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1031）

我退出了同学群

二兵拉我进初中同学群时，我有种回到故乡的亲切感。自从上大学离开家乡，这些年我一直在外地漂。国企混过，媒体待过，商海里挣扎过，各种心酸，不足为外人道。

说是同学群，其实是年级群，里面很多同学不认识。管理员二兵当年是学霸，如今在事业单位谋职，工作清闲，有大把时间聊天。而我上学时吊儿郎当，因美术特长才考上高中，读了大学。

我上面有两个姐姐，那时家里条件差，我冬天穿着姐姐的旧花棉袄。一天，课间和一位同学打闹，被撕烂了褂子，露出了花棉袄，除收获一片校园笑声，还得到“花姑娘”的绰号。但没多久，这个绰号又被“癞蛤蟆”替代了。

我曾经喜欢班里一位长辫子女生，悄悄写了一张纸条塞进她抽屉里，还在上面画了山画了水，画了一男一女手拉手。没想到“长辫子”打开纸条便猜到是我，恶狠狠地把纸条扔给我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其实，我挺感激她的，因为“癞蛤蟆”比“花姑娘”让我听着舒服多了。

群里很多人吆喝着要同学聚会，二兵要我一定回去参加，顺便我俩好好叙叙旧。我当然得去，我得去看看当年的长辫子天鹅长成啥模样了。

人在外地，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对自己的现状想咋吹就咋吹，加上二兵在一旁添枝加叶，我已是成功人士附体。同学们推杯换盏，我喝得有点高了，虽然“天鹅”没去，但当初喊我“花姑娘”的人却都在场。我高举起酒杯，对众同学说：“我家就住在省城火车站旁，谁有事去省城，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我肯定尽地主之谊招待大家。”我这是酒话也是心里话。

但万万没想到同学聚会上我这句话的威力有多大，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因一次聚会加深了印象。我家在火车站旁，省城的几家大医院都离我家不远，同学家里有病号都联系我找医院找医生。这个忙肯定得帮。但没想一发不可收拾，联系好了医院，得帮着护理，还得奉上探望病人的礼金，有时还需要让妻子帮着做病号饭送到医院去。若是遇到有老人家病死在医院的，还得帮着料理后事。

一个两个同学来找，我还可以应付，但同学传同学，同学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来找，可真让我承受不起。再加上那些孩子来省城上大学的，来省城找工作的，都和我不见外，我家成了众同学在省城的办事处了。

为此妻子和我吵架，嫌我聚会吹牛臭显摆，闹得大家以为我神通广大，来省城都奔我而来。

那天我见群里又有同学喊着聚会，看着群成员越来越多，我和二兵商量，让他故意在群里和我抬杠，然后我假装生气退群。

退群之后，我换了手机号，只和几位往日关系好的老同学有来往，日子渐渐恢复了往常。（肖春荣）

鞋匠温师傅

老婆在北京打工的第二年，老温夫妇的感情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老温一边钉皮鞋一边对着我们娘俩唉声叹气：“她半年没回家了，跟家里的联系也越来越少，偶尔通个电话，也总是显得挺不耐烦，以前她可不这样啊。”十多年了，老温的手工鞋店依然据守在老商业街的角落里，小小的店面显得有点杂乱，一双双做工精细的老式皮鞋码放在鞋架上。

老温是我们家老邻居，年近半百的他跟年轻时一样，只要出门就会收拾得一丝不苟，干净的衬衫下摆塞在洗得发白的牛仔裤里，皮鞋在阳光下亮得刺眼。他当年是县城国营皮鞋厂的技术员，上世纪80年代皮鞋厂效益好，老温跟着沾光，在小城的婚姻市场上是媒婆们的“抢手货”。据说温嫂当年是食品厂里一枝花，追求者们天天下班时堵在工厂门口献殷勤。老温采取的是迂回战术，初次见面后没有穷追猛打，而是委托我妈每月给温嫂送一双不同款式的皮鞋，开始只是送温嫂，后来就扩大了“糖衣炮弹”的攻击范围，未来的岳父岳母小姨子人人有份。在做足了铺垫工作后，老温才正式让我妈去说媒，两人在温嫂父母的监督下正式恋爱，很快就修成了正果。

进入90年代，国营企业接连破产，皮鞋厂和食品厂都未能幸免，老温和温嫂都失业了。但凭借自己的一身手艺，老温很快东山再起，在商业街上开了县城第一家手工皮鞋作坊。老温做的皮鞋结实耐穿、式样也挺时髦，所以小作坊的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温嫂也不再唉声叹气，开始全力支持老公的个体户生意，小小的夫妻店忙忙碌碌，每天都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老温说：“那时候流行定制手工皮鞋，最忙的时候我一星期能做七八双鞋，平均一天一双。我们手头有了钱，基本上是流行什么就买什么，录像机、影碟机，连大哥大都用上了，老婆臭美爱买衣服化妆品，我也从不干涉。当年生意好，自己都禁不住有些飘飘然呐！”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新世纪，手工制鞋的黄金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市场上各种迎合潮流的皮鞋制品不断涌现，定制皮鞋式样相对单一，渐渐就失去了对顾客的吸引力。如今定做皮鞋的大多是老年人，或者脚尺码特殊的人，一双皮鞋扣除成本，也就赚个七八十块。

“老婆一直吵着要出去闯闯，前年去了北京，她没学历，找不到太体面的工作，就给人家当保姆看孩子，一个月居然能赚七八千，差不多是我收入的两倍了。我老婆虽然念书不行，但很会跟人打交道，也肯吃苦受累。最近她来电话说要给一个女老板当生活助理，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据说到时候收入会更高。闺女今年要高考了，她也不管不问，说这么多年了，自己一直是在为别人活着，为家庭为孩子，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现在才发现自己也是有梦想的人，她说她的梦想就是当老板，她想五年内在北京开一家自己的家政公司！”

“你说都40多岁的人了，不踏踏实实过日子，倒跟我谈起梦想来了，有时候我真后悔让老婆去北京。现在我常常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那会儿虽然没钱，可日子过得踏实，一家三口天天乐呵呵的。现在她倒是给家里寄了不少钱，上次回来还给闺女买了高档的衣服，但你知道她一身皮草站在我们爷俩面前我们啥感觉吗？感觉冷冰冰的，像个外人。”

老温将修好的皮鞋交给我妈，他说最晚年底，这家店就要关门了，当了十几年老板，以后也要替人打工了。我心里一阵伤感，想起童年时代穿着老温做的小皮鞋“笃笃笃”走在拜年的乡间小路上，那股自豪劲儿真像是穿了国际名牌的范儿，于是忍不住又去看鞋架上那些做工考究的老式皮鞋。夕阳的余晖里，这群“典雅的落寞绅士”个个精神抖擞，似乎在闪耀着最后的荣光。

（蒋霖）

日本人的“不让座”

去年3月的某个清晨，我和同学加藤乘坐电车到东京的上野公园观赏樱花。正赶上日本的“樱花节”，车上的乘客很多，好在我和加藤都捞到了座位，不必辛苦站着。坐了几站路，这时上来一位老大爷，看样子有70岁了吧。老大爷见车上已经没有空座位了，就规规矩矩地站在过道里，一只手抓着身旁座椅背上的铁梁，身子随着车子的行进而左右晃动着。

当时车里坐着很多日本年轻人，而且老大爷扶着的那把椅子上坐着的就是一个日本青年。印象中日本人是很看重礼节的，我以为那个日本青年很快会站起来给老大爷让座，可是，我错了，整个车厢内坐着的年轻人都丝毫没有让座的意思。就连一向彬彬有礼的我的同学加藤，也像没有看到老大爷似的，依旧和我说着他当年到中国留学时学校里发生的各种逸闻趣事。

我有些看不下去了，准备起身给那位老大爷让座。然而，坐在我身边的加藤却一把拉我坐下，小声对我说：“你要做什么？别干蠢事！”我惊讶地瞪大眼睛：“什么？给老人让座竟是在做蠢事？”加藤耐心向我解释道：“日本与中国国情不同，在日本，‘老’被视为‘不中用’的代名词，而日本老人的性格又都十分要强，不服老。你若给他让座，他会认为你是在提醒‘他已经老了，不中用了’，甚至可能郁闷一整天。因此，在日本你给老人让座，非但不会得到半点感激，相反还有可能会招来一顿斥责。”

加藤又告诉我：“在日本，让座也是一门技术活，得讲究方法才行。最好的让座就是，你什么都不必说，只需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走开，直接将座位空出来就好。对方如果真需要那个空座位，他或她自然会走过去坐下来的。”

没想到，日本在风土人情上与我们风格迥异。在国内，年轻人在公车上若不给老人让座，会遭人谴责和鄙视；然而在日本，坐公车不给老人让座，却被看作是一种对老人的“尊重”。去了一趟日本，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十里不同乡，百里不同俗”这句话的含义。（佟雨航） 读者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