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别“平成”，日本进入令和时代

2019年5月1日中午，新即位的日本天皇德仁（左一）在第一次正式朝见仪式上发表完讲话后，将讲稿转递给侍从。自5月1日起，日本正式启用新年号“令和”（东方IC供图）

大型复古真人秀

对亲身参与其事的皇室成员来说，他们在完成的是最近两个世纪里并无先例可循的惊人创举。但在1.27亿普通日本人眼中，经历天皇的代际更替犹如旁观一场大型电视真人秀，而且是24小时不间断直播的。

东京时间2019年5月1日上午10时半，59岁的浩宫德仁亲王身着黑色晨礼服、佩戴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的大勋位菊花章颈饰，准时抵达东京皇居正殿内的“松之间”。在那之前，物流公司已经用8辆卡车将即位仪式专用的“高御座”（龙椅）从京都的紫宸殿运来，安装停当并擦拭一新。在首相安倍晋三、国会参众两院议长、最高裁判所长官、全体内阁成员以及3位皇室男性成员等26人的见证下，德仁从两高一矮的三张白色案几上接过了代表皇室正统的“三种神器”（八咫镜、八尺钩琼玉、草薙剑）中的剑和玉、代表天皇职能的御玺以及代表国家权力的国玺，正式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7分半钟的简短继承仪式结束后，德仁稍事休息，随后与雅子皇后以及其他皇室成员再度现身，向首相、内阁与议会成员以及民间代表共292人发表了即位感言，表达了自己“常思国民、走近国民，遵守宪法，履行作为日本国及日本国民统合象征的义务”的志愿。

身着一袭银灰色拖地长裙的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负责地方振兴、改革监管以及性别平等事务）片山皋月是唯一一位出现在“剑玺等继承之仪”上的女性。根据1947年颁行的《皇室典范》，55岁的雅子皇后和17岁的皇女爱子内亲王不被允许出现在移交“三种神器”的场合；片山的出席资格，同样是在最后时刻才经皇室会议批准。这种不合时宜的复古气息，不免令舆论感到失望和愤慨。京都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学教授南希·斯诺（Nancy Snow）不客气地评论道：“我真想问问新天皇，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他的妻子上哪儿去了？他们是不是忘了这会产生怎样的国际影响？”

但对身负“万世一系”的重压，同时还受到《皇室典范》严苛约束的天皇家族成员来说，单是不出差错地完成整个即位流程就足够令他们耗尽心力了。不同于西欧的一系列君主立宪制国家，《皇室典范》以及与之捆绑的《日本国宪法》（通称“战后宪法”）并未明确承认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地位，仅仅含糊地称其为“日本国之象征，亦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在这一体制下，天皇以及登记在册的皇室成员（不包括因婚姻而主动放弃皇族身份的女性成员）没有姓氏和户籍，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得自由迁徙、会客或从事社会兼职，亦不得随意卸脱宪法赋予的外事和礼仪职责。出于安全考虑，皇室成员自出生之日起就无法随心所欲地进出商店，只能拜托宫内厅职员代为采购所需的商品，从电商网站上“买买买”也必须借用工作人员的账号和地址。当年事已高的明仁天皇在2016年8月首度流露出“生前退位”的意向时，甚至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宪政危机——无论战后宪法还是《皇室典范》，都没有考虑过天皇本人主动要求“退休”的情况，而对《皇室典范》进行修订却需要经过国会批准。直到2017年6月9日，日本参议院才通过了《关于天皇退位等（事宜）的皇室典范特例法》，同意明仁作为一个“特例”，在2019年4月30日移交他作为天皇的地位和职务。

按照事先讨论过无数次的安排，5月1日中午，德仁还需要在一系列法律文件上签名画押，以完成对自己的父母、已然晋格为“上皇”的明仁天皇夫妇所用的新侍从班底的任命。接着他将返回自己过去在赤坂居住的东宫御所（未来将重新装修，成为上皇夫妇的养老地“仙洞御所”）进行午休，待稍晚时继续回到皇居，向暂时留居在吹上御苑的父母做正式禀报，并参加皇族成员单独举行的庆祝活动，随后才能结束一整天繁忙的行程。5月4日上午，新天皇夫妇还出现在了皇居长和殿前举行的首次“一般参贺”（皇室成员与民众的例行见面活动）上，向到场的14万民众挥手致意，并发表了“衷心祈愿我国与各个外国携手谋求世界和平，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的致辞。尽管理论上要到11月的“践祚大尝祭”结束后，整个即位流程才算彻底结束，不过德仁夫妇作为国家象征的第一次正式国事活动的日程已经公布：在5月27日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于普通日本国民，尤其是年轻民众，这一切细节无不带有一种因远离现实生活而产生的猎奇感。从4月1日新年号“令和”的发布，到4月30日下午明仁天皇郑重其事的退位典礼，乃至稍早前于1月2日举行的平成时代最后一次“一般参贺”（参与者超过15万人），受众所怀的好奇心理都远远大过新老天皇更替产生的实际影响。毕竟，上一次出现新天皇即位、年号更改的变化还是在整整30年前的1989年，今天的日本国民中有大约3000万人在那时尚未出生。而商家针对“平成最后的一星期”推出的一系列购物和旅行优惠活动——为庆祝新天皇即位，全日本政府机关和企业将在4月27日到5月6日连续放假10天——更是使皇室的“家事”演化成为一场全民狂欢，在日益安静的近年乃是难得的盛况。

但在代际交替的感慨中，不安和疑虑绝非不存在。据日生（NISSAY）基础研究所经济研究部分析师斋藤太郎在4月下旬估算，受“十连休”影响，原本就深陷劳动力短缺困境的日本制造企业将出现显著的产能下滑；而“假日经济”带来的收益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国外市场，不足以填补缺口，这将导致第二季度全国GDP出现0.4%的负增长。而《朝日新闻》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由于学校和托育机构也会连放10天假，坐困于精力疲乏的上班族有45%对长假流露出了不满。这些鲜活的细节，无不折射出平成、令和交替之际，日本真实的社会生态：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成熟程度依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了收缩期，在人口老龄化、长期通货紧缩乃至“内向化”的心理状态中艰难向前。如同日本经济新闻社在5月1日当天的社论中所言：“过去30年，日本实现了寄托于‘平成’这个年号的愿望，始终处于和平时代，但未能找到解决增长乏力和人口减少型社会等新课题的药方。应当将这一期间的经验教训应用于接下来的令和时代。”

1959年4月10日，当时身份尚为皇太子的明仁（左）与新婚妻子美智子乘坐马车抵达东京皇居，两人的正式婚礼马上将在这里举行。明仁在1989年接替病逝的父亲成为日本天皇，2019年提前退位（视觉中国供图）

回到“五千万国家”

在“平成最后的一星期”，东京街头常见的旅行纪念品之一，是皇室成员的大幅合影照片。年过八旬、满头华发的明仁夫妇位于照片中央，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分居两侧，一派阖家团聚、其乐融融的情形。这种“天皇也拥有普通人的感情”的亲切感，无疑符合明仁这位亲民、谦逊、爱好和平的“战后天皇”的一贯人设。但当下日本社会面临的重重挑战，同样渗透到了天皇的家族中，并且在这幅合影中一览无余——出生于“二战”爆发前的明仁夫妇年事已高、精力衰竭，但仍须承当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并且在优良的医疗条件下可以继续延长寿祚。新天皇德仁及其弟弟秋筱宫文仁已是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却才刚刚面临交接班的考验；而其子女不仅年纪尚幼，数量还相当稀少，男性成员尤少。新皇后雅子已经年满55岁，除去一个17岁的女儿外注定不会再有其他后代，这甚至对未来的皇位继承问题构成了挑战。困扰整个日本社会的老龄化、重度晚婚晚育和少子化问题，即使是天皇家族也无法摆脱。

1989年，当56岁的德仁继承其父、争议人物裕仁天皇之位成为日本君主之时，正值狂飙猛进的泡沫经济达到最顶点。随后的30年间，日本陆续经历了货币和股市泡沫大崩盘、经济处在“失去年代”的阴影中无法自拔，并且“失去”的年限也由最初的10年、20年一路延长到了30年。《纽约时报》通讯员本杰明·杜利（Benjamin Dooley）观察到了这个“失去年代”的遗产：大部分日本企业和政府机关依然习惯于使用黑白传真机处理文件，音乐CD光盘也继续陈列在商场的货架上。根据经济产业省在4月中旬进行的抽样调查，有1/5的日本企业需要在5月1日之后对他们的计算机系统进行追加升级——这些系统使用的是传统的日式纪年法；一旦年号发生变动，将会陷入和19年前的“千年虫”类似的紊乱状况。

在“平成最后的一星期”，东京郊区的办公用品生产厂意外迎来了最近十几年最大的一笔订单：由于纸质文件上的旧年号来不及悉数做出修改，政府机关突击订购了一大批刻有“令和”字样的橡皮图章，加盖在文件纸的旧抬头上，这使得印章工厂的橡胶消耗量增加了整整10倍。彩色印刷工厂同样在加班加点地生产，以便及时奉上客户订购的改用“令和”年号的挂历和台历。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时髦概念与这一切似乎毫无联系，最原始的手工操作才是最被倚重的。

不同于漫长激荡的昭和时代，平成的30年是黯淡而内敛的。昔日曾缔造“战后经济奇迹”的所谓“一亿总中流”上班族，在长期通货紧缩以及收入增长实质停滞的压力下，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推迟退休年限等非常规举措来维持既有的生活水准。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普遍性的晚婚晚育和生育意愿降低，以及整体劳动生产率乃至创造力的下降。在经营压力下，企业为了降低工资成本，更乐于雇佣签约年限较短的“契约社员”乃至由中介会社负责的“派遣社员”，导致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将近40%是由这类“非常规”员工构成。消费社会学研究者三浦展笔下阶层上升通道关闭、愈忙愈贫穷的“下流社会”图景，由此出现。

更有甚者，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为数超过百万的年轻“御宅族”干脆拒绝就业，终日沉醉在虚拟化的电子娱乐（游戏）和互联网社交中，成为不工作、不结婚、不生育的“蛰居族”。蛰居族既不从事生产，亦尽量减少消费，安于被日渐衰老、充满焦虑的主流社会边缘化。尽管日本政府已经尝试通过引入外籍劳工从事低端服务业来对冲劳动力缩水的影响，但在过去21年中，全国平均工资依然下降了8%，名义GDP累计仅增长了3%。日经新闻社亚洲编辑总局长井口哲也不禁感慨：“收入和增长都趋向低迷，这是一个‘贫困循环’。”

与蛰居族兴起并行不悖的，尚有“银发族”群体面临的“老后破产”窘境。发达的医疗条件和国民体质的普遍改善，使日本男女性的平均寿命在2018年先后达到了81.09岁以及87.26岁的历史新高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双双跻身前三位。在今天的日本，有27.7%的国民年龄在65岁以上，13.8%年龄超过75岁，每三人中便有一人年纪超过60岁。即便这些老年人尽量降低日常消费欲望，储蓄金钱，依旧不足以应对青壮年劳动力稀缺和养老金规模持续萎缩造成的高昂养老成本。当平成、令和改元之际，日本国民开始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已经被推迟到了63岁，并有继续延后的趋势。而根据著名经济记者船桥洋一在2007年发起的一项独立研究，倘若目前的食品安全和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维持，21世纪初出生的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将会达到107岁！

悖论由此产生：惠及高龄人口的食安和社保体系的运转，是以2000年之后历年医保支出增速超过经济增速40倍作为前提的。到2018年为止，65岁以上日本老人产生的医疗开支已经占据了医保和相关社会服务总支出的2/3；倘若这一势头延续下去，到2040年，政府每年需要花费70万亿日元用于医疗保健项目，等于变相宣告财政破产。但由于选民中的高龄人士数量同样出现了势头显著的增长，任何意图削减医保支出的改革都将遭到针锋相对的抵制，甚至导致政府垮台，从而使政治家被迫按兵不动。而这些高龄人士手中握有的财富，却往往难以有效投入到经济循环和再生产活动中——根据东京智库“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在2018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全日本目前有整整143万亿日元（约合1.3万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系由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以及其他高龄失智人士所持有，相当于整体经济规模的1/4以上。“富藏于老”同样成为社会问题。

仿佛是为了印证这种社会现实，在2019年春天改元即位的新天皇德仁，自身便是一位59岁的“大龄中年人”，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健在的皇室成员中，尚有85岁的上皇明仁和84岁的上皇后美智子，以及95岁的三笠宫妃百合子与83岁的常陆宫亲王夫妇。高寿的天皇家族与同样高寿的国民，力不从心地维持着一套经济和社会体系，正是今天日本的真实写照。鉴于自2005年起，日本每年去世国民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新生婴儿数，倘若这一趋势得以延续，到21世纪末，全日本的总人口将重新回到5000万级的水平，恰好和明治维新时代的规模相当。然而两个“五千万国家”的意蕴却相去甚远：度过了明治、大正年代蓬勃向上的增长期和漫长的昭和跌宕期，经由平成纪元“失去年代”的转折，令和日本已经走在了持续收缩的轨道上。

2015年10月17日，一群身着传统和服的东京老年妇女准备参加在皇居举行的“一般参贺”。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日本面临的重大考验（视觉中国供图）

冷调的收缩

尽管正值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夜，并且这场盛会被安倍政府视为打造国际形象、对外输出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但在2019年春天的日本，热火朝天、大兴土木的迹象却并未出现。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社在“十连休”期间进行的统计，整个平成年代，可以称之为“新面貌”的大型单体建筑、综合性购物—娱乐设施以及度假酒店、会议中心等大宗地产项目，大体上仍是泡沫经济尾声期的遗产。由于国民消费意愿普遍下降，并且引入外国消费者带来的收益低于预期，九州、关东等地的中型城市已经出现了拆除运行时间尚不满30年的闲置度假村等建筑的新趋势。而除去东京、大阪等少数都会中心区仍能吸引青壮年人口的流入外，中小城市普遍出现了核心住宅区和公共服务设施向中心地带收缩的现象。即使是在东京、大阪和横滨，核心商业区向周边卫星城延伸的地铁、电车通勤线路的发车班次也一再遭到压缩。日本经济依然成熟而发达，但正在急剧收缩。

在令和时代开启的2019年，日本依然是全球第一大债权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仅次于中国），丰田汽车也仍旧是和大众集团并驾齐驱的全球第二大汽车业帝国。但和30年前相比，日经指数刚刚回升到泡沫经济晚期大约74%的水平，曾经的科技业巨头索尼集团的市值与1989年时相比几乎毫无变化，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则一路上升到了惊人的230%。在全球企业市值50强排行榜中，日本会社的数量从1989年时的32家萎缩到了硕果仅存的丰田一家。尽管出口部门和海外投资的向好趋势并未发生逆转，并且大会社的式微也带来了中小企业的活跃，但“日本制造”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影响力的下滑，毕竟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7年3月30日，在富士重工位于群马县太田市的汽车生产车间内，一名工人正在装配发动机。汽车工业是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尚能维持相对稳定的产业支柱之一，但同样面临国内市场萎缩的冲击（视觉中国供图）

公私债务高企、消费能力萎缩、劳动力数量下降，种种不利因素的累积，使得日本赖以实现“战后经济奇迹”的关键——消费性工业制成品（尤其是汽车、电子科技产品和家用电器）的上下游产业链齐齐遭遇崩盘。从1989年起，日本国内历年新增汽车销售量由将近600万台一路下滑至334.8万台（2018年），近乎腰斩，直接造成企业设备更新速度的延迟和研发能力下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一度引以为豪的消费类电子工业品以及相关元器件产业上。诚然，在基础性的材料研发和机械加工等领域，日本依旧手握不可小觑的优势；但在具有前瞻性的新能源和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失去年代”造成的不利影响已经浮现出来。当急于摆脱坏账泥潭的政府和企业都在优先考虑压缩生产成本、恢复短期盈利能力时，整体规划阙如的乌云却在进一步积聚。

横向对比的情况更为惨烈。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时，作为日本最重要的邻国和贸易伙伴，中国的名义GDP规模仅为0.22万亿美元（据IMF数字），不过是日本（1.01万亿美元）的两成。到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执政前的2005年，中国的名义GDP规模依然只能达到日本的46%。然而决定性的变化在随后十几年间迅速出现；随着中国名义GDP在2010年第一次超过日本，两国之间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推算，截止到2018年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GDP规模（13.4万亿美元）上已经是排名第三的日本（4.97万亿美元）的将近2.7倍。安倍晋三政府苦心孤诣的以货币贬值和量化宽松、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复兴民间产业投资这“三支箭”作为动力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在如此巨大的体量鸿沟面前迅速被稀释殆尽。两国在影响全球格局乃至世界权势平衡的能力方面，差距已经拉开。

以商业、福利、民主为核心的“荷兰道路”，曾是日本在“二战”后得以实现经济复兴和和平崛起的关键。而“平成的30年”，一度被认为是面临选择的30年。在1987年出版的国际关系史名著《大国的兴衰》中，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曾经预言：以日本为代表的“中等强国”的崛起将会显著削弱美国等大洲级强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权势冗余；随着经济体量的攀升，日本必将追求“正常国家”的地位，要求在防务政策自主性和在国际组织内的话语权上摆脱仰人鼻息的处境，这可能给西太平洋的安全形势增加巨大的变数。32年后，事实证明：日本在所谓“正常国家化”之路上的要求，对东北亚、西太平洋乃至整个国际权势结构的影响，远不及中国崛起这一决定性事件的影响来得重大。尽管安倍在2012年之后，成功地利用这一“中等强国焦虑症”在整个日本社会的蔓延，实现了改订安保法案、通过“共谋罪”修正案、对和平宪法进行搬弄性解释等在政治上“向右转”的目标，但和30多年前肯尼迪做出的预测相比，日本陷入“中等强国瓶颈”毕竟已经成为事实。老龄化加剧、产业结构和福利政策相对固化的格局，使得令和年代的日本只能选择继续成为“民生大国”。

而冷调的“收缩”，带来的不仅是财富生产能力和消费欲望的黯淡，连带也在导致国民心态的普遍保守化和封闭化。近年来，尽管要求修正宪法第9条、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动议在日本民间往往遭遇五成以上的反对率，但赞成这类动议的比例同样稳步上升到了三成，这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举国反对增加防务开支的潮流已是大相径庭，足以印证日本的政治生态正在从总体上走向保守化。安倍晋三执政的长期化，同样可以视为这种心态的缩影，尽管近年来一再掀起波澜的“南苏丹维和行动日报风波”“森友学园丑闻”“加计学园风波”直接和首相本人的政治操守有关，选民依旧近乎偏执地对安倍晋三表示支持，使自民党一家独大、安倍本人唯我独尊的局面渐渐变为常态。在新天皇年号的拟定中，安倍政权异常高调地宣扬“‘令和’元号的典故并非像过去那样出自中国古代典籍，而是来自日本自己的文学经典《万叶集》，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事情”，恰恰可以被视为对选民内向保守心态的迎合。

但令和日本面临的挑战，显然不是文字游戏就足以解决：今年10月，安倍还面临是否要将消费税率进一步提高至10%，以控制政府债务的抉择。在一季度末公布的经济评估报告中，日本政府和央行已经下调了对GDP和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日本这个足够成熟却无法避免收缩的东亚大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先后经历了动荡的“昭和”与承平的“平成”，如今正在缓缓驶入安宁但绝不平静的令和时代。

（感谢日本学研究者刘柠为本文提供的帮助） 日本天皇东京令和经济学日本日本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