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压力到底有多大

如果仅从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当前的失业压力似乎还不算太大。从新增就业人数来看，去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1361万人，连续6年超过了1300万人的大关，较上年同比增加了10万人，从失业率来看，去年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反而降至近年来低位；全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在4.8%～5.1%，除个别月份与上年同期持平外，多数月份还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不过，和波澜不惊的统计数据相比，网络上关于大规模裁员的消息更加触目惊心。房地产、互联网和金融行业，这些一向被视为高薪的集中营，这一次成为传言中裁员的重灾区，包括阿里巴巴、京东、富士康等都被曝出大规模裁员，当然，相关公司也都予以断然否认。

去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对稳定就业提出“一揽子”举措，特别提及“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在裁员传言四起之际，这份文件的发布更是引发极大关注。政府部门大力度稳定就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就业形势并不像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么乐观。

官方的就业数据之所以和人们的实际感受不太一样，和我国的统计方法有一定关系。比如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个指标，只针对那些主动在劳动部门登记失业状况的人，但更多的失业人口并没有主动登记失业，因此这个指标和实际失业状况有很大的出入，其真实性也屡屡被人所诟病，这个指标更多的意义在于为失业人员提供失业保障和就业指导。除此之外，我国其他一些重要的就业指标，比如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等等，统计方法也都和登记失业率类似，准确性并不是很高。

从去年年初开始，我国的统计部门开始和国际接轨，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一指标。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首次将该指标纳入就业目标之中，“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4.5%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指调查失业人员占调查从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的比重。过去采用登记失业率的办法，主要是相关部门坐等数据上门，因此数据失真度较大，而采用调查失业率，主要是由统计部门每月专门组织调查员按照抽取样本进行入户调查，数据的获取更加主动。

应该说，和过去沿用多年的登记失业率相比，调查失业率的准确度还是科学了很多，采取了城镇调查失业率之后，我国的失业率水平至少可以和国际上主要国家做一个对比。去年12月份，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这一水平高于美国和日本。美国由于去年经济复苏势头良好，就业市场表现强劲，去年的失业率大概是3.9%；日本由于劳动力短缺，失业率只有2.4%，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新低。欧洲由于经济复苏受阻，就业市场表现低迷，平均失业率水平大概在8%左右，高于中国的失业率水平。不过，由于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这个指标试运行了5年，去年才首次正式公布，具体准确性如何也还有待时间验证。

由于我国对于失业率的统计办法还处于提升阶段，所以统计数据的精准性和人们的实际感受存在一定差异，也比较正常。除了统计数据的偏差之外，我国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人们对就业市场直观感受的混乱，一方面很多企业在大规模裁员，同时又有很多企业缺乏熟练劳工和新型人才，经济增速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二者共同导演了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的现状。虽然从局部来看，个别行业的确存在人才紧缺的现象，但从就业市场的全局来看，失业压力还是显著高于局部的需求缺口。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就业压力增大也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去年很多跨国企业也都纷纷宣布大规模裁员计划，准备收缩战线过冬。通用汽车计划裁员1.47万人，福特预计裁员2.5万人，拜耳计划裁员1.2万人，宜家计划裁员7500人，一场全球性裁员风暴已经展开。

从中国市场来看，这一轮就业压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速放缓。过去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将“保8”视为增长底线，主要目的其实不是为了保增长，而是为了保就业。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结构性问题，想要保持高水平的就业，对经济增速的依赖程度很高，很多发达国家可能只需要3%左右的增长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而中国需要更高的增速。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逐渐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曾经的8%已经越来越远，就业压力自然也就随之上升。加之去年中美贸易战爆发，更是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压力。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同时，中国还在大力推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过去不合理的发展模式带来的过剩产能，这几年正在被逐渐清理。去年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部门在“通知发布后3个月内确定首批名单。要合理安排确定后续处置企业名单，原则上应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随着大量僵尸企业被关停，也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失业。

2018年，虽然国内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大规模裁员，但是真正的考验还在2019年。中国经济在2018年增长6.6%，创下28年的新低，但这可能只是个开始，从去年年底以及今年年初的各种统计数据来看，2019年的经济增长压力还在继续攀升。去年12月份和今年1月份，国内制造业PMI指数（采购经理指数）持续处于50%的荣枯线之下。另外一大关键指标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从去年年底以来开始加速恶化，去年11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同比下降1.8%，出现3年来的首次负增长，12月份的负增长继续扩大至1.9%。无论是PMI指数还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都是关键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标，这些指标的恶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今年的经济增长压力之大。

从外部环境来看，今年中国面临多重考验。首先是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将真正显现。去年中美贸易战虽然已经爆发，但是由于很多出口商在去年四季度大规模抢出口，赶在今年年初关税升级之前出口到美国，所以贸易战反而在去年短期内刺激了出口，真正的影响要在今年才会全面体现。目前中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如果谈判失败，意味着贸易战继续升级，贸易战的影响将在今年全面展现，如果能够达成协议，意味着中方将大规模增加对美国的进口，中方的贸易顺差将受到显著挤压。无论最终达成怎样的结果，今年中国的出口引擎对经济的贡献度都将继续下降。

除了中美贸易的影响之外，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对中国的出口带来压力。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对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表示悲观，纷纷下调了今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除了中美两大领头羊面临增长压力之外，欧洲、日本以及新兴市场在今年都面临各自的麻烦。如果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出口需求将进一步承压。

今年的消费增长也不乐观。去年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度将近80%，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多项关键指标的增速均创出十多年的新低。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的销售额同比增长只有8.5%，比去年大幅放缓了1.7个百分点，电影票房收入增速仅有1%，而去年同期的增速高达70%，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也均只有个位数增长。如果连春节假期都不敢消费，全年的消费水平自然也难有表现。去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9%，增速比2017年放缓了1.2个百分点，预计今年还会大幅放缓，重返两位数的增速可能遥遥无期。

从投资来看，虽然我国的基础设施领域还存在一定的短板，但是想要像2009年那样大规模刺激已经不太可能，一是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同时，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基建投资的扩张空间。只有民间投资能够重新活跃，才能真正拉动投资规模的反弹。能否重启民间投资，最核心的因素在于能否打通民企的融资渠道，但这个老大难问题，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要求“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企业，有效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支撑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对于民企的融资贵和融资难问题，这份文件可算是近年来力度颇大的一次改革，为了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文件提到要“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提高不良贷款考核容忍度”。这种表述可算相当罕见，由此也不难看出管理层对刺激民间投资的迫切之情。不过，在当前经济下行背景下，对民企开展大规模的逆周期放贷，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如果民企投资能够快速反弹，进而显著解决就业问题，不良贷款的上升在管理层看来也可以容忍。

进入2019年，又有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传出裁员消息，滴滴计划裁员2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5%，而这一次，滴滴对于裁员消息并没有否认。尽管过去一年滴滴公司一直处于风暴眼之中，滴滴公开宣布裁员也实属无奈，因为去年公司亏损额高达109亿元，如果不进行人员精简，公司亏损额度可能还会加大。预计在业绩压力之下，去年对于裁员还遮遮掩掩的，今年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公开面对，毕竟生存压力高于舆论压力。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当时带来了3000万员工下岗，短时间内带来了不小的阵痛，这一次中国失业压力再度抬头，如何尽量减轻阵痛，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大考验。

从国务院发布的促就业文件来看，也是从多方面减轻震荡。首先是支持企业稳定发展，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返还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鼓励支持就业创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支持力度，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自主创业的，可申请最高不超过15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积极实施培训，支持困难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开展失业人员培训；开展下岗失业人员帮扶。如果上述举措能够落实到位，应该能对促进就业起到一定的稳定作用。

不过，从更长期来看，中国要解决就业问题，更需要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即使是在中低速增长模式下，也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反过来看，如果中国的就业机会足够充足，也没有必要始终将经济增速维持在较高水平上，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长期维持高速增长，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今天的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矛盾，比如环保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等等，其实都是由于过去对经济增速过高要求所致，所以，如果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其实相当于给中国经济松绑，一旦中国经济不再需要强行维持高增长，很多潜在的矛盾也就能迎刃而解。

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来看，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就业弹性太低，也就是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的增长率不足。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就业弹性还是相当高的，从1980至1990年，我国的GDP保持9.5%的增长，就业人口年增长率为4.3%，就业弹性为0.453，而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虽然高速增长，但是就业弹性大幅下降，现在大概只有0.1左右。就业弹性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之初，经济活力主要来自于乡镇企业等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多以第三产业为主，创造就业的能力极强，而随着后来乡镇企业萎缩，中国经济进入以资本密集型为主的投资拉动模式，这种模式创业就业的能力远远不及第三产业，因此也就出现了经济增速虽高，但就业弹性持续下降的现象。

发达国家创造就业的能力较强，之所以3%左右的经济增长就能创造充分就业，而我国长期以来需要通过“保8”来实现就业，主要区别在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了很高的比重，而服务业创造就业的能力远远超过工业和农业。

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概在70%左右，就业人口也基本上有70%在服务行业。我国这几年服务业也取得了较快发展，10年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概只有30%多，到2013年，服务业占比首次超过了工业，2015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去年大概接近52%。从就业分布来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中，就业人员占比分别是27%、28%和45%。如果仅从自身来看，我国的服务业无论是从GDP占比还是就业人口比例，都已经稳居第一，但是和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重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从就业人口比例来看，发达国家高达70%，而我国只有45%，大概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100年前的服务业水平。这反过来也说明，如果能够充分发展服务业，我国的就业市场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比如金融、文化、医疗、教育等重要服务行业都有很高的准入门槛，这是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想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必须要打破行业壁垒，让服务业市场实现最大程度的开放。

某种程度上，发展服务业和当前拯救民营企业具有很大的重合度，从就业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民营企业承担了80%的就业，而民企之所以遭遇经营困难，和市场准入有很大关系。打破市场准入，破除民企的玻璃门、弹簧门，让民营企业获得平等的市场地位，可以一举两得，既可以帮助民企脱困，又可以刺激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源泉。

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国企改革，当时大概有3000万国企员工下岗，不过幸运之处在于，中国经济当时只是处于暂时的低谷，很快就迎来高速增长的黄金年代，经历短暂阵痛之后，3000万员工的下岗压力最终得以消化。和90年代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经济正处于减速时期，逐渐告别过去的高速增长，因此失业的压力很难通过增长来解决。真正能够依靠的，只能是深层次的改革红利。 裁员经济学宏观经济失业率工作就业国内宏观企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