那个时候已经用笔记本电脑写作了，他爱在床上趴着写，这人睡觉很轻，需要安静。我们和外界基本没有接触，不像今天拿手机随便翻翻就能看到些新鲜事，我为了找素材带了好多杂志，有天晚上吃完饭，我就偶然地翻到了一本《读者文摘》。

读到一个什么事儿呢？讲的就是当年一个普普通通的东北司机，据说他是个有名儿的“发明家”，发明了一堆没什么科学依据的东西，后来这人搞出一个“水基燃料”，说是把这母液加到水里，就能把氢原子和氧原子分解出来，找个火柴往水里一扔，火苗子噌噌的。《读者文摘》是拿这故事当正面宣传进行报道的，我一北大学理科的，当时看完就乐喷了。

凭着职业的敏感，我就拿着这篇奇文奇事跟英达聊了起来，我们说这母液要是发明出来，中东国家肯定得急啊，战争一触即发、全世界和平的日子就让这人给毁了等，那会儿海湾战争刚结束没多久。一边胡编一边乐，我们俩聊了一个晚上，乐完了，我就把当时聊的故事写进这集里了，当然，后来还删了好多电视上不让播的台词。《我爱我家》播出没几年，这发明家就给逮起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里的故事是怎么生成的呢？

英壮：你接着听我说啊。梁左当时深居简出的，我就在对门制造纪春生。因为你得把这个故事安在一个能走进这家门儿的人身上，我就想起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府右街，那是中南海北门的斜对面，特早的时候，马路对面是个信访站，我小时候老去那儿跟他们聊天，这些人形形色色，举着的大字报上写着各种让人声泪俱下的故事，我看他们的行头特别有意思，衣服都很典型，能看出职业特色来。后来长大一点，才知道，里面混杂着一些骗子，是来骗补贴的。

有个北京的土语叫“倒卧”，说的是旧社会要饭的人，当时在城里常常能遇见这种人，随便一聊，身上都有不少故事。想到这儿，纪春生这个形象就清晰起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为啥叫春生？

英壮：给喜剧人物起名，得把握分寸，起得太戏剧化，就像相声了，有点刻意，毕竟是个剧，还得真实、生活化。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管这个人叫社会的寄生虫，那好，我就让他姓纪，然后按照这个谐音，起了个纪生春，写完我读了几遍，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拗口，就把后两个颠倒过来读了一下，春生，北京话还能加个儿化音，听起来有乡土味儿，感觉就对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怎么想葛优演？

英壮：我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跟英达说：“你得找葛优来演，你不找他来演，我这本子写了也白费。”英达跟我说：“你写吧，我找他去。”后来要开拍了，剧本里的人物已经比较立体了，我们闲谈吃饭抽烟聊天的时候，又说了一次找葛优，英达这才动身。

那会儿葛优已经是大腕儿演员了，正在张艺谋那儿拍《活着》，英达听说他要回北京办点儿事，就带着宋丹丹和梁天去了他家堵他。本来梁天跟葛优挺熟的，但他有点抹不开面子，再加上葛优时间有可能空不出来，所以他们仨就干脆一起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春生的行头是怎么准备的？

英壮：英达导演比较忙，我就协助服装师找衣服。我脑子里全都是信访站那些人，就跟服装师对接了一下。当时中山装已经不太好买了，况且也不能穿件新的，谁管谁要饭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坐着剧组的车奔向金台路那边，我知道当时那块有个旧服装批发市场，衣服一块钱一件，好多务工人员在那边买衣服，我们逛了一会儿就发现这身掉了色的中山装了。

买回来就泡上消毒水消毒，消了两天毒，太阳底下晒了溜溜一天，我们又把这身衣服团成一团，放在服装大姐的褥子底下，就为了让它看着破破烂烂的。几天以后，我们把这身经过“八次消毒，五次碾压”的服装拿了出来，葛优特别理解，直接就穿上了，我这一看，差不多了，再把准备好的挎包、水缸子往他身上这么一挂。

三联生活周刊：演员的台词有没有现场即兴发挥？

英壮：有，但是非常少，后80集多点。不是说我们没给演员这个权力，主要是剧本经过梁左的润色，基本做到严丝合缝了。葛优有一场戏，台词是，这炸酱面该下锅了吧，说的时候加了个跺脚，这是他自己加的。还有大家熟悉的“葛优躺”，剧本上可能有个小提示，类似“昏睡”这样的词，但是这个肢体语言肯定是葛优自己创作的，他这么一歪，就很鲜活了。

我和“杨大夫”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贾志新这个角色最有感觉？

英壮：我和梁天的知识结构不像，但具体经历很像。他这个人比较接地气，不是高高在上那种，我们都做过小本生意，所以我给志新写了澡堂子倒腾钢材、过愚人节、捡BP机的戏，他都抓得准。

三联生活周刊：你演的杨大夫这个角色怎么出现的？

英壮：“死去活来”是梁左写的，那集里大夫还不算个角色，没有姓名，但那是我第一次上台演戏，后80集的时候，编剧组想多刻画点街坊，我演戏又不要钱，所以杨大夫就出来了。

杨大夫的戏基本都是英达告诉我怎么演的，他跟我提过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大夫，尾句重复是这个人的说话特点，我记得他老说“很正常，很正常”，我就完全照着他演的。因为我不会演，也瞎演，所以可能跳出了条条框框。

《我爱我家》拍完以后的一年，我吃完饭从朝外往公司走，突然有人在我身后喊：“杨大夫！”我都没以为是在叫我，又叫了几遍，我才反应过来，还真是叫我呢。我是真的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角色都能被人记住。

三联生活周刊：后80集你就变身成制片主任了？

英壮：后面我就写了个“失落的记忆”。前40集完结的时候，我的子弹就打光了，毕竟没有太多写剧本的经验，包袱加得有点慢，有些可以扩展的素材就这样被我抖搂干净了。到了后期，制作周期变短了，编剧的人也变多了，高峰时有十几个，好多事情梁左比较清楚，可惜英年早逝了。

制片主任就像个救火队的，当时也没那么多人，除了管钱，哪儿有事就往哪儿顶，有些“客星”来了，有的要照顾一下，有的陪人家吃个饭喝个酒。

三联生活周刊：那个时期大家处在什么状态？

英壮：整体创作环境是很宽松的，我觉得一个是创作者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中有很多人在写《我爱我家》之前，长期没有得到过释放，那个时候社会的形态是相对刻板的，这个剧就像是一个出口，让好多善于写作的人，找到了一种自由。

当时的演员也不像现在的明星，编剧的费用都比他们高，我记得编剧一集是大几百块，可能更高，我和梁左最高，好像梁左2500元一集，我2000元一集。演员的费用也没技术高，宋丹丹大概五六百元，杨立新300元，客串的明星也无非几百块。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组气氛很好。

英壮：是，也是很多因素凑一块了，什么都合适。 生活情景喜剧梁左我爱我家英壮英达三联生活周刊葛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