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法夸尔：中国的诤友

老马识途

2月11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对外宣布，该中心前主任、历史学和政治学荣休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此前一天因心力衰竭去世，享年88岁。麦克法夸尔生前是在世最重要的西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之一。“老马是西方乃至全世界研究‘文革’起源的第一人，也是‘文革’研究走向科学化、正规化的第一人，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是这个领域不可逾越的丰碑。”历史学家、香港大学教授徐国琦告诉本刊。

麦克法夸尔给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马若德。徐国琦说，当年为他做助教的几个中国学生都称呼他为老马，不仅是因为亲切，也取“老马识途”之意，因为他在治学上是真正“识途”的“老马”。

徐国琦和麦克法夸尔打交道的源起十分简单，90年代他在哈佛读博士时，因经济窘迫想通过做助教赚钱，所以毛遂自荐。之所以选中麦克法夸尔，是因为他的课最受欢迎，选课学生最多，需要的助教也就最多。就这样，徐国琦给麦克法夸尔做了五年的助教。

麦克法夸尔当时开设的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课程，这门课从1988年一直开到2011年，在哈佛的课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西方主流大学中第一个关于“文革”的专门课程，也一度是哈佛本科生核心课程中唯一一门中国研究课程。当时是由时任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伯克（Derek Bok）亲自提议开设的，因为在哈佛校方看来，“文革”不只是中国人的事，而是有着全球意义，作为革命发动者预期中的“革命之母”，它本来要解决的难题和由此引发的更多难题，是现代人类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1988年春季开课时，6000多名本科生中有近千人申请选课，因人数过多，哈佛第一次准许在桑德斯剧场内上课，而这一文物建筑通常在博士学位授予一类的重大仪典时才动用。

徐国琦回忆，选课学生许多年后见到他还一定要提及的一幕，是麦克法夸尔带领学生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老马让我们几个助教分散坐在大礼堂的四周，到时候他带头先喊，助教立即呼应，最终促成几百名学生一起大喊‘毛主席万岁’的热闹场面出现。”用意在于让这些美国孩子们对集体之间互相感染的气氛能有些亲身体验。毕竟，“文革”的语境他们太陌生，他们既不易理解《海瑞罢官》这出谈明朝的历史剧何以成为革命的导火索，也曾闹出把Capitalist Roaders（助教团队对“走资派”的直译）理解为“进行公路旅行的有钱人”的笑话。不过美国学生也常有引出深刻辩论的“奇想异见”。

“记得某次上课时，老马坐在讲台上，一会儿表演毛，一会儿表演邓，用他的天生口才及对中国政治历史极其透彻的理解，将不同时代的中国生动展现在学生面前。”“天才教师”麦克法夸尔对教学的投入让徐国琦印象深刻，后来这一批中国助教在哈佛的环境及麦克法夸尔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多成为中国历史与政治方面的名教授，构成了海外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

80年代以来，麦克法夸尔在哈佛曾任数届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政府学系主任，良好的条件让他得以不断深化研究，奠定了自己在这一领域不可动摇的地位。数十年来众多中国访问者前往哈佛，其中不少人是“文革”的亲历者甚或其中的重要角色，麦克法夸尔的办公室就成为最主要的接待室，是所有信息流转的中心。再加之他写书战线很长，自1974年出版三部曲的第一卷《1956～1957：人民内部矛盾》，到2006年出版《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写作历程超过30年，有充分的时间根据新涌现的材料不断修正。麦克法夸尔曾说：“对我来说，拖延一直是一种烦恼，但也是幸运的。”

麦克法夸尔的研究一向受到中国方面的重视。80年代大陆就曾翻译出版了他的“文革”起源研究的前两卷，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审阅了全部译稿，并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他对史料的大量搜集及分析的功力和方法，尤其是其进行研究的“严肃的态度”。廖盖隆写道：“所以在我看来，麦克法夸尔教授关于50～60年代中共领导层中的意见分歧愈来愈发展的论断是正确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从过去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以便避免今后重犯。”第三卷的英文版出版后，中央党校组织了超过20位研究人员进行翻译。

最终这套书的中译本版权被香港新世纪出版社购入，三卷全译本在香港出版。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鲍朴告诉本刊，尽管不是商业出版，销量也受到很多不利条件制约，但中文全译本的稿费也还是超过英文稿费的20倍以上，可见中文读者的兴趣之大。鲍朴还解释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大陆读者一向惯称西方研究者的中文名，例如费正清（J.K. Fairbank）、傅高义（E. Vogel）、裴宜理（E. Perry）等，但该书第一卷在中国大陆被翻译出版时，译者及出版方并没有事先沟通，直接署名“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该书发行几十万册的巨大成功，硬是使中国人记住并习惯了“麦克法夸尔”这一拗口的音译名，而非“马若德”。

麦克法夸尔最后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是2015年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多位部级领导做开幕致辞之后，由麦克法夸尔发表了大会主旨演讲。能够在这场精心准备的大会上作为分量最重的与会外国学者出席，显示出中国官方对他的尊敬。然而他在发言中就中国现状发表了许多批评言论，会议气氛一度陷入尴尬，但人们认为这恰恰是一个大家熟悉的麦克法夸尔——独立、真实。

麦克法夸尔赞扬过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也发表过不少“不合宜”的言论，可从未被视作“不友好”的外国学者，亦从未被限制访问中国。《纽约时报》在其讣告中如此表示：“尽管马若德的研究对中国进行了严格的审视，而且他明确表示，他认为某种形式的民主对中国是最好的，但人们并不认为他的目的是削弱共产党。”麦克法夸尔去世后，一些政治见解完全不同的人都发表了满含敬意的哀悼，赞扬其不掺杂自身政见、就事论事的学术品格，使大家都受益于他的研究成果。

“对中国而言，老马是一位诤友。他不会讨好你，只是以独立的身份去研究你。”徐国琦说，相比之下，无论是虚伪的赞美还是出于偏见的攻击，思想的意义都极有限。“谁是‘文革’最大的受害者？谁最应该从中反思？老马的研究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记者、政治家、学者

麦克法夸尔第一次到达中国是1937年，那年他7岁。

对于做国际问题研究而言，麦克法夸尔有着多数学者不具备的条件。麦克法夸尔出生在英属印度，他的父亲亚历山大·麦克法夸尔爵士（Sir Alexander MacFarquhar）是英国派驻在殖民地的行政官员，后任联合国高级外交官。中国是父亲带家人进行的环球旅行中的一站，麦克法夸尔才得以小时候就登上白雪皑皑的长城——他日后的恩师费正清此前一年刚从中国离开。

曾在美国亚洲协会任职的欧阳斌在哈佛读东亚研究硕士时导师是麦克法夸尔，他向本刊回忆，麦克法夸尔的英国口音很明显，一次上课一位韩国同学说因此而没有听懂提问，麦克法夸尔微微一笑说：“我没有口音，这些美国人才有口音。”虽然成长在殖民地，但麦克法夸尔受到了正统的英国上层子弟的教育，这让他有着“上层口音”。上大学时，麦克法夸尔就读于牛津大学，并曾在英国皇家坦克团短暂服役。

英国人的身份给他带来了重要的帮助。相比于中美关系，中英关系先行一步，英国1950年即宣布承认新中国，1972年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得益于此，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之中，麦克法夸尔就分别以记者和英国官员的身份数次到访中国，这对于他直观地感受这场运动而言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出席1973年在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时，麦克法夸尔敏锐地察觉到，其中一个站在官员中间的年轻人他从未见过，这个人很可能会扮演重要角色。事实确乎如此，那个年轻人是王洪文。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译本出版人鲍朴告诉本刊，这三卷的写作时间非常值得注意。“第一卷的英文本是1974年出版，那时‘文革’甚至还没有结束。绝大多数西方人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麦克法夸尔已经开始研究它是如何起源的了。”

没有做象牙塔学者，新闻界、政界的经历更是麦克法夸尔研究的关键。1953年，从牛津毕业后的麦克法夸尔赴哈佛大学读东亚学系硕士，导师正是当代西方中国研究的开山鼻祖费正清。毕业后，他没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去做了记者，10年之间分别为英国《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电讯报》撰稿，其间参与创办了日后成为最重要中国研究期刊之一的《中国季刊》，还一度成为BBC电视台的出镜记者。

鲍朴回忆，麦克法夸尔曾向他讲过，真正引起他对中国关注的正是做记者产生的好奇心。当时有很多记者和学者都在研究苏联，其中不乏成名之士，但研究中国的还很少。“1953年3月，一度权倾一时的高岗突然从中共最高层神秘陨落，引起了麦克法夸尔的极大兴趣。高岗案是其后毕生心血倾注在中国问题之上的职业生涯的缘起。”

五六十年代，西方世界对神秘的中国的了解几近空白。日后的一篇访谈中，麦克法夸尔说如果当时选择研究印度，以他的背景和资源水到渠成，但他决定迎难而上，在语言难学、材料极难获得的情况下，向新中国这个谜团进发，尝试理解这里究竟发生着什么。此种“先发制人”，让他获得了早期话语权的建立，以至于1961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前，特意找到麦克法夸尔咨询意见。麦克法夸尔当时的建议正是：问问毛泽东接班人问题。没想到，毛泽东竟借此机会第一次向外界告知，接班人为刘少奇。

自1965年起，麦克法夸尔一度进入英国政坛并在1974年的大选中为工党赢得了一个议员席位。但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领导的保守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其继续从政意义不大，1983年麦克法夸尔再次竞选失败，重返学界。“作为没有祖传财富的工党议员，如果你输了，只有去找份工作，很多人都去教书。”他曾半开玩笑地谈到自己如何最终走入学术界。

这一段看似远离了中国又成就不大的政坛生涯却为他的中国研究加上了关键的底色。合作研究者、瑞典汉学家沈麦克（Michael Schoenhals）曾如此评价他的研究风格：“麦克法夸尔不喜欢政治科学量化式的研究方法，极其反感连事实都没搞清楚就拿现成理论往上套的做法，因而我们的书采用的是传统的历史治学方式，首先把故事讲清楚。”

要想讲故事，就绕不开精英政治的问题，即几个关键政治人物之间的互动。但在大量的档案未解密，且“文革”最重要的发动者、牺牲者、幸存者（毛泽东、刘少奇、彭真、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江青、康生、张春桥）均未发表“文革”回忆录的前提下，想要理解一个高层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行为，除了历史学家的功夫外，还需要对基本的政治活动心理的理解。日后麦克法夸尔自述，在英国议会的这几年经历让他对以下政治事务有了切身的感受：“领导的作用；领袖和同事的关系；政治家与职业文官的相互影响；政治的酝酿制定到实施的曲折道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党的活动分子对于首都政治家的重要影响；当事情涉及紧迫的国家利益时政治家的行为；良心和现实、个人信念和党的团结、自制和雄心之间的不断冲突；还有时机、偶发事件和运气常起到的关键作用。”毫无疑问，这些极大助益了他的研究。

1981年，他将已经发表的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删减后作为博士论文提交，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不久后被聘为哈佛大学教授，并于1986年出任费正清中心主任，全心全意开始了他对“文革”“咬定青山不放松”般的研究。

“国内的大量‘文革’研究专注于一个具体的地方，很细致，但有时容易‘一叶障目’，叶子看清了，泰山看不见了。老马凭着他对政治的认识，以会当凌绝顶的气魄直接从高层政治入手，提供了全局性的判断。另外不同于中国研究者的是，他在里面没有成见，可以不受情感干扰地进行研究。”徐国琦说，这是麦克法夸尔作为一个西方研究者能够提供的不同价值。

从材料出发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讨论“文革”一章的第一句如此写道：“从1962年到毛去世的1976年9月，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时期……因为这时期发生的事件如此怪异，而且使得我们这些外部观察者如此困惑（它们也困惑中国国内的人）。” 

面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政治，没有人可以获得完全的理解，也并非所有人都对麦克法夸尔的研究表示赞同。争论的焦点在于：“文革”的起源，主要是体制问题，还是主要是个人问题？麦克法夸尔的结论是后者。

这一结论显然会有人反对，例如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成钢。许成钢在哈佛读博士时，正值麦克法夸尔的“文革课”大受欢迎，但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对‘文革’的研究有很强的自己的看法。所以我选择不参与这门课程的助教工作。”有趣的是，麦克法夸尔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材料，正是引述许成钢的父亲——反右运动中的“科学院第一右派”许良英的发言，以至在交谈中对许成钢称作“the son”。

出版人鲍朴告诉本刊，对一项研究的结论注定会有不同的看法，但关键在于是不是以学术的求真精神得出的结论。“他是我见过的西方学者里，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运动最中立、最没有成见的。”

作为麦克法夸尔著作在香港的出版商，为了增补大陆译本，鲍朴认真阅读了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获得许多发现。1700页密排的三部曲虽是经典，但真正全部通读过的人并不多。“他在写第一卷时，开始的假设恰恰是‘文革’的起源大概应该同体制有直接关系。但在梳理脉络以后，发现相反。建国以前毛泽东初期的革命同事们，没有一个真心地支持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是毛逼迫他们就范的过程，最终导致了‘文革’。”鲍朴说。这个观点虽然非常有冲击力——尤其是麦克法夸尔作为一个“局外人”在毛还在世的1974年就得出了这一结论——但他论述得十分克制，书中只是仔细地梳理材料。“他没有用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结论，他宁可不点题，也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但是你跟着他的材料分析走，几乎无法不自己得出这样的结论。”

徐国琦则提供了另一个印证。除了广为人知且盛况空前的“文革”课外，麦克法夸尔还开过“比较革命”高级选修课，徐国琦是这门课的唯一助教，这门阅读量非常大而极具挑战的专深课程十分冷清，只有不到30人选修，还经常让麦克法夸尔产生“对牛弹琴”之感。但是他几乎以同样的心力认真准备了这门课程，比较中、俄、古巴、越南四国共产革命的异同。“他的根本目的还是研究中国，从另一个角度再审视自己的结论，最终的结果印证了他先前的观点，‘文革’是中国特殊的情况，不会在别的共产革命中自然产生。”

鲍朴认为，麦克法夸尔在学术上始终遵循着从材料出发的原则，即使会推翻自己此前的观点。而在叙述时，不渲染过多的情绪，克制、平淡。“中和——但不是中国人讲的中庸，这就是他的力量。”2008年鲍朴第一次见到麦克法夸尔，希望请他为即将出版的一本书写一个序言，不料麦克法夸尔开口第一句话便是：“为什么选我来写这个？”而且表达了对该书主人公一定程度的轻视。但谈话的最后，他说了那句日后鲍朴时常听到的一句话：“根据目前所知，事情是这样的，但你给我其他材料，我乐意改变看法。”鲍朴留下了手稿，麦克法夸尔也改变了他的看法。鲍朴把写出的序言拿给那本书主人公的儿子看：“令我始料不及的是，麦氏那篇措辞冷静精准的文字却让他情不自禁地泪如泉涌。但我能够了解，多少谗言、偏见、误解，以及被从历史上抹去之后，最终竟有人真正理解了他的父亲。”

2006年，麦克法夸尔以76岁高龄出版了他的“文革”研究收官之作《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此前的三卷本仅仅是关于“文革”起源的历史，而这一本才是真正的“文革”过程的历史。毫无疑问，写作的挑战是巨大的，但一经出版，立即被学界公认为英文世界最好的“文革”通史。麦克法夸尔把此前的三卷本分别题献给了他的结发妻子、子女、比较思想史大师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而这最后一部集40年研究之大成的作品，麦克法夸尔首先献给“以有关‘文革’的著作和言论启发了我们的中国人”，感谢他们在研究中提供的帮助，然后献给的是“未来的中国历史学家”。他经常说，中国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做出比他更好的研究。 麦克法夸尔许成钢